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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史系列丛书•黄山卷(之二)

发布日期:2012-07-02    发稿人:区政协文史委   阅读:次   字体:[] [] []

 

 

 

屯溪篇资料清样

·经济·

工商贸易

屯溪胡开文墨厂史略

程襄侯

    清初以来,徽州制墨以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和胡开文四大家最为著名。胡开文 的制墨和经营方式在四大家中最有特色,是当时制墨四大家中的后起之秀。

    胡开文创史人胡天柱,字柱臣,号在丰。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人。他原是背墨卖的小贩,在江湖上糊口,当时正逢乾隆科举,每三年在南京举行一次乡试。胡天柱逢到乡试年头,便 从休宁县汪启茂墨店批贩墨锭,赴南京赶这趟生意。取举人的标准,除了八股文章的优劣外,还须有考卷小楷的功夫,而这和工具笔墨有密切关系。胡天柱贩去的上选徽墨,深受考生欢迎。他便把赚来的钱,存加汪启茂墨店。后来汪启茂经营,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难以维持。胡天柱此时已成为该店的最大债权人,因而汪启茂便完全出顶予胡家经营,改招牌为“胡开文”,并加“苍佩室”三字作标识。

    此外,胡天柱已先在屯溪租开“彩章”墨店,既然在休宁开了“胡开文”,他便把“彩章”收歇,改开“屯溪胡开文”。胡家的析产,早在胡天柱生前已着手进行,并写有“思齐堂分析阄书序”。序中写有“初在屯溪租开“彩章”墨店,期满后,创开海阳(休宁),屯溪两店,俾之者虽有恒业,庶不致游手好闲”。“店业休宁墨店徐德,屯溪墨店坐颂德,听其永远开张,派下不得争夺”可见休宁和屯溪两家“胡开文的开设,是同一时期。”胡开文“这块老招牌,已由胡天柱的六代孙,原在合营前开”胡开文义记“的胡洪道,与屯溪徽州胡开文墨厂,现悬挂在展览室内。

    胡开文开始只是一般性的墨店,由于重视产品质量,善于经营管理,一方面仿休宁县汪中山等人(明嘉靖、万历时人)制造质地高级墨外,还以配套成”集锦墨“为其特色,精心研制高级 的集锦墨作为贡品,在上层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大量制造普通墨,售价低廉,以便在同业竞争中取胜。同时在继承徽墨传统的优越工世,配方和生产技术上,苦必钻研,一丝不苟。

    胡开文不惜耗费巨资,通过歙县雄村曹振镛的关系(曹历相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由他嘱派能够进入御园的画工(御园即:清皇朝的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将御园及大内、西苑(中南海、北海)的亭榭楼台、竹石池林,一一如实加以描绘。然后高价聘请画家绘图,巧匠雕刻墨范(墨范,谷称墨模),经过若干年,终于在嘉庆元年(1796年)雕刻竣工。屯溪徽州胡开文墨厂存留的御园图边版上,有一块刻有嘉庆元年制的字样。这套御园图墨锦共六十四块,一百二十八面,是自有徽墨历史以来,最大的一套集锦墨。所谓集锦墨,就是将各种形状 墨配成一套。御园图墨范的形状,或取洞壑、山为轮廓,或为锺鼎爵壶等式样,造型别致,图案优美。正面底版为图,中间有胜景的名称,反面则为这一胜景的形象,蔚然大观。更值得称许的是,它不同一般墨范的浮雕,只要细心察看,便能发现它雕镌出远山近水,层次重叠,多达五层。工世精湛,雕刻设计细腻。巧夺天工,足可与名画家的杰作媲美。同时,还先后雕镌了多种部套墨、立体墨和手卷墨范等,都是精妙的艺术珍品。

    胡开文的全盛时代,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它的兴隆  有其史地原因。当太平天国 满清交战最紧张年间,曾国藩的湘军,驻扎安徽祁门,而休宁为两军必争之地。经过数度争夺,休宁县城几被焚为平地。而胡开文设在休宁西街,店屋完好无恙,墨范也损失不大。徽州各地的墨业,遭受战争摧残,已经无力和胡开文竞争。曾国藩攻克南京以后,为了粉饰太平,随后恢复了江南乡市,于是,胡开文重整旗鼓,得以独家推销它的徽墨,生意鼎盛。此外,在清咸丰年间,生产大宗“贡墨”进皇宫,博得朝廷圣上称赞而名震天下。同治八年,胡天柱的大房四世孙胡祯益在芜湖创办“胡开文源记”。光绪年间,八房五世孙胡样钧在上海开设“胡开文源记”。光绪年间,八房五世孙胡样钧在上海开设“广户氏胡开文”。到了晚清期,不仅沿江两岸的安庆、南京、镇 江、苏州、武汉等城市有胡开文墨店,就连北京、天津、成都、长沙、广州也可见到挂有“胡开文”招牌墨店。这些墨店,有的是胡天柱嫡裔所开设或入股的,有的则是租赁的招牌,但也有不少“胡开文”招牌是别人冒充的。总之,“胡天文”招牌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在当时外国同行来说,是很少能和它并驾齐驱的。

    胡天柱的曾孙,馀德之孙胡祯观,字凫汀,生清道光(1831年),殃于民国二年(1913年)。他在主持胡开文业务时,劳绩卓著。虽是举人身份,但对店中日常制墨,事必躬亲。相传他要看见墨玷上(墨工具)有残留的墨渣,便用他身穿纺绸长衫,揩试干净,小事如此,对徽墨质量检查的严格,可以想见。他的管理方法,较之怒声呵斥,还要使工作感到畏惧。凡提到”三爷“(因他排行第三),徽州墨业中的老人都知道。宣统二年(1910年)胡开文的上等徽墨,在南洋劝业会展出,荣获金质奖章。1915年,设计生产的地球墨,送往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出,再次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奖状实物现存厂内)

    国民初年,屯溪胡开文墨店是七房(颂德)后裔胡祥瑞主持,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店业日下,将“胡开文”招牌出租给本家胡天再后裔胡祥淦所用。屯溪徽墨业时盛时衰的情况,持续到解放前夕,仅剩胡开文二记和胡开文义记两家规模较小的墨店,以及胡同文大记、胡同文仲记两个家庭作坊。胡同文在民国初年,也是屯溪一家大墨店,所产徽墨的质量,不亚于胡开文。只是由于 它的开业历史较短,声誉不抵胡开文,后受市 面不景气影响,旋而停业。后人胡士伯、胡士仲的牌子为胡同文仲记,以微小的酱,生产出一批墨锭,他们 自背墨包,串乡走县叫卖。如果徽属墨店需添临时性墨工,他们就以雇工的身份,前往糊口。从他们的遭遇,便可得见,徽州墨业在解放前的萧条,和从事这一职业人员生活上的艰难。

    1955年春,屯溪胡开文仁记和胡开文义记(胡开文义记股东胡洪道,则是胡颂德的第五代孙)墨店等,联合成立了“胡开文墨品工业社”。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胡开文墨品工业社、日新化工厂、胡同文大记、胡同文仲 记四家合并为公私合营“屯溪徽州胡开文墨厂”。厂址设在屯溪西镇街牛壑底。同年秋季迁至屯溪长青山。

    合营后,屯溪徽州胡开文墨厂,恢复桐油烟墨的生产,在生产管理、生产设备、制墨技术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产品畅销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

    在制墨的工世过程中,墨范的设计和雕刻是非常考究的。墨锭上面的图案、题字并非用刀雕刻出来的,而是用墨范扣压出来的。相传明代程君房和方于鲁的墨范(程、方是歙县人),为明代制墨名家),很多出于当时著名画家丁云鹏(明代休宁人)绘图,由名工雕刻。著名的《程氏墨范》、《方氏墨谱》等绘图,大都出自丁云鹏之手。一副优美的墨范,动辄需要数十工才能完成。合营前,有一分精美的墨范,分散在各家墨店,尤其是多块头的集锦墨范(如西湖图)未能有成套。值得庆幸的是,公私合营后,分散所藏的墨范,又重聚一堂,再现异彩。

    屯溪徽州胡开文墨厂实用性的墨范,有数百种之多,其中珍贵的墨范,除御园图外,就其最最佳的一套十二肖墨范,则以豪放遒劲见长。这套墨范,共十二块,每块镌一和生肖有关的历史故事。如苏武牧,伯乐相马,嫦娥奔月(兔),李密挂角(牛)......。以人物为主体,生肖动物为衬托,工是安徽泾县人王绥之(又名五福),生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先天性哑吧。十四岁到休宁在胡开文当墨范徒,三十岁左右,便制成很多精品。他收小哑巴刘体泉为徒弟。十二生肖墨范,由师徒二人合成功。

    西湖图墨范,其工精细写实性强,这套墨范系根据汪近圣的原件十种,刻成后增加四十五种。可惜不知刻工姓名。本湖图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的平底小楷。如小有天墨范,长不过二寸,宽不到一寸,下面图案,背面镌有乾隆御制七言古诗一首,共七行,每行二十字,计一百四十余字。还有黄山图、耕织图(又名棉花图)新安山水、蓟门八景、潇湘八景的墨范雕刻,各具特长,既可供案头欣赏,又能够临池实用。

    1956年6月,全国人大代表张伯、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来屯。张伯对墨有很深的研究,而且还是徽墨的收藏家。他到屯溪徽州胡开文墨厂视察,一再询问该厂桐油烟墨何时能够重新投产。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条件的成熟,1957年,第一批高级桐油烟墨投产问世了。高级桐油墨、采用桐油、牛胶、生漆、金箔、香等十几种贵重原料,经过多道 工序精制而成的。

    它具有色泽黑润、历久不褪。香味浓郁、入纸不晕等 优点。高级桐油烟墨的生产,扩大了销售市场。如北京 折荣宝斋,上海的冯燮堂等,纷纷向屯溪徽州胡开文墨厂定版进货,生产业务出现了新的面貌。

    文化大革命时期,屯溪徽州胡开文墨厂遭受严重的摧残,胡开文的招牌被砸掉,一些贵重的徽墨被当作“四旧”处理。特别把多年保存的立体十仙墨(这套十仙墨一尺余,其中有一尊张果老是用砂制的)全部砸掉,实为可惜。画家张大千,游罢黄山归来,曾向屯溪徽州胡开文墨厂订制了“云海归来”的定版,墨范上镌有张大千的签名的图章,也因张大千去台湾,而把这张氏的签名和图章铲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屯溪徽州胡开文墨厂不仅恢复了旧观,而且得到了新的发展,加之对外贸易的开展,徽墨在国外的销路也是日渐扩大。该厂为适应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注重提高质量,恢复名牌产品,生产的“超顶漆烟”徽墨,分别于1979年1月1983年5月两次荣获国家银质奖章。产品畅销全国十多个省、市、二百六十多个单位,远销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深受欢迎。1978年新建四层生产大楼一幢,1980年又新建一座中西结合的三层楼门市部,耸立在延安路上,赵朴初同志题写的“胡开文”店额悬挂在大门的正上方,为徽墨增添了光彩。

 

李鼎和笔庄兴衰史

李玉衡

    20世纪四十年代屯溪的商店字号中,有一家一度与胡开文墨店齐名的笔庄,这就是“李鼎和笔庄”。现在徽州五十岁以上的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对此都有些印象,由于时间的推移,“李鼎和”毛笔也逐渐被人们忘却了。作为“李鼎和”的后人,我把这方面的材料整理出来,供研究参考,我想这是不无益处的。

    我家原籍在江西临川县李渡镇桐东港村,“李鼎和”的牌号,创于先曾祖父李德生(字德培)。我家中本以务农为主,至曾祖父时始经营手工业,加工制作毛笔,打出“李鼎和”牌号至今已有一百个春秋了。曾祖有着典型的农民的精干与勤俭,在他的努力下,毛笔作坊的规模逐渐扩大。当时曾祖把成品运至武汉市场,因资金少,在竞争中被挤出来了。曾祖转而开始注意皖南市场。皖南地区文化较为发达,当时制笔业又没有多少过硬的牌号,这就为“李鼎和”的闯入打下了基础。先曾祖于民国初年开始来徽州,当时生产的毛笔委托屯溪商人邓民记代销,邓氏是屯溪的文具商(店址在老邮局隔壁)。这是“李鼎和”在皖南最早的经销点,后来又陆续在皖南各地设了十几处代销点,主要在宁赣公路沿线。这一时期可算“李鼎和”的开创期,但它还不是直接开店经营。“李鼎和笔庄”是自制毛笔,有笔工几十人,此外尚有多人在外收购兽皮,推销毛笔。当时我家自作的笔,笔杆取自皖南山区的细竹(又称指竹),笔头大多取材于黄鼠狼尾毛、狸尾毛、白面毛(一种比猫稍大的兽)以及羊脚皮毛、兔毛和鸡毛等。由于每张兽皮取料不多,当时家中有大量多余皮料,因之我家还兼营制革业。从宁波、无锡等地请来许多工匠加工皮料,然后运至上海,售于怡和洋行出口。总起来说,这一时期,李鼎和笔庄的规模还不大,主要以制作为主。

