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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史系列丛书•黄山卷(之一)

发布日期:2012-07-01    发稿人:区政协文史委   阅读:次   字体:[] [] []

 

 

屯溪篇资料清样

 政治·

晚清至辛亥革命

黄炎培在屯溪

郑示言

  

    黄炎培先生字任之,江苏川沙(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黄先生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即厅长)的职务,到皖浙赣三省视察教育。经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婺源人江易园的介绍,到设在屯溪省立二师视察。黄先生由南京取道九江、婺源,于是年4月28日到达屯溪。在屯溪参观访问之后,5月1日前往黄山游玩,游毕又回屯溪,然后乘船去浙江。这次在屯溪停留时间虽不多,但有几件事仍很值得记之。

参观省立二师

    黄先生此番到屯溪,是专为参观省立二师而来的。省立二师全称是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即今日休宁中学前身),于民国二年(1913)春创办,校长是绩溪人胡晋接。原借歙县问政山紫阳书院为校舍,因院址狭小,很不适用,遂于下半年迁到屯溪荷花池租毕、胡二姓民房及其余园地作为代用校舍(民国三年下半年又迁万安新棠)。黄炎培先生到屯溪的第二天恰逢大雨,依然冒雨到二师参观。在欢迎会上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题为《敬希诸君各自求切实平易之学问道德以化于乡里》,宣传实用教育主义。胡校长对黄先生的演说评为“恳切透辟,得未曾有。”当时屯溪地处深山,交通梗塞,根本没人从远道来参观过学校。黄先生原是一省的教育司长,远道而来,自是一件想不到的大事。无怪省立二师教务主任方新在欢迎词中强调:“远道翩然直接为教育考察而来者,今仅先生一人。先生殆不啻有冒险探极之精神,来寻此桃源者。”对黄先生的“冒险”精神盛赞不已。

    黄先生一到二师,便有一件事,触动着他。当时学校里,4月1日至7日,是春假期。假期头尾七天。学生如期回家,如期返校,这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原不足奇。而在那时的徽州,并不容易,省立二师的学生却人人都做到了。黄先生在《视察日记》中写道:“四月一日至七日,为春假期。六邑交通梗塞,师范生里居距校远者,七日仅足往返。校长欲乘此机会,养成其信实、勤勉、准时、守约之习惯,乃特许归里。但以极恳切之训话,勖其及时到校。届时开课,百余人无缺席,甚有一日行百里,星夜趱程以赴者,此则训育成功之实况也。”

    黄先生经过实地考察,对省立二师的办学特色,十分赞赏,在《视察日记》中专门作了评述。

    “新安六邑,重峦复岭,不易与他属通往来,故其民风庶几近古。校长胡君,教务主任方君振民(新),对于地方,意在输入国民之新思想、新学艺,而不欲破坏其旧时淳朴懿粹之美德,故于师范教育兢兢此旨,冀将来为小学教师,有文明之启导,而无习惯之捍格。而于乡土历史、地理、农工、矿物各种名产,本其平素详悉调查研究之功夫,转以传播后生,勖改进,于社会生活、地方经济,与以甚大之效益。平日更特别注意联络本学区地方小学,俾趋一的。斯则二君设施之微旨,而余所深表同情者也。”

    黄先生的结论是:“余观是校,不觉为之神往。夫所谓输入国民必须之思想学艺,而不破坏其淳朴懿粹之美德,卑异日有文明之启导,无习惯之捍格。与夫注意调查研究乡土历史、地理、农工、矿物,联络各地方小学,此岂仅新安师范学校家然也哉,而非易数觏矣!”黄先生所概括的三点,确是省立二师的特色。省立二师治校甚严,前期积极推行黄先生的实用教育主义。该校认为师范生毕业之后,虽不“为实业家而为教育家”,也必须以“改良社会”、“提倡实业,振兴生产”为天职。因此,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提倡“守信耐劳,知行并进”。在教学活动中,提倡乡土教育,不仅课堂上要讲乡土历史地理,每年春秋二季,都要组织学生修学旅行,实地了解旅游地点的历史地理。高年级生假期还要对当地经济,文化状况进行调查,写出报告。其次,自然学科更仿效日本师范办法,要学生采集当地农、工、矿物,自制动物植物矿物标本,既培养学生操作技术,还调查了本地出产。该校还曾发出《征集徽属六县植物》通告,广泛征集。黄炎培先生从黄山归来,也将黄山僧人所赠茶叶和木莲里转赠二师学生制作标本。黄先生所说的第三点,是指二师与徽州六县小学的关系。二师设有“徽州学区教育联合部”,每年要两次派教师到六县小学去视察,还编印《教育月报》,与各小学交流思想并进行辅导。这些做法,当时都很有创新精神。确如黄先生所说“非易数觏”,是很罕见的。故而黄先生在《日记》中反复称赞:“余以民国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自赣东渡浙岭以抵皖南,赖江君易园之介绍,往参观焉。师范学校,余此行所特别注意者,所见可十数,求最足以移我情者,惟斯校乎!”后来,黄先生在致安徽省政府的信中,又极力推崇:“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教务主任方新,苦心擘画,勤恳周至,出省所见师范,此其第一!鄙意所最赞同者,在处处能适合地方状况。十年以后,皖南其庶几乎!”

    省立二师得到黄先生的多方赞誉与介绍,立即受到安徽省政府的嘉奖,并被指定挑选乡土动植矿物标本一百多种于当年五月送往巴拿马,参加博览会。

 

瞻仰东原读书处

    4月30日,胡校长陪同黄先生游览屯溪名胜,并参观其他学校,到了不少地方,重点是隆阜的东原读书处。事后,胡校长在给省教育科长信中,较为详尽地谈了经过:“翌日,陪游阳湖之稽灵山、环山、隆阜、由山岩、二童读书山等处,所至名胜,多摄影片。隆阜为戴东原先生故里,有先生读书处,门址尚存,但碑碣已湮,仅馀满园森秀之竹木而已。黄先生过访其间,为之伫立墙阴,瞻仰徘徊者久之。呜呼,东原先生往矣!而百年以后,犹得海内名贤,追寻遗迹,凭吊于荒烟蔓草之间,想象流连,以志响往;然则先生虽没,自有不可泯殃之精神,与吾人以无言之感通者,所谓精神炎教育非耶!?而黄先生之感情高尚,亦略见一斑矣!”

    信里提到黄先生在东原读书处“瞻仰徘徊”、“流连”、“向往”,对东原先生不胜景仰的情景,很有深情。谈到“碑碣已湮”时,虽没有提及黄先生为东原读书处题字的事;但后来读书处的围墙上确实嵌有一块黄先生的题字刻碑。碑上题字是:“戴东原先生读书处”,落款是“民国六年,后学黄炎培”,字作绿色。解放初,此碑犹存,很多人都见过。1969年7月,洪水冲塌围墙,此碑失落,不知去向,很是可惜!

 

实业学堂遇俞燮

    黄先生到阳湖,曾参观乙种实业学堂。该校为阳湖大茶商吴俊德于宣统年间创办,初名徽州农业学堂。民国元年以后,专办初等实业及附属小学(以后又改茶商小学,在今屯溪二中处)。该校有位俞燮老师,婺源人,有丰富的茶叶知识与制茶经验。交谈之后,令黄先生十分佩服,认为是不可多得的茶叶人才。第二年,经黄先生大力推荐,俞先生被派往美国去考察茶叶。民国六年(1917),安徽省实业厅决定在屯溪高枧创办茶务讲习所(在今日屯溪茶校所在地),便委派俞燮为所长。茶务讲习所是屯溪也是徽州最早的一所中等茶叶技术训练班,虽没办几年,却为徽州培养了第一批茶叶技术人才。抗战时期任祁门茶场场长,后又任安徽省皖南分院教务长的茶叶专家胡浩川,便是茶务讲习所的毕业生并往日本留学的。俞燮的儿子在日本留学,俞燮便命儿子为讲习所在日本购进一台最新的制茶机,也是徽州最早的一台制茶机。这些事,追根溯源,又都与黄先生对俞燮的赏识与推荐有关。

 

 

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

朱老五火烧屯溪街

程高峰整理

    1927年3月,东流县(今东至县)胜利镇朱家村人朱富润(又名义才,因在结盟兄弟中排行第五,故外号朱老五)在胜利镇檀村胡家庙召集8位好友歃血为盟,立誓铲富济贫,拉起队伍,公开与官府对抗。1929年1月,在朱老五率部经贵池向徽州方向进军行至石台丁香树一带时,得到屯溪一个叫宣二的人报送的情报:屯溪商团有枪40多条,而商团系乌合之众,无多大战斗力,极易夺取。当时急需解决人多枪少突出问题的朱老五闻之不由大喜,本来就想经屯溪入江西找红军大部队,正是顺路,于是加速向屯溪进军。

     沿途朱老五所率人马,势如破竹相继攻克祁门、休宁等地。临近屯溪时,屯溪的达官巨富纷纷逃跑,警察局长也带领巡警40余人携械逃串,商会董事各自潜匿。众商号不及躲避者,公推大康钱庄经理刘紫垣和基督教会牧师沈玉书为市、商户的代表迎接朱部,并同朱老五谈判。

     4月4日上午,朱部先遣队30余人以5骑为前导,荷枪实弹由沙洲口过大桥进入屯溪,搜索全镇,肃清残敌。之后,大队人马200多人浩浩荡荡开进沙洲街。朱部官兵人人身披红绶带,前面一人高举“天下第一军”大红旗,昂然直赴市区。市内商号则悬挂横幅,设置香案,市民燃放鞭炮,夹道欢迎。刘紫垣和沈玉书专至沙洲迎接。到屯溪市区后,朱老五即在商会同刘、沈谈判。朱要求交出屯溪商会会长兼商团团长的汪仲容和商团的枪支弹药,刘紫垣则表示汪仲容已率商团携枪支逃走(汪仲容当时在休宁万安镇阻截朱老五兵败后逃向休宁龙湾,躲入璜源山中),难以办到,愿以现金折抵。朱表示不要金钱,只要交出40支枪就行,刘紫垣只得满口应承。随后,刘紫垣派人与汪仲容接洽,请拨空枪40支应付,但遭汪拒绝,并声言“宁愿全市牺牲,枪支决不给予”。刘紫垣遂不辞而别,潜逃无踪。5日晨,朱老五得知消息后,气愤至极,于上午8时许,下令将汪仲容的德原昌南货店浇上汽油,纵火焚烧。火势很快延及右邻源裕钱庄、曹焕文锡箔号。火势越来越大,其他商号老板惟恐危及自身,纷纷请求朱老五下令灭火。朱老五回复只要交出40支枪,立即灭火。在场的老板们均表示愿意负责后,朱即下令灭火,并亲临火场监督。可是这些老板们在德原昌火势扑灭后,一个个收拾细软脱身逃避,竟无一人去兑现交枪之事。6日晨,朱老五得知老板们都已离开屯溪,怒气冲天,又发现由休宁押解至屯溪的10余名人质多数已于夜间脱逃,更是火上浇油,认为徽州商人没有一点诚意,即将余下的5个人质押至老大桥头,宣布罪状,当场枪毙。接着,放火焚烧商会、警察局、公卖局、厘税局等机关及较大的商号、店铺。由于无人敢救,火势迅速蔓延,整个屯溪市区陷于一片火海之中,不少民房也未能幸免。大火整整焚烧一天,到日落时,东镇、西镇、河街三大商业中心悉遭焚毁,市政建设精华付之东流。这就是屯溪近代史上著名的浩劫“朱老五火烧屯溪街”。6日,朱部为抓捕屯溪茶界巨商吴荣寿不获,又将吴宅焚毁。

 

 

抗战期间的屯溪行政机构

汪年富

    屯溪,自南朝陈天嘉三年(526年)撤黎阳县,并入海宁县(今休宁)后,一直属休宁县,为首镇。抗战期间,作为休宁县下的屯溪五乡镇(即屯溪镇、率口、阳湖、高阳、隆新四乡的统称),其行政机构:一是屯溪甲种区署及区署下的保甲制度;二是县派指导员至五乡镇公所以及公所下的保甲。

    1935年8月,屯溪、率口、隆新、高阳、阳湖五乡镇划属休宁第一区署,区署机关原设于休宁万安。翌年7月1日迁到屯溪,由于屯溪商业繁华,水陆交通便利,不同于其它乡镇,因而改组为屯溪甲种区署。屯溪甲种区署管辖的范围是:高阳、隆新、阳湖、率口四个乡和屯溪镇。区署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属区一级政机,它除负责有督促各乡、镇行政组织的工作外,也还有它本身的任务。如:抗日宣传工作,修造汽车道,组织临时运输队,筹建自卫队等各项公务。屯溪甲种区署的一般编制是:区长一人,区员一至五人,巡官一人,巡警教练员一人。警士一致九个班,约五、六十人。除外,还有若干名勤杂人员。其经费来源,除县拨以外,屯溪镇商会也补助一部分。屯溪甲种区署直到1940年6月裁撤。当时,在区署以下,并在各个村镇建立了保甲制度: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同时,还根据各个村镇人口的多少,有的在一个自然村里设几个保,也有的联并几个小村落成立一个保,并根据各个自然村的分布情况,由保长出面,将比较邻近的若干保组成一个联保办公处。联保办公处设联保主任一人,由保长推选一个兼任,另设秘书、书记、办事员、保丁各一人。联保办公处始建于1935年,1936年后,改为乡、镇公所。如:高阳乡公所的成立,它就是由原有的高枧联保办公处和黎阳职保办公处合并改组成立的。

    乡、镇公所,它由政府直接领导,系县政府以下的一个县基层行政机构。其任务是:秉承上级县政府的政策法令,转达下级保甲长的选举任免和户籍清查以及办理征兵、派夫、募捐摊款和收保甲经费等事务。乡、镇公所的一般编制是:正副乡、镇长各一人,秘书一人,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四股股长各一人,各股设干事一至三人,经收员一人,警保队士十余人,警保正、副班长各一人。其职责是:民政股,处理行政事务,文件收发,户籍管理(户籍异地变动,出生死亡),召开保民大会。警卫股,管理职权是警保队,过往部队住下所需要板凳、铺板、稻草、挑夫、壮丁催送,摊派各保任务。经济股摊派经费,关于乡、镇公所人员的薪水和办公费、杂费的分配方式,乡、镇长召开保长会议,将用款事项由会议作出决定,各保负担是根据富保、贫保比例进行摊派的,并按各保应摊数字印成收据经收。文化股,几乎没做什么工作,1945年合并时撤销。秘书,主要是公文处理,县下达文件,批送各股办理,拟稿。警保队的任务是,在乡、镇公所大门口站岗,下保送公文,催送挑夫、壮丁,冬防时,设岗查哨,防盗防偷,巡逻,查户口等。1945年间,乡、镇公所原民政、警卫、文化、经济四股改为第一、第二股,原有的股长撤销。第一股由副乡、镇长兼任,原来的民政、经济两股合署办公,干事按原有两股人员安排;第二股系原来警卫股,由原有的警卫干事担任职务。乡镇公所其经费来源,均系由地方摊派自筹。

    为做好对乡、镇公所人员的补充和训练,皖南行署在黎阳邵家祠堂(今屯溪一中处),设立了安徽省第六七八区地方行政干部联合训练班。1945年3月,举办了第十三期训练班,历经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一期特种训练。训练班主任是行署主任张宗良,训练教官有覃彪、秦镜航、黎明,中队长是芦辛勤、刘泽宾。参加第十三期受训的有两个组,即:民训组和警卫组,参加受训的人,有考训,也有调训。考训的人大部分是从社会青年中选拔出来的;调训的一般都是乡、镇长或副乡、镇长,并在开训前,由县发通知给本人。参加受训的内容:每天早上军事训练,上课讲授的是严密户口组织(出生死亡,迁进迁出的户口),组织乡、村警察情报网,防止日本降落伞等问题。在训练期间,主任张宗良来到训练班检阅过一次,并开了一次娱乐晚会,结业前还给大家聚过一次餐。结业典礼会上,主任张宗良为受训成绩好的十几个学员贫发了奖品。会后,每人发一个“干”字证章,以作纪念。参加第十三期特种训练的学员有二百多人,结业后,参加参训的回各县安排,调训的返回原单位从事原职工作。

    乡、镇公所以下,仍然是保甲制度。保长设有保办公处,编制有:保干事一人,保丁一人。保长的职权是:执行乡、镇公所下达的文件,召开甲长会议,摊派经费,召开保民大会抽壮丁,派夫子等。甲长的任务是:按照保办公处下达的文件,如实地到户办理。

    为建立基层干部中心,搞好保甲人员的训练,休宁县于1941年设立了地方行政干训所,当年举办了二期训练班,调训副保长及优秀青年,结业者174人,分派充实保公所干事。

    至于督导乡、镇工作,自屯溪甲种区署撤销后,一方面由休宁县政府派指导员分期赴屯溪五乡镇实施督导,督导工作全年分两期进行:一至六月为前期;七至十二月为后期。每个指导员对所承担的乡、镇督导两次:第一次,以上期政务实施程度的考核及本期政务实施计划的指导为中心;第二次,以本期政务实施过程的督促指导及考核为中心。每个指导员在督导期间,还要依照规定的日记格式,将逐日工作详细写成日记,每月终送核一次。抗战期间,休宁县政府曾派驻过屯溪五乡镇指导员孙亚飞,以督导屯溪五乡镇工作。另外,县长为考核区、乡、镇工作成绩优劣分期赴各乡、镇视察表报。做法是:县长分季赴各区、乡、镇视察,通过视察,全县各区、乡、镇政务实施情况报告表及视察各区、乡镇概况报告表,按季分别呈报安徽省政府及皖南行署审核备案,并就各级人员工作勤惰,成绩优劣,分别考核以作升调降免标准。

    对屯溪五乡镇工作督导,除休宁县政府派指导员督导外,还有屯溪警察局协助督导。屯溪为皖南重镇,曾专设警察局,直隶省府,与蚌埠、芜湖各警察局,地位相等。抗战初期,原设置的警佐、巡官、行政警察均已裁并或缩编致警察行政,陷入停顿状态。1940年6月为推行新政,在屯溪司门前复设屯溪警察局,直属皖南行署,当时的警察局长是马正九。1942年以前,屯溪警察局设两科(第一、第二),一处(督察处)、一分局(屯溪分局)、一警察队。1942年8月,接收屯溪市政建设委员会,改于局内设置工务科。1943年,先后增设了隆阜分局、阳湖分局、高阳分驻所、户政股,接管了物价评议会,并将工务科改组为第三科,截至同年底,屯溪警察局已成为一个组织系统健全的庞大机构。

     屯溪警察局管辖的是屯溪五乡镇,其警区范围是,上起高枧,下迄率口,南达阳湖,北至资口亭,中贯横江、率水,有大小村落数十处,纵横地域十余方里,警卫线周长五六十里。其警察局,设局长一人,秘书一人,科长二人,科员三人,督察长一人;会计员、人事管理员、户籍员各一人督察员、办事员、录事员各二人。保警队,设保安警察队长分队长各一人。屯光分局,设分局长、分局员、巡员、录事员各一人。隆阜、阳湖两分局,各设分局长、局员、巡官、办事员、技佐各一人,办事员二人,录事三人。户政股,设主任,科员,办事员各一人,户籍员二十人。物价评议会,设秘书一人,科员、办事员各三人。警察局的职责和任务是:推行国家政令,维持地方治安,察奸禁暴,消除祸患,达到社会秩序的健全。凡是战时政令的推行,主要工作的全力以赴,若市政建设,物资管制,平定物价,整理户籍,查禁烟赌,严防奸伪,推行法令,举办慈善救济事业,进行卫生防疫,筹募储蓄及同盟公债等等事务的指导督察。

    1943年5月,根据安徽省政府民政厅电复:屯溪警察辖区内,各项行政工作,准由本局就近督导办理。规定屯溪警察局于警区内,对各乡、镇职权行使办好三项工作:①警局对于警内各乡、镇保办应办的警察行政及属于授权警局主办的各项行政工作,均有指挥监督的权力。②警区内各乡、镇,保长人事任免,仍由县府办理,但如确有不听警局指挥或失职事情,得由警局就近拟定调整意见,函请休宁县府办理。③警区一切行政工作,除法令另有规定外,警局均应直接负责督导各乡、镇办理,各乡、镇对于警局行文,一概用呈。

    屯溪警察局的经费来源:分省经费,与地方经费两部。省经费由省财政厅按编制预算核发;经常临时各费,经行署审核批准,于屯溪市政建设捐项下动用支出,此为地方经费。

    屯溪警察局关于人事行政方面,依照编制,设人事管理员一人,负责办理对于职员升调任免,成绩考核,功过奖惩,一切遵照法令办理。在职员调训方面,本局职员调往省干训团及第六七八区行政人员训练受训者,计有操琴堂等八人,经过结业训练返回本局做原职工作。

    为推行政教卫合一新政,使人民对政治有明显的认识,自1941年起,曾采取了一系列的做法:①对偏区乡镇保甲人员,由区署县府随时派员严密查处,如有贪赃枉法,藉故敲诈的保甲长,立予撤职,依法严惩,绝对禁止把持。②乡、镇、保公所,房屋尽量采用公有屋宇及祠堂寺庙,并须与学校、部队合设一处,使政教卫得以合一,绝对禁用私人住宅。乡、镇、保公所职员应每日到所办公,晚间并须轮流住宿所内。其礼堂及办公室应挂的图表皆由县府规定,凡有重要法令应张贴于各乡、镇、保分所门首,并于保民大会时祥细讲解,使人民得以明了。③各乡、镇公所,应负责就近督导各保小学,乡、镇长或副乡、镇长兼任小学校长,副乡、镇长,每月至少赴各保小学视导一次;各区署应负责督导各乡、镇、保小学,区长或区员(主办教育者),每二月至少须出发赴乡、镇、保小学视导一次;区长、区员、正副乡镇长每次视导后均须作视导报告,正副乡、镇长呈报区署核示,区长、区员,呈报县府核示。④将公私立学校一律改为乡、镇、保小学。对边远偏僻的保,财力不能设立小学时,由县府在经费可能的范围内,尽量拨款设立保小学,并选任一干练人员为保长或副保长兼校长,以便随时与当地人士发生关系,使教育的力量收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根据1944年屯溪五乡镇普遍户人口统计:屯溪四乡一镇,辖40保,436甲,8090户(公共户及军警除外),计人口37979人,这为解放后建立屯溪市奠定了基础。

    1943年至1944年,屯溪五乡镇的行政机构简况是:1943年,屯溪镇公所,镇长程步云,住址为屯溪观音山;率口乡公所,乡长孙裕栋,住址为牌楼前程氏宗祠;隆阜乡公所,乡长程敦纯,住址为隆阜紫阳小学内;高阳乡公所,乡长程一章,住址为绩溪会馆;阳湖乡公所,乡长曹炳植,住址为阳湖下村55号。1944年,屯溪五乡镇公所辖保情况,屯溪镇公所,辖12保:西镇保、上街保、中街保、民族保、新市保、华山保、渔林保、榆岗保、珠塘保、公园保、五福保。船户5保:屯上保、屯渔保、屯龙保、屯梁保、屯兰保。高阳乡公所辖9保:黎中保、黎明保、黎新保、黎昌保、黎康保、黎川保、精忠保、派溪保、高枧保。隆新乡公所辖5保:隆荆保、隆和保、隆中保、隆前保、资源保。阳湖所公所辖3保:上村保、中村保、下村保。率口乡公所辖6保:栗里保、长干保、前园保、柏树保、上新保、荷池保。

 

 

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在屯史迹

汪邦铭

    上海煤业救护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主要由上海煤业工人、职员组成,他们将装运煤炭的车辆改装成救护车,进行战地救护。后因租界当局检查,活动不便,在上海爱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支持下,以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的身份开展活动。这样一支特殊的运输队伍,不仅在“八一三”抗战中出色地进行战地服务,而且尔后在为新四军战士集结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煤业救护队于1937年11月,分两路转到皖南。一路从南京来到屯溪,另一路经苏州、宜兴、广德、宣城也来到屯溪。两路队员和车辆会合后,大队部设于屯溪城郊的篁墩村。

    篁墩座落在起伏的山丘之间,距离屯溪不足十公里,公路穿村而过,村前村后遍布大树,是战时车辆停歇的好地方。煤业救护队的汽车,就隐蔽在村头高墩石矶(现屯光镇政府)一带的大树底下。

    屯溪,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直属机关的驻地,国民党部队对这支拥有25辆汽车和近百名青年的车队,垂涎三尺,欲作吞并。加上救护队一到屯溪,给养就发生困难,国民党部队借机拉拢引诱队员。对此,救护队内中共秘密党员和爱国青年,在队员中开展谈心活动,教育队员们做到思想不动摇,行动不松懈,生活不怕苦。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每个青年必须为抗日出力。现在,救护队在火线上抢运伤员,输送难民,这就是很好的抗日行动,应该坚持下去。通过教育活动,稳定了组织,坚定了队员们为抗日服务的意志。

    与此同时,煤业救护队还与上海煤业同业公会、上海红十字会和中共党组织联系,通报救护队在屯溪的情况,上海方面很快作出了反应:

    一、明确救护队下一步的任务,仍然是运送滞留在上海“孤岛”的伤兵和难民,对原来领导不力或有其它任务的队干部进行调整,确定在淞沪杭战中表现出色的第一分队长忻元锡担任救护队前方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也由队员信赖的人员担任。这样,队内中共党员都承担起一定的领导责任。

    二、上海煤业同业公会和商界爱国人士,在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对救护队参加前线救护表示支持,并筹措款项和物资,解决救护队燃眉之急。煤业公会名誉会长刘鸿生,还利用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一职的条件,多方疏通,将煤业救护队正式编为中国红十字会交通股第二组,使救护队能以红十字会慈善团体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开展救护,免致遭到干预或被部队强行收编。另外,编入红十字会交通股后,汽车用油和经费问题都得以解决。

    由于组织的整顿,物质的补充,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队员的精神状态很好,在救护工作中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自淞沪抗战以来,队员们往返于前方和后方,对于抗日动态和社会情况有广泛的了解,每次归队,队友相遇,说长道短之余,总是讲“抗日”的大话题,谈话中每每透露出小伙子们决心投奔八路军之意,他们认为八路军是一支坚决抗日的部队,参加八路军可以直接上前线杀敌救国。正在大家跃跃欲试之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国共两党谈判,决定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听到这则消息,大家十分兴奋,有人说:新四军是八路军的姐妹部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何不如就近参加新四军?这种见解和建议一提出,就得到大多数队员的赞同。此后,他们四处打听,当得知江西省南昌市设有新四军办事处,即前往联系。

    他们在南昌市陆家山路明德里找到新四军办事处,向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表达救护队参加新四军的意愿,受到新四军首长的欢迎。

    上海煤业救护队集体参加新四军(一部分去八路军部队)后,根据叶挺、项英、袁国平等首长的安排,仍以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的身份,到南方八省接运新四军战士到皖南岩寺集结。队员们接受了任务,个人精神抖擞,认为军部首长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付给刚刚参加新四军的救护队员,是对队员们极大的信任,大家决心经受各种困难考验,很好地完成接运新四军战士的任务。

    首先,队员们对所有的车辆进行彻底检修和保养,拆换磨损的零件,使车辆各部机械进行最佳运行状态。他们还备齐红十字会服装、徽章和“中国红十字会”铃记的证件,在洗刷一新的车上髹上红色“十”字标记,这些准备工作,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全部就绪。

    接着,队员们分三路往浙南、湘赣边、粤赣边、闽西、闽南、湘鄂赣边、赣东北、闽北、闽东等地接运新四军一、二、三支队的战士,将他们送到歙县的岩寺集结。

    抗战时期公路状况很差,不仅坑坑洼洼极不平坦,而且常遇到桥断路阻之处,迫使车辆绕来绕去寻路行驶,有时候驾驶人员不得不下车排除障碍或对路面作简易填补,才能勉强行驶。尽管每出一趟车,驾驶员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他们以苦为乐,总是赶时间,抢速度,争取多运新四军战士。

    行车途中,队员们常遇到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对于这些查问,他们总是不亢不卑地对答,亮出红十字会的证件或挺挺胸脯,让红十字会服装映入盘查者的眼帘,使之不敢过分纠缠。不过,他们为了避免纠缠,每次行车前都填写好红十字会的证件,以应付特殊情况的发生。路单上注明番号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新四军”,身份是“伤病员”,目的地是“安徽屯溪;。因为屯溪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机关的所在地,这样填写路单,可减少沿途的麻烦。而真正到了屯溪,却要设法通过。如是,他们每次将车开到渔亭后就特别留神,一定要等到下半夜才通过屯溪。由于他有红十字会的特殊身份,而且处处谨慎处事,每趟车总能克服困难,将新四军战士安全送抵岩寺。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屯溪妇女

汪年富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国民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失利。半年时间,几乎整个华北以及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相继沧陷。国民党设在江、浙、沪、皖的一些党政军统机关纷纷内迁。

    屯溪这座美丽的山城,已成为东南战区的大后方,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推动下,屯溪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当时,各中学、社会团体都纷纷起来,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其形式多种多样,规模大小不一:有的组织流动救亡剧团,歌咏队,上演宣传抗日节目,如《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等;有的出墙报、办刊物、举办画展,当时较有影响的刊物有《皖南人》、《烽火旬刊》、《向日葵》、《火炬周刊》等;有的利用各种集团,纪念日发表演讲,运员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

    在这些抗日救亡的宣传队伍中,以徽州女中学为代表的屯溪妇女尤为突出,为了抗日救国,她们的足迹已踏遍了屯溪城乡各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屯溪各界举行游行示威,四女中的学生更是一马当先,不仅组织了反日示威游行,而且带头抵制日货,不买日本人的东西。在此期间,四女中教师还带头在讲台上痛陈国耻,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有的学生深爱教育,后来走了革命道路。如:初中班学生程淑宝(间)、程端淑(宇),抗战时去了延安“抗大”,1935年毕业的程日芬,后来也参加了新四军,改名为“田井”。1934年毕业的吴树琴,后来与陶行知先生结婚,长期并肩战斗。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徽州女子中学,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组织了宣传队,并首次在屯溪街头,贴上抗日标语。她们除利用课余时间到城镇四乡开展抗日宣传和劝募外,全校师生还决定每周素食一日,把节约的伙食费及全校教职员工薪金捐助一成,充作慰劳金,慰问前方抗日战士。

    1938年初,上海、南京失守,各地难民纷纷流向后方。由于内迁学生的增多,为解决女青年的入学困难,同年秋天,徽州女子初级中学恢复了高中,更名为“安徽省徽州女子中学”(简称徽女中)。当年,该校在招收高一学生时,共产党员黄宝豫、汪念萱、舒素玉等,分别从歙县、黟县考入女中读书。入学后,她们在中共徽州中心县委的指导下,为团结更多的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了一系列工作。

    为了提高青年学生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和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她们深入各个年级,介绍进步书刊,团结进步师生,开展谈心活动,努力培养积极分子入党;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进一步颂扬我国军民奋勇抗战的英勇事迹。她们以串联的方法,组织读写会,定期开展读写活动;为了向师生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激励师生爱国情感。她们还经常举办时事研讨会和读书报告会等活动;为了便于在校内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12月,她们将徽女中的抗敌组织——“后援会”,进行了调整,组织了“峰火写读会”、“光华歌咏队”、“醒华歌咏队”、“强华漫画队”、“艺华剧团”,向广大师生和社会民众,进行抗战形势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活动。

    1939年初,省立徽州女子中学在徽州中心县委妇女部长王宇的协助下,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有党员3人,黄宝豫任党支书。从此,在女中党组织的领导下,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中,形式之一,便是组织宣传队;学生们除在街头当众发表演讲外,还演唱抗日内容的街头剧。如:演出曹禺编著的大型话剧《雷雨》,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宣传队每到一处,刷标语、发传单,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号召人民“有钱出钱,有力了力,团结抗日”。

    形式之二是出墙报,办刊物;徽女中的师生们除在街上办有墙报外,还在当年屯溪出版的《徽州日报》副刊上,开劈了《烽火旬刊》等刊物。这些墙报和刊物,采用以诗歌、散文、小品等文学形式,它控诉了日军侵华的罪行,揭露了大汉奸汪精卫等投降卖国的丑恶面貌,颂扬了抗日将士们无畏的斗争精神。

    此外,他们还利用节日,纪念日以及前方的胜利进行宣传,徽女中的歌咏队、戏剧队、漫画队,除在街头宣传外,还深入到农村,进行宣传,到各个小学教唱抗日歌曲。如:徽女中的“艺华剧团”和动委会的“前锋抗敌剧团”,还在屯溪国民大戏院联合加演抗日内容的节目,这些“文明戏”最受群众欢迎。

    1939年1月,徽女中学生在教师的支持下,趁返乡过年之机,按照学生居住所在地的远近,组织了20余支宣传队,分赴歙县、太平、绩溪、休宁、黟县、祁门等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她们深入乡村集镇,甚至到居民和农户家中,与妇女群众促膝谈心,教唱抗日歌曲。她们还散发《告民众书》,以一片爱国赤诚之心敬告广大民众,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刻,只有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日,才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抉择;只有坚持持久抗战,必定取得最后胜利。

    是年,为纪念“三八”节,徽女中的抗敌组织,在该校党支部的安排下,组织学生上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遭到校方阻拦。党支部立即组织全校学生,开展罢课斗争。她们巧妙地采用园圈形签名方法,避免校方抓住领头的学生。经过一番周旋,终于冲破了校方阻扰,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党支部带领全校几百名女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上,唱着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浩浩荡荡来到黎阳、屯溪一带,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听众人山人海。

    当时,为社会所瞩目的是徽女中的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抗日将士的劝募活动。如:女中的学生们,除组织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外,她们还在校内外,劝募捐款、捐物。一场由徽女中学生发起,为前方将士劝募寒衣的“千衣运动”,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不到十日,收到千件寒衣。又有一次,徽女中学生经党支部秘密组织,利用星期天,步行二十余里,到瑶溪伤兵医院慰问为抗日负伤的将士,将牙刷、牙膏和毛巾赠送给他们,并为他们洗衣、补袜、写家信,深受伤兵的欢迎。

    抗战开始后,特别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期间,除徽女中的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外,在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妇女抗日救亡团体。如:“第三战动员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安徽省屯溪妇女委员会”等。

    第三战区动员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于1937年成立,其主要负责人有巫兰溪和程中一两人。妇女运动委员会是第三战区委员会里面的一个组成机构,隶属第三战区动委会领导。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有:邵婉兰、周衍晁、晚村、程玉兰等人组成。她们都是由各单位派来的代表,其性质是义务的,不是专职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安徽省屯溪妇女运动委员会,是抗战时期,由安徽省党支部皖南办事处发起组织的一个妇女组织机构。首任主任委员是倪畅玉,到1943年由邵婉兰接任,直到解放为止。其组织情况是:主任委员:邵婉兰;干事兼总务委员:周绍廉;委员:苏敏、江萱、沈月华、黄某某等人组成。任务及活动情况:每逢纪念节日,由少数委员出席参加会议。组织妇女,加强抗日,做好家庭儿童的健康保建;抗战前期,还办了一个小规模的纺织厂,后因经济关系而停办。以徽州女中学生为骨干的屯溪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她们的业绩,已载入屯溪史册;她们的模范行动,将激励着数万屯溪妇女,永远向前!

黄宝豫小传

    黄宝豫(1923.5—1945.8),女,又名行素,五行晟,歙县西溪南人。1923年5月15日生于上海。1932年,随父返故里。后就读徽州师范,积极参加学校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组织和领导工作。同年9月,经歙县中心区委妇女委员王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考入徽州女中高中读书,在此期间,她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指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吸引和教育了许多的女青少年,其中有一批在她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还介绍了胡如玉等进步同学入党。1939年春,共产党员黄宝豫等三人在中共徽州中心县委的指导下,秘密建立了中共徽州女中党支部,黄宝豫任党支书。这个支部在当时的徽女中很活跃,她团结了一批进步师生,以集会、演讲、唱戏、出墙报、办刊物等形式,为抗日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冬,奉命转移绩溪农村从事革命工作。1940年,奉调浙江全衢特委工作,以后辗转战斗于苏浙各地。历任中共徽州女中支部书记、中共歙绩休中心县委妇女部长、中共义乌县委宣传部长、中共义西区特别支部书记、中共金(华)义(乌)浦(江)县委委员兼金东区委书记。1945年调任中共绍兴县、嵊县工委委员兼中共三界区委书记。8月在陈村开辟工作,8月5日深夜,突然被“浙江保安团”特务包围,经过英勇搏斗,终心寡不敌众,不幸中弹而光荣牺牲,年仅22岁,墓在陈村。

 

 

忆在皖南特训处的斗争

杨立平

概述

    皖南事变时有一部分新四军战士,在茂林地区突围中;零星散落在泾县、南陵、旌德等地,遭国民党地方政府搜捕囚禁;同时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反动派又大举破坏皖南各县抗日爱国的群众组织,逮捕爱国进步人士。为了对我们这些被捕人员施行“反共教育”,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司令部于一月中旬在屯溪设立了“皖南特训处”(简称“特训处”)。任命皖南行政公署主任、屯溪戒严司令张扩治少将兼任“特训处”主任。

    皖南特训处的“囚房”和“训练场所”是设在屯溪以南十二华里的临溪村,由原来的“程氏宗祠”改建而成。内设秘书、训导科、训练中队等部门。被囚禁的人员,最初是屯溪一带地方上被捕的二三十位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的爱国人士。三月中旬以后,陆续从泾县、南陵、旌德、太平等县移解前来的二百多位新四军被捕人员。因此,这个“特训处”是专门囚禁抗日爱国军民的集中营,是皖南事变的产物。

被囚的经过

    我和陈念棣、张火明、邵雪安、汪镇华、舒吼、郑平、盛忠仕、杨文起、杨蕴晴、赖少其、林开风、王轩等几十个同志于1941年3月7日和8日从泾县解到屯溪。那天风和日丽,三月的江南,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开遍了田野。我们在泾县监狱囚禁了五十天后,一旦接触耀眼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步履也轻松起来。我们是上午十一时许起解的,第一批五六十个人,由一个排的武装押解,他们都上了刺刀,我们都是用绳子捆了手臂,两个人联结在一起的。那个排长要在天黑以前把我们赶到六十里外的榔桥河,一个劲要我们快走,我们不知道长时期关押后,不宜急行军。在春光如画的环境里,也放开脚来赶路了。结果一天下来,两脚肿胀疼痛,已无法行走了!这点正是那个押解排长所要求的,我们不能在途中逃跑,他们却可以如数解到屯溪交差。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丧失了可以争取“自由”的机会。

    在抵达榔桥河的那天晚上,汪镇华来和陈念棣同志说,这里离他们家乡不远,准备和陈一起逃出去(因汪在囚禁期间经常走动,那天急行军没有受到影响)陈当时对他说,你能走就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再说我们一起被捕的几个人都跑不动了,我也不能把他们都丢下来。汪听后很感动,就说:那我也不跑了,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吧!这样,我们十几个人就联成一条心,准备寻找时机,进行搏斗。

抗战的歌声

     皖南特训处所在的“程氏宗祠”原是明清时代官宦人家的府第,有门厅、大厅、后楼和左右厢房。门厅和大厅间有开井和东西走廊。东厢房自成院落,有小天井和几间住房,当时改为旧式监狱。西厢房似曾倾圯,砖墙瓦顶正在修复,尚未竣工。天棚下一片空场,临时作厨房和盥洗室使用。大厅改为礼堂,设讲坛,悬挂孙中山像和条幅。礼堂亦为饭厅,可容二三百人。大门口和东西厢房的通道口,均设置武装岗哨。有一个连的武装驻扎在大门外,受佩有中校衔的中队长所统率。中队长姓韦,广西人,住在门厅东面的房间里。名为“训练中队”负责人,其实是“看守长”。他们用军事管理形式,把“囚犯”组成区队、分队,早晚集中点名,有时出操跑步,表示其为“军事训练机关”。实际上它是合监狱囚禁、军事管理、政治迫害为一体的集中营。