    到20世纪三十年代,“李鼎和笔庄”开始走向繁荣。这时,先祖父李坤这一辈人皆以成年,经过曾祖的努力,“李鼎和”已经创出了信誉。在徽州,当时有“胡开文的墨,李鼎和的笔”之说。在“胡开文”墨店里,也销售着李鼎和毛笔。但这时“李鼎和笔庄”仍把注意力集中于赣省。先祖父李坤和先祖母吴德修在赣州开设“中华笔店”,经营“李鼎和”毛笔。这样,“李鼎和笔庄”从生产型向商业销售型转变。与此同时,二叔祖李英负责“李鼎和”在皖南地区的销售业务,当时在皖南的代销点有二十多个,陈屯溪以外,尚有休宁海阳、万安、歙县、岩寺、绩溪、胡乐、甲路、宣城的水东、郎溪、广德、芜湖、湾址、南陵、旌德等地。“李鼎和”的影响逐渐扩大。

    1945年,祖父李坤,祖母吴德修由赣州来屯溪开店营业,结束了“李鼎和”在皖南长期由人代销的局面。当时祖父母在屯溪老街(现鞋厂“步云轩”营业处)挂出“李鼎和笔庄”招牌,自己经营业务,祖母吴德修担任经理。店中常年雇有店员二人,徒工二人,陈了经营毛笔外,尚有其它文具生意,与此同时,二叔祖李英在南京(现太平路),三叔祖李清在芜湖(现长衔)也开办“李鼎和笔庄”。三店规模虽不太大,但整个皖南毛笔市场大部为“李鼎和”占领。这时的“李鼎和”已不再在专力制笔,而常把制笔业务让与别人,自己主管销售与批发。尔后祖父又在芜湖开设分店(地址在中山路),时间大约为1946年。各处“李鼎和笔店”统一商标为“黑白”(“   ”一圆内上半为黑色,下半为白色),祖父在芜湖的分店曾一度使用“金星”商标(一颗金色的星)。

    解放后,各处“李鼎和笔店”纷纷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在屯溪的“李鼎和”也合营到百货商店,走上公有制的道路。

    总的说来,“李鼎和笔庄”在1948年以后即已走向衰落,由于钢笔与圆珠笔的兴起,毛笔的需求量大大减少。刚解放时,由于各种文件书写的需要,“李鼎和”毛笔曾兴盛过一阵,但以后一直不能再复兴起来。由于时间推移,有关“李鼎和”的资料全被淹没。20世纪六十年代,省博物馆曾索要“李鼎和”毛笔保存,但最后一支笔也没有发现。

    “李鼎和”笔庄今已不存在,但把它的兴衰史整理出来,可能有助于研究皖南的商业活动情况,这对发展生产,振兴经济也许是有意义的。

  

屯溪南北货经营类叙

吴子俊

    清未明初至抗日战争前夕,是屯溪南北货业的鼎盛时期。其经营范围广、品种杂,故又有“杂货店”之称。一些殷实商店如郑景昌、余福泰、裕和祥等,以资力雄厚,深购远销,品种齐全,货真价实而信誉卓著。现就关情况,分述如下:

    南北杂货:主要品种有桂圆、荔枝,(产地福建,广东称南货);红枣、黑枣、胡桃(产地河北、山东,称北货);以及金针(黄花菜)木耳、香菇、蜜枣、干笋、彩蛋等。

    两洋海味:干贝(江珧柱)、鲍鱼、萨门鲞(屯溪叫洋力鲞)产地日本,俗称东洋货;海参主要产地南洋群岛,(我国东北辽阳出产刺参),俗称西洋货。以及鱼翅、黄唇肚(广肚)鱼肚(米肚、片肚)鱿鱼、墨鱼(明鱼)、半爪(大虾米)开泽(小虾米)、淡菜、蛏干、是皮、海带、蜇头、蜇皮等。

    杭绍锡箔:产地绍兴,由杭州转运来屯。郑景昌、苏德沅、余福泰、李长等几家大字号都大量经营。将大块锡箔加工改制成小扎的“顶门足千”、“彩长顶”、(太平庄)“门放”、“彩放”、“八支”等。除零售外,大批销往徽州各县驻婺沅、遂安,太平、泾县、枞阳等地。

     双盖石烛:桕油制作,主要用于婚喜庆,敬神礼佛。“双盖”指在烛坯外面,两次加盖掺有“烛红”(专供制土烛用的料,当时多为德国产的狮马牌)的米芯蜡,形成“烛圹”,即使蜡烛成灰,也不“破圹流泪”。当年余福泰号制作的龙凤花烛造型美观,色泽鲜艳,一龙一凤呈祥献瑞。定制敬神用的巨烛,粗如儿臀,可燃点一星期左右。丧事则用素烛(玉烛)米芯蜡中不掺烛红。

    嘉湖细点:以门市为主的南北货店,多数设有后坊,自制各式应时糕 点。端午绿豆糕,中秋月饼,春节顶市酥。前期的余福泰和后期的同益、同泰 所生产的顶市酥 ,以用料考究,做工精细而名闻遐迩,是屯溪传统特产之一。

    腌腊:较大的南北货店都雇用腌腊师傅,腌制火腿,醉鲞鱼。(以千缸贮存新水鲞,每百鲞鱼加烧酒六至七,加盖密封,成品香酥可口,开一缸,卖一缸,全年有售)。但是,屯溪南北货业的大宗交易却是油、糖、面粉、青豆、食盐。这些商品,在大、中城市分别由糖行、油行、糖行盐栈专营,这是屯溪南北货业一大特色。

油类

    1、菜油。从浙江、绍兴等地进货,以郑景昌业务最大。每年夏至前后,一次要进足半年销售量。每天仅门售即达四百至五百、以油清秤足著称。为避免脱销,店中库存保持在二百担左右,在途中运输五百担左右。

    2、桐、表、桕油、是徽州区特产,向黟县、祁门、上溪口、婺源等处采购,集中屯溪后,运沪、杭销售。业务也以郑景昌为最大。

    食糖:前期余福泰号经销英商太古洋行车白糖。品种有(下加唛。“唛”为译间字,即进出口货物包装上所做的标记。乙级车白糖,俗称“五云”)、丙、丁(四云)、(三七五)、已(三五)、庚(色黄、最差)。余福泰除在屯溪销售太古糖外,在歙县深渡、朱家村,黟县渔亭设分销站,几乎垄断徽州的食糖市场。1993年余福泰歇业,停止经销太古糖,屯溪食糖市场,同荷白(印尼产、当时系荷属东印度群岛、故称荷白)、和闽、广、台糖占领。

    食盐:屯溪销售的主要是“浙盐”。1900年以前是官运官销。1900年以后,清王朝筹措“庚子赔款”,实行“盐引”制,着富商捐款领票,给以专利,亦即“官督商销”一票三十八引,一引三百斤,共一万一千四百斤。凭票缴纳盐税。清未明初,“盐引”可私相转卖,个别的亦可租“引”运盐,还大量远销休宁、龙湾、上溪口、黟县、祁门等地。屯溪河街原有一个“盐埠头”。(现三马路附近)天天有盐船转驳,直至国民党政府设置盐务局,食盐运销改由官营。

    面粉:麦是屯溪糕饼坊、机面店、油点业(经营包子、油条、烧卖)等复制品行业的主要原料。四十年代,郑景昌大量经营“绿兵船”牌麦粉,每包四十。虽然利润薄(每包只有一、二角)但数量大,以薄利多销取胜。郑景昌麦粉库存保持五百包左右,途运一千包,待运一千包,保证供应。

    油、糖、面粉是屯溪南北的大路货,“当头炮”。经营油、糖面、还可以带动其他业务。

    青豆:集散地是浙江淳安县港口镇。经营青豆利润低,也是以多取胜。当时港口青豆屯溪售价每石六至七元(银元)每石获利二至三角。郑景昌资力雄厚,在港口镇设有“泰源昶”迦枝店,收购和运转青豆。并派专人(查锡增)深入淳安、遂安的大小集镇,于新豆登场时,低价大量收购,储存农户,陆续集中发运。供应对象,主要是本街各大小豆腐店。郑景昌的销售量,占屯溪市场50%。

    炉锡:徽州民俗,每逢丧事,除丧家自购大量锡箔外,亲友送“楮仪”、多数送“六斤四”(整块原庄锡箔,重六斤四两,合十六两秤一百两)。“清明”、“中元”(农历七月十五日)两 个鬼节“春节,家家户户都要买锡箔烧化,祭祀祖先,因此有大量“锡箔灰”。回收“箔灰”业务应运而生,主要由江西籍的瓷器肩贩,或串街走巷,或深入农村,以瓷换回箔灰,(也有以现金引购的)然后再以箔灰向碗店换取瓷器。碗店将箔灰开炉提煤油,其成品名为“炉锡”以含锡量多少,有“元炉”、“次炉”等品种。郑景昌、余福泰、裕和祥、李长兴等,预会货款给沅泰祥锡店和资金较小的瓷器店(如贾复泰)定购“炉锡”,运杭绍换回锡箔。

   屯溪是徽州地区茶叶、木材的集散地,茶商木客集。茶号收购茶叶和支付加工费用,以及木材砍伐费,成排运输 费,需要大量现金。由于交通闭塞,银元需由杭州船运来屯,每一艘船,雇用武装兵丁一至二人护送。时间长,费用大,且要冒风险。因此,每当春之交,茶号急于开工,木排也要趁春水发运。

    经营规元票,本来是金融业的业务。类似汇兑、贴现。当时屯溪只有五家钱庄,规模不大,且经营上因循守旧,谨小慎微。几家资力雄厚的南北货号,就插手做“规元票”。所谓“规元票”,是因茶叶、木材在沪杭销售,以规银计价。每千两 规钱,折合银元一千四百五十元,茶商木客急于求现,在屯溪售出“规元票”。银根最紧时,每千两 规银仅售银元一千三百元,差额达150元之多。南北货号购进规元票后,持票向沪杭钱庄、票号况现,购进所需商品,从中赚取差价。当年余神速 泰 、曹新盛、苏德沅兼营“规元票”,有买有卖。郑景昌、裕和祥则只买进,不卖出。这些大南北货号,在规元票差价上,可赚半年开支。

 

 

戴震与徽商

方利山

    徽商“称雄”于明、“极盛 ”于清康(熙)、乾(隆)间,昌隆的徽商经济,带来了明清时期灿烂的新安文明。徽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史上令人瞩目。而“异军突起”的戴东原则在徽商极盛时的清中叶,向封建统治阶级 的精神支柱程朱理学发起了勇猛攻击,他的哲学思想“发二千年所未发”(梁启超语),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徽商戴震,同一历史时期的“异军突起”,同立足于古徽州这片神奇的土地。戴震及其学术思想与徽商之间亲密的血缘关系,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很值得探究的有趣话题。

    明清以来,“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王世贞语)徽民之俗,“寄命于商”这是由于“徽州介万山,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为了生计,徽人“小民多执技世,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徽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它讲的就是无数徽州人走上经商之路的艰辛酸苦。戴震所在的休宁,“邑山多田少,粒米是急”,名腴而实,生齿日繁,生计日隘,细民勤其职业,为力最劳。为享最薄。休民无土可资业,靠商利糊口。休宁隆阜戴震,祖上虽是望门在族,但他那一支却是二十多世祖上皆无显赫人物,他父亲戴弁起自单寒,是一个普通百姓,“家极贫,无以为业”,“家屡空”。为了生存,戴弁出远门做贩布等生意,以行脚小贩为业,这种“商贾东西行营于外”的零星贩远,本小利微,奔波终日,仅可糊口而已。戴震十七岁,就由于家中生计日窘,不得不缀学谋生,十八岁即“随父文林公客南丰,课童于邵武”。开始了自幼贩千里,背井离乡的商旅生活。

    徽商在它的发展道路上,有它成功时的荣耀辉煌,更有它创业中的兴衰翡欢;有少数大户的兴隆昌顺,更有大量小民的困顿失利,荡资破产。徽商之起,“固有单寒之子,无尺寸藉而积渐丰享者,亦藉父兑余业,未几而贫乏不振,甚至不克自存者”。戴震桨“经营布业于江西之南丰,家寒素,无力购置资本,多向族人假借”。戴震生身于徽商之家,对于为商之苦楚,他有亲身的经历。据史料记载,徽商不仅为商不易,还常有“轮充里役,百金之家,刚馨橐而生计尽”的情况,人们慨叹徽人经商“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靡费金钱,牺牲时日,旅之往来,殊非易事”“市民或负贩四方,于其它贾之利亦微矣……夫列廛而居,贸易而食,以父母而哺其妻子,皆取足焉,甚矣!贾产渲不之难也,为人上者,又从而病之,民其何以堪命耶”对于这些徽商经营中的艰 难情形,戴震目睹耳闻,对他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无疑有较大的影响。

    戴震青年时期游学于徽州家乡,他的学友师弟,大多是徽商之家,有的则亦儒亦商。例如:

    “知东原最深”而又引东原为至交的程瑶田(1725—1814),是皖派经学的中坚人物,他出身于歙县一个巨商之家,他自己任太仓州嘉定教谕,其子则是经营于扬州的盐商。

    曾和歙人金榜一起从江永戴震习经学,后“以古文名”的吴绍泽(1735-1788),也是歙县“富贵之裔”。

    戴震的同窗学友汪肇龙(1721-1780),出身贫苦,少年时就停学到商店里当学徒,有文才而遭遇坎坷。

    和戴震同为四库编修的程晋芳(1718—1784),家为“祖居新安”、“治盐于淮”的徽商世家大族。

    戴震的好友汪梧凤,是歙县大商人,他家极富有,且贾而好儒,建不疏园,沿临江永、戴震等皖派经学人物“涌读讲贯其中”,“饮食供具唯所欲,又斥千金买书”,戴震的一些起学术著作就是在不疏园撰成和刊刻的。

    戴震长期生活在徽商群中,和他们关系亲密,熟知他们的情况,了解他们的追求和愿望,戴震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形成和徽商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乾隆乙亥年(1755)夏,戴震三十三岁,“是年讼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坟,族豪倚财结交县令,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八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京师歙县会馆,以及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同乡会馆、新安会馆之类,是由在当地经商的徽人捐资兴建,意在为旅外徽州人提供聚会、吃、住、行等各种方便,是一种乡土联谊设施。京师歙县会馆,就是“历年经费支出,悉由旅京徽帮茶商及银作业输将,敬恭桑梓。厥为减轻同邑士子应试于京师之旅食”。正因为如此,这类会馆,也就成了戴震这样一些起自贫寒的旅中士子的“临时避难所”。这类会馆给旅外徽州学人带来了应试和著述讲学各方面的方便,戴震就是从这里和京师学问名流结交。开始声闻京师的。“有清一代,徽州科第显赫,名宦辈出、或有赖于是”所述当为事实。以此为落脚点讲学、会友。另据记载,戴 震数次“客扬州”、“馆于扬”。扬州是清代徽商聚集经营的一个重要市镇 ,没有在扬州徽商的大力帮助,戴震在扬州设馆、讲学,著述的学术活动是很难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戴震学术实得徽商哺育而成。自然,徽商的利益,徽商的兴衰荣辱,不可能不在戴震的思想中引起共鸣,戴震哲学许多精辟论述,实际上包括了徽商活动的背景。

    戴震之家起自徽商,由商而儒,本身就具有徽商的一些特点。和许多徽商一样,戴震从小就“随父贩布于江西”,“课学童于邵武”,戴震“穷困时,能是行二百里”,“自动贩负千里”,这是徽商的“数年一归乡里,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炸弹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无不涉足”,钻天洞庭遍地徽的“徽骆驼”精神。戴震之父戴弁,经商稍有所积,就象许多徽商那样,热心公益,多有“义举”他主持修篡“百有余年未修”之宗族支谱,并于隆阜三门厅故居建众厅,辟思乐园,以为族党燕叙之所。戴震关于“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描述,正是包括戴震自家在内的徽商情况的实录。

    戴震既然是由商而儒,作为徽商这个当时封建社会中新兴阶层的一员,他的思想中某些方面表现出这一阶层的愿望要求,为这一阶层的利益张目,客观上成为这一阶层的理论代言人,这就是很自然的了。

    戴震哲学,人们称之为“衰矜庶戮之不幸”,“其言绝痛”(章太炎语)的“情感哲学”。他那“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合法而论理,死矣, 更无可救矣”!的悲愤控诉,他那“以情洁情”,“情得其平”、“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热切呼喊,实质上表述了徽商这一新兴平民阶层的心声和追求。

    一般地都认为: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其实许多徽州人开始走上经商之道,“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因生计所迫”。他们为商也苦,悲戚故事不少,略举数例—

    “吴日连,字连玉,(清休宁)东里人”,“连以家贫外贾,不欲母知其瘁,每归,必整容易衣,然后见”。

    更有可怜者,“余邑朱氏子远贾蜀中,其妻家乏甚,嘱其侄售田于许氏,约赎取,久之不得也。其妻惧夫回见责,缢死”。

    至于徽商在行旅中所遭艰阻,更是不少。《石点头》中写了一个汪姓徽商,在苏杭贩凌罗绸缎往川中发卖,在荆州虽然老老实实“如例纳税”,但由于不肯受官兵勒索,被打得半死,货物还被没收一半。这虽属小说,便确实是当时生活现实的典型反映。如“九江关蠹李关宇等把持关务,盐秀纳科多方勒索,停泊羁留屡遭覆溺,莫敢谁何”。徽商等民深受其害,此情史有记载,实有其事。

    历史上徽州商民不堪赃官敲剥重压,愤起反抗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最轰动者为明天启丙寅(1626)时的“黄山大狱”。以盐业起家资雄一方的歙县西溪南大户吴春,被魏忠贤阉党昏官诬逼铸成大狱 ,冤死多人,株连新族,“乡城之人无不切齿”,当凶吏滥捕分期无辜民妇的时候,当时岩寺镇商民终于忍无可忍乘机而起,打死了肆虐的凶吏,他们涌入徽州府城,攻进了当时的察院,“毁门火其宫”,昏官吓得跳墙而逃。这起民变震动朝野,使得统治者不得不认真对待。可以想见,戴震在发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的感慨时,决不是一种无的放矢的心血来潮,而是一种愤于时世的理性批判。他立志“志与程朱为水火”,并不是无端和这几位老乡过不云,而是他这一个新兴平民阶层对“存天理、灭人欲”封建专制藩篱的突破,戴震作为这一价层的先觉者,自感有一种责任和使命,他是不得不然(见戴震《孟子字义 疏证序》)。戴震在他的代表著作中尖锐地指出:“乱之本,鲜不战于上”。指斥程朱理学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戴震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结人之情而无不得其乎是也”。戴震的“情感哲学”,主张圣人之道 在体民之表,遂民之欲,使 人欲得到普遍而均衡的发展;主张“平恕”。这些都具有人道 主义的意义,不仅为近代社会平等主张准备了一个理论根据,可以说,它实际上徽商这一新兴阶层要求减轻敲剥重压,得到自由发展的心声。戴震这些思想,实际上是从哲学高度以抨击封建统治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萌芽时期“抑商”、“病商”的不合理性,无怪乎一些论者称戴震为封建社会后期新兴平民阶层的理论代言人。

    徽商在经济上崛起,雄视一方之后,随之在政治上也要求有一定地位,一些徽商大贾,由儒而商,由商而仕;有的亦商亦儒,有的官商结合,显赫一时,贾得厚利,儒获名高。但是,从封建社会的总体来看,“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思想和封建统治者不时采取的“抑商”、“病商”政策,毕竟是新兴商民阶层生存、发展的很大障碍,在戴震前后,封建官僚中,一些徽商代言人,为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也为了这一阶层的利益,曾多次向统治者进言。明季歙县富商之家的汪道昆,就明确地对“重农抑商”政策表示“不以为然”,他主张对农、商“壹视而平施”,“交相重”,要改“抑商”为“便商”。清康熙时歙县商人子弟许承宣,官工科给事中,他曾专门奏清朝廷“苏农困”、“拯商病”,提出要减轻农、商繁重的赋税负担。清咸丰时歙县徽商世家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则从利于商的角度提出了钞币发行办法,既使被咸丰斥为专为商人指使、专利商贾而遭外分,仍奏报“大江南北捐局过多”、“苟敛行商过客”“商民无不受害”。清乾隆时的戴震,他在哲学论述中虽然并没有直接为徽商阶层呼喊,然而“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奋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其所知“民生隐曲”中,亦包含大量徽商“隐曲”,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当然,我们考察戴震哲学思想,应把它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评价。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崛起、商业经营方式冲击着传统的封闭式农业自然经济生产方式,资本在少数人手里的集中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一定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思想也受到冲击而产生一些新的变化。所谓“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仅在次着”。“读书好,营商好,效好就好”就是这种新变化的描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开始清晰地出现禁欲的“内圣”缓缓移向功利主义的“外王”这种变化。在这种时候,戴震主张畅人之欲,达人之情,从理论上打掉程朱理学的“圣圈”,无疑适应了新兴平民阶层的需要。正因为如此,近代资 产阶级革命家热烈地欢迎戴震哲学,对它作了高度评价,称戴震“实以平等精神,作论理学上一大革命”。是“欲为中国革命”。是“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

 屯溪南北货业经营方式

吴予俊

    屯溪南北货业的经营方式分为批零兼售,专营批发,专营门市三大类。

    一、批零兼售:几家资力雄厚,在正街闹市有较大铺房(包括铺面、栈房、工场)的大字号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其经营特点:是把采购的大宗商品,分档拣选,将其中质量最好的供应门市。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赢得顾客信任。门市生意兴隆,也可带动批发。

    二、专营批发:一些引起开设在冷街僻苍的大字号,专营批发业务,如苏德源(店址在还淳巷内)以食盐、锡箔为主:李长兴(店址在下黎阳正街)专营锡箔;曹新盛(旧址在还淳巷内,1929年火灾后迁移上街),前期主营南北货,兼营箬皮,通州土布。后期经理美孚公司煤油、矿烛。

    三、专营门市:多数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南北货店。向本街的大字号或沪杭办庄批购商品。其经营特点:大多数是前店后坊、自制糕点、蜡烛。同益是其中佼佼者,双盖石烛,顶市酥,是该店的名牌产品。个别门市 店,也做小额批发业务。

购、运、储、销

采购、运输、储存、销售,是商品流通的四大环节。

一、采购

    任何行业,进货是主要的一关。只有选购的商品质量好,适销对路,价格相宜,生意才能做活,才有利可图。

    屯溪南北货业经营的商品,除香菇、干笋、桐、青桕油外,60%以上须向外地采购。抗日战争前,上海是屯溪南北货业进货的主要市场。大多数商品如桂圆、荔枝、红黑枣、金针、木耳、食糖、食盐、面粉、菜油等,都是向沪杭的有关行栈进货。锡箔直接向绍兴箔庄采购。

    20世纪三十年代,海味从宁波购买。后来口岸转移,改向上海采购。抗日期间,沪杭相继沦陷,改向兰溪、温州进货。瓜子、腌板油、莲子、黄表纸、红表纸则向江西鄱阳进货。

    进货方式主要有:(1)规模较大的南北货店,均派有专人常驻商品集散地或产地设庄采购。如郑景昌派郑子枢、郑文俊,在杭州设庄;派陈子庆,后来是李质庵常驻鄱阳。余福泰派余静庵,曹新盛派谢纪明,苏德源派宁仁寿,裕和祥派董叔海驻杭设庄。这些派往外地采购的专人,都是店东信得过,精通业务,办事干练的高级职员,通称“水客”。