    那时他们的训导科设在“祠堂”对面的一户殷实人家的房屋里,审讯、办案都在那里进行,由一个叫“丁科长”的负责。那人是个党棍,装模作样,和我们说话时,常常右手挟着支香烟,左手操护胸前,歪昂着头,用左脚尖点地,眼睛斜视,摆副臭架子,令人作呕,大概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破坏地方组织,以我们从各县解来的新四军人员,只发一张登记卡,写上姓名、经历,他了解了身份,就暂时放下了。可是对原籍是皖南当地人,可就不放过。汪镇华和舒吼都是黟县人,就在屯溪附近,我们解去不久就被传讯了,汪镇华是军事干事,不问政治,就应付过去。可难了舒吼是政治工作人员,虽说离家已久,不知原乡情况,仍被上了电刑,吃了很多苦。

    由于他们采用“监狱囚禁”和“军事管理”的双重办法来羁禁我们,晚上监房上锁,白天早晚集中点名,有时还要集会做“纪念周”和出操。吃饭也集合在大厅上,因此日里监房就不锁了。允许我们在大厅、天井一带“散步”,就是不准聚集在一起“交头接耳”,也不能走近岗哨和大门口。这就使我们有一些活动的机会。还有按照军队的习惯,早晚集合点名时,可以唱歌,这也是我们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武器。我们用歌声抒发我们对敌人的愤恨,也激励和团结了我们自己。开始,我们不约而同唱起了新四军军歌,当有一个同志哼起:“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大家就跟上了,歌声庄严而雄壮。当唱到“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时,被敌人听出来了,他们就不准我们唱,要我们唱国民党的歌,我们则说“没有唱过,不会”。最后就说唱抗战歌曲,我们唱得最多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一座新的长城!……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此激动人心的歌声,表达了我们应当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心声。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越唱越有劲,越唱越愤慨。虽然我们许多被囚的同志过去都不认识,但歌声却表达了我们的共同心愿。特别是我们唱新四军军歌时,更是群情激奋,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慷慨高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我以前不认识胡永康同志,他是从南陵解来的(原是东南 局的青年干事)。他大概看到有些同志支持我出来指挥唱歌,知道我们有一个“集体”。有一天我们在大厅散步时,他看旁边没有人,就对我说,“应组织一个支部来进行斗争”,从而提出了建立“临时支部”的倡议。秦峰是老文工团的,对唱歌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常常在大厅上引亢高歌,并在列队集合唱歌时,主动站出来充当指挥。最例我难忘的是钟袁平同志的《夜半歌声》。他原是《浙江潮》的编辑,在屯溪被捕的(后来李铁飞从国民党的后方医院解到特训处来,经过屯溪看守所时,还发现墙壁上有:“钟袁平到此一游”的题字,他那蔑视敌人的气慨,给李以深刻的印象)。囚禁在那里已经有三个月了,当我们解到特训处时,看到他穿了一件灰布长衫,蓬松的头发,几个月没有理过了,宽大的额角下,两眼凹陷,毫无血色,真是脸色白纸,有点像“白无常”了,令人震颤。我们一看到他那模样,就知道是受尽折磨的地下工作者。但他却以非常亲热的表情接近我们,好像遇到了亲人似的。本来对地方上被捕的人,我们是尽量注意“回避”的,但对他,我们就顾不上许多啦,后来我们是同关一个“号子”的。同时关在一起的还有赖少其、王庭豪(即王敢泊)等,他们三人对文学艺术都很有素养,虽在囹圄之中,却处之泰然,经常谈诗论文。还共同搞了个《阿里达之歌》,由赖少其作词,钟袁平谱曲,王庭豪朗诵。那时的“阿里达”是对杨蕴睛的美称,象征爱神,有渴望自由之意,可惜原稿已无存,只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有一次钟袁平同志指着大厅后面的楼房说:他被捕不久解到这里一个人囚禁在上面(后来那里改为女牢),他爱唱歌,常常放声歌唱《夜半歌声》。我们听后要他演唱,他高兴地答应了。当他唱到:“我形它似鬼似的狰狞,我心儿似铁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他那从凄恻、婉转而愤怒、悲壮的歌喉,抓住了我们每个同志的心。他那种神情也使我们联想到和银幕睥宋丹萍又何其相似。其后钟袁平同志和我们一直关押在一起,直到上饶集中营。1942年在茅家岭暴动中英勇牺牲!他的歌声和为革命献身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给“少将”碰软钉子

    我们解到皖南特训处约半个多月以后,有一天上午,吃饭时间推迟了,按军队规矩,一天两顿,上午十时开饭。是在大厅上每十个人围着一个盛菜的面盆,蹲在地上吃。那天快到十一点钟了,才送菜来,不过是“打牙祭”加了菜。我们正狼吞虎咽时,中队长和那个丁科长,陪了一个佩戴少将领章,穿了哔叽军装的,圆圆脸孔的矮胖子到大厅来了。值班的区队长要我们起立,那人却招招手要我们继续吃饭,满面春风地用白手套东摸一下,西摸一下,还用筷子在一个菜盆里翻搞一下,然后转一个圈就离开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徽屯戒严司令部司令兼特训处主任张扩治,是特地从屯溪前来视察的。所以那天的伙食特别好,还发了一套新军衣,可以换下我们那长满虱子的“便衣”了,这也是使我们有些“高兴”的。但是当我们回到监房时,汪镇华却急得团团转。他对我说,陈念棣被传讯了,我一听也有些紧张,心想来者不善,先找我们“最顽固”的开刀,一定有一场严重的斗争了。约摸过了一个多钟头,陈念棣同志回来了,我们看到他的脸色和形态没有异样,才稍放了心。后来问他情况,他告诉我们说,是那个刚来的“主任”,找去谈话的。我们问他说些什么?陈说:还不是那一套“劝降”的滥调。不过他倒还挺客气的,泡了一杯茶,叫我坐着谈,我们说,那你怎么对付的?陈笑一笑说:“婉言谢绝呗!”既然人家以“礼”相待,我也就平心静气地陈述我们的观点,各说各的,就这样结束的。其后张扩治还两次找陈去“谈话”,其中有一次是要屯溪茶叶专员冯晓钟来和陈谈的。冯是无锡人,张是常州人,他们都以同乡情谊,谈从爱护青年出发来劝导他“回头”。张还询及陈在无锡家乡的家庭情况。当时陈对他们表示:自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为了捍卫真理,可心抛头颅、洒热血。有一次,张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两盒徽州蜜饯送给陈念棣,那时我们嘴很馋,对两盒蜜饯,拿过来就大家分着吃了。陈却把那信给我们看并征询我们“要不要复信”?我看了那信写了些说他“少年英俊、才华过人”,应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要“珍惜自己的前途”,“翻然悔悟”以“纾解家中父母悬念”等话。对回信问题,我当时说了“礼尚往来,再给他一个软钉子碰碰就是了”。后来陈给张回了信,其中针对他们提了“家庭情感问题”,写了下面一段话:

    “为椿萱在堂,此后难以永年,斯心殊感戚戚。但我已献身于我所信仰的事业,则不孝之罪,亦罪有应得,顾不了这么许多了”。

    由于陈在泾县被捕时,身上随带的几百块钱,被他们捕搜去了(在部队进军时,每个单位负责人都带了一些公款。我和杨蕴晴囚禁在一起时,因他是电台指导员,身上也带有钱,就供我们一起用。后来我们和陈念棣等同志关在一起。那时我们十几个人都是用他们两个人身上所带的钱。)为了想向他们要点回来,供我们自己使用,陈就想到向张扩治出个题目,要他设法查清发还。因此他和汪镇华商量后,向张打了一个“报告”进行“合法斗争”。不过不久我们被解往上饶,因时间短促而没有结果。五月中旬我们移解的那天早上,张扩治要他的勤务兵送来几十块钱,说是供陈在路上使用的,表示了他的“爱才”之意。

组织起来

    自从胡永康同志提出建立临时支部的倡议后,我就向陈念棣同志作了反映,陈表示赞同。由于陈从泾县被捕开始,就和敌人作面对面的斗争。敌人对他很注意,不便在公开场合多活动,所以他的意见常常是由我传给胡永康的。我记得当时主要研究、酝酿的是参加支部组织的人员选择问题。由于斗争环境比较复杂,应慎重从事。有些条件是必须的:即原来是党员,在被捕人员中有人可以证明的(指我军被囚人员,不包括地方上被捕的),在被捕后表现斗争坚决的。但也有一些同志,虽符合上述条件,可是不宜参加组织活动的,也不一定要参加,由个别同志保持联系就可以了。同时采用逐步扩大组织的办法,先组织一批同志进行活动,其它以后再说。这样经过串联,大约有二十几个同志参加了临时支部。其中有:陈念棣、胡永康、张火明、郑平、邵雪安、盛忠仕、杨蕴晴、杨璇、王庭豪、童坤、孙锡禄、张镜清、项克清等。由项克清(原太平县委书记)担任支部书记,陈念棣为组织委员、胡永康为宣传委员。还有一个保卫委员和另一个支委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还记得五个支委开过一次支委会。那是在我们十几个同志围坐在东厢房的一间囚室门口的小天井里晒太阳、捉虱子进行掩护的。会议确定临时支部的任务就是一条,“组织夺取警卫武装、进行暴动越狱”。当时大家很兴奋,摩拳擦掌,积极准备。也可能是情绪太紧张的缘故,就在支部作出准备夺取武装、冲出牢笼的决定的三四天后的一个深夜,发生过一次“监啸”。先是有一间囚室里有一个同志在睡梦中发出哼声,一下子全监七八号子里都突然同时发出了嗡嗡的声音,把整个监狱都振动了。其实每个人都在睡梦中,却吓得守卫在通道门口的士兵朝天连放几枪,才把大家惊醒,嗡声停止。通常在监牢里发生“监啸”的现象是很少的,我想这也许是我们二百多个受难者,被压抑而又要抗争情绪的共同反映。

    正当我们进一步商议如何具体组织夺枪暴动时,传来我们将移解上饶的消息。支部认为在移解途中组织暴动,成功把握较大。在证实了即将移解以后,就放弃了就地组织暴动的计划,改在移解途中寻找时机。

两次未遂的暴动

    1941年5月中旬,我们被解往上饶,除地方上被捕的二三十个人,绝大部分就地“结案”释放外(只钟袁平、江汉等几个人随我们解往上饶)所有新四军被囚人员,分为两批,分别起解。第一批是军事干部(包括战士)如林开风、张火明、童坤等一百五六十人,从陆路步行前往。这批人员后来一部分解到铅山的“军事大队”,一部分解到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第二批是“政治工作干部”约二三十人,从屯溪趁船沿新安江到兰溪,再转火车解往上饶集中营,编入“特训班”组织第三区队。当时参加支部组织的绝大部分都是乘船的在起解的前一天支部书记项克清同志因发觉已被叛徒辨认暴露了,就在那一天晚上和另一个姓项的同志设法从盥洗室那里逃出去了。这样组织在途中暴动的任务就落在陈念棣和胡永康同志身上。

    我们是从屯溪分乘两条木船顺新安江驶往兰溪的。第一晚船泊深渡,山高水深,无法行动。第二天顺水而下,傍晚至建德(即严州现为严关东)停泊,船靠西岸为严州郊外,房屋稀疏,且岸边山脉连绵,是极有利于我们举行暴动的环境。那时押解我们的兵力是两个班的武装,即每船一个班,约八九名士兵,占住船头,并各架一挺轻机枪。我们则每船有十三四个人,住在舱中,我们拟趁他们懈怠之际,突然夺取其机枪,并以两对一人进行捕斗,那样就有可能冲至岸上,奔入山中,取得胜利。并确定汪镇华和孙锡禄(特务团的连指导员,东北人,和汪镇华一样,不但身体好,而且非常勇猛)各自夺取本船机枪。由于这个暴动计划是到达严州,观察地形后才决定的,有许多细则,在两船间联系沟通,这样两船之间的往来就比较频繁,引起押解我们的排长发生疑窦,加强了戒备,特别是紧紧把住了船头的机枪,使我们无从下手,原计划不能施行而作罢。

    第二天下午,我们从兰溪换乘火车,因受日寇战火破坏,路基不好,车辆破损,行车速度缓慢。大家正为严州暴动计划未能实现而心有不甘时,钟袁平提出在金华附近进行集体跳车的设想。他熟悉兰溪到金华的地形,并在金华近郊可以找到熟人,在车速缓慢,车厢门口破损的情况下,只要同时跳下火车,敌人无法追觅。大家认为可行,就计划在金华郊外的丘陵地带举事。正当我们各自选定跳车门窗,等待号令时,又被坐在棚车门口的敌排长发觉我们同志中有几个人正在向车门移动坐位,他就拔出左轮枪,不许我们站立或移动。这样使我们的第二次暴动计划,又不能实现。

    1941年5月20日黎明,火车徐徐驶入上饶车站,我们怀着愤懑的心情,放声唱着新四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昂首挺胸地被解往上饶集中营。

 

战斗在国统区的中共徽州中心县委

 区党史办

    中共徽州中心县委员会(简称徽州中心县委)于1938年4月建立,至1939年9~10月,分设为黟祁和歙绩休两个中心县委时止,历时约一年半。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顿时,屯溪一跃成为东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1936年,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吴立奇回歙县,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次年5月,在西溪南建立了党组织。年底,余华(又名余纪一)和汪宪从上海来屯溪,余拟去武汉,后与中共皖浙赣特委接上关系,决定留在屯溪。不久,恢复汪宪等人党籍之后,在休宁建立了中共黟(县)休(宁)特支。

    1938年4月,李步新奉命率领抗日义勇军从江西瑶里来歙县岩寺集中,改编新四军。并在潜口成立了中共皖南特委,李步新担任书记。

一、中心县委的建立与沿革

    为了更好地恢复和发展徽州中共党组织,积极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动员徽州人民开展抗救亡运动,1938年4月,在皖南特委成立的同时,经陈毅批准同意,由特委统战部长余华等人在屯溪正式成立中共徽州中心县委。余华担任书记,汪宪(后叛变)任组织部长,吴立奇任宣传部长,直属皖南特委领导。不久,中心县委增设青年部,吴立奇改任青年部长。金纯夫(又名金温予、晓春)任宣传部长。1939年1月,又增设妇女部,王小藇(女、又名王宇、于平)任妇女部长。1938年底,中心县委还在上黎阳河沿大元祥茶号(张振英家)内,设立了联络站,由张振英负责。

    中心县委成立之后,中共东南局、新四军军部、皖南特委先后派曾山、杨彬、胥哲夫、黄诚、李国彬等来徽州检查指导工作。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防共委员会”,开始公开反共以后,徽州的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限制我党活动。在这种形势下,皖南特委为了让余华在皖南动委会从事党的秘密统战工作,1939年3月~4月间派李国彬(红军干部、江西人)来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李来屯后,因患病未到职,后又调走。6月,徽州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余华和王宇离开屯溪。7月,中心县委改组,汪宪担任中心县委书记,郑家琪先任组织部长,后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其他成员未动。不久,国民党特务在屯溪到处搜捕我党同志和进步青年,没收、禁读进步书刊,由于局势恶化,我党为保存革命力量,9月,汪宪调往皖南特委,吴立奇转往浙江,金纯夫调往黟县,各地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亦先后调往新四军军部。徽州的党组织由此缩小。这时,皖南特委派青年部长黄知真来徽州,经过整顿,于1939年9~10月将徽州中心县委分设为黟祁和歙休两个中心县委。从此,徽州各地党的组织,在新的党委领导下,继续战斗。

二、徽州中心县委下属组织

     徽州中心县委成立之前,歙县、休宁、黟县等地已有党组织。1938年春,我党又以“七政”训练班(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在岩寺举办的青年救亡干部训练班)转来的中共党员为主体,举办了“党员训练班”(以下简称“党训班”)。结业后,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各地,成为以后徽州党组织的骨干。中心县委成立后,一方面做好上述各地党组织的归属统一工作,一方面派汪宪、王宇、朱道煌、冯宇禹等分别在祁门、婺沅、屯溪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到1939年秋,徽州中心县委除统一领导歙、休、黟三个县委外,先后建立屯溪工委、祁门区委和六个直属支部(特支)。从而扩大了党的组织。

    1、歙县。1938年3月,吴立奇在西溪南秘密建立了歙县特支,并任书记。不久中心县委建立,吴立奇担任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特支书记。同年7~8月,特支扩大为歙县中心区委,郑家琪担任区委书记,吴文瑞担任组织委员,胡正瑞(又名胡庆沅)担任宣传委员,王宇担任妇女委员。1939年上半年,改为歙县县委,仍由郑家琪担任书记,吴文瑞担任组织部长,汪克之(又名汪法震)担任青年部长。当时,歙县县委下属党组织有西溪南、芝篁、朱家阁、余家山、伊坑、潜口、岩寺、信行、徽城、昌溪、王村、大梅口、稠墅等地,党员二百多人。同年7月,郑家琪调中心县委,县委书记由吴文瑞接任,其他人员未动。

    2、黟县。1938年春,汪怀仁、汪秧(又名汪学英)等在潜口“党训班”结业后,回到黟县在碧山建立了黟县区委,汪秧任书记,汪劳生负责组织工作,汪怀仁负责宣传工作,舒丽瑜负责青年工作,舒锦文负责妇女工作。下属屏山、柏山、立川等支部,同年4月,区委受中心县委领导。

    同年秋,党组织为了向祁门方面发展,将黟县区委改为黟县县委、汪秧仍任书记,范仰文任组织部长,汪劳生任宣传部长,汪怀仁任青年部长,胡奚非任妇女部长,范铸声(澍生)任统战部长。后因祁门工作没有开展,改为黟县县委,领导成员未变更。

    3、休宁县。1938年春,曾在潜口“党训班”学习回去的中共党员李显之(后自首)等人,在休宁海阳小学成立了支部,4月扩大为区委。汪宪兼任书记,李显之负责组织工作,查鸿寿(后叛变)负责宣传工作。下属4至5个支部。区委受中心县委领导。7~8月间,由于组织扩大,党员发展较快,区委改为休宁县委,汪宪仍兼任书记,李显之担任组织部长,黄聚财(后叛变)、吴蓉生(后叛变)为委员。12月,李显之担任县委书记,黄聚财担任组织部长,吴蓉生为委员,下属五城(区委书记黄竞麟)、万安(区委书记吴从周,又名吴军)两个区委。这时,县委下属10多个支部,党员100多名。

    1938年夏,党员范铸声、余耘等人在休宁县战民党第三国区政治部政工大队工作时同,受中心县委的指示,在该队秘密发展了5名党员,建立了支部,范铸声担任书记,属中心县委直接领导。同年10月范去黟县,余耘接任书记。1939年4月,由于支部暴露,经中心县委同意撤离。

    4、祁门县。1938年暑假,徽州中学(现为休宁中学)学生冯宗禹毕业后,受余华委派回祁门,与皖南特委派到祁门工作的李式一取得联系,先后发展了冯宗礼,戴光辉、王建业、倪望溥等十多人入党,并在祁山镇建立了祁城支部,冯宗禹担任书记,戴光辉担任组织委员,冯宗礼担任宣传委员,受中心县委直接领导。同年秋,祁城支部在李式一的协助下,扩建为区委,属皖南特委领导,金厚初任书记。不久,金厚初等人调特委党训班学习,次年春,祁城区委改组,冯宗礼任书记,区委属徽州中心县委领导。

    5、绩溪县。1938年4月间,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派程敷信回绩溪在仁里秘密建立特以并担任书记。有党员四人,开始受皖南特委直接领导,同年10月划归中心县委领导。

    1938年4月,绩溪孔灵徽州农业职业学校(简称徽农)复课,汪永时、方邦通回校继续读书,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9年3月,成立了徽农支部,党员四人,汪永时担任书记。