     (2)委托“办庄”代购。休宁古林黄村人黄禹鼎在上海开设“黄禹鼎办庄”,屯溪70%的南北货店委托黄禹鼎办货。20世纪三十年代青阳人陈卓章,在宁波开设“陈宜记办庄”,代屯溪南北业办货(主要是海味、咸鲞)。后因市场转移,陈卓章邀同青阳人宁简如,屯溪隆阜人林醒民在上海设立“宜生庄”,主要代郑景昌办货。办庄按商品金额向买方收取1%左右的佣金(手续费),大宗商品如棉生油、面粉等佣金更轻,并向卖方酌收“回扣”。办庄可以短期代垫部分货款(多数系向售货行栈赊购)。并代办运输,及时向客户通报行情,买卖双方称便。

二、运输

    1933年屯杭公路通车前,新安江航运是屯溪杭州间的唯 一通道。屯溪南北货业的大量商品都经由杭州中转,交“徽港船”(屯溪称本埠船)溯新安江运屯。枯水季节,从杭到屯,需十五天至一个月。春夏之季,河水猛涨,上水船根本不能行驶。适应这一特殊情况,屯溪南北货业几家大字号,几乎每天都有货从杭州发运至屯,这样也就保证了市场供应。从杭州运来商品,通称“上水货”。屯溪南北货业经营的桐、青、柏油,香菇、干笋、箬皮、炉锡等,也由船运杭州转往各地,通称“下水货”。由江西鄱阳采购的商品,运输更为困难。须从陆路肩挑或独轮车,翻山越岭,经乐平、德兴、婺源到休宁的上溪口,再以小木船运屯。当时,屯溪南北货业的批发业务,遍及徽属各县。

三、储存

    南北货店一般都有自己的栈房(仓库),设专人负责保管。主要是防潮、防霉、除虫害。使商品不变质,不泛色,不变味。整件货物购进后,除不臭不烂的锡箔、锡锭、鞭炮和大宗的繁销货如面粉、青豆、菜油等外,都要开箱拆包清理,发现霉烂变质的,要剔除。如果是“统货”,须按质量优劣分等拣选,按级定价出售。对易潮的商品,要及时晒干或烘干。有些货物则要在盛器底部放些石灰防潮。库房经常保持阴凉通风,发现货物有有霉变、虫伤,立即组织工人店员和雇用临时工翻晒、整刷、拣剔。还要经常检查货物的库存量,向主管人员汇报,使之心中有数。

    南北杂货,品种繁多,现就几种主要商品的保管方法简介如下:

    桂圆:这是南北货业的繁销商品。以裕和祥为例,全年销货量在十万斤左右。该店派王年顺常驻宁波,采购福建桂圆,转运屯溪。货到后有专人负责整理。先雇临时女工剪蒂,剔除破损和瘪壳,然后上黄(姜黄粉)做色,用白炭急火烘焙(文火焙,壳边出油)冷透后,过筛分档。有“三全”、“春正二”、“福正二”三档。以“春正二”最多,销路亦最大。成品用密缝木桶,四周及底部,顶部垫衬干燥箬皮,盖密贮存,不能走风。

   荔枝:白炭急火烘焙片刻,如时间一长,肉要发芽。贮藏与桂圆相同。

   红枣:剔去破烂,过筛分档,次货先售。入库贮存的,必须晒干。因红枣含水份多,如不晒干透,容易烂皮生虫。而清明节前,阳光较弱,要连续曝晒五至七天才是。

   黑枣:剔去破烂,过筛分档,只需晒一天,即可入库。晒干后,不会生虫。黑枣生虫,是从外皮向里蛀蚀的。与红枣相反。

    笋衣、笋干:新货登场时,派员到石门、岭后收购。笋衣就地加烘,装箬皮篓,每篓约六十斤。笋干散装打捆,到屯后,加工翻晒,再用箬皮篓装好。笋衣、笋干最怕走风受潮,最易上霉,必须密封贮存。

    香菇:春节前后,是收购旺季。旭收进的是“统庄货”,要筛选分档。先筛大片,余为平庄。并从中拣出菊花菇、花菇、乌面厚菇,下脚是香菇丁。清明前后,遇晴朗天气,须全部曝晒一天。有的是趁热收贮,以保持干燥,不致回潮;有的是摊凉收贮,以防生虫。当时大量经营香菇的裕和祥是趁热收的。贮存方法:大片、平菇,用衬有棕皮的箬篓,四周铺衬草纸,加盖密封。花菇、厚菇用白铁箱子存贮。万一保管不善,香菇上霉,必须先用毛刷把霉点刷净再翻晒,切忌水洗。因为洗后菇身收缩,颜色黯黑,香味鲜味全部走失。

    密枣:初秋新出时,不须加烘。但在来年清明节前后,必须加烘。先用白炭把焙具烘干,并要等白炭水份基本蒸发完,再以急火烘焙,否则蜜枣吸收了水蒸气,就要“走油”。烘后冷透贮存,不能“走风”。

    开洋(虾米):根据到货干潮程度,潮的须立即复晒,但不宜晒到十分干,过干不仅蚀耗大,更重要的是开洋内盐分泛出,颜色枯白,影响质量。最好每次晒两小时,摊匀冷透贮存。开洋最易吸收空气中水分,必须经常检查,需晒即晒,如一旦变质发红发臭,只有报废。

    总之,南北货商品的储存保管,是一门科学。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保证商品不变质。

四、销售

    门市店的销售对象是本街及近郊的居民、农民。这里主要叙述批发商的销售渠道。

    (1)本街批发:规模较小专营门市的南北货店,一般向经营批发的南北货店进货。批发起点较低,南北货批发,可以根据成本自行定价,竞争性很强。零售价则由同行公议,不能低于某一标准。批发多为赊销,当时付一二成现款,其余于端午、中秋、春节结帐。批发店设本街推销员一人,向各店提供信息兜揽生意,通称“走街”。专营门市的南北货店有兼职进货员,俗称“配货”。

    (2)外埠批发:各批发店派出“乡客”(推销员)分赴南河(龙湾、五城、上溪口、婺源一带),西河(万安、休宁、渔亭、黟县、祁门一带)及歙县的朱家村、深渡、薛坑口、街口等地推销商品,一般每月二次。外埠批发,也是以赊销为主,三节结帐。“乡客”必须精通业务,了解客户情况,基本做到知已知彼,不断扩大销售额和尽可能地避免“呆帐”、“倒帐”损失。三十年代,端午、中秋、春节前,各批发店乡客齐集郑景昌店叙谈,协调关系,公议批发商品价格,互通“客户”情况。

    上述购、运、储、销情况表明,当时屯溪经营批发的南北货店,须要三副资金:一是待运和在途商品,二是库存商品,三是赊销货,大体各占三分之一。而屯溪银钱业只做“规元票”和茶号货款,因此,没有雄厚的资金,是做不了批发业务的。当年郑景昌自有资金十万银元,另吸收股东至亲好友的存款约十万银元,号称“二十万”。余福来在1926年尚有资金银元九万五千元,裕和祥有资金五六万元。稍具规模的门市店,资金亦在五千以上。资金周转率批发店每年仅三至四次。门市店也只有六至七次。

人员配备

    行业人员配备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经营的成败。屯溪南北货业批零兼售或专营批发,一般十至十三人。郑景昌全盛时期,职工多达七十六人。余福泰职工最多时五十人,裕和祥最多时三十六人。专营门市的人员为批发店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同益南货店1931年从业人员二十人。具体分工,大致如下:

   管事(经理):一至二人。全面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有的由老板亲自担任,有的聘请业务熟悉,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的行家担任。如有二人,其中一人为副手。

   水客(采购员):一至二人,规模大的批发店如郑景昌多时有三四人。

   乡客(推销员):二至四人。

   走街(本街推销员):一人。

   帐房(会计)一至四人。规模较大的店有外帐房,内帐房之分。

   直柜(营业员)三至五人。其中:

    (1)“头柜”一人。门市业务的盛衰,全仗“头柜”。好的“头柜”拥有一批熟识的城乡老主顾。他整天坐在柜台里最前端的高板凳上(头柜之名由此而起)。一见熟悉的顾客,不问买货与否,都招呼进店,命学徒敬茶敬烟。当“头柜”的要懂得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条件的顾客习惯买什么,要当好顾客的“参谋”,掌握顾客的心理。诸如季节变化,节日来临,婚丧喜庆等需要什么;什么规格的筵席,每桌需要海味若干,配料(金针、木耳、香菇等)若干。有的顾客只告诉“头柜”他家要办什么事,规模如何,“头柜”就要按需要逐笔开列在“草批”上,交横柜发货。不使顾客回去感到有缺,以此得到顾客的信任。“头柜”不但对顾客态度和蔼亲切,而且处处替顾客打算。卖给的货物,说好就是好,说差就是差,价钱公道,斤两足。每次交易,都讲信用。对靠得住的顾客,亦可少量赊销。对购买量大的顾客,算帐时可抹去“尾数”,或赠送一点货物并招待就餐。有的还要介绍某些海味的烹饪方法和某些商品贮藏保管知识,以赢得顾客信任。好的“头柜”,人称“活招牌”。如到别的南北货店任职,老主顾也随之转移。因此,每年冬季别的南北货店就派人和他拉关系,送红纸包(俗称“请封”),并许以高薪,延聘他来年到本店工作。

    (2)“二柜”二至四人不等,属于中级营业员,职责与“头柜”类似。好的“二柜”是头柜的得力助手,他一面做业务,一面随时留心向“头柜”学生意经。“头柜”一般都是从二柜中遴选出来的,

    (3)横柜台(秤货、包装、发货)其中:

   发货师傅一人,掌握包装、发货,兼仓库保管。

   二、三帮师傅二至四人,是发货师傅的助手。兼整理、翻晒库存商品。

    学徒:二至三人不等,以秤货为主。兼任向顾客敬茶敬烟,为店东、管事及来店住宿的客户服务。如荡水烟筒、打洗脸水、倒尿壶、搓火纸煤等杂差。

     腊肉师傅:一至二人,负责门市打油,及腌火腿、醉鲞鱼。

      栈司(搬运工):负责装卸,搬运货物。人数根据业务大小而定,一般的二至四人。郑景昌全盛时有二十人左右,人称“拾枝杠”(每杠二人)。

    开劈师傅:将整块锡箔,加工开切,捆成小扎。规模较小的一师一徒或二师一徒。郑景昌全盛时有十个切箔木墩,五师五徒。

    蜡烛师傅:自制蜡烛,一般一师一徒(春节前业务忙,雇临时工一至二人,名“帮冬”)。

    糕饼师傅:如自制糕点,根据业务大小,五师二徒或二师一徒,一师一徒不等(中秋、春节一般均添雇临时工),同益南货店1931年有制烛和糕饼师傅、学徒十人。

    炊事员:根据店员人数多少一至二人。

店内规章

    合理与严格的规章制度,是任何企业不可缺少的。当时南北货业的规章制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

    作息时间:一般早上六点开门营业(冬春季迟点),晚上二更(约八点左右)打烊。除“管事”外,其余员工一律在店内住宿。学徒在店堂内搭“行铺”(晚搭早拆),以便开门关门。门市店排门上开一可以启闭的小窗,以备顾客深夜购买急需商品。如有的产妇半夜临产,亲属敲店门买红糖草纸,随到随售。

    制烛和糕点师傅作息时间,根据季节的更替而变化, 一般的以完成本身定额为准(俗称本工事),夏季酷热,清晨二点上班,上午九、十点下班。

    生活作风:要求正派。不准在店内赌博不准走花街柳巷。店员中如有赌博、宿娼,经劝告无效的,或立即开除,或在年终辞退。

    经营作风:务求端正,以维护本店信誉。对待顾客和蔼可亲,要求把顾客看着是“衣食父母”,如有冲撞,怠慢顾客的行为,轻则训斥,重则辞退。经营中要求做到技术熟练,动作利索,秤足斗满,提(打酒、打油的量器)、满(快油、慢酒),不许短斤缺两,但还要掌握顾客心理。南北货店绝大部分商品要用秤,拿秤要有功夫,开头不能放多,免得秤时除了又除,顾客心中不悦。如顾客所购东西不多,又是空手而来,要很好把货包缚成捆,可以手提。营业时间不许看书看报,不得随意聊天,稍闲时,可在货箱、货罎小坐休息。