   6、屯溪。1939年2月,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汪宪,在屯溪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屯溪工作委员会”,汪宪兼任书记,金纯夫、吴从周、查鸿寿、胡名耀(后叛变)、黄士敏(后自首)等人为委员。下属五个支部,即南京安徽中学、(屯溪阳湖)支部,书记胡名耀,后汪永经;徽属联立职业中学支部,书记吴从周;南京现代中学(隆阜)支部,书记金纯夫;社会支部,书记查鸿寿;屯溪皖南动委会直属青年工作团支部,书记黄士敏。屯溪工委有党员四十多名。当时,屯溪还有两个支部直属中心县委领导:

   (1)1938年5月,朱道煌在屯溪国民党第十区党务专员办事处(驻黎阳牛壑底)工作时,秘密建立支部,党员六人,朱道煌任书记。

    (2)1939年初,安徽省立徽州女子中学(现隆阜中学)在中心县委妇女部长王宇的协助下,建立了支部,党员三人,黄宝豫(女)担任书记。

     7、婺源县。中心县委成立不久,在婺源凤山建立了直属支部,党员三人,胡社庆担任书记。

三、徽州中心县委的活动

中心县委成立之后,他们非常注意党员的思想教育,利用中心县委各级干部,到特委开会,汇报工作之机,携带回来的党刊,如把周恩来关于统战问题的指示,编成小册子,秘密分发各县;岩寺新四军兵转来的东南局、新四军领导同志的讲话、文件和《新华日报》、《抗敌报》等报刊,发级各地,作为党员学习和宣传的主要内容。在活动上:

(一)领导各地抗日组织。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各界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当是徽州各级党组织的一项主要任务。中心县委以及各地党组织,通过各条渠道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地到动委会以及各地“青年工作团”、学生、妇女等各种抗敌协会,参加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当年被派到各级抗日救亡组织起着主导作用的除余华在屯溪皖南动委会外,还有汪宪、舒展民在休宁;汪晋候、范铸声、叶丽(烈)文在黟县;吴立奇在歙县;程敷信在绩溪都分别担任了县青年工作团的正、副团长,祁门的冯宗禹和倪望溥也先后担任了县动委会政治工作队队长。

1938年冬,国民党皖南行署在休宁举办“皖南军政干部训练班”(简称皖南干训班)。各县党组织又分别秘密选送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学习,为以后到各地乡镇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作好准备。干训班结束,如黟县的碧山、古筑、屏山、碧阳、横岗等乡、镇就有我党党员和进步青年分别担任乡、镇长或指导员。

(二)抗日救亡宣传

抗日宣传,形式是多样的,经常利用墙报、黑板报、教唱抗日歌曲、散发传单,演戏等形式,当时有影响的有:

1、现代中学支部(1939年初迁屯溪隆阜)组织全校师生从五城古林出发到休宁齐云山,沿途开展宣传活动,还向来齐云山进香的群众劝募三、四千元,慰劳前方将士。

2、祁门党组织,利用青年业余工作团、歌咏队、话剧团等组织,除在城区演出外,还在小路口、石谷里,石门桥等一带乡间巡回演出,并在各地留下许多墙头标语、漫画等,颇受群众欢迎。1938年下半年又组织了青年业余工作团(党的外围组织)经常出一种活动壁报《祁门新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深受群众欢迎,同时还帮助群众,组织各种业余话剧团,演出了抗日救亡戏剧。

3、绩溪党组织利用动委会主编的《屏钟》刊物边载《论持久战》;同时还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皖南特委翻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员大纲》等在党员和进步学生中秘密传阅。

4、农历3月28日是黟城迎神例会,这一天,黟县党组织,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各县各级抗日救亡组织,从各村游行到城中集合,开展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宣传活动,受教育者达三千余众。

5、1939年5月前夕,徽州女中党支部,组织学生上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遭到校方的阻拦。党支部立即组织学校学生,开展了罢课斗争。为了不让学校抓住带头的学生,他们高呼抗日口号,浩浩荡荡来到屯溪,向广大群众宣传“五一”节的来历以及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全镇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救国作贡献。

(三)加强对文化市场的占领。

1939年,屯溪地区到处充满了反动书刊,曾为我党出售进步书籍的“科学书馆”因受反动文化的冲击,处于倒闭状态,《新华日报》、新四军出版发行的《抗敌报》、市场无法买到,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抗日真实消息,为争夺这一文化阵地,除利用一家私人开设的“连元书店”外,张振英还资助屯溪大桥头一位姓孙的送报人,办起了一个小书店,发行上述进步报刊。同时,还在“皖南书店”内部发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各种革命书籍。

黟县党组织也在立川小学内办了一个图书馆,借阅有关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以及《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书籍。

中共徽州中心县委,是在我党积极倡导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殊情况下,秘密建立的。是在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的过程中生存下来的。她在皖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为恢复、发展和统一领导徽州地区党的组织,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动员广大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做出了积极贡献。

  

国民党屯溪直属区党部概况

刘育之

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省会——安庆沦陷。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刘真如和委员科长们奔来屯溪,准备把省党部设在屯溪。为此,先成立一个安徽省党部皖南通讯处,继而成立办事处。鉴于当时屯溪形势的发展,分布在各机关的党员日益增多,为了加强屯溪地区的党务领导和发展其组织,于1937年设立一个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屯溪直属区执行委员会,即屯溪直属区党部,相当于县(市)党部。有了这个机构,就可以继续发展党员和建立组织了。但是考虑到,如果以一个直属区党部工作人员到驻屯的中央、省级机关里去发展党员或是筹建基层组织,是不易开展工作的。所以屯溪直属区党部书记,先后由省党部委员、皖南办事处主任程中一、宋振榘兼任的。有了他们这样一块牌子,到各机关去筹组区分部,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事实上也是这样。1937年至1943年之间,在各机关团体内建立了很多的区分部,而且都是机关主管或高级职员担任区分部书记和委员。

等到工作有了开展以后,宋振榘就不再兼任区党部书记了,另派了专职书记,由奚国光、孙保和(省党部办事处干事)、殷全道等先后担任,1946年以后由我担任。

一、党部内人事概况

屯溪区党部成立之始,由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兼书记,所以一般工作,都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兼办,专职干事只有一人。1943年下半年,张一寒任办事处主作时,为了适应屯溪当时的党务的开展,一方面进行人事调动,一方面建议省党部增加屯溪党部人员编制和经费。后经省党部核准,1944年开始,屯溪区党部的编制扩充了,设书记一人、秘书一人,并分设组训、宣传、总务三股。1944年秋,经过第一届屯溪区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分别成立执、监委员会。监委会设专职干事一人,与执委会合并办公。同年皖南办事处又将它所办的屯溪社会服务处交由屯党部接办,致此屯溪区党部又增设社会股。以上四股和监委会各设干事一人,负责各该股的工作,另设助理干事一人,录事一人,办理公文收发和誊写工作。当时的书记是殷全道,由我任秘书。

二、基层组织概况

抗日战争中的屯溪直属党支部为了适应形势,扩大了组织,加强了活动。因此,下属基层组织发展的情况也很快。每个机关里,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都要成立区分部,同时在地方上也要求每保成立一个区分部。在直属区党部积极筹备组织后,由原来的五个区分部发展到1945年共六十多个。而且各个区分部书记大都是各个单位的负责人兼任。例如: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屯溪警察局局长马正九,军合处处长丁培鑫,皖报社社长萧继宗,安徽省缉私处处长蔡慎初,中国银行行长施培清,中央日报社主编李秋生,中央组织部东南办事处秘书吴乐仁,徽州女子中学校长周仲辰等都是本机关单位内的分部书记。

国民党一党治国的政策很不得人心,在国内外的民主人士舆论的谴责下才不得得已地宣布,根据总理孙中山的遗训,目前国民党的工作已从军政时期转到了训政时期,将要进入宪政时期而“还政于民”了。国民党将不再直接插手各项政治事务,政治事务都由政府去办,但实际上还在暗中控制。

三、屯溪党部工作概况

屯溪直属区党部的工作,分组训、宣传、社会、总务四个部门。组训工作:一、发展基层组织。(1)吸收新党员,每期依照上级规定数字,分配各个区分部征求吸收;(2)随时调整不健全的分部;(3)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指定党员进行筹组新分部;(4)调整游离脱组党员,纳入部分组织。二、指导党务活动。(1)在分部内指定党员建立“通讯网”,担任通讯工作,并在分部内设立党员“监察网”,它的任务是考察本分部党员中有无跨党活动;(2)督促分部举行党员大会和分部小组会。宣传工作:(1)将上级每期发来的以反共宣传为主要内容的《宣传纲要》转发给各个分部;(2)举办各种纪念集会;(3)协同政协办理有关时事宣传和各种纪念集会;(4)节日里编写宣传稿,并出墙报。社会工作:(1)指导社会服务处的活动,不定期举办时事或学术讲座,编写社会服务壁报;(2)在有关节日里筹办文体活动。总务工作:办理经费收支及不属于其他部门的一切事务。

1944年秋,屯溪区党部据上级指示举行了第一届全区党员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出席代表共一百八十多人,在开幕式上省党部办事处主任张一寒代表省委会讲了话,殷全道作了一年来屯溪区党干工作报告。第三天上午大会讨论工作报告之后,协商执、监委员候选人名单,下午进行选举第一届执、监委员。选举结果:殷全道任两委书记,匡经猷为党务监察委员。会议至此结束。

四、区党部的撤销和恢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设在屯溪的省内外各级机关,已失去了它的作用了,有的撤销,有的迁走。分布在各机关里的党员也随之移动,人员大减,国民党在屯溪的基层组织,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几乎是全部瓦解。屯溪直属区党部正在进行调整、合并、新建的时候,突然接到省党部一个命令,撤销屯溪直属区党部,屯溪的党务工作改由休宁县党部领导。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在屯溪的《徽州日报》社董事长刘紫垣,在抗战前当选了第一届休宁县的国大代表,在抗战胜利后他还想再次竞选第二届国大代表,但考虑到自己在抗战八年期间都在上海沦陷区内从事政治和经济活动,竞选第二届国大代表恐怕难以得到休宁人民的谅解。于是,他就勾结了休宁县党部书记长、休宁县参议会议长戴瑞,以聘请戴瑞为《徽州日报》社社长,并送给戴瑞住宅一幢为条件,要求戴瑞支持他的竞选。而戴瑞觉得抗战胜利后的屯溪已没有县以上的党政机关的设立了,很想将他的势力伸张到屯溪来,正好,又碰着刘紫垣向他伸出合作之手,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而且当时的政界中还吹起一股县长的遴选将由省政府委任改为民选的风。戴瑞很想过一过县长的瘾,感到把他的势力伸到屯溪来更有必要,因此,他与刘紫垣就达成了协议。省党部撤销屯溪直属区党部的措施,正是根据戴瑞的建议而决定的。但是在屯溪的一部分国民党员对戴瑞贪名图利的行为大为不满,他们(李汝华等)二十几个人打电报到省党部,申述屯溪直属区党部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要求恢复其组织,并推荐我为书记。省党部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派我为书记,洪余礼(休宁县万安人)为副书记。屯溪直属区党部于1947年12月重新成立。

五、殷、戴之间的争端

殷道全是绩溪人,原任绩溪县党部书记长、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张一寒认为他的工作能力比较强,因此将他调任屯溪直属区党部任书记,我任秘书。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和皖南行署于1943年合办了一个皖南社会服务处以后,将原办的屯溪社会服务处交给屯溪直属区党部接办,殷道全接办后又向屯溪的党员征集股金,创办了一个党员合作社。但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屯溪的形势起了变化,屯溪直属区党部可能不会继续存在。殷道全有了私心,为自己的后路作了安排,他独资创办了一个《中华日报》,它的资金是从屯溪社会服务处党员合作社的资金中逐步地化公为私转移而来。他办《中华日报》的目的,既可以加固他在屯溪的势力,又“积累”了私有财产,更趁着安徽人“倒李”的风潮中,他通过了这个新联工具对李品仙统治安徽的“政绩”加以捧场。并请他的同乡,安徽省党部委员方宏孝向李品仙暗送秋波,想搞个县长干干。这一目的虽然没有达到,而屯溪社会服务处和党员合作社的老本已经“亏”光了。

戴瑞想把他的势力伸张到屯溪,他不声不响地跑到合肥,向省党部建议撤销屯溪直属区党部。在得到同意后,公文还没有正式下达,戴瑞回到屯溪就急忙在《徽州日报》发表了这条消息,殷道全感到诧异,也非常恼火,所以在移交时故设一些障碍,迟迟不交,而戴瑞却一再催促,急于接收,而且对于社会服务处和党员合作社的“亏本”大有意见,双方互相刁难,大吵起来,戴瑞一气之下,跑回休宁去了。屯溪直属区党部至解放时而告终。

 

 

中统在屯溪和休宁的活动

汪  茫

我对中统情况,曾耳闻目睹,了解一段渊源,因限于当时条件,知之不详,难免挂一漏万,尚希知情人士,予以补正。

一、中统的特务机构、组织及其活动。

早在1932年刘镇华主皖时期,CC派(中统是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所组织的特务机构,C是陈字的英文注音第一字母。)在安徽的头子刘真如,李仁甫,魏寿永等人,就操纵了安徽省国民党的党权。刘真如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内设一个调查室,李仁甫为主任。这就是中统特务机关的前身。据说这个调查室。有个托派分子、大叛徒薛卓江任该县“肃反专员”,以党务人员面目出现,在休宁县境内从事特务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1934年2月,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与CC分子相勾结,积极策划反共,发展特务组织,派魏寿永来屯溪,设立皖南特务工作处,领导皖南各县肃反专员,加紧反共。

1938年,CC头子陈立夫、陈果夫,为坚持其顽固的反共立场,成立了一个独立体系的特务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室,各省成立省调查统计室,各县有县调查室,“中统”的来历,由此产生。

安徽省调查统计室主任,先是李仁甫,后为徐恩曾、娄子匡等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猖狂进攻,我东南沿海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相继沦陷。屯溪就成了东南敌后的重镇,国民党的党、政、军、特机关,纷纷迁入,人口骤增,市场畸形繁华。于是安徽的CC头子刘真如、魏寿永、李仁甫、方治(省教育厅长)等也窜到屯溪,串通了“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谷正纲,改组了由抗日将领皖南行署主任戴戟所领导的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刘真如乘机夺取了皖南动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职位,安插了CC分子,企图控制抗日宣传救亡运动,压制抗日民众团体。另方面,安徽省调查统计室分别在屯溪和泾县设立两个区室,皖南区室的地点在下黎阳财神庙徐博如家。由原休宁县肃反专员薛卓江任屯溪区室主任,内设秘书、助理干事、干事、译电员等职。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武装便衣队——皖南行动队。队长是穆公任(中统),后由陈觉民兼任,直属屯溪区室领导。在隆阜曹家花园还设有一部秘密电台,台长为沈萃峰,报务员有孙家镇等。受屯溪区室领导,直接和省室联络。另在屯溪还设有一个“交通站”,站长是陈觉民(寿县人,是薛卓江的外甥),其任务是传递各县来往密件和秘密特务的联络等工作。

屯溪的五乡镇,即:率口乡、阳湖乡、高阳乡、隆新乡和屯溪镇,行政上是属于休宁县管辖的,但在中统特务工作方面则由屯溪区室直接管辖。

屯溪区室为了掌握情况,在屯溪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私营工商业等部门的国民党党员中,发展了一批“党纲通讯员”担任各所在部门,单位内的政治情报工作。

中统特务,有三种特定的身份和职称。一是特工人员。这是经过考验,由省室报经中央局审查批准,并发有工作证,各地的调查专员必须具有特工资格的人,才能委任。二是特种情报员,这是由中统派遣打入各民主党派内,我解放区内,新四军、八路军内以及我各游击区、游击队内的秘密情报员,负有特殊的使命。省以下派遣的要经省调查室批准,有的还须经中央局批准。三是一般情报员,就是隐藏在各部门内的党纲通讯员。此外,1945年,中统又在地方上发展一批“通讯员”,由县调查室领导,不发任何证件,他们的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向县室报告。

中统除了有系统的组织和机构外,还有一些是国民党中央派来的和本省的CC要员,分别担任了一些非特务部门的职务,以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如:由重庆派来的CC系要人冯有真,担任中宣部东南办事处专员,刘绍仲担任中组部东南办事处专员,CC系干将宋振榘先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后又担任皖南青年招致站和青年训导所主任等职,表面上是收容东南各省逃来屯溪的流亡青年,实际上是网络无知青年,利用他们充当反共工具。中统特工李芝友(曾任肃反专员)任两浙盐务总局皖南分局视察,CC分子黄承铎担任皖南驿运管理处主任,中统特工魏寿永,在屯溪对河开了一家建国工厂,在休宁县梅林村办了一所建国中学,中统省室主任娄子匡在屯溪办了《中国民报》(娄本人不在屯溪),还有一个由国民党改组派投靠CC派的王远江办了短命的“火炬周刊”等等。

1939年,中统江苏省调查统计室也迁到屯溪(地址在长干街),并在长干街开了一个利通公司。它是以贸易、运输业务为掩护的特务机关。江苏省“调查室”主任,姓佐,兼利通公司董事长,利用公司在浙江淳安设有分公司,总经理是中统特务头子沈亭,他们直接与重庆中央局联系。一方面在屯溪收购桐油、皮油等战备物资,用民船从水路运往浙江敌我交界边区,卖给沦陷区资敌,又从敌占区内贩来大批工业品,转手牟利,大发其国难财。另方面在江苏、浙江一带,搜集我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内的军事政治情报活动。每个外勤人员,都佩有手枪。

特别是1943年间,陈立夫曾秘密来到屯溪,中统皖南区室、皖南行动队的全部特务分子倾巢而出,担任保卫工作,陈立夫在屯溪,对安徽省的党务,特务工作都作了周密的布置和指示。

1946年以前,休宁县调查室调查专员是叛徒胡国忠。1940年后,队长穆公任调任休宁县调查专员。调查室内设专职助理干事一人。另外,还成立了一个休宁县行动队。队员只有五人,直属县调查室指挥。

抗日战争胜利后,屯溪区室和皖南行动队等中统特务机关,随之撤销。另在歙县设立徽州区室,由歙县调查室调查专员洪俊侠兼区室主任,CC分子宋振榘担任第七区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并把七区专署从休宁迁到屯溪。于是他抓到了第七区军政大权,接着成立了第七区党政军联席特种汇报会。这是李品仙在“皖南事变”后所采取的反共措施的继续。各县也成立了县党政军特种汇报会,七区汇报会内专设一个以情报为主的秘书股,地点仍在中统屯溪区室的原址,对外代号是“91”。这个所谓“秘书股”,实际上就是中统休宁县调查室在屯溪的办事处。1947年10月,向省调查室要来一个电台,设在黎阳财神庙一个民房楼上。这个电话,是属徽州区室领导具体工作由休宁县调查室直接领导,1946年春,该电台撤回省室。

1947年5月,由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直接下令,屯溪的五乡镇公所,在各乡、镇公所人员编制内,增设一名干事,担任情报员工作,直接受秘书股领导,从事各该乡、镇范围内的政治情报工作,主要是关于共产党活动情报的搜集。

自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休宁县中统特务势力伸到了屯溪,在屯溪重整旗鼓,招兵买马。1946年下半年,穆公任在屯溪发展了一些党纲通讯员,搜集情报。

1947年下半年,穆公任与休宁县县长谢汝昌相勾结,积极策划“围剿”我休黟边区的游击队,成立了两个反共机构:一是休宁县驻休宁兰田的督剿官指挥部,穆兼任参谋。一是休宁县突击队,它是将休宁县调查室行动队扩大改编的,队员约二十余人,穆公任经常来往于兰田、屯溪两地指挥。

穆公任为了扩大其特务力量,搞了一个新闻工具——大刚通讯社。通过大刚通讯社的新闻稿进行反共宣传。

1948年2月,大刚通讯社和皖南通讯社联合组成屯溪通讯社联谊会,穆公任当选为理事长。

中统在屯溪除伸进新闻界以外,还派其骨干汪桐芳进行邮电检查,私拆人民信件,扣发外地寄来的进步刊物。

1945年下半年,《东南日报》驻屯办事处成立,c.c分子舒养芳为主任。活跃于徽州各县,他所报道的休屯一带的反共活动消息,主要依靠穆公任提供。穆也利用《东南日报》这块新闻权威招牌,为其报导“剿匪功绩”。他们之间,互相勾结,狼狈为奸。1949年春,舒因一则新闻报导,得罪了宋振榘,被《东南日报》社召回。另派江汉接任。他来屯溪后,与穆公任臭味相投,搞了不少特务活动。

穆公任的所作所为已经造成了“众叛亲离”的局面,1946年以后,他的特务耳目,多数失灵,除了几个亲信骨干外,大部分是敷衍了事。

1949年2月,我人民解放大军,解放了安徽江北。中统安徽省调查室的全班人马逃到屯溪。并在屯溪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可可饺面馆”,准备在屯溪安营扎寨,负隅顽抗。并召集了徽州各县中统特务头子,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拟了一个“应变计划”,内容不详。解放后,汪桐芳向我讲了“应变计划”中的一条:如果共军南渡,我们撤退时,一定要叫所有共产党的自首分子随同撤退,拒不执行者,就地处决。那知到了四月下旬,大军南渡,势如破竹。聚集在屯溪数以万计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已经是乱成一团,中统特务们也是自顾不暇,仓惶逃命。这“应变计划”就来不及执行了。

二、罪恶累累,铁证如山

抗战时期,屯溪的特务机关和形形色色的特务组织很多,主要是中统、军统两家,破坏我休、黟、祁、歙各县的地下党组织罪恶最大,危害最深的就是中统。

据我所知,早在1933年间,我赣南苏区方志敏同志曾派熊一飞来祁门、休宁一带,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在万安、潜阜建立过党的小组。不久,就遭到休宁县肃反专员薛卓江的破坏,熊一飞被捕,1937年秋,我中共长江局派余华、汪宪二人,从江北回到休宁发展党组织,1938年建立了和州中心县委。余华同志为委县书记,汪宪为组织部长。1939年,中统皖南区室就开始秘密逮捕我地下党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休宁县中统调查室逮捕了汪宪。由于汪宪叛变,出卖组织,共产党员黄士敏,险被杀害。(因黄被叛处枪决,在执行时,只有一发子弹从肩部擦过,未中要害,黄假装被击毙,在半夜逃脱了)。歙县的地下党组织了全部被破坏,在屯溪的地下党组织,由于皖南地委早作准备,凡暴露的党员,在事变前,已全部撤离屯溪,幸免遇难。

国民党反动派既已制造了“皖南事变”,逮捕关押我大批工作人员及党员。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由皖南行署,省党委皖办事处和徽屯戒严司令部抽调特务人员,联合组织成立一个“皖南特训班”,设在距离屯溪十华里的临溪,由戒严司令张扩治主持其事,有党部办理处抽调中统屯溪区室老牌特务丁静如去担任审讯科科长。名为“思想感化”,实则日夜轮番审讯,严刑拷打。1941年5月,第三战区司令部将这个特训班和被押人员迁移到上饶,成立上饶集中营,继续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43年5月,我和王嗣、汪鸿三人,被皖南区室逮捕,关押在皖南行动队里,这是一家民房,白天没有什么动静。到了晚上十二点钟以后,我们被五花大绑,押到皖南区室。他们严刑逼供,其刑有“双上吊”、“坐飞机”、“踩 槓”、“灌辣椒水”、“上夹板”等等,我们肉碎皮裂,痛不欲生,身体遭到极度摧残。

1947年冬,第七区专员公署专员宋振榘派副司令孙立钧、军事科科长刘泽滨,中统特务穆公任调集了休、黟、祁的地方武装和专署保安团、休宁县突击队等共一千余人,向我休、黟交界的西岭一带游击队发动一次大围剿。由于我事先得知,送出情报及时(我和地下工作有联系),游击队早已转移,敌人完全扑了个空。而游击区的人民却遭到了一场灾难。穆公任恼羞成怒,下令烧毁民房和山棚,抓走了不少农民,诬以嫌疑犯、通匪犯等莫须有的罪名,关在兰田督剿官指挥部里,拷打逼供,并从中敲诈勒索。小兵们也乘火打劫,掠夺民物,无恶不作。这就是中统特务的滔天罪行,非笔墨所能尽述。

三、轰动屯溪的两大丑闻

1939年,中统江苏省调查室才迁到屯溪的时候,设在长干街一所居民房子里。这些人架子很大,盛气凌人,而且行动上又鬼鬼崇崇。整日大门不开,人员进出都从后门。因此引起徽屯戒严司令部的注意,认为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一天晚上,司令部出动几十名武装,包围了江苏省调查室,要进去搜查。而江苏省调查室并不卖帐,徽屯戒严司令部的士兵鸣枪警告,中统特务也在房子里以枪还击,双方都如临大敌,一片混乱,全镇宣布戒严。火拼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江苏省调查室的特务们发现是戒严司令部包围他们,才出示了绝密证件,原来是一场误会,自己人打自己人。次日,戒严司令楼月(军统分子)亲自登门,赔礼道歉,这场丑剧,方告结束。

另一件是发生在1944年,利通公司从敌占区秘密运来一批汪伪储备券(另一说是被利通公司查获的汪伪汉奸伪造的法币)。真相不明,数字可观,当木船到长干街码头靠岸时,被军统的皖南缉私处查获,全部扣留。“江苏省调查室”主任佐某只得求助“皖南区室”薛卓江出面解困。而军统正好抓住了中统的把柄,证据确凿怎肯罢休。案情告到重庆军统大头子戴笠那里,戴要依法查处。中统慌了手脚,请薛卓江亲去重庆,向主子陈立夫汇报“案情”真象,说蔡慎初(皖南缉私处处长)歪曲事实,有意在皖南和他们制造摩擦,双方各搬山头,事情闹到蒋介石那里去了,蒋把戴笠、陈立夫叫去,各打五十大板,就此了事。

中统、军统之间,历来矛盾重重,互相倾扎,明争暗斗,互不相让,此事只不过是中统与军统两家矛盾的一段插曲而已。

 休宁团管区追忆

黄承纲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猖狂进犯解放区,使内战逐步升级。为了前线野战军伤亡兵员的补充,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强令在其辖区省市县内设立新兵征募机构。例如军管区、师管区和团管区的组织,各县乡公所亦相应设立新兵壮丁征集所。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男性青年为征集对象,由县政府军事科发令征集,并由县政府新兵壮丁征集所收容集中。然后由团管区派出新兵大队(中队)分赴各县进行体检和接收新兵壮丁入伍。随后由团管区集中统一转拔到国民党国防部指定的野战军接收,是国民党内战兵员补充的唯一来源。迫使千百万无辜青年老百姓,为蒋介石国民党内战而卖命。

休宁团管区司令部于1947年初筹建。它受皖向师管区领导,部址在屯溪柏树街。

休宁团管区司令部及所属人员编制(表一)

休宁团管区下辖两个新兵大队,每个大队设五个新兵中队(表二)

表一

 

上校司令:胡化民(湖北省人),总管全区征兵事宜。中校副司令刘懋。

中校参谋主任:程建泌(湖北省人),负责全管区文、电、批办事宜。

参谋室

少校参谋吴希南

(巢湖人)

上校参谋黄承纲(广西人)司人事调动事宜。

第一股

少校股长刘明笙

(陕西人)

上尉部员孙威拔(江苏人)陈丽光(江苏人)负责政训兵役宣传事宜(二人)。

第二股

少校股长韦光周

(广西人)

中尉部员蔡松雪(江苏人)负责新兵征募及情报等事宜(二人)。

第三股

少校股长丁身修

(广东人)

中尉部员沈慈祥(浙江人)负责新兵后勤运输事宜(二人)。

副官室

上尉副官万天鹏

(江苏人)

负责外交及司令部警卫事宜,有武装士兵约三十名,轻机枪一挺,步枪若干支。

军需室

少校军需主任王绍渠(河南人)

上尉军需汪鹏(休宁人)负责粮、饷、衣物调拨供给事宜。

军医室

上尉军医胡云峰

(休宁人)

负责新兵体检及官兵医疗事宜(尉级军医二人)。

通讯排

中尉台长张北淦

(休宁人)

负责有、无、电信、收发翻译等事宜,配有无线电台一部,有线电话若干部(通信士兵三至四人)。

司书室

上尉司书黄昌熙

(休宁人)

上士文书胡  某

(休宁人)

负责文电誊写及文件收发、档案事宜。

 

 

表二

 

第一新兵大队

中校大队长姜注民(湖北人)

上尉大队副阚某(皖北人)

负责督促新兵中队接收、送拨新兵有关事宜(大队部司书文书各一人)。

第一新兵中队

上尉中队长熊达坤(休宁人)

负责接收各县新兵壮丁及送拨事宜。中队设队副1人、分队长3人、班长9人

第二新兵中队

上尉中队长滕伯恺(湖北人)

同上

第三新兵中队

上尉中队长贾兴盛(河南人)

马静波

同上

第四新兵中队

上尉中队长王恩茂(山东人)

同上

第五新兵中队

上尉中队长

马廉夫

同上

第二新兵大队

(略)

该大队驻贵池由安庆团管区辖管

 

休宁团管区司令部及新兵大队(中队)的军官和军佐百分之九十是由国民党军政部驻芜湖二十军官总队调配任职的,由团管区统一上报国民党国防部人事科备案。

休宁团管区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民党国防部和省军管区下达分配各县政府应征募的新兵壮丁名额数量,由团管区会同各县政府军事科分配落实到各乡镇,由乡镇新兵征集所直接按名额征集之。兵员紧缺时,县政府军事科派员协同团管区新兵中队督催征集新兵壮丁入伍。

 

接着各新兵中队将新兵稍作军事训练,然后按国民党国防部和军管区及师管区所指令转拨或送交国民党野战军部队接收。

休宁团管区为了奉行蒋介石国民党的征兵指令,以使本身的征兵工作顺利开展,特在《徽州日报》设置“兵役园地”专栏来进行兵役宣传,以此混淆群众视线,欺骗老百姓,甘心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忠。

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大军南下追歼敌人,国民党地方部队惶恐不安。时驻屯溪皖南第八行政公署、屯溪警察局和休宁团管区,特意联合成立一个所谓“军警纠察队”,全副武装,夜以继日地在屯溪、黎阳镇各主要通道巡逻严加防范。这个“军警纠察队”以第八行政公署保安第四团为主,警察局、休宁团管区为辅。全副武装军警人员约三十名。

我是1947年初夏从芜湖二十军官部队应同乡韦光周之约,投入屯溪休宁团管区司令部任上尉参谋职,1948年春被调往安庆皖南师管团司令部任少校科员职。淮海战役大捷,解放大军胜利渡江,南京解放。1949年4月底,休宁团管区及所属部队,从屯溪乘船向浙江衢州方向逃走,在浙江龙游地方,即被人民解放军阻截,其组织也全部解散。

同年4月底,我随皖南师管区司令部,由屯溪出发,经休宁南乡往浙江衢州撤退。行抵浙江开化县境内马金镇附近的师抗时,得悉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开化县城。在这种形势逼人的时刻,头脑必须清醒明智。于是我们校级军政人员十余名,立即敦促师管区少将司令阮永祺,召集紧急碰头会议,决定全体官兵起义投诚。是年5月5日由师管区派温宗武等两人为代表,直接与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谈判。通过谈判获得圆满解决。5月7日我们皖南师管区全体官兵百余人,就近在马金镇西河滩上,由司令阮永祺率队,全部起义投诚。并由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师顾指挥接收我们,进驻马金镇刘家祠堂,后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刘干事给我们校级军官十余人照了集体像,并招待了我们。经过四天的教育,我们被资遣回乡生产,投向人民怀抱,走上了新生之路。

 

 

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发动捕鼠运动事录

汪年富

1941年春天,鼠疫流行,危害严重,尤其是浙江宁波、衢县等地,疫势猖獗,迅速蔓延。为杜绝祸患,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同年2月4日,设在屯溪黎阳的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以下简称为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为发动皖南捕鼠运动,首先发文通知至屯溪各有关单位,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了屯溪各界首次捕鼠运动筹备会议,并要求参会单位,务必派员准时出席,共同商议捕鼠措施。

2月6日,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准时召开了屯溪各界首次捕鼠运动筹备备会。出席会议的单位有:安徽省茶管处、伤兵之友驻屯支社、中国茶叶公司安徽办事处、皖报社、屯溪小本贷款处、皖印花烟酒税局、屯溪市民医院、荣招第七总队、青年团屯分团、高阳乡公所、浙区战时食盐收运处办事处、第三战区徽屯严戒司令部、屯溪防护区、隆新乡公所、皖南养路处、直属屯溪区党部、皖干团、皖南行署、屯溪镇公所、皖南粮管处、第三区救济分会、屯溪寒衣分会、屯溪商会、屯溪电话局、皖属盐税局、屯溪警察局、屯溪镇商民抗敌协会、动委会皖南办事处。

捕鼠筹备会,会议程序主要有两 项:一是报告事项,会议开始,由主席丁培鑫报告开会宗旨,他从鼠疫流行时的危害性,严重性,一直谈到捕鼠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讨论事项:为动员市民,开展捕鼠运动,会议对死鼠收购的价格、经费的筹措、收购的机关以及捕鼠器的筹制等方面,都一一进行了讨论、研究,并作出了决议。

一、为奖励民众捕鼠,会议讨论决定,采用现金收购办法,每收购死鼠一只,付给法币壹角。

二、对收购死鼠所需要 的经费及筹措方法,也进行了讨论和落实。

1、收购死鼠经费,暂时定为一千元;

 

2、筹措办法,以摊派形式作出决定:由商会支付八百元,各机关支付二佰元;

3、各机关的经费其分配情况是:贸易委员会二十元;第三救济区特派员事务所十五元;茶叶管理处十五元;中茶公司十五元;物产管理处十五元;第三区救济分会十元;四省贷运检查处十元;统税局查验所十元,省印花烟酒税局十元;休宁税务局十元;皖属盐税局十元;浙盐收运处办事外十元;皖南行署十元;粮食管理处十元。其由省党部动委会及其他机关平均分配。

三、收购死鼠机关,会议讨论决定,由屯溪警察局及社属各分驻所担任。

四、为保证捕鼠运动的顺利开展,会议对各项工作的落实,也作了明确规定;

1、各单位负责筹措的经费,要求在2月15日以前上缴动委会集中,然后交商会保管。

2、关于宣传工作,由省党部办事处、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皖报社、徽州日报报馆担任。

3、捕鼠工具的制作和认购情况:捕鼠器由屯溪镇公所、高阳乡公所会同二筹千个,由各乡镇公所按户推销,每户应认销二个(已养猫者免)。

4、关于死鼠的处理:死鼠收购及掩埋情形,每日由防护团负责检查。

5、至于文书方面,行文由动委会负责担任。

6、捕鼠器的总检查,由戒严司令部、屯溪警察局、皖南行署负责传担任。检查日期,另行决定。

筹备会议结束后,为动员皖南人民,迅速掀起一个捕鼠运动的高潮,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于2月10日,将行文和筹备会议纪录一份一同发至各县动委会,要求各地遵照办理,并将捕鼠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一详细报告。

在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的推动下,经过各县动委会的精心安排,一场轰轰烈烈的捕鼠动动在皖南各地展开了。

发动民众,开展捕鼠运动,不仅在当时,对除害灭病,防止鼠疫流行,起到了根治后患的作用,同时,在今天,对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昔日要人在屯轶闻

汪则之

唐式遵昱城高行辕

抗日战争期间,唐式遵就任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则率领三开赴皖南前线,总部设在青阳县。他在屯溪后街邵姓住宅内设了一个办事处,将这幢房屋修饰得非常美观,并设有鱼池假山,作为自己的“行辕”。他是个军人,却很想当一个“儒将”。凭其会写草书,于是在屯溪很多人的住宅内都挂有他所写的对联、中堂。据说这样官兵就不敢随意地对这些倾家荡产有放肆。因为摸不清唐老总和这些人家有什么交情,如果胡作非为,则怕后患无穷

唐式遵喜欢收藏古字画,但又不肯穹大钱购买。据西镇街古董店道古斋老王多梧和下街古董店老胡鲁芹说古代名家真迹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他到店里来要看古字画,只能把赝品给他看,骗他是真迹,反正他鉴赏水平不高,赝品当真品卖,也只给几块线。但他的部下从各县四乡代他“收购”的古字画很多。据说他调离屯溪时,就运走了几十箱,这里面免不了有许多字画是真品。

顾祝同出入屯溪镇

第三战区司令官司令部曾设在距离屯溪二十华里的潜阜,而司令长官顾祝同则经常出入于屯溪。他住在阳湖的一个大商人孙烈五的叔叔孙静山的家里。孙静山在上海经营茶叶,其时和顾祝同相识,并结为把兄弟。抗战发生后,孙静山潜回屯溪,和顾祝同拉起老关系,于是他就成了顾祝同的幕友。顾司令每到屯溪来时,就经常在孙宅打麻将,孙静山靠着这点关系也一跃成为屯溪士绅中的红人。好景不长,大概只有一年多时间,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就迁到江西上饶去了。

汤恩伯不喜爆竹迎

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汤恩伯于1947年的秋天某日,从浙江衢州来到屯溪进行军事活动。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宋振榘带领了有关机关负责人在屯溪汽车站欢迎他。汤恩伯身材魁梧,老布军服老布鞋,随从人员服装也都非常朴素。从汽车站步行到裤裆街口时,街上的商店早已接到警察局的通知,放爆竹欢迎汤司令。汤恩伯听到爆竹声,即向宋振榘表示不要在商店放爆竹。于是避开正街,绕道黄山旅社从河街到达上黎阳专员公署去作军事部署。

张学良秘密游老街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时,蒋介石把脸一翻,将张学良软禁起来。“七七”抗战开始,蒋介石为张学良的“安全”,由军统特工将他转到黄山,住在温泉附近唯一的一间别墅内,张的夫人于凤至也同来。

屯溪当时商业繁荣,有“小上海”之称。于是张将军想来屯看看,他向特工人员提出这一要求。由于对他毕竟是“软禁”,不好硬拒,就派了足够的人员开了几辆专车,“陪同”他直驱屯溪。下了车,他们从汽车站步行了沿街直上,左顾右盼,欣赏着屯溪老街的风采。还在胡开文墨店买了徽墨、毛笔和宣纸。到了老大桥仔细地看了摆在桥上两侧的旧货摊、古董摊,同时还观赏了大桥两边的水光山色。这前后逗留了几小时,然后在特工人员的“陪同”下,回到车站,登车返回黄山。

李品仙梨园惊急电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为了消除各个派系之间的磨擦,便于统一指挥,采取了“党政军一元化”的措施。在安徽,李品仙既是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又是省主席,还兼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李也知道这样一来更会激起安徽人的反对。他为缓和安徽人的“倒李”后气氛,不得不施用各种手段来笼络人心。1942年12月,他冒着日寇封锁长江的危险,偷渡长江来到屯溪,对当地士绅以及党政军机关的头子们进行慰问,并在屯溪冲洗了几百张他自己的戎装照片,赠送头面人物和高级职员,以表示好感。屯溪的党政头子接待了李品仙,并于元旦节日夜陪同李在大台观看京剧。当名演员钱艳秋演唱《临江驿》正得劲时,皖南行署机要室派员送给李品仙一份急电:“日寇进攻,立煌失守”(立煌县为当时的省会)。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一时惊异,即刻陪着李品仙离开剧场。第二天早上李品仙离开了屯溪,赶回皖北去了。