     发货有一定手续。“直柜”做营业使用活页帐(通称“草批”)把顾客需购货物的品名、数量、金额逐笔登记。如货款已收,在这笔交易的煞尾处用墨笔画一直杠(俗称“关门”),然后把“草批”交“横柜”的发货师傅,由学徒逐项称好包扎,每秤好一样,在“草批”品名上点一点红,再集中砌摆在横柜上。由发货师傅审查一下煞尾处是否有墨笔直杠,即逐笔点交给顾客,复在商品数量上点一红点表示银货两讫。有条不紊,很少差错。亦可杜绝“飞包”(即未经营业员的手,不收钱,把商品给顾客)的漏洞。

     门市货款。由营业员交外帐房收。如收入的是银元,逐笔登上日生帐(俗名“银名”)一笔一个码,便于“管事”按号核对。下午,外帐房将当天“草批”拆下,汇总装订成册,结算全天的营业额,在当时,这是相当严密,行之有效的措施,基本上防止了侵吞销货款的行为。

     职工的考核和奖惩:一般在农历正月初五(俗称财神日)。这天要进行较丰盛的会餐,谓之“定事酒”。餐后,老板或管事把职工逐个传唤至帐房内个别谈话,对业务能力强,作业正派,工作勤恳的,除口头嘉勉外,还根据不同情况,给以不等金额的“红纸包”。有的还可提职加薪。对有轻微过失者进行批评教育。对错误严重的人予以辞退。对一些不称职的高级职员则措词客气地讲“另请高就”,对方就心领神会了。

职工待遇

    膳食:职工、学徒都由店方供给膳宿。屯溪南北货业的膳食,比棉布、百货行业差些。

    早、中、晚三餐,一稀二干,每餐一样素菜。因为少荤,所以菜中素油较多,每人每月约二斤余。

    每月四次“荤期”(初一、十五、初八、二十四),亦有每月六次“荤期”的(逢五逢十)。每人每次猪肉四两(相当现在2.5两),冬季则改吃腌板鸭或腌鲜鳜。

   至于逢年过节,膳食比较丰盛,特别是春节业务大忙,从腊月二十四开始,每人每天增加猪肉四两(十六两秤),直到除夕。

   职工工资:当时以银元计算。经理每月二十至三十元,高级职员(如头柜、水客)十至十五元,一般职工四至十元。作坊的各类师傅十至十五元。学徒在三年习业期间没有工资(个别店每年津贴六至十元“鞋袜钱”)。三年满师,第一年月工资二元,以后逐年递增二元,直熬到中级职员。而后根据能力大小,确定是否提升。所以过去有“三年徒弟,四年半作”的说法。

    职工无公休假日,每年增发“升工”工资加班费二个月,全年为十四个月工资。如遇闰月,发十五个月工资。凡家住近邻县而经常请假回家的,则按假期多少扣发工资。

    职工除规定的工资外,还有一些额外收入,通称“小伙”。高级职员可以经营少量不在本店业务范围内的商品。一般职工和学徒,由店垫资兼营卷烟、肥皂、矿烛等,获取利润,以资补贴。另外还有各样的“回佣”。

    职工有病,医药费自理,学徒店方负担。此外,每人每月发给理发费二次,黄烟由店方供给。

从衰落到新生

    旧社会,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1929年以来,屯溪南北货业连续遭受几次沉重打击,元气大伤,由盛而衰。

    民国十八年(1929年)清明前一日,朱老五窜扰屯溪,临行纵火,当时南北货同行中仅西镇街程同福未遭波及,裕和祥烧掉前进店堂,后院经职工奋力抢救得以保全。由于损失惨重,不少南北货店无力经营。灾后歇业的有曹正隆、曹万隆、泰隆裕、同义和、德厚昌、德泰昌、裕丰祥、震泰昌、源记栈等十户左右。一些规模较大的字号,烧去铺面和仓库后,还有二笔资金可运用。一是在途货物,一是赊销货款。于是在废墟上新建店房,重整旗鼓。但毕竟损失太大,况建房又花去不少钱,伤及元气,资力大不如前。这是第一次打击。

    “废两改元”和“裁厘加税”是第二次打击。“废两改元”后,一些大的南北货店不能兼营“规元票”的业务,失去大量汇水差价收益。“厘金”按进货价的千分之一征收,计入成本,然后出售。“裁厘”后,按销售额的3%征营业税,加重了负担。

    1937年,屯溪南北货业进货的主要市场是沪、杭,由于上海、杭州相继沦陷,许多的商品来源断绝。虽然一度改由兰溪、丽水、温州进货,但货源不多,运输又很不方便。特别是油、糖、面粉等大宗货物,根本无法经营。批发业务,频于停顿。桐、粕、青油以及其他山货等“下水货”,亦无法运出。日机数次轰炸屯溪后,各商店纷纷将存货疏散下乡。白天关门,店员朝出暮归,晚上虽开门营业,但所入无几。当时屯溪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林立,捐税摊派日益加重。加之通货膨胀,故生意越做货物越少。可谓虚盈(法币)实(亏)商品。而一些大 店的负责人,又习惯于老一套的经营方式,面对上述情况,束手`无策。由于连年亏蚀,郑景昌、裕和祥、裕丰泰、苏德源等店相继歇业。延至1944年,屯溪虽有南北货同业二十家,但多数规模不大,资金不多。

    解放后,屯溪南北货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56年1月,经政府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从而完成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曹惠臣提供资料)             

茶商组织的变迁

王  珍 

     “徽州茶务总会”是徽州最早成立的工商团体,它是由六邑著名茶商洪其相、孙烈五、吴俊德、洪孝先、宁尧山等人发起组织的,时间是1901年,公推吴俊德担任会长,并在六县设置董事,以资联系,其目的是维护茶商根本利益,具体任务大体有以下五点:①代表茶商与官署交涉并接受委办事项;②反映茶商要求;③调解劳资纠纷;④矫正经营弊端;⑤开展茶叶产销调查研究及建设事项。

     吴俊德,歙县岔口人,13岁来到屯溪,在阳湖外边溪粤商开设的茶号帮佣,粤商回去后,他低价收购了粤商的茶号房屋,并在致祥钱庄经理程贡三的支持下,自立门户。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精通制茶各项技术和品评毛茶优劣经验,由于连年顺利遂成巨富。同仁推选他任会长,意能为茶商办事,连任30年,至1931年才因改组而卸肩。在他任内:①接受姚毅全的建议,向政府申请,取得了毛茶免税外销减税4‰的成果。②由茶商出资,开办农业学堂(后改茶商小学)。③继续前人创办的慈善事业,完善公济局的救济措施和管理,执行董事轮流司年(管理)制度。

     民国二十年起各县先后成立茶叶公会,休宁县茶叶同业公会于1931年5月27日在屯溪成立,由洪朗霄任主席。洪系三门呈人,屯溪富户。开设“洪聚成”茶行,又开永达钱庄。后又一度被推担任商会会长、副会长,对茶事建树不多。1935年改选,公推姚毅全担任主席,姚是歙县深渡人,原在上海后转来屯溪开设“怡怡茶号”、“姚大来茶行”。为人刚正,热心公益。由于劝导制止烟薰制茶提高质量而受人尊重。他担任主席后,会员增至90余人,并与执委孙烈五、沈度如、孙友樵、曹敦甫配合,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有:①1938年毛茶处于无人收购低潮,姚毅全、江彤侯出面,求得皖南行署主任戴戟支持,策动安徽地方银行行长程振基去汉口贸委会求得资金200万元,发放茶贷,解决当年收购资金。箱茶制成,又配合贸委会、茶管处组成评议会,遴选有经验的茶商张景阳、程镜庭看样评价收购,使公私两不吃亏。②1939年1月为谋求农工商一体,发起组建“徽州制茶股份有限公司”。此事得到地方政府支持,安徽地方银行行长程振基乐于配合,同意代收股金。章程拟好,筹备有序,就在这时候,程振基却调省离屯。9月姚毅全又因病逝世,此事也就无人主事而“夭折”了。

    姚毅全死后,由吴子安继任茶叶公会主席,吴为休宁上溪口人,唯当时安徽省茶叶管理处公营中茶公司的方君强、傅宏镇等亦参加公会组织,分别担任理监事。且箱茶收购又以中茶公司为主,故吴就无所作为了。

    1947年茶叶公会改组一分为二,成立茶漆业和制茶业两个公会,由汪子嘉任茶漆业公会理事长,洪纯之担任制茶业理事长。

    1948年5月中央信托局杭州分局在屯溪大规模设立茶厂收购毛茶,形同独占,原来茶号老板及其茶工生计受到极大威胁,制茶业同业公会在《徽州日报》登载大幅申明文告,向各界紧急呼吁,至六月一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发布停止收购以免与民争利的指标。

    建国后的1950年,屯溪外销茶厂尚有23家,成立制茶业同业公会,选举孙友樵担任主任委员。并由他代表茶厂与全市茶工签订劳资合同,规范统一工资、工时、福利、工伤等各项待遇规则,由市劳动局监督执行。

    “五反”后,公会活动减少,1954年,“怡新祥”等七户资金较多的茶厂,安排转业投资“祁门瓷土厂”,剩下的或组织生产自救,或代“国营屯溪茶厂”加工。至1956年,延续55年的私营茶商同业组织无形地消失了。

    昙花一现的茶叶复兴会议

    抗日战争时期,茶叶外销疲滞,有人估计,其时“屯绿”出口箱茶数量不及民国十七年吴俊德一户的多。而茶叶是徽州农村经济的重大支柱,茶叶疲农民生活就困苦。为此1945年10月4日皖南行署在屯溪召开“茶叶复兴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党政及有关部门各方人士外,还有众多茶农、茶商代表、茶叶研究人员,当时《徽州日报》、《复兴日报》都发布消息,列举名单达五、十六人,就我了解大体分类计有党政领导各界人士:张宗良、曾愈、操竹友、黎在符、汪新民、郭子清、程永言、程心锦、程君瑞、章馨吾、欧阳良举、沈锦柏、吴炳麒、朱一鹗、姚少轩、章锡骐……茶研人员:胡浩川、傅宏镇、董少怀、潘忠义……著名茶商茶农:叶凤三、孙友樵、宁蔚延、吴乐尧、洪纯之、姚灼华、张景阳、凌锦波、吴朗跃、谢在山、汪子嘉、陈锡恭、吴子安、王信生、马涤安、郑之梁、佘小宋、林声和、陈大瑞、王及元……等。

    开幕式,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亲任主席,即席致词,指出“屯绿”“祁红”驰名海外,其光荣地位之得来,实我皖南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各前辈数代茶农、茶商产制营运艰辛努力之所致。岂意近年以来日见衰落,并且茶园荒无,产量锐减,技术守旧、退化,茶厂不振,今日大家聚会,即希望群策群力,谋求振兴。

    会议中大家献计献策,经研究决定成立“皖南茶业公会”,并建议在各出口口岸酌设办事处,藉以沟通渠道等等。

    事情过后不到两月,即同年11月,皖南行署奉令宣告撤销,张宗良调省任职,茶叶会议虽然开得认真,但以后并未见有什么行动,也谈不到有什么效果。

 

有关茶叶的教育与科研

     1918年5月,安徽省政府决定屯溪高枧建立“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委俞燮(即俞祛尘)为所长,计有学员40余名,三年后结束。虽然时间短暂,却培养出许多杰出茶技人员,为建国后在茶界享有盛誉的胡浩川、方翰周均出身该讲习所。1943年经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的努力,呈请教育部长陈立夫批准,安徽学院皖南分院在万安成立,并特设茶叶专修科,后以学生人数过少,不得已而停办。

    1943年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投资五万元在高枧铁马山筹建“屯绿茶叶改良场”。建场的目的有二:①茶树栽培的研究。②研究绿茶精制的改进提高。因此买下铁马庙建成办公室、宿舍,向村民购买土地20亩作为实验地,并向博村林场协商划拔林地390亩,作为垦殖茶园之用。负责筹建的潘忠义首任场长,以后董少怀、丁符若均担任过。建国以后更名为“屯溪实验茶场”,由余怡生负责。以后隶属关系数度变更,1982年划归屯溪市领导,现该场依然存在。

 

 

民国七年屯溪商业状况调查

郑示言

    在整理省立二师的史料中,发现该校学生张正春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所写的一份屯溪商业状况的调查报告,虽然比较简略,却反映了屯溪在1929年遭火灾前十年的商业概况,是当前有关屯溪商业史料最早的记录,有很大参考价值。希望熟悉屯溪商业历史的同志作进一步的回忆与补充——作者附记。

 

1.商业之种类:

土产类:茶、粮食、油、酒、糖坊、酱园、肉铺、腌腿、山货、水果、漆、箬、棕。

杂货类:杂货、盐、布、纸、瓷、纸烟、药材。

文具类:笔墨、书籍。

洋货类:洋货、煤油。

工艺类:染坊、缝纫店、卢厂、铜器业、锡器业、竹器业、木器业、银楼。

交通类:船行、客栈(略)。

金融类:钱庄、当铺。

杂业类:酒馆、牙行(略)。

2.商店之多寡:

屯溪之商店,按照商会调查,上自黎阳,下至率口,前至河街,后至后街,大小商店约共五百余家。

3.著名之商号:

(1)土产类:

茶行:吴美利、孙怡泰、曹正大、江晋丰、宁日新、程怡新、汪集兴。

茶号:李祥记等牌号。

茶漆店:宏达恒、同昌恒、大成、豫丰、复茂。

粮食:震盈、同福馨、裕丰源、同福栈、俊记、义泰。

油坊:正隆、万隆、源记。

酒:复茂、福泰、益隆、泰昌、元和、谦懋、淇粹、亦隆、漱芳、毛恒春、义兴、宏盛。

塘坊:万茂、聚和。

酱园:曹粹、亦隆、漱芳、德馨、福泰、益隆、泰昌、元和。

肉铺:正顺、万顺、隆顺、复顺、义顺、聚泰。

腌腿:正大行、俞聿新。

山货:生泰、泰隆、义记、两仪、仁记。

水果:詹永新、查元兴。

(2)杂货类:

杂货:茂记、同福、万隆、永裕、正隆、景昌、万昌、源记、同益、福泰、德隆、朱同裕、大馨、正康、泰隆、震泰、德厚昌。

盐:广元、裕隆、春和、万隆。

布匹:石道生、祥盛、谦泰、万成、大道、广泰昌、益盛、晋源、兆成。

纸张:焕文、同有、正路、怡祥。

瓷器:振泰、卢得兴、益泰、复泰、怡茂。

纸烟:美英公司

烟:万和、复茂、鼎泰、仁和、义顺、振和、德泰。

药材:石翼农、合记春、同德仁。

锡箔:李长兴、焕文、景昌、万昌。

(3)文具类:

笔:得云、凌云堂、锦云、日升。

墨:胡开文、正路、胡同文。

书籍:科学、锦文、茹古堂、三元、震元、同文。

(4)洋货类:

洋货:益大、中西、华昌、克成、鸿记祥、怡豫、中法、东亚、同和、宝春。

煤油:同义公、亚细亚。

(5)工艺类:

染坊:信茂、元和。

缝纫店:胜家公司。

卢厂:金源隆。

银楼:源泰、永玉、成大、成永。

(6)交通类:

船行:汪汝良、戴生茂、章德泰、邵震兴、章震泰。

客栈:(略)。

(7)金融业:

钱庄:万康、致祥、通裕、德源。

典:万源、万泰。

(8)杂业类:

酒馆:延旭楼、聚贤、复源、公和园、源裕、玉春。

牙行:(略)

4.普通店规:

    普通店规,由同业公议而定,大概凡同事定生意者,在阴历正月初四、初五、初六及元宵诸日。既完后,凡本店同事必守其共同之规则,即戒以嫖赌吸鸦片及亏空舞弊等情。偶犯店规,即行开除。凡学徒初入店时,有由本店认可之妥实保证人为保证。又除本店规定每年有数十日余工外,有事请假酌量除薪俸。凡夥友支给薪俸有定时,商量先用,以支一月之薪金为度,此普通店规之大略也。

5.商店内部事务之分配:

商店同事,各有专责,但内部事务分配亦有系统,略述如下:

    管事、帐房、水客、柜夥、发货、中班、学生、栈司、正作、杂务、厨司,此普通者而言,大约随店大小增减之。

6.簿籍表册之种类:

市面商店所用簿籍表册,分类如下:

    草批、流水、誊清、全收、银总、俸金、议货、存号、恒足、杂记、往来、工帐、门差、号簿、年总、银票、汇票、借券、期票、发票、议票、股东、货摺、洋摺、钱摺、仿单、月总表、完单、市价表、公启、租批、租摺等。总计以上不下卅余种,其记载颇为简单,相沿以来,无甚进步,以致弊窦丛生,较之新式簿记,远不及之,将来应取法新式簿记,实势所必然也。

7.结帐时期:

    凡结帐时期,由商店来往酌议而定,或逢每月朔望及月底结一次,而普通商店以旧历端午、中秋、年节、结帐,惟放茶银者,则在阴历四月与茶户结帐,盖结帐之月的在收帐不依此时期,则收帐必无效果。

8.通用之货币:

    有墨洋(即鹰洋)、本洋、龙洋、小洋、铜元、铜钱之属,纸币、“九八规元”票最通行。平常以鹰洋为本位,惟一元值小洋若干,值铜元若干,皆无一定标准,以市面而定涨落。“九八规元”以两为单位,厚皮纸写明若干两。最涨时,每千两规元票,作鹰洋一千四百余元;跌时作一千三百元左右。购大宗货品于上海者,用“九八规元”票,颇为便利。

9.度量衡之异同:

分度量衡三种,依次述其同异:

度:用裁尺(足尺),布业用“九七尺”。

    量:用街斗,屯斛“九三”为粮食店之出斗,杭斛“九五”为粮食店之进斗。其外通行者,有渔斛(足数)、歙斗(加一)、万斗(足数)。凡粮店有进斗出斗者,乃商人取巧占利之利器也。

    衡:用天平、曹平(十七两六钱)、金银珠饰业用之。“九八平”(十五两),杂货、糕饼、油业等用之。其外有通用之茶秤(二十两)、柴秤(十八两)、户秤(二十八两)、水果秤(十二两)、门市秤(十六两,又名足秤)。盐秤(二十四两)、广秤(一百零五斤为一百斤)、茶秤(又名松萝秤、十八两)、行秤(二十两)。

10.商人道德,颇重信用:(略)

11.商人知识:

    辨货色之真伪优劣以完价目之涨跌,此对于进出货之知识也;观顾客之态度而察知其人之有信用与否,此交际之知识也;其尤要之知识与技能,则在书写与验币法。

12.商业教育:

    商业学校仅阳湖一所,其关于商业之教育,略具雏型,故成绩鲜少。商店中之学徒,由同事中前辈教授,初入店时,教以洒扫拂拭、款客茶烟等事。晚有余暇,或习字或练珠算或学写信或练记帐,勉以专心,戒以怠情,此商人施于学徒之教育也。

13.商业机关(如税关、商会、会馆、公所等)及其办法:

屯溪商业机关,各有定章,办法不一,故难缕述,兹将名目列下:

税关:茶税局、厘金局、菸酒局、菸酒栈等。

商会:休宁商会。

会馆:江西会馆、宁属同乡会、婺源同乡会、绩溪同乡会。

会所:青阳公所、仙源公所、旌阳公所、梁安公所。

局所:邮政局、电报局、督销局、硝磺局、警察局等。

14.土产商品之种类及其销路:

    土产商品,其销路上通江西,下达苏杭。以茶叶、竹木、米谷、杂粮、山货、水果为出产大宗,其最著名者为徽墨、罗盘、贡枣、青螺、葛精、笋衣、祁术、石斛、石耳等。

15.经商客地者之概况:

    徽属人民富于经商思想,故全国各省,几无一处无徽商。而本地(指屯溪)居民经商客地者,以浙江之杭州,江苏之上海苏州,湖北之汉口为最密,以典业为职业者尤多。在外之同乡团结力颇厚,俗语有“爱本县会馆如爱家,爱同乡如胞兄弟”之说,其团结力可见一般矣。普通人家,男子十三四岁即为觅一典业,送之出门,至十八九岁返家成婚,以后间三年或四年,回家一次,期以六个月为谱。休宁人对于典业,视为重要职业,察其原因,以为职务轻松,出息较丰,故乐为之。

  

民国屯溪商业市场概略

赵本一

    民国年间,屯溪这座东南山区的重要商埠,以其商业之茂盛、民物之阜藩著称于世。傍靠着新安江这条黄金水道,南北货物在此聚散,形成皖南的主要转运口岸。作为“一邑总市”,城内货肆行铺店摊,布满街衢埠头弄巷。其买卖热闹,贸易争胜。商业市场日趋发达。

    屯溪的商业重心最初居于黎阳、西镇街一带。据史载,黎阳县始建汉(吴·孙权),即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历数百年后废之。当时,黎阳西镇街坊整洁,两旁多店铺,四方商旅毕集,交易殊盛。明弘治后,街道渐有伸展。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屯溪桥(又名镇海桥)建成,为屯溪交通提供了方便。故商业活动“街市”也渐向东延,商业区始趋繁华。至清康熙、乾隆间,屯溪人烟初具规模。《休宁县志》载:“屯溪街,县东三十里,镇长四里。”是其证。嘉庆、道光时,“屯绿”外销已显萌芽,绿茶运往广东出口,销往英、俄及美洲,声誉鹊起。清咸丰年,鉴于“屯绿”光耀寰中,各地茶商大贾络绎居屯开设茶号制茶,水运江浙,转沪外销。一时屯溪茶号林立,少则三四十,多至五六十家。诸如婺源、歙县、青阳等客籍商人来屯经营茶号,融外销、产销一体。规模较大者首推婺源人的“俞德昌”、“俞德和”、“金隆泰”、“胡源馨”等,当然,还有屯溪人胡采瑞、邵老正、李亦馨所开设的“钟聚”、“李祥记”。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屯溪有茶号136户。由于徽茶总量激增,“屯绿”贸易的长足发展,屯溪街商店业务更趋活跃,街衢从西镇至八家栈,逐年沿河西向东伸延,形成千余米的商业街市。

    西镇以下八家栈为往日商业精华区。早在清咸丰初年,西镇街桥头就有经营徽菜而名世的紫云馆。这座临江耸立的三层楼宇,光顾者络绎,几无虚日。宾客登楼宴坐,山肴野蔌、飞觞相欢,倍觉轩爽。其烹饪之精,肴馔之美,甲于江南。可惜紫云馆于1929年为朱老五所焚。八家栈这条街道,原本不十分长,道宽不过六七市尺,全以石板砌之。道旁屋宇古朴,店肆排比,客贩往来其中,竞相贸易。商店多是生活用品和主副食品。每逢春节之际,街市尤盛。其锣鼓之喧阗,管弦之悠扬,歌舞之并陈,备极其乐。龙灯、高跷、杂耍令观者目眩神移。四乡游人趾错肩摩,拥塞着街道。熙来攘往的景况,望之繁庶。

    清末年,屯溪的商业活动中心仍在黎阳西镇街至江西会馆处(今老街地段)。其商业市场日臻繁荣,行业也较齐全了。沿街纵目,两旁商店毗连,街市活跃。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屯溪有商店417户,从业人员达4300余人,归为60个种类。诸如钱庄、典铺、银楼、衣庄、茶庄、绸布、中药、京广百货、南北货、瓷器、纸墨、锡箔、黄烟、粮食、盐糖以及酒楼、饭店等商号。行业多为前店后坊,清雅的店堂,马头高墙,鳞鳞青瓦,雕梁飞甍,令街人青眼。店堂上层临街,置以阁楼可凭栏观景。行业除分布于老街两侧外,一些商店、货栈还散布在细弄深巷内。如“梧岗”、“还淳”、“海池”等名巷。这些弄巷轩轾错落,连着后街通向河街,勾通着老街市场,方便了街弄里的居民。每当幽静的巷子里回荡着商贩货担的叫卖声时,那“深巷明朝卖杏花”之古风韵儿,真够使人品味再三。沿水埠所形成的河街,有酒肴具备的万利馆和得利馆,还有令民工喜逗留的豆腐小吃店以及酒食憩息的小饭馆,商行、匠铺、货栈等均在这里开设。每当商船靠岸,货下物卸,渔埠头和盐埠头常是人声鼎沸,伴随着骡马车辆玲玲盈耳声,船商、水客、栈行交易其中,毫末锱铢,热闹非凡。而值暮色渐掩,夕阳横空之时,举目望去,堤岸街面则呈现一派“喧闹晚市明灯火,渡头沽泊聚黄昏”的繁华景象。至于横街的饮食服务业,如茶馆、酒楼、旅舍、浴池、理发等,生意极其兴隆。尤其是本街的海阳楼、佛照楼、拱月楼等,自朝达暮诸客咸集,一片欢然。