陈立夫莅屯视察

我在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工作的时候,于1943年秋天某日接到一个通知,通知说:明天上午在汽车站欢迎陈立夫。陈立夫是当时政治舞台上大家都知晓的人物,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陈立夫当过很长时间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此时已改任教育部部长。此次来屯是视察皖南教育工作。因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故屯溪的党政军头子都率领工作人员到汽车站欢迎。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并准备了一幅约三丈长的蓝布白字的横幅,上写“欢迎中委陈立夫先生指导皖南党务”等字,挂在汽车站出口处的马路上。在车站候车时,对知道陈下车后要步行到黎阳,将从省党部办事处大门外经过,但在办事处大门外却没有张挂欢迎的标语,临时安排又来不及。于是想了个主意,派二名工人做好准备,在欢迎的人群陪同陈立夫走过横幅语以后,即将此幅标语从电线杆上放下来,从后街跑步到下黎阳,再悬挂在省党部办事处门口的两旁树枝上,一物两用。当天下午,陈立夫在皖干团团部(现屯溪一中地点)作了一次演讲,其内容是解说《党员守则》。他轻言细语,娓娓动听地讲解,大家都美言其既有学识,又有口才。

 

·军事·

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

屯溪甲种区署

陈尚瞻

自清朝遗留下来的县以下的政权组织——都、图、甲,民国成立后仍继续沿用,它是通过地方士绅的威信协助政府推行政令绅政合一的制度。都设都董,图和甲设地保,都董是由当地名望较高的士绅担任,地保则次于都董了。他们除了负有上述的任务外,凡是辖区以内的民事纠纷以及地方公益事务之兴办,大都由都董处理。地保除催粮,承办公差外,也还兼负地方治安工作。

1930年,国民党政府宣布,现在已经进入“训政”时期,应着手建立县以下一级政府——区公所,它的任务是整理县以下的都、图、甲组织,根据自然村、镇的分布情况,划成乡和镇,拼按各乡镇的辖区编造户口。为了建区,安徽省政府民政厅曾于1930年和1931年两年中办过两期区长训练班,每期受训时间为半年左右,学员约二百人。毕业的学员由民政厅委派到各县担任区长。当时区公所的编制是区长一人、区员二人,司书一人、区丁四人。实际上当时的区公所并没有做了什么工作,连所谓的划乡编户口的工作都没有认真进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它似乎又变成了县警局的分驻所,因为在地方上发生了偷窃、打架等一类事件,往往报请区公所解决。这种情况延续了二年多,由于它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有些县干脆就撤销了区公所。当时我曾在绩、歙二县担任小学教师,还曾兼任过绩溪杨溪和歙县王村两个区公所的区员,所以略知概况。

后来,安徽省政府根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命令,在安徽各县重新成立区一级政权——区署。省政府并于1935年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区政人员训练班,学员约有一千多人。结业后,分发各县担任区长、区员、巡官等职务。一般的编制是:区长一人、区员二人,书记、录事、巡官各一人,巡警一个班。并在各个村镇里建立保甲制度:十户为一个甲,设甲长一人;十甲为、一个保,设保长一人,保丁一至二人。根据各个村镇人口多寡,可以在一个自然村里设几个保,也可以联并几个小村落成立一个保,并根据各个自然村的分布情况,将比较邻近的若干保组成一个联保办公处,这就是以后的乡、镇公所的前身。联保办公处设联保主任一人,由保长中推选一人兼任,另设书记一人。从此以后,区和区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比较健全起来,也就代替了都、图、甲的组织,都董和地保也不存在了。后来联保办公处改为乡、镇公所,由县政府直接领导,区署被撤销了。

1947年,正是国民党政府全面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和游击区的时刻,为了更进一步地防共和“剿共”,又建立了联防区署。它的任务是交换情报,配合军队对游击队进行“清剿”。它的编制是主任、副主任、区队长各一人,士兵四十人。从休宁县的情况来看,休南龙湾,休西上溪口,休北蓝田都设有联防区署。而屯溪虽然是人口稠密,商业繁荣一个大镇,却不是山区,没有游击队,所以不必要设立。因而此时的联防区署已不是行政组织了。

休宁县建立区署之始,鉴于屯溪的商业、交通情况比较发达,不同于其它乡镇,所以在首次建立区一级政权时,就定名为屯溪甲各区署。时间是在1935年的夏季,区长是祝更生。

我是于1938年8月跟新任区长童锡题到屯溪甲种区署任区员的。当时的人员安排如下:区长童锡题,主管民政的第一股区员是郑棣华,主管兵役的第二股区员是程宝徽,主管文教、水利的第三股区员是我,主管会计、收发文件的区员曾某,还有一个相当于区员职务负责新闻检查工作的某某,负责治安工作的巡官是薛涛,巡警教练员是洪某,并有警士五个班,约有六十人左右。同时还有五、六名勤杂人员,这样的编制是相当庞大的。其经费来源,除县拨以外,屯溪镇商会也补助一部分。

屯溪甲种区署管辖的范围是:高阳、隆新、阳湖、率口四个乡和屯溪镇。

区署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除负有督促各乡、镇行政组织的工作外,也还有它本身的任务。当时正处在抗战初期,人民群众抗敌救国的情绪很高。在各方面爱国力量的推动下,也做了一些工作。

一、宣传工作。每周或每十天举行一次抗日宣传、动员报告会,会场原址即现在的黄山市影剧院。此项工作是由程宝徽主持的。宣传内容有:抗战形势,防空常识,抗日歌咏,话剧等等。并邀请各学校,屯溪区党部,《徽州日报》社等单位以及社会人士参加,所需经费由屯溪商会捐助。

二、赶修汇车道。1937年初冬,上海、杭州沦陷后,大批军队和党政机关的人员从前方后撤,屯杭公路一时成为交通总枢纽,过往车辆日夜奔驰。但由于当时公路路面太窄,车辆非常拥挤,特别是来往交汇时,经常发生交通阻塞。当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布置驻址的副官处处长见此情况,非常着急,指示徽州各县立即赶筑汇车道。从草市到资口亭一段的汇车道由屯溪甲种区署负责修造,每隔一百米修筑汇车道一处,这一段路应修筑三十处左右。区署接受了这项任务,交给我负责,并由五乡镇各抽调一人协助工作。所需费用由休宁县政府从各区分摊筹集。近千名民工分段施工,在一日二夜的抢修后,完成了这一工程,解决了战时公路交通的困难。

为了配合抗日战争时期的运输工作,屯溪区署还成立了一个临时运输队,由五乡镇每日抽派民夫二十名,承担从前线步行后撤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随带的公文物资和行李的肩担任务。民夫的工资由休宁县政府向各区乡筹集付给。由于运输任务繁重,区署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日夜值班,从抗战初期来看,军民合作,同仇敌忾的气氛,确是十分高涨的。

屯溪区署根据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指示,在屯溪筹建一支自卫队。根据他们的分析,日寇有可能侵犯徽州,以切断皖南和江西的交通线。成立自卫队的目的就是加强地方上的自卫力量,并逐步对市民进行军事轮训,以 便日寇一旦侵犯,地方力量可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屯溪区署奉命后,并于1937年12月成立屯溪抗敌自卫委员会。以区长童锡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李承舜、商会会长胡云溥任正副主任委员,李承舜、马民导负责宣传股工作,程宝徽负责组训工作,我担任自卫队中队长,巡警教练洪某任副中队长。因为我在戒严司令部有兼职,具体工作由洪某负责。自卫中队下设三个分队,朱慰荪、罗会昭、孙亚飞等任分队长,并由戒严司令部批拨了粮食和服装,其余各项经费由屯溪商会支付。后来因为经费来源不能固定,编制逐步减少,最后于1938年7月全部解散。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军民合作的气氛就不及以前了,原因是前一段时间,屯溪区署对第三战区委办的各项公差办得很满意,后来连买戏票、定旅馆、代军官家属找住屋等私差都找屯溪区署办。我于1938年7月底离开了屯溪区署。

屯溪戒严司令部

陈尚瞻

1937年冬,京、沪、杭沦陷后,大批军队以及党政机关后撤。由于屯溪是浙赣线交通要道,因此过境军队日夜不断。有的途经,有的在屯暂设留守或办事处,收容本部队在战斗中失去联系的散兵。一时间,屯溪街上满是士兵。他们争吵、互相殴打时有发生,市面情况十分紊乱。即使有些纪律较好的军官,见此情况也是束手无策。(因国民党军队,谁也不卖谁的账,更何况这时是从前线溃逃下来的呢)尤其是每到夜间,不时传来枪声,且曾发生命案二起;一是有一个自杭逃来的商人被抢杀在裕堂后巷附近;一是有一个娼妓被害后,凶手移尸在杨梅山草丛中,市民恐惧万分。在平时,屯溪甲种区署本有巡警在街上持抢站岗、巡逻,此时为了避免与士兵发生冲突,被迫撤去。连当时驻屯溪的安徽保一团也撤离了屯溪驻到阳湖。

这时,三战区长司令部迁驻屯溪了(驻地选在潜阜、梅林一带),最先抵达屯溪的是长官部副官处一个副处长,见此混乱情况也感到焦急。他到区署休息时,见到区长童锡题竞是他在黄浦军校同期的同学,于是向童询问当地有无驻军可资调遣。童即将保一团有一个整团的兵力告诉他。这个副处长马上召见保一团团长祖心斋,令他将部队回驻屯溪,并以长官部名义命令立即成立徽屯戒严司令部(戒严司令部初成立时,区域是包括歙县城在内的,所以最初名称是徽屯戒严司令部),任命祖心斋为戒严司令。

戒严司令部初成立时,由于戒严法规文件还未下达,所以当时的人员组织完全是祖心斋任意安排的。记得当时的人员安排是:主任参谋谭国锋、副官处长詹聿官,军法官马民导,我任情报处主任,秘书是赵××,文书是孙亚飞。好在这些人员都是不支薪俸的。因此上报长官部备案时,长官部也就没有批驳了。至于当时祖心斋到底委派了多少个副官和情报员,连我这个所谓情报主任也不知道。

祖心斋担任戒严司令后,即将他的机枪连(连长是魏思问)调驻司令部内,并开始在街上设岗与巡逻(这时区署巡警也恢复岗哨了),虽是如此,可是散兵游勇每天在街上酗酒闹事的仍是不少。为了彻底整顿治安,长官部命令戒严司令部一定要采取断然措施。这里记叙当时一件事的实况:

事情发生时间是1937年12月下旬。有一天,某部留守处(驻荷花池)有三个士兵在屯溪下街一间菜馆用餐。用膳后不仅不给钱,还说已经交给了一张五元钞票,要菜馆找回多余的钱。这一敲炸行为自然遭到菜馆的拒绝,管账的为了息事,只好说老总们如果身上不便,菜金就不用付了。谁知道这三个士兵竟非要账房找回“多余”的钱不可,并大打出手。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被戒严司令部的巡逻人员发现了。即将这三个士兵(其中有一个是班长)带到戒严司令部进行审讯。不一会,他们的连长也来了,这个连长气势汹汹地为他的士兵作证,说这三个士兵上街时确向他支取了一张五元的钞票。这样一来只好搜身,结果在那个班长的袜筒内搜出一张五元钱的钞票。真相既白,那个连长也就无法再行辩护了,但要领回他们的士兵由他自己处理。祖心斋本来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加上以往也受过正规部队不少的气。这时,他身为戒严司令,又有长官部的靠山,也就不管什么正规部队了。立即命令卫士将那个班长拖到门口,先用扁担痛打一顿,继即下令枪杀,并把人头割一上悬挂在戒严司令部门口。至于那个连长也被祖心斋训斥了一顿,灰溜溜地领回另外二个士兵,并写下检查书返回驻地了。这件事对当时的散兵游勇震动很大,闹事情况也逐渐减少了。

这时,军委会军风纪检查团六分团(分团长丁培鑫)也到达屯溪了。屯溪的治安情况才趋于正常。

当时来屯溪的军政机构简直无法统计,且有不少并不标明部队番号及机关名称。这些单位因何驻屯更是无从获悉。在戒严司令部成立以前,区署只有为他们寻找住房的义务,其他是不敢过问的。戒严司令部成立后,即奉长官部命令进行彻底清果并登记上报,再由长官部核准留屯或饬令迁移。这事是交由我负责办理的,具体单位名称记不清了,但总的数字还有印象,即长官部批准在屯设立的共有十九个单位。其中较大的单位有:军风纪检查团六分团、忠义救国军屯溪办事处、四十五旅留守处、贸易委员会驻屯办事处、东南日报驻屯办事处、邮电检查所、难民收容所等。其他的即由长官部命令他们迁出屯溪。

祖心斋出身于山东土匪,1925年那次震惊全国的临城大劫案,他就是匪头之一。后被陈调元收编。陈调元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时,祖随陈到安徽。初任陈的警备旅副旅长,后任安徽省保安一团团长。当时,保安团系属省保安处管辖。各团的军官都是由省保安处任命的,可是,保一团却不一样,他的团内营、连、排长只能由他委派,保安处竟不敢过问。这是由于他手下的军官都是他当土匪时的哥儿兄弟。他今天可以把一个排长升为连长,明天又可以把一个营长降为排长。因为这个团有他们的内部帮会组织,所以被升、降的也丝毫不敢抗拒。还有一椿怪事,这就是保安处派到这个团担任的政工人员往往无缘无故地失踪了。他不报告,保安处也就闭眼佯装不知。至于这个团的装备、经费,他自有门路。他这个团不仅有三个营,另外还有一个炮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他的副官竟有八人之多,卫士也有一个班。即使是当时正规部队的师旅长也比不上他。所以,这个团的超编,上面也就不管了。

他担任戒严司令后,搞枪、弄钱的门路就更多了。他每天派出巡逻队在屯溪附近“巡逻”,遇上带有枪支的少数散兵,老实不客气将他们的武器收缴,并逼他们到保一团当兵,有不从的竟秘密处置毁尸灭迹。关于弄钱方法,主要是武装贩卖烟土,当然也抢劫烟土贩子的烟土。这些情况,长官部是有所风闻的,可是应付有方。举凡长官部、薛总部(当时驻在三门呈的前敌总指挥薛岳总部)的高级军官一来屯溪,他都大请其客,陪他们打牌嫖妓。而他奉陪贵宾打牌还有一手妙招,这就是只输不赢,由于博得这二个高级司令部多数人的欢心,所以,他也就平安无事了。

1938年5月间,祖心斋因调归祁门地区游击司令部指挥(当时我已任戒严司令部主任参谋),在祖心斋离屯,新任戒严司令尚未到职以前,所有公文处理暂由我代拆代行。可是,我除了处理公文以外,其他的事则不敢过问。实际上那个短时间(约半个月)负责人是詹聿官。

继祖心斋任屯溪戒严司令的是张襄保(他是当时长官部的少将高参),他接任戒严司令后,将祖心斋任意所设立的什么处都撤销了,仅设立了一个总务处(我任主任,詹任副主任),下有办事人员六人及书记一人。关于警备事宜,即由当时进驻屯溪宪兵第八团一个营长负责(营部即设在戒严司令部内),在张襄保任屯溪戒严司令期间(张任戒严司令仅二个多月),所能记叙的事仅二件:一是清查户口和举行灯火管制与防空演习;二是派了二个办事员化装成难民到隆阜难民收容所探查难民情况,以防汉奸混入难民所进行活动。

1938年7月间,三十二集团军组成(上官云相任总司令,驻地是歙县唐樾),张襄保调上官总部任参谋处处长,我也随张到上官总部参谋处任职。以后关于屯溪戒严司令部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仅知后来继任屯溪戒严司令的有高鹤飞和楼月等。在高鹤飞任戒严司令期间,歙县又归屯溪戒严司令部管辖(设办事处,程宝徵曾任过办事处主任)。关于具体事例仅记得有二件:一是上海文化人张善琨到屯活动被逮捕,送长官部处理(当时三战区长官部已迁上饶),后来不知何故又释放了。其次是屯溪戒严司令部主任参谋丁铁夫因榨取歙县一个巨绅的大量银元被撤职,而程宝徵因此事波及于他,也去职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皖南

田世庆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

皖南,远在大革命时期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即由肖劲光、方志敏同志插下了革命的种子。1927年3月,肖劲光同志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肖当时为第六师的党代表)的一部分部队到达皖南歙县,作了短暂的停留。肖劲光同志在歙县停留期间,改组了北洋军阀的旧政权,建立了以瞿朝杰为首的县政府。同时改组成立了国民党的县党部,建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并对各界人士及劳动人民宣传革命道理,作了初步的革命启蒙和发动工作。1934年,方志敏同志率领抗日先遣队由赣东北直驱皖南,北上抗日。这支部队虽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击,遭到失败,方志敏亦不幸被俘并壮烈牺牲。但是,这支部队在人民中特别是穷苦的劳动人民中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不断生根、发芽。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是从“西安事变”后开始逐步形成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人民要求抗日,要求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开始形成前所未有的团结局面,1936年底,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党员吴立奇(回歙县)、周瑞锦(回广德)、谢守枝(到南陵)回皖南。任务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第一次派到皖南的几位骨干,在他们的努力下,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如歙县有二百多人,屯溪有四十多人。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序幕,紧接着是“八一三”淞沪抗战。这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皖南沿江及边缘各县就成为战争的前线。皖南二十二县中沦陷或半沦陷的县份达一半以上(十二县)。这年秋天,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部在徽州屯溪组成(以后迁往江西上饶)。这时,从淞沪前线败退下来的部队有国民党嫡系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部,还有四川军阀刘湘部(后来是唐式遵部)。当时,皖南这块地方,在行政和军事上属于两个系统:行政上属安徽省政府领导,军事上受第三战区指挥(江北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南京沦陷后,日寇溯江而上,安徽境内的长江,不久即为日寇严密封锁。安徽省政府决定在屯溪设立皖南行署,主任是爱国将领戴戟将军。戴曾任十九路军师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后来,加入福建人民政府,对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十分有利的。而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然由中央社正式发表了,但在下面,还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有的表面打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旗号,实际干的却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的勾当。如当时屯溪调查室主任薛卓江,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c.c份子魏寿永等的指使下,就曾不断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迫害。虽然如此,但要求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时代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正在这时,新四军军部到达歙县岩寺。中共中央于1937年10月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命令分散在江西等八个省十四个地区的游击队,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1938年3月,这支部队在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袁国平、谭震林、邓子恢、傅秋涛、粟裕等同志的率领下,陆续来到了歙县的岩寺镇、进行整编。同年秋,新四军军部迁到皖南前线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对推动国民党地方当局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主导的作用。过去被破坏的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各种抗日进步力量也逐渐得到发展和壮大。新四军军部到皖南后,项英同志还同顾祝同进行了几次直接谈判,达成了一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协议(没有形成文字),使得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个时期内不敢公开反共,从而保持了两年多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七.七事变以后,中共长江局等上级党组织曾先后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到皖南进行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冬,中共长江局派共产党员余华和汪宪(此人皖南事变后叛变投敌)回皖南休宁工作。这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在休宁县海阳小学举办“第三战区志愿抗敌青年训练班”,并派军统特务张祖鑫主持其事。参加受训的有小学校长、教师和中学教师、国民党基层骨干共一百余人。聘请余华和汪宪担任教师。此举是以国共合作为名来限制余、汪的活动。但作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员来说,正好利用这个讲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虽然在工作中经常受张祖鑫等人的干扰,但因为参加受训的毕竟还有不少热血爱国青年,同情和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所以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收获的。

与此同时,共产党员黄诚、谢云晖、魏金非等同志,也由外省派来歙县岩寺,他们是受四川军阀刘湘的邀请,参加在岩寺开办的“第七战区政治部青年救亡训练班”工作。这个训练班受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皖南政治工作委员会领导,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鲁自成任主任,具体训练工作,则由黄诚、谢云晖等同志负责。参加受训的都是皖南歙县、屯溪、休宁、祁门、绩溪等县的失学失业青年,他们大都深怀民族的仇恨和抗敌救亡的决心来参加受训的。训练班办了两期,受训的青年共一百多人。他们结业后,分发到皖南各县从事抗敌救亡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37年11月,在上海从事救亡工作的以陈国栋为首的十二位同志,随同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来到皖南屯溪,并由罗卓英介绍到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部工作。陈国栋等同志力促薛岳立即广招爱国志士,培训抗日救亡工作骨干,开展战地服务活动,积极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薛岳同意了陈国栋等人的建议,于同年12月在屯溪附近的阳湖举办了一期“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招收皖南各县级及处省流亡的失学失业青年三百余人,进行时事政治和战地服务工作的训练。训练班由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简称皖中)校长姚文采兼任班主任,陈国栋、朱凡、许睛等同志配合“皖中”部分教师,具体负责培训工作。训练结束后,择优录取了一百五十人,其中分配一百人左右。1938年1月,正式成立了“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团部设在屯溪附近高枧工职学校内。姚文采兼任团长,下设宣传、救护、锄奸、交通、通讯、运输、担架、民运等十个大队。陈国栋等十二位同志分别担任各大队的正副队长和分队长,并成立了特别党支部,发展党的组织。在陈国栋等同志的推动下,皖南各县都先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积极开展战地服务工作。战地服务团还在屯溪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宣传工作。1938年春,他们组织了歌咏宣传队,在屯溪街头大唱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黄河颂》、《游击队之歌》等,同时还深入各中、小学及店员中教唱抗战歌曲、还到处书写、张贴抗战标语,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万众一心,共同抗日。同时还召开军民联欢会,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绪,使抗日烽火在皖南熊熊燃起。

但是,战地服务团所做的工作,顽固派薛岳却看不惯了,他一面采取阴谋手段逼走了陈国栋等十二位同志(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参加了省动委会工作),一面将战地服务团精简,由原来的一百人、缩编为三十人,被精简的人员一律遣散回家。他们中的不少人回去后仍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来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参加了新四军。

二、皖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如前所述,皖南地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首先是从部队开始的,也就是从1938年3月新四军军部在歙县岩寺建立时开始的。但地方的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时间则在皖南动委会成立之后。1938年4月,皖南行署在屯溪成立。5月,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以下简称省动委会)派周松圃、余华、焦呜銮、范治农、朱继章、邵之枢等(余、范、朱均为共产党员)到屯溪,协助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筹备成立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以下简称省动委会办事处),戴戟任主任,江暐(彤候)、周松圃任副主任,余华、焦呜銮、范志农、邵之枢、朱纪章等负责实际工作。余华同志等并成立了特别党支部,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因此,可以说,皖南地方国共合作是通过动委会这一组织形式实现的。余华同志等利用这一组织形式和合法身份,团结了国民党中造成国共合作主张抗日的左派人士程中一、邵之枢、焦呜銮、葛剑寒等和地方上的一些开明绅士。省动委会办事处成立后,戴戟很快就在歙县召开专员、县长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县开明绅士及各界知名人士。他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发动民众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县尽快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省动委会办事处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民众动员工作。会后,皖南地区的民众动员工作发展很快,局势日渐稳定。

此时,逃往后方的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刘真如、中统局的魏寿永、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组织部长邵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余凌云等都先后扛着抗战的招牌跑到屯溪。他们来到后,对皖南地区的民众动员工作造谣生事,企图插手,夺取领导权。只因戴戟不予理睬,他们才未得逞。

1938年7月,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此人原系汪精卫的改组派,汪当汉奸后,他未走,被蒋介石破格提为社会部部长)跑到屯溪,要戴戟改组皖南动委会,并提出只改名称,不动人事(刘真如等从中怂恿),遭到戴的拒绝。同年十月,谷正纲又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名义电商第五战区和安徽省政府同意后,以顾祝同的名义电戴促其同意改组。至此,戴已无法拒绝,遂将省动委会办事处改名为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委员会,戴戟仍兼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为刘真如、金慰农,常委有焦呜銮、葛剑寒、程中一、吴蝶卿等,委员有二百多人,包括各县县长、各界知名人士及地方绅士。改组后的动委会,组织机构和办事机构都扩大了。动委会内设总干事一人和组训、宣传、情报、服务、总务五个组,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谷正纲介绍巫兰溪任总干事,许闻天任组训长,因戴戟不同意,改提孙跃武任组训长。刘真如介绍王枞任宣传组长,张俊任情报组长,只剩下服务和总务两组由戴戟派人。戴安排范治农为组训副组长,余华为服务组组长,王光道、朱纪章为总务组正副组长。谷、刘原来打算把皖南动委会一把抓过去,把皖南的抗日动员工作,纳入他们制定的轨道,但由于余华、范治农等同志仍继续参加实际工作,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皖南的抗动员工作,仍在蓬勃地向前发展。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接着就发生平江惨案,不久,又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皖南的国民党顽固派刘真如、宋正榘、张一寒等人,伙同第三战区政治部,对皖南动委会的共产党员余华、范治农进行迫害。他们先秘密逮捕了范治农,解往上饶集中营(1940年10月,皖南动委会程中一、金慰农到第三战区进行慰问,向顾祝同力保,由顾开释),接着又逼余华自首并限期答复。余被迫于1939年6月间,以去医院看病为名,从医院后门逃出,离开屯溪去泾县新四军军部。至此,皖南动委会内部的进步力量已排斥,抗日动员工作陷于停顿。1939年10月,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突然病死,反动的桂系军阀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因不愿与这样的人共事,愤然辞职,于1940年4月交卸。继任者为桂系的黄绍耿。戴在卸任前,介绍休宁人黄乐民为皖南动委会干事。不久,皖南动委会又进行了一次改组,改名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组织机构缩小,各组不设组长,只设干事和助手二、三人。黄乐民是国民党左派,思想比较进步,同情共产党,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他接任总干事的一段时间里,皖南的抗战动员工作曾有起色。他并于1940年5月,在屯溪成立了“皖南动委会政治工作队”两个队,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第一队队长呼延夫(笔名金芳),是进步文艺工作者,副队长朱炳,是纯文艺观点的自由派。第二队由张一寒派中统特务鲍士鎏,李体元两人分任正副队长。政治工作队招收失学失业青年六十人,其中大多数是要求抗日思想进步的青年。屯溪地下党组织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抗日动员工作,先后介绍地下党员汪茫、钟袁平两人分任第一、二两队歌咏指导员。他们以歌咏为武器,大唱抗战歌曲,把许多爱国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抗日救亡工作,一度较为活跃。第一队曾在屯溪公演曹禺的名剧《雷雨》和其它抗战话剧,效果很好。黄乐民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舆论工作,他除了亲自抓政治工作队的时事政治学习,邀请经济学家骆耕谟讲政治经济学外,还邀请文艺界进步人士黄竞麟、程襄侯等在屯溪创办一份名叫《皖南人》的刊物,以宣传抗日。

1940年下半年,皖南的政治气候逐渐恶化。八月间,政工队的钟袁平同志被秘密逮捕。十月间,皖南动委会总干事黄乐民被迫辞职,宣传助理干事李一木和政工队第一队队长呼延夫被撤职,而《皖南人》也在最后一期中,以《何以告慰孙总理在天之灵?》为题的论文,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之后,向读者宣告被迫停刊。皖南动委会的名义虽然还仍存在,但已全部为反动分子所操纵(这时军统特务丁培鑫继任干事)。各县动委会内的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也先后被迫离职,各种救亡团体无形解散。以顾祝同为首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正在调兵遣将,白色恐怖笼罩了全皖南。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的新局面

皖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成、巩固和发展阶段,整个皖南地区出现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首先,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为适应新的战略转变和形势发展的需要,1938年秋,在皖南泾县白棵树成立了中共皖南特委,特委书记是邓振询,邓调苏皖区党委书记后由谭启龙继任,李步新来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谭启龙离开后,李步新继任书记。在皖南特委领导下,陆续成立了几个中心县委,其中徽州中心县委设在屯溪(1938年4月份成立,包括休、黟、祁、歙、绩五个县),书记先是余华,后是汪宪,最后是郑家琪。皖南事变前夕,又组织了新的皖南特委,黄跃南同志任书记,特委委员有胡明、孙宗洛等同志,在特委下面,按地区成立了徽州、旌泾太南芜宣几个中心县委,铜陵敌后地区成立了工委,分别由黄跃南、胡明、孙宗溶等同志兼任书记。这些党组织的建立,对领导各地基层党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虽然蒋介石已正式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根据党中央指示,除因统战工作需要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外,一律处于隐蔽状态。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合法身份,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并以自己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和模范行动,影响群众,把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从而实现党对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

其次,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成立后,各县也很快成立了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各县动委会绝大部位都在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开明士绅支持下,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省动委会办事处成立了一个直属青年工作团,吴立奇任团长。另外,还有八个特种工作团。各县也都成立了青年工作团。这些工作团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地下员和革命进步青年手中,如黟县青年工作团长范澎生、太平青年工作团团长崔思权、歙县青年工作团团长王任之,都是地下党员。工作团的成员绝大部份都是积极要求抗日的革命进步青年。他们不计待遇,不畏艰险,深入农村,深入敌后,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广泛地建立各种抗敌协会。如青抗、农抗、妇抗等,一时皖南各县出现了坚持抗战的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在省动委会办事处余华、范治农等同志的带动下,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校长、省动委会办事处委员姚文采,积极领导全校学生开展抗日民主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是以教唱抗战歌曲开始的。姚文采力排众议,聘请汪茫为音乐助教,在全校教唱抗战歌曲。接着将学生分为八个宣传小组,分赴休宁的临溪、梅林、占川、隆阜、率口、高阳、黎阳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到处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向农民教唱抗战歌曲,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部份学生还组织了一个“雪里红剧团”,到屯溪附近演出抗战话剧,效果很好。有一次学校还组织五百余名学生,参加由第三战区政治部主办、国民党军事委会政法部第三厅演剧二队主持的千人抗战歌曲大合唱。这个学校有一个军训教官丁衡阳是军统特务,他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极为仇视,迫害进步师生,制造白色恐怖,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大家一致要求把这个家伙赶走。在全校师生愤怒声讨和社会舆论压力下,这个家伙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再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国民党地方政府——皖南行署、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关系,一直很好。1938年春,新四军军部在歙县岩寺成立后,双方即经常联系,戴戟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和川军,对当时动荡的人心和混乱的局面,不介但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反借口抗战需要,大兴徭役,加重人民负担,制造地方纷扰。而新四军到处为人民着想,从不向地方要一针一线,并极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抗战,安定人心。面对着上述情况,我的打算是……对新四军更要保持接触,以免发生纠纷”。新四军军部在岩寺的时间虽然很短(两个月),但却为地方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并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民党地方当局保持了比较融洽的关系。新四军军部东进到皖南泾县云岭后,和驻在泾县的国民党第六区行政署察专员公署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他们派出大批工作队,进行抗日动员,组织群众,保家卫国,协助国民党地方当局做了很多有利抗战的工作。当时的国民党第六区专员邓吴明(国民党左派,解放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农工民主党南京市主委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叶挺、项英等经常接触,关系融沦。第六行政区所辖各县除泾县是完整外,都沦陷或半沦陷区,情况很复杂。由于得到新四军的协助,那里的地方秩序比较稳定。国民党当局还在泾县办了一所临时中学(十二临中)收容沦陷区的失学青年。随着前线局势的日趋稳定,前后各方县之间还展开了一些经济贸易往来,对调剂军需民用、活跃战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皖南的影响

抗战初期,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同志,没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过分相信国民党,认为他同顾祝同达成的某些口头协议是可以信赖的。由于项英同志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敌占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此缺乏对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甚至在中共中央1940年5月4日的指示下达以后,仍然不愿执行。对于国民党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坐失时机。以致在1941年1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同志亦被反动分子所杀。这一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虽然项英同志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其本人负责,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五、皖南事变以后的形势和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皖南的党政军特倾巢出动,在皖南各县疯狂地进行大逮捕,我休、黟、歙、祁和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国民党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宁振榘召集国民月会,大肆反共,诬蔑新四军是“叛军”,并扬言新四军已被彻底消灭。同时进一步限制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剥夺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还由皖南党政军机关会同派人组织皖南特训处,由唐升节负责,丁静如负责审讯,进行残酷迫害。他们还根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指示,为了防范皖南事变后共产党的暗中活动,成立皖南特种会报。各县也先后成立了特种会报,由各地党政军特宪警团机关指派专人参加,会上交换来自各方面的共产党活动的情况并提出防范措施。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军事上也进行了周密的布署,成立了苏浙皖边区绥靖指挥部,由顽固的反共将领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任指挥官,顾祝同还派他的弟弟顾心衡统帅国民党第二挺进纵队进驻泾县,名为抗日,实则反共。皖南各县的反动武装,也在刘秉哲的绥靖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集结起来,企图把在皖南事变后开始组织和发展起来的皖南游击队一网打尽。

至此,自1938年初开始形成并逐步得到发展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皖南地区已趋于事实上的破裂;体现国共第二合作的组织机构——皖南动委会也告结束。

但是,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愿望相反,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破坏了的。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几天之后,新的新四军军部就苏北盐城城区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941年5月1日,从皖南突围过江的新四军各部同孙仲德的江北游击队纵队以及林继先的挺进团合并,加上无为游击队和江北地方武装,在无为正式宣布组成新四军第七师,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任命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张当时在延安,一直未到职),曾希圣为政治委员,傅秋涛为副师长。不久,又宣布成立了以何伟为书记、李步新为副主任的皖中抗日行政公署,从而健全了皖中地区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皖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遭遇到暂时的挫折。但决不象国民党顽固派所宣传的那样新四军被彻底消灭了。事实上,皖南事变前夕,以黄跃南同志为书记。胡明、孙宗洛等同志为委员的皖南特委,一直在战斗着、工作着,皖南事变后,皖南特委转移到无为县的白茆洲,李步新、黄跃南同志分任正、副书记,胡明、孙宗洛、张伟烈同志任特委委员,胡明同志兼任徽州(包括旌泾太)中心县委书记,张伟烈同志兼任铜繁敌后的中心县委书记,孙宗洛同志兼任南芜宣中心县委书记。他们在积极发展游击队武装力量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如太平的焦呜銮、绩溪的葛剑寒、程中一,青阳的陈次权等都和我党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并使抗日游击武装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巩固。

 

 

日本侵略飞机轰炸屯溪纪实

戴笃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疯狂对我国华北和京、沪、杭等地进行了残暴侵略和野蛮蹂躏,而且对大后方城市和县镇又进行了肆虐轰炸和破坏。

1939年7月22日(农历6月6日),屯溪晴空湛蓝,晨风凉爽,老街(当年称中山街)和西镇街各家店铺正忙于招揽早市,小吃摊点勤快地接待着顾客……在兴隆腾腾早市中,谁也没有料到,一场酷劫突然降临!

八时许,一阵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响彻屯溪上空……“不好!日本飞机要来了……”,店员们飞快地上着板门,赶早市的农民护着早熟应市的新米不知如何是好,挑着新鲜蔬菜的农妇挤在人丛中跌跌撞撞,嘀!嘀!嘀!黄色车和脚踏车急着向巷弄里隐蔽……大家各自狂奔着去钻防空洞,几分钟前还是闹腾腾的老街和西镇街,倾刻间变成一片死寂。

喔——喔喔……紧急警报跟着拉响了,五架日本侵略飞机伴随着紧急警报从东边呼啸着窜临市区上空,经黎阳、高枧又折向阳湖,来不及疏散的同胞遭殃了——毫无遮拦的杨子坑大码头边五十余位洗衣、淘米的妇女和姑娘们被日机上的鬼子窥见了,它们散开盘旋的队形,一架架呼啸而下——哒哒哒、哒哒哒密集的机枪子弹似雨点般射上码头洗濯的乡梓同胞!轰隆!轰隆!燃烧弹和炸弹不断在街市上爆炸……有人在山凹里瞧见老大桥西端烈焰腾空,低声叹着“不好,西镇街在燃烧了!”

万幸躲进各防空洞里的人憋着呼吸,挤得似罐头里的沙丁鱼——动弹不得,苦不堪言,老人和儿童双脚站得又酸又麻,好不容易挨到敌机远去,警报解除后,大家才急急从防空洞里钻出来去寻找失散的亲人。那时,我是在屯溪小学(即今四小)读书,从观音山防空洞里钻出来后,随着大人们拥到扬子坑去看望遇难同胞。呀!真惨绝人寰呀!几十位骨肉同胞被敌机罪恶的子弹扫射得一片血肉模糊,有的饮弹坠入水中,有的脑溢肠露倒在烈日下,还有的在断断续续地惨叫和低泣,碧清的江水在汨汨泛红……二个年轻妇女,已奋力从码头下奔到堤岸,可是亦难逃劫,一个卧着停止了呼吸,一个双手捂着肚呻吟。据官方统计,仅这一次日机轰炸就死市民47人,伤百余人,多少家庭在倾刻之间失去了慈母和活鲜鲜的妻女!可是,灾难还在扩展啊!

启明小学(即三小前址)的弹坑里正在挖掘着尸体和受伤同胞;日机丢下的燃烧弹仍在西镇街喷着烈火在燃烧!

屯溪西镇街的精华——数百年的“石翼农药店”、殷实的“贾振泰瓷庄”、还有闻名苏、浙、赣的南北货大批发商“同福宝号”和几家百余年的古董(文物)老店都在燃烧,一批宋元字画和其它文物都在毒焰中化为灰烬,整整一条繁华的古色古香西镇街在几个小时中化成堆堆瓦砾,在废墟边的店主们有的愤怒得狂跳、有的悲哀硬咽、还有的女主妇在呼天号地,她们咒骂着万恶的日本鬼子要千刀万剐……

此后,日机对徽州各县和屯溪的轰炸和骚拢更频繁了……。仅在1940年10月26日上午,日机就两次轰炸屯溪,尤其是第二次“回马枪”轰炸来得更毒辣,在市民松弛的警惕中,狡猾日机又突然窜回屯溪上空肆虐扫射和轰炸,百姓和儿童又猝不及防地遭受着屠杀。

战时屯溪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都给日机的空袭扰乱了,当年号称“小上海”的20多万市民,过着日夜巅倒的“躲飞机”的折磨生活,每逢晴天黎明,大大小小的人群胡乱填胞肚皮,每个人背上一只用黑布或蓝布做的“防空袋”,店里的老板和店员塞进账簿和干粮、机关的公务员装着文件和发的午餐、家庭妇女塞进针线、鞋底和泡饭、老师和学生装着课本、作业和大饼馒头……向着四郊乡间疏散——“躲飞机”去,有关系的找个乡下亲友处歇脚,没有熟人的只得蹲在山坞、树林、土丘的石阶上耗磨到太阳西斜时,疏散的人们才从四面八方拖着疲乏的脚步返回屯溪市区,机关赶着开锁办公,商店抢着时间应市,主妇匆忙着做夜饭,等到学生赶到学校上课时,天已近黄昏,老师只能抓紧时间各上一节语文、算术课,学生耐着奔波的疲乏在学习,我们这一代童年就是这样在“钻防洞”和“躲飞机”中度过。

屯溪在八年抗战中万幸未沦陷,但仍旧逃脱不了日寇飞机的肆虐和烧杀……一直到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兵力减少,空军也只得转为防御阶段,于是对徽州各县和屯溪的空袭才逐渐减少。

岁月沧桑,神州巨变。今日重温历史,就是要告诫年轻的一代牢记中国近百年来屡受帝国主义宰割和屠杀的耻辱历史,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抗日和3500万革命前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献身,才取得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我们今日终于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独立自主,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金融财政

屯溪金融业勾沉

季子禹、庸镐

金融为经济的血脉,金融业的勃兴,即市场活跃的标志。至解放前夕屯溪银行曾多至15家,足见经济的繁华。

屯溪金融业起源较早,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就设在万康、致祥、广茂、益和、晋康、厚康、德源(兼营)等七家钱庄,延至民国初,尚有致祥、永达、厚裕、大康、德源等四五家。此外还有和济公当铺以及鸿泰、景昌、余福泰等许多较大商号都吸收社会游资作为辅助资本,通常年息一分,不过这些都是老式的金融业。

屯溪新式金融业的创立,始于1916年4月9日成立的中国银行屯溪汇兑所,地址在下黎阳。以后裁撤,于1931年6月18日改设为支行,隶属浙江分行。营运资金额400万元。1943年12月15日止的现有资产5100万元。业务门类有:国内及国际汇兑、经收存款、放款、代收储蓄存款、节约储金,发行国币储券和美金储券,代收献金、战债、捐款、国税,收兑金银硬币、兑换及其他一切银行业务。1939年共有员、生(练习生)16人。