    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屯溪商业市场一度也成了英美洋商的垂涎之地。民国初年,美孚煤油和亚细亚煤油公司等派员在屯物色经、代销人选。当时,屯溪居民素以土产青油照明。自煤油入屯后,人们均改用煤油燃点。于是以经、代销洋油(煤油)的商号应运而生。如经销美孚公司鹰牌、亚细亚公司僧帽牌、德士古公司幸福牌的“同义公”、“协和”、“刘紫记”。时质量以美孚鹰牌为最,其销售辐辏于歙、绩、休、祁、黟等县,外国煤油商在屯获利非浅,尝到了甜头。紧接着英美烟公司、美商柯达照相材料公司、德商颜料公司、太古洋行等,也步其后尘在屯找到了销售业务的经、代人。如“刘紫记”商号除经销煤油外,其主要是代销英美公司卷烟,直接为上海外商服务。

    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城市工业品大量倾销,屯溪商业市场伴随着五洋商品,即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烟(香烟)、洋布(细纱布)、洋磨(白糖)的涌现,又新兴了不少行业,增加了许多品种,如洋钉、洋袜、洋肥皂、洋蜡烛、洋磁碗等,甚至还有专卖洋货的五洋商店。因此,屯溪地方自然受其冲击,手工业产品销路不畅。如文房四宝,因钢笔、墨水之输入,其销售锐减。而洋布的入侵,街人衣着也渐“仰给于纱布”。“屯绿”的出口数量、价格也均为外国人所驾驭。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屯溪茶号有109家,茶号之林立,“十里闻茶香”。当时,“屯绿”外销口岸在上海,鉴于屯溪茶商无对外贸易机构,绿茶运往海上,只得通过沪地茶栈售给洋行。休宁大贾汪海楼曾在上海开设“谦泰昌”、“万和隆”两茶栈,“屯绿”几有半数经其售于洋行。尔后又径销于沪地怡和洋行,锦隆洋行。当时,“众夷来买,商定而后答价,丝毫不能增。倘居奇不卖,欲昂其值以矣,……俟愈久,价愈减”,茶商无可奈何。“屯绿”“业已到地,只得减价贱售”,凡此“种种受制于洋人,以致十商九困。”

    屯溪商业市场之活跃得厚于本地发达的金融业。民国初年,屯溪市场流通的货币以银元为主,铜元为辅。银币为“龙洋”、“孙中山”、“袁大头”(袁世凯像头部大,民间称之)以及国外流入的“本洋”、“鹰洋”等。铜币有“双旗嘉禾”“光绪元宝”、“宣统元宝”等。自清光绪年造银元始,宣统二年,银本位改两为元,传统的制钱也被铜元所替代。故凡大宗交易均以银元计价,商店栈行生意往来,商贩零星买卖多用铜元折算之。

    当时,屯溪商埠虽无银行设立,但钱庄的经营却开歇不已。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屯溪就有万康、致祥、广茂、益和、晋康、厚康、德源等七家钱庄。钱庄除自筹股金外,大部靠社会存款及市场游资,并经营存贷、兑汇多种业务,即存贷钱款、兑换币种以及办理汇兑手续。这对“调剂余缺、便利工商户”起到了促进作用。每年,屯溪钱庄在兑换币种,包括银子、图票(银票、钱票)兑换制钱,银子兑换图票等方面,所取得的贴水即补助差额是非常可观的。总之,钱庄其收入以利息为主,计息采用银本位、辅之以洋厘买卖图票。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鉴于“屯绿”畅销国外,势头颇佳,屯溪钱庄业盈利甚厚。中国银行特来屯溪设立分行,发行该行的纸币在市面上流通,与银元同等价值。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各钱庄印发图票流行市场,其面额不等,诸如致祥、永达、万康等钱庄所发行的茶票(汇票),既利于沪杭茶商凭票到钱庄取兑,又为屯溪的一些商号携钱庄汇票出外采购物质提供了方便。当年,“同德仁”药店则凭万康钱庄的汇票赴各地采购名药。除钱庄经营汇票外,还有一些大商号如南北货等,见有利可图也插手做图票生意。时屯溪市场发行一种叫“规元票”的,类似汇兑。规元为上海的银本位,凡在沪购大宗货物用规元票为便利。屯溪的茶木在沪杭销售,计价按规银千两折合银元为1450元,而银根紧时则只售银元1300元,差额达150元之多。屯溪比较大的南北货商号,做图票生意来得敏捷。诸如郑景昌、裕和祥、余福泰、曹新盛、苏德源等,他们利用规元票投放市场的差价,或购进,或买卖,并持票向沪杭钱庄兑现购进物品。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正式宣布了废两改元,银两作为一种货币本位遂从法律上宣告中止。”屯溪钱庄靠银两升降的做法也渐消亡。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随着市场贸易的发展,银元的使用已不合时宜,故国民党政府废除银本位制,实行法币政策,禁止白银流通。故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及后来的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推行纸币制,利用法币收兑银元为国所有。当时,屯溪市场流通的货币已由硬币向软币转化,纸币替代了银元。铜币也日渐废去。国民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始,中国农民银行与交通银行又相继来到屯溪设立分行,同样发行各自的钱币。从此,中、交、农三行在屯溪市场互相争夺信贷和汇兑业务,给大小商号带来了莫大的方便,商店数量迅速发展。当时,“休宁商店1200户,屯溪占其半”。然而,屯溪的几家钱庄诸如永达、致祥、厚裕等,则因银行的排斥,其营业每况愈下,一蹶不振,先后宣告倒闭。

    抗日战争爆发,沪、杭沦陷,凡上海口岸所进的英美货物均被封锁,屯溪原需大量的煤油、卷烟等舶来品无法供应。就连出口的“屯绿”及土特产品也摆脱不了封阻的厄运。民国二十七年后,徽州茶叶市场日渐萧条,精制“屯绿”茶号因外销滞落,竞由原来287家骤减至12家。由于交通梗阻,货源短缺,屯溪商业市场随之波动。一方面,有些富商大贾以其特有的敏感,认为屯溪尚能偏安,但未必是一块安定的绿洲,一旦沦陷则成为宰割的目标。于是他们将大批资金,转移沪地并挈家迁居上海租界内,以隐藏资金,保其身家。另一方面,由于江浙各大都市相继沦陷,苏南、上海、南京等地大批党、政、军、特机构内迁屯溪。京、沪、宁、杭、芜各地商贾也多避此,故又兴盛起不少新的行业,诸如钟表、眼镜、照相、西药等商号。行业的新增、机关之林立,加上外地九流三教、五花八门者涌入,一时人口剧增,代之而起的饮食服务业更加勃兴。仅酒楼菜馆就有50余家,除正街的公和园、太白园、玉春楼、福新楼和河街、横街原有的酒楼菜馆外,还增设了江南酒家、悦宾酒楼、练舟菜馆及诸多中型菜馆。大小旅社、客栈也近60家。至于梨园、歌馆、舞厅乃至赌场、妓院、烟馆等,皆充塞着屯溪的街衢。畸形的繁荣,给商品市场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各类物质供不应求。尤其是官僚、政客、大贾等,他们相互勾结,垄断市场,大肆购存商品、食粮,以囤积居奇、极尽走私贩运之能事,以获取暴利,过着铺张扬厉的奢侈生活。值得提及的是,当时,第二十三集团军进驻徽州,从四川随军带来的公文箱里,并非是什么公文,而是四川鸦片烟土。川军从长官到士兵,不乏“吸食兴贩之徒”。安徽省政府对鸦片烟土虽早就明令严禁买卖,但川军武装贩毒的行径则“明目张胆以趋势”,有关方面只有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早在清咸丰年间,屯溪、芜湖就成为鸦片贸易的主要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鸦片)为厘金大宗”④时官方仅管是“抽厘充响”,但鸦片之输入则直接损害屯溪人民的体质,导致白银紧缺、威胁着本地的经济生活之发展。战时屯溪市场上,居然设立“特种商行”专门出售鸦片烟土,并按“章”纳税,成为合法的经营,其贩卖毒品之丑恶则昭然若揭了。

    至于先后迁到屯溪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各地方银行,也都各自依其权贵巨商,做起生意买卖,大发国难财。当时,屯溪的小商号因实力不足,往往被豪商套购一空,又不能及时进货,旋即倒闭。有的商号苦于国民党政府赋税苛刻过重,捐税摊派名目繁多,加之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为了能维持生计,只得将其商店报歇,改营摊贩。而外来屯溪的小商人,则因摊贩税率比之商号要低许多,故大都设摊经营。还有老字号如南北货的郑景蛳、裕和祥、苏德源等商品,也因商货的枯竭,经营虚盈实亏而陷入窘境,至抗战后期也相继歇业。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屯溪市面各行各业景况又活跃起来。竹、木商和其它土特产商家相继奔走,开辟财源。进口的汽油、煤油、香烟等舶来品依旧闯入市场。一些古玩字画也开张销售。屯溪客籍商人不少都陆续返回故地。大半摊贩相继组织为商号,走向市场。物价曾一度稳定,但好景不长。由于美国货大量倾销中国市场,耗用巨额外汇,加之国民党政府迭年疯狂发动内战,其国库空虚,而税收盘剥尤甚,以致物价暴涨,通货恶性膨胀。当时,屯溪市面物价一日数涨,早晚不同,法币急剧贬值,不少商号因信息闭塞而被套购,其经营已频临绝境。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屯溪有120余家商号报歇,多转为摊贩。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国民党政府鉴于国势日下,继引入市场的“关金券”,又采取了应急措施,发行新币“金圆券”,即实行所谓“金本位”。以金圆卷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企图挽回垂危的经济。与此同时还下达了“八·一九”限价政策,规定所有商品一律遵照1948年8月19日的市场价格出售,不准藏匿商品,不准私自提价,违者以刑法处之。屯溪的商号受制于限价政策,只是违心以廉价将货售出。顿时市场上出现了一股抢购风潮,尤其是官僚绅商大肆抢购大宗货物,以至屯溪上下商店销售殆尽。

    由于发生金圆卷无现金准备,又无数额限制,结果使币值猛跌,物价暴涨。此时商品卖出所得的金圆券已购不进原有的商品。于是商店索性不纳货,一时屯溪街出现有店无货,有钱无市的局面。不久,国民党政府宣传撤销禁令。物价又直线上升,币值更一落千丈。买一包香烟的钞票重量要超过一包香烟重量的几倍,买几尺布的现金要用麻袋装。金圆券比法币膨胀速度更快,一些大商号迭挫元气,不少商人倾家荡产。凡屯溪人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屯溪商业市场的经营类型,主要有商和坐商。其坐商又分为商号和商贩。行商从事各类商品的贩运,其资金强、活力大,但无固定营业地点。屯溪的行商从本地收购茶、木、桐油、香菇等土特产品贩运沪、杭、粤等地销售,又从外地购来米、盐、布匹等货物在屯溪批发出售。至于季节性的茶商,俗称“螺丝客”、抗战时期的“跑单帮”,他们都随车船运行做生意,或收购出售,或偷运贩卖。其规格小,所携带的货物较少,无需通过商行、货栈等中转,稍大的行商一般不随带钱物,只做大宗生意,并通过钱庄、银行取款支付,而货物则由商行、货栈托运。总之,屯溪的行商比走坐商来说,其数量较少,他们经常往来于上海、杭州、绍兴、宁波、广州等地。沪杭相继沦陷后,则通过新安江水道跋涉奔波于兰溪、丽水、温州以及江西鄱阳一带。

     坐商又分为商号和商贩。屯溪的商号多分布于屯溪老街,其资金既有独立也有合股。除一些店坊不分,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以及家店合一,零售烟酒日杂用品的商号外,行业均为前店后坊。资力厚实兼营生产的大商号还没有工场和账房、寓所等。民国年间,屯溪经营南北货、布业、糖食、百货、药业的大商号,如郑景昌、余福泰、裕和祥、鸿泰(大同)、震大、九华、胡同和、新昌、石翼农、同德仁、程德馨等。其中,郑景昌商号为徽州规模最大的南北货店,清同治年开设的“大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更此名。该店资金10万元,从业职工有60余人,经理郑吉人。晚清休宁汪静波独资开办的鸿泰布店,也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歙人王仲奇与休宁五城人胡玉华合资开设的大同布店。年批零营业额达20余万元,三十年代以其雄厚的资本,宏大的规模跃居行业之首。另外,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开设的程德馨酱园,建于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9年)的石翼农和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创设的同德仁两家国药店,都是徽州同行业中实力最强的商号。