1936年5月安徽地方银行成立,即在屯溪设立分行,地点在八家栈。抗日战争开始后,分江而治,总行迁往皖北立煌,并在皖南屯溪设临时办公处,行长程振基(婺源人),曾留学英国获经济硕士学位。与徽州商界大亨素有交往,颇有事业心。来屯后即利用银行资金成立皖南物产运销处,并出任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屯溪办事处主任。1938年由于茶叶公会主席姚毅全和巨绅江彤侯的呼吁,在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的支持下,去汉口贸委会求得茶贷200万元,缓解当年茶市困境。不久,程振基去世,由副行长郭子清主持行务,1947年4月安徽地方银行以组为安徽省分行。

1937年4月,中国农民银行在屯溪设办事处。1942年9月升格为支行,1946年复降为办事处,主任系策方。1943年11月中央银行在屯溪设立办事处,主任王以叙。属上饶分行管辖,执行中央银行有关金融事宜。1945年12月撤销,并入芜湖分行。1945年5月,远在重庆的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派周铭兴、苏炎玉来屯溪成立办事处,以后改由江西分行负责管辖。

中央合作金库屯溪分理处于1948年4月成立,主任沈玉明,地点在民生路口,它不与其他商号往来,以发放茶贷为主要业务,因此社会上印象不深。

1944年5月,邮政储金汇业务局屯溪办事处成立,主任王鹤,地点就在上街原郑景昌旧址。隶属邮政总局,吸收社会存款,办理汇兑。

银行企业家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0年6月由黟人江匀安来屯溪成立办事处,主办存贷款及上海沦陷区汇兑。抗战胜利后并入芜湖分行。

此外,抗战期间还有休宁县银行屯溪办事处,地点民族路,主任林璵伯。和成银行屯溪办事处设在横街8号,主任陈文莫。江西裕民银行屯溪办事处,主任熊家骝;江西源源长银行屯溪办事处,经理王某;巴川银行屯溪办事处,主任舒鸿吉;江苏农民银行屯溪办事处,主任张绍;浙江地方银行屯溪分行,经理汪福星。

 

另有中央信托局杭州分局在徽州茶区大规模设置茶厂,由于资金雄厚,业务逐年增大,形同独占,逼得广大茶商陷于绝境。因此休宁茶叶公会在报纸刊登巨幅广告,向世界呼吁,至1948年6月1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才发布停止茶叶收购以免与民争利的指示。

1938年由休宁茶叶公会发起筹组茶叶银行,并商得皖南行署和安徽地方银行的同意和支持。理由是国家发放茶贷,是为了发展茶叶生产,促进“祁红”“屯绿”振兴。但开办以来流弊甚多,故拟设立茶叶银行专门办理茶贷。推选屯溪孙友樵、曹敦甫、休宁吴子安、歙县姚灼华、程廉夫、祁门胡味因、陈锡恭、至德林锦文等人负责筹备。1939年12月开筹委会两次,进行顺利。但终因触及四大家族利益,借口与银行法抵触,不予批准,以至未能办成。

抗战时期由徽中、皖中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创办“星之海文艺社”其中骨干成员胡同伦的父亲胡培基,是中国银行会计主任,王兆锟的父亲是江西源源长银行的经理。由于他们家庭经济较为富裕,所以才有条件支持他们创社办刊。

屯溪在建国前,除“四行、一库、一局”外,还有众多的地方银行、民营银行,数量之多,在当时全国中小城市中,确属少见。

 

屯溪盐商纪事

苏绍周

    屯溪盐商是徽州盐商的核心。明清时,雄飞商界,显赫一时,迨至民国中期,声势犹盛。自抗日军兴,“盐”是专卖性质,始有变化。但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权益依然。盐商之于官场,甚为活跃,两者颇多渊源,官宦出身于盐商家庭的有清相国曹振镛等多人。官商往往心气相通,财货相联;“官”得“商”而招财进宝,“商”倚“官”而一路绿灯,无往不利。

    屯溪盐商(以下简称盐商),挟父兄之余荫,财雄势大,知书识礼,八面玲珑,为人称道。他们分别集中在屯溪和武林(今杭州),并以武林为大本营。

盐商在屯溪老街开了九家盐栈(店),它们是“万隆、广源、永和、协春、志成、裕康、豫康、鼎新、德源”等。另在休黟歙绩等县又经营了36家盐栈。

盐商在武林有常驻代表,亦即名闻收遐迩的“三尊大佛”。首为杜遐斋(盐商领袖,苏家盐商总代表),次为俞植三(休宁盐商代表),末为许瓒侯(黟县盐商代表);在屯溪也有两名,人誉之为两位“高士”即曹韫辉、黄克坚。在歙县有一位“替身”孙衡甫(其幕后人物为歙县盐商代表鲍咏松)。这里所谓“三尊大佛”指他们三人既有菩萨心肠而又法力无边的意思。至于两位“高士”指虽为盐栈老板却幽居在家,少问盐务实事,是不与人争权、争利、争名的潇洒人物。

“三尊大佛”权倾盐界:杜遐斋豁达大度、老谋深算、处事持重。俞植三为上草市巨富,平素连三岁小孩也不得罪,他家假山佳水,小桥流水,人称之为“俞家花园”。据说他家用餐,因地方大,要呜金相告;许瓒侯家在桃源似的黟县。他亦商亦儒,谈吐风雅。爱收藏古字画并善于鉴别真伪(曹韫辉珍藏明清字画最多)。他们三人合住在武林荐桥安徽会馆内苏州园林式的“小筑”里。这里可与上海豫园媲美。盐商常来此和“三尊大佛”在一起,共商大计以及搞“迎春、消夏、赏秋”等活动。

“三尊大佛”在武林,门前车马喧闹,厅堂觥筹交错,来往的乃是两浙盐运使署(后改两浙盐务管理局)官员以及巨富大贾。他们沆瀣一气,为的是各得其乐,各取其利。

盐商是十分精明的,他们懂得交结盐官,维护官价,求得“加价”是一本万利的。此外,还必须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对壮声威、遏私盐是必要的。经奉准成立了浙东第一区商巡缉私队及其管理机构,即浙东第一区商巡管理处(主任杜遐斋,拥有指挥权、财政权、人事权等,具体工作人员为程润生等)。

浙东第一区商巡缉私队共有官巡160名,其中商巡缉私队队本部为16名,下辖4个队共144名,每队长巡36名。这支队伍,它训练有素,武器精良。每队配备长短枪32支,大刀4把。他们粮饷充足,到月发放,尤其是待遇优厚,伙夫月饷8元、二等巡9元、一等巡10元、巡长15元、副队长40元、队长60元(按当时8元可买猪肉32斤计算,当个“盐巡既有宽余而又轻松舒适”是令人羡慕的美差)。

当时,队本部驻严州(今浙江)建德所属商巡缉私第一队在此供卫和巡缉,第二队驻浙江富阳,第四队驻浙江昌化,第三队驻徽州,队部在歙县篁墩,有近30名长巡分驻在渔梁、深渡、街口、龙湾、渔亭、临溪。此六地中以“街口、深渡”为缉私重点。

商巡缉私第三队的主要任务,重点是查缉“岸私”即浙江越界冲销的“私盐”。如果盐商听之任之,那么他们盐仓里的高价盐就卖不出去。盐商就要积压巨额资金,还要增加途耗、仓耗等损失。例如街口苏裕泰盐栈,如果不堵住浙江威坪的低价冲销盐,那么不但不能获取厚利,甚至连老本也要蚀去。除缉岸私外,就是缉“船私”,即盐船船民沿途偷卖所运官盐。就缉盐商税,要加强“防范”,在船民来看,他们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之身。他们于船停泊处,以低价售给掮客。他们 之间有暗号联系,而且是深夜交易,可谓“防不胜防、查不胜查”。盐商尽管纷调长巡押运可收效不大。

盐商重视遏制私盐的泛滥,也注重官盐的运输问题。船运量多价廉,但一到新安江枯水季节,重载盐船无法通行,轻载,则要增加成本。如任其旷时废日,途耗更多,偷盗更炽,损失更大。据说从武林六和塔到屯溪盐埠头,滩高水浅,盐船航行往往要一个多月。盐商为了减少损耗,多得利润,又能保证供应,不致脱销,他们大动点子,利用杭徽公路办起了运输公司。去时装运茶箱,回程载盐来徽,于是又大发其财。歙县洪埠头巨富曹霆声,率先创立了“鸿飞汽车运输公司”,苏家盐商不甘落后,奋起竞争,也开办了“凤来汽车运输公司”,成了后来居上。有人说:“鸿飞了,凤来了”。

 

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杭州危急,所有盐务机关纷纷撤退,盐商也随之疏散。以杜遐斋为首的“三尊大佛”,由水路载运财物返回屯溪。当时屯溪已成为我国东南第三战区的重要基地,是京沪杭涌向大后方武汉、重庆的重要通道。有“小上海”之称。

自两浙盐务管理局局长郭劭宗随局迁往浙江西金华后,为了抓住盐业,开辟财源,他委派了心腹吕葆碌来徽州,吕在深渡筹办并成立了“歙县收税局”担任了收税官(相当于局长)。任期不长,能量不小,吕善于谄媚上级,笼络盐商;对下级经常施恩惠,以收买人心。同时,他为了积蓄力量,以期大展鸿图,特在培植亲信方面大下功夫。所以他办起事来,总是左右逢源的。次年,该局迁来屯溪渔池巷程家,有四进的巨宅,易名为“皖属盐税局”机构扩大,人员增多。正当吕踌躇满志,以期大显身手之时,财政部盐务总局总办缪秋杰却指派了他的得力人员汤韵韶出任局长。这对郭、吕如同听了一声惊雷。

汤韵韶对人热情,没有官架,他风流倜傥,常与下属泡在一起。然而办事却雷厉风行,毫不讲情面,尤其是他对国民党政府官员,则又显得清高自负。不久,皖南盐税局扩充为皖南盐税局,郭劭宗因有顾祝同撑腰,硬将汤挤走了。郭把自己的股肱李仲元调来接印。李仲元是个十足的官僚,财迷。在盐税局周一“总理纪念周”会上,他发表了短短的、精采的讲话:“你们大家好好干,将来自然会升官发财!”当下属孝敬他名人字画时,珍宝玉玩时,来者不拒,一律全收,多多益善。

旧社会礼,“红包”盛行,盐商更深悉此道。他们送礼,因人而异。如果是“局座”,还要看看是“正”牌子,还是“副”字号的,此其一;凡是老太爷、老太太;少爷、小姐过生日,除了送酒席,还有一份鲜为人知的重礼。女的金戒、金镯头,男的印戒,至于送“银元”钞票;送绸缎、徽墨、茶叶、香菇、银耳、燕窝、西洋参的则是司空见惯;肯下大本钱的,一送就是名人字画和玉器珍玩,此其二。不过屯溪盐官中,也有个别苦行僧的人物。其不媚时尚,甘于清贫的品质。时至今日,还为人们谈起。

屯溪曾一度被日机轰炸,李仲元率部迁往休宁商山吴家宅第,这里房屋高大、古雅、明亮,大门口有皖南盐巡大队的巡警值岗,盐税局局属“无线电台”的所在,房舍也够气派、宽敝、洁净。李仲元全家则住在汪氏别墅里。李仲元的夫人患腰子病,盐商千方百计觅药,并敦请屯溪市民医院院长张志圣每周坐轿子来商山二至三次。

随后皖南盐税局奉令又改为两浙盐务皖南分局。这是第三次改组易名。皖南盐税局原称为歙县收税局,后改为皖属盐税局,再改为皖南盐税局。

在商山时,皖南盐税局的机构已经是庞大的。局设人秘科、总务科、财会科、巡缉科。局属单位有:秤放处、食盐公卖处、常平仓、盐业公会、两浙盐务税警队、两浙盐巡第十二队(随改为皖南盐巡大队,该队系双重领导,既为盐商制约又受局之领导)。

“秤放处”不到十人,一名主任,余为秤放员。盐商不敢小觑他们,不但另职看待而且优礼有加。抗日战争前,由浙江余姚盐场就地秤放给盐商装船西运屯溪,而现在则从常平仓秤盐售给食盐公卖处。总之,秤放员手中有杆秤,秤砣移动,如变戏法一样,一翘一平,利害分明。

屯溪常平仓有两处:一在屯溪后街后底田程家老屋,储盐共约一百万斤,另在屯溪风麟巷大屋储盐约六十万斤。船(车)运来的盐入仓后,由秤放处负责管理。此外,盐税局还在屯溪郊外上草市瑶岭铺择地堆盐,砌墙围之,然后封顶,加以封存。此处存盐约八十万斤。

常平仓除供应民用食盐,也供应军用食盐(根据部队官兵数字,由盐税局拨给部队“总监部”分转)。

皖南盐税局除了要管上述的一摊子事情外,还要统辖两浙盐巡第十二队改编成的皖南盐巡大队。这支队伍是盐商出钱招兵买马,由杜遐斋掌握的,但盐税局有权最后拍板。

当时,皖南盐税局局长他李仲元工作轻松,再多的事都由总务科长王治平代拆代行,郭劭宗要亲临屯溪视察盐务一到歙县,盐商就相率扈从。李仲元百般趋奉更不必说。从屯溪到商山盐官和盐商所乘的轿子就有三十顶,轿前是皖南盐巡大队枪兵十名开路,轿后有两浙盐务税警队十名枪兵护送,再后是屯溪万利馆两名大厨师,与两挑满载各种珍肴美味以及名酒的菜担子,最后是杂役十余人跟随。一路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山道曲折,见尾不见首,宛如百丈长龙,可谓盛矣!这种排场、声势,比明清抚台的出巡,毫无逊色。有人说“或犹过之”。更有人说,“盐官胜过地方官”。

从1942年至1945年期间,两浙盐务皖南分局在白石厅发生的许多事,直到今天,还是值得玩味的。

 

首先,盐务机关人员不安于位,局长更迭,犹如走马灯,连下属也看得目瞠口呆。自从李仲元另有高就,挈家上任去了。所遗局长一职,始是王玉诺,接着江北严,随后尹寿彭,殿军夏侗。如果连前两人吕葆碌、汤韵韶统统算起来,短短八年,就有七位之多。

王玉诺,大个子,山东老夸,头发灰白,不戴礼帽,为人正直憨厚,生活作风严谨。他常穿一件旧灰布大褂(长衫)、一双布鞋。看上去象个机关中的勤杂人员。他律已甚严,始终是粗衣淡食。新官上任,没有收过任何礼品与“红包”,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吃请”。每次做“总理纪念周”,他总是大讲做人要敬业、勤奋;要老实、朴实、踏实。还讲历史上为官清廉的故事。说古道今,引古证今,并声言自己一定要与大家共勉等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旧社会的好官做不长。上级认为王玉诺不合时宜,盐商感到此人太怪,郭劭宗把他降为副职。王玉诺不以为然,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气度,还说:“理应让贤,甘为佐辅。”当时有人笑他是“傻子”、“呆鸟”,他知道了一笑置之。可见他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

尽管江北严顺利地取得了分局局长的正职,但后来又由尹寿彭接替,一转眼,夏侗又来走马上任了。

从八年间七位局长的言行,可以观察出盐官与盐商的关系;盐官、盐商与下属的关系。更可以从中体会到盐官尽管各有后台,也各有神通,但仍不免怀有五日京兆之心。至于科员、办事员等则更不言而喻了。真是屁股还没有坐热,甚至没有坐稳,就得“卷铺盖”,所以旧社会人人自危。不少人得拿就拿、得乐且乐。再当时国民党全国旧社会盐官与盐商几乎是两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姑以“白石厅”期间为例,从老街渔池巷到商山吴家大宅,然后是白石厅,从局址的选择,足见盐商始终殚心竭力为盐官服务的。白石厅在屯溪阳湖稽灵山下,景色宜人,交通方便。盐商代表鲍咏松派人在阳湖代租赁了幢职工大楼,其中局长卧室,会客室均极考究。

由于职工大楼距离“白石厅”皖南分局有二三百米远。盐商为了和夏侗搞好关系,特地购来一辆崭新的装备齐全的人力车(车前有双灯,脚下有踏铃)送给夏侗,同时还为他出钱长期雇用了一名拉车工人。

盐商为盐官服务,可谓“鞠躬尽瘁”了。凡“衣食居行嬉”,无一缺乏。“吃”,无疑是重要的。国难当头,可盐商与盐官照样大吃大喝。这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们互投所好。盐商熟知盐官都是老饕,人到哪、吃到哪。然而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盐官自不得不给以回报。据说,在商山期间,李仲元一得到食盐加税的绝密情报(加税就是加价),就马上亲自去歙县鲍咏松家通风报讯,从而使鲍独得其利,大获其利。鲍亦知恩必报,借题投桃报李,大摆筵席。民谚有云:“筷子一动,掏心相送”。盐商是懂得其中三味的。

说到吃,盐官早已知道屯溪的徽菜久负盛名,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他们安能入宝山而空手回。屯溪徽菜有数十家之多。最为脍炙人口的,距白石厅较远的为河街万利馆、得利馆,只要摆摆渡就到了。远一些的有海阳楼和国际饭店,这些著名菜馆,一一品尝,无一漏网。吃来吃去,钱都记在盐商账上。盐官吃得眉开眼笑,乐得抹抹嘴。万利馆五元一桌的鱼翅、海参席,盐官和下属都吃腻了,后来连二十元一桌的北京烤鸭、烤方、鱼翅、燕窝席,也索然少味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常去万利馆吃喝。万利馆的老闾张茂森生意门槛精,招待的热情、有礼,堪称一流的。当时万利馆事实上已成为盐官的“御膳馆”了。

中国民谚有云:“靠上盐,就有钱。”盐官如此,张茂森如此。当时的盐商精于理财,善于以财求势,因势得财。盐官正是利用了盐商这种不可告人的心理,才所获甚多,而盐商也摸透了、吃准了盐官与他们交往的目的,才擒纵有术。从历史的事实看,他们已经形成了利害与共的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徽州屯溪盐商最有权力而又最活跃的人物,非鲍咏松莫属了。杭州年代的风云人物“三尊大佛”来到屯溪后,和鲍反复较量,终因情势变化,总感到手脚使不开了。这就是说,屯溪盐商在武林的商帮时代已经结束,盐商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已经开始,他们之间的分化也自然加剧,这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从歙县盐业公会主席的提名到“缉私队”、“盐巡队”多次人事的安排,均是杜遐斋与鲍咏松在内部激烈争夺的热点。

盐商鲍咏松为人貌似谦虚恭,实则深沉圆滑,由于机遇好,吕葆碌一上台首先拜会他,嗣后义结金兰,私交甚笃。同时他有了自己的一班人马,如孙衡甫干练多才,苏绍南愚忠不贰,他因而鲍终于取“杜”而代之,倚“吕”而号令天下。

本来苏绍南在苏家盐商营垒中名不见经传,经鲍拉了过去,竟推上了皖南盐巡大队长的宝座,取代了“杜系”的沈懋昌。抗日战争胜利后,苏又经鲍推荐到盐税局当上了科员,得以随从夏侗局长东下杭沪接收去了。

鲍伸手盐巡队,杜是不甘心的。开始是鲍凭恃天下门生顾祝同嫡系的上官云相的权势,由“上官”的妻弟易鸣取代了杜系的沈懋昌,接着沈懋昌在杜的支持下,凭借帮会力量卷土重来。这对鲍来说,无异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也是受到了一次打击。于是鲍为了反击,为了夺回对皖南盐巡大队的领导权,与李仲元密秘商定,由苏绍南出任皖南盐税局巡缉科的训练主任兼皖南盐巡大队大队长了。不久,苏绍南调到了盐税局,遗缺由两浙盐务税警队长萧玉珊兼任。迄至此时,杜、鲍关于“盐巡队”领导权的斗争才告结束。

 

作史三长

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随园诗话》卷三·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