    屯溪的商号其经营的路子,总的来说是批零兼营。凡大商号或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或专营批发。民国时期,郑景昌、裕和祥、余福泰、李长兴、苏德源、曹新盛等商号,都以各自的实力显示出特有的生机。多数商号,虽也做批发业务,但经营上基本是前店后坊。行业的这种前店后坊特点,招徕各商号的拼搏进取,都想方设法,以优质产品参与市场竞争。诸如屯溪南北货、糖果商号均设置糕饼或蜡烛、腌腊作坊,用以加工糖果,制作精细糕点和红烛出售。时以“余福泰”、“司益”生产的“顶市酥”、“双益龙凤红烛”独具特色,名扬沪、杭等地。而经营绸布业的“大同”商号,其染坊染制“万年青”土布,投放农村市场倍受青睐。凡屯溪国药商店后坊,均能配制膏、丸、丹、散饮片,世推同德仁药铺“百补全鹿丸”为上品,它抛售市场,令人赞绝不已。至于屯溪的酒坊、酱坊、茶食、黄烟、银楼、衣庄、茶庄等行业,都能沿袭前店后坊、批零兼营。创设于清同治年间的“同昌成”、“恒大成”以及民国初年的“立裕”、民国十四年的“瑞木祥”茶庄,为屯溪四大茶庄,其经营内销花茶,深受市者欢迎。而民国年间胡益隆的“陈腊”黄酒、毛恒丰的“堆花”白酒、程德馨的“三伏”酱油等,皆都是自产自销、驰名各地的优质产品。

    在商品经营上,一些较大的商号能遵循深购远销的方针。注重市场信息,善于开发人才,进行产销挂购。如屯溪南北货资金雄厚,郑景昌主营南北杂货、粮、油、锡箔、纸张等,裕和祥以经营海鲜、桂元见长。其桂元年销量约十万斤。余福泰糕点、红畅销不衰。他们组织货源都选派精干专人,通称“水客”。并委托“信得过者”分别在上海、杭州、宁波、兰溪、鄱阳等地设立采买、代办机构,称之为“坐庄”、“寄庄”、“办庄”的。如上海的“宜生庄”、“黄禹鼎办庄”,宁波的“陈宜记办庄”等。

    与此同时,凡引进商品、讲求特色、重质地。并视社会各层次的需求,深入各地区别进货,力求服务周到。如大同布店所经营的品种有500个之多。其中就有上海的呢绒,杭州绸缎、湖州的丝棉等。由于花色多、质地好。故能以竞争实力占据市场。屯溪同德仁等国药店不仅选派“水客”至江、浙、湖、广、京、沪等口岸采购贵重药材,还派能人分驻徽州的各地探访收购稀有药物,运往沪、粤外销。另在休、黟、祁等地设立分号,以建立正常的购销网点,扩大经营范围。时从业人数达万余人之多。该店除经营配方零售外,还设有“坐堂”医生,为百姓治病,其态度良善,诊疾认真,颇有影响。

    由于屯溪的一些老字号与沪、杭等地以及徽州各县保持了良好的商业往来,又与本地金融业关系友善,购销上能做到信誉周转,服务至上。所以在资金调配、信息通报、货物输入诸方面都显得比较方便。诸如郑景昌锡箔销量大,就与绍兴箔商合力开设“志成”锡箔庄,又在港口开设“泰源昶”酱园等。从而扩大了营业基地,商务与日兴旺,成为徽州最大的南北化商店,誉为皖南第一昌。至于与郑景昌伯仲相比者,如南北货余福泰、裕和祥以及布业的鸿泰(大同)、百货的胡同和、新昌,药材的石翼农、同德仁等,都是资力雄厚、活力很强的商号。他们都与外地产家或挂钩经、代销产品;或交叉入股;或互利划拔,以利进销。如屯溪的“新昌”与上海的“振大昌”,由于信实通商,往来非常便利。

    屯溪的商贩,大抵可分为摆摊设点和走街串巷的。二者都是自力做小本生意的人。民国时,屯溪市场除走街串巷的商贩无固定的活动地点外,诸如香烟、饮食、山杂、水果、蔬菜等商贩均有相应的摊位。民国三十二年前,屯溪有摊户126户。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因屯溪大多商店不景气,相继报歇,故又出现布摊,五金百货摊点,仅布摊就有69个。时屯溪几乎成为摊贩市场。在摆摊设点的商贩中,凡摊位大者多有布棚立着,以遮阳挡雨之用。商贩的资金虽少,商品种类欠丰富,但做起买卖却十分灵便。他们靠自己的辛劳来维持生计。

    抗战胜利后,有些资力雄厚的摊贩,经过惨淡经营,转为了商号,不少摊贩联营参与市场竞争,或按行业加入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七(公元1948年),屯溪镇按行业归并为34个同业公会,其入会之摊贩数量可观。

 

 

解放前屯溪商业拾零

王珍

     屯溪位于新安江畔,向来以商业著称,远在咸丰年间,就已十分兴盛。清末民初,徽州六邑的茶叶、竹木、香菇以及其它土产品,多在屯溪集散;煤油、食盐、绸布、京广五洋、南北货又以此为吞吐口;水陆交通也比较方便,行旅往来不断。特别是抗日时期,沪、杭沦陷后,江浙军政机关、学校,陆续内迁至此。沪、杭一带富商大贾,又多因避难和寻找市场而来。

    这里,我从几个方面,介绍过去屯溪商业的一些片断。

一、“洋油”输入徽州

    徽州出现“洋油”(煤油),不过七十余年。经营者先交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然后分期结算货款。据说保证金的数字很大,要一万听(每听三十斤)煤油以上的价值。最先经销有三家,地点都在屯溪,即:同义公。经理杨镜吾,承包经销美孚公司鹰牌煤油;协和。经理胡寿康,承包经销亚西亚公司僧帽牌煤油;刘紫记。经理刘紫垣,承包经销德士古公司幸福牌煤油。

    同义公,协和是与外商设在杭州的机构挂钩,而刘紫记是直接为上海外商代办,且刘紫记煤油业务不大,主要致力英美烟公司卷烟代销业务。

    1992年以前,只有以上三家煤油公司承包经销,同年四月后,黄滋生、黄步瀛、程绶青等人又组成“聚和公”煤油公司,承包经销上海光华牌煤油。油是苏联来的,炼油厂在上海真如。该公司和孙科、许世英、陈铭枢都有一定联系,煤油打着完全华商招牌。油分两种:一种绿色,质量较好,价格每听二元上下;另一种红色,每听一元多。绿色的质量抵得上美孚鹰牌 ,另售价格好的每斤一角,次的仅七、八分。

    当时质量、销售都以美孚鹰牌为最,范围也算同义公最大。东边重点是歙县渔梁,有仓库,(设在朱家村)供应歙、绩两县,负责人鲍咏松。西边重点在黟县渔亭,供应休、祁、黟县,由乡客去兜售。煤油存放在曹同盛油榨内。

    “聚和公”利用人民爱国心理,打着国货招牌,且经营方式灵活,形成美孚的竞争对手,那知内部发生货款被人挪用事件。于翌年,黄、程退出,由吕纪安重新招股改组为大生煤油公司,聘请方梦樵为经理、负责全盘业务。方的措施是深入村镇推销,因此业务搞得很好。一直到1952年因代销卷烟违犯价格政策,受到处理而申请歇业,资金转业去杭州。

    1930年同义公改为同康,一年后杨镜吾认为油水不大,全转力向豫康盐栈,不再经营,乃至曹新盛老板曹敦甫接办,并于1931年更名为有利煤油公司,向外商交了六万元(法币)保证金,按年息八厘计息,虽说与上海美孚公司挂钩,直接联系仍是杭州办事机构(负责人刘麻子)。曹敦甫雄心勃勃,扩大销售阵地,不仅在浙江淳安港口镇创立新煤油公司便于吞吐。同时还与歙城林慰然、深渡曹雨亭建立经销或代销关系。

    1931年,有利煤油公司是亏本的,岂料十二月份美商有笔补贴,因此算起来还赚了几万元。原因是美苏为争夺煤油市场,降低市面销售价格,而以内部补贴处理。

    抗日战争开始,沪、杭沦陷,运输不通。煤油改从温州运来,以后温州不通,美孚煤油断了来源,就停顿了。一直到胜利后,1946年有利煤油公司重整旗鼓,继续经营,但方式改变了,原交保证金退回(可是法币已大大贬值),改为现款现货,钱送上海,煤油从杭州运来。当时年销量为七千大桶(每桶三百一十八斤)左右。一直到1949年快解放时,国民党刘汝明部队从屯溪溃逃,在河街放了一把火,有利煤油公司遭焚,就这样结束了。

二、三业一体的刘紫记

    刘紫记是屯溪豪绅刘紫垣(曾当选国民党国大代表)所开的商店招牌,他既承包经销德士古公司幸福牌煤油,又代销英美烟公司卷烟,(主要是老刀、大英、哈德门等)还开设大康钱庄,三个部门联在一起,业务人员只有六人,(不包括炊事、勤杂)刘紫垣做生意虽不精明,但很会用人。职工都忠心耿耿为其经营,因此工作效率很高。他承包经销幸福牌煤油年约三、五千听,代销卷烟千余大箱(每箱二百五十条)生意不能算小。大康钱庄的资金不过万元,且从不吸收存款。而放款额每倍于此数(月利率一分二厘到一分五厘计息),其原因就是把卷烟、煤油代销款掺入大康钱庄的资金内部调剂使用。

    刘紫记代销卷烟、煤油均不交纳保证金,因此外商控制还是很严的。如英美烟公司不仅直接掌握栈房(仓库),且还派员前来,明是联系业务,实际就是监督。如曾任屯溪商会理事长的章馨吾,就是英美烟公司派来的。

    根据代销制度,提货后,当月底即要结算汇款,把货款汇往上海,可是刘紫垣很有办法,他通过门客贿赂拉拢栈房人员,先提货退迟开拨单,这样延缓货款结算日期,就有一笔大现金在他手中活动。既可通过钱庄生息,又可搞短期买卖,大捞油水。

    该店职工工资也和其他行业相仿,每月银元六块到十二块,(另供应膳食)年终由他们自己核定,通知帐房送个大红包,数字不小,比一年薪俸总额少不了多少。因此职工也乐意为他效劳。

    德士古公司幸福牌煤油,竞争不过当时美孚公司的鹰牌煤油,因销量较小。刘紫记自1934年起,煤油代销就处于半停顿壮态。1931年屯溪中国银行开业,大康钱庄,被迫告终。后来主要业务是代销卷烟。

    刘紫垣好结交官府,生活奢侈,以后名声越搞越大,而政府官吏也相继前往借贷敲诈,弄得他无法应付,只好逃居上海。屯溪代销卷烟业务由其亲信吴仁礼负责至解放前三、四年正式宣告结束。

三、1938年“屯绿”产销纪实

    绿茶外销,兴盛于清咸丰年间。当时生产数量不多,径运广东出售,俗称“漂广东”。清末民初,徽州六邑资力雄厚的茶商都集中屯溪制茶,“屯绿”由此得名。发时年产量已达四、五万担。后改运上海直接售给外商开办的怡和洋行、锦隆洋行等,此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

    1938年,沪杭沦陷,渠道不通,往日熙熙攘攘的茶市顿时冷落,茶农生产的毛茶无人收购,价格由过去的每担三、四十元,一下子跌到十六元到二十元一担,茶农叫苦,茶商也无法经营。时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和缙绅江彤侯(曾任省参议长)等,商议后,即责令安徽地方银行屯溪分行与省行行长程振基联系,设法贷款和收购。程去汉口和国民党贸易委员会签定合约,以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后成立茶叶管理处)名义,来屯溪发放贷款。开始时茶商不明底细,不敢要,而后王信生等二十九户资金短绌者先行登记贷款。随后老茶号纷纷来要求贷款了,总共一百余家。款下来后,开秤收购,毛茶价格又回升到三十余元一担,茶农很高兴。

    茶叶复制好后,官、商通过协商,组织评茶委员会遴选老茶商张景阳、程镜庭、王信生等人看样评茶,由发放贷款单位就地收购。如价格不合,也可以由温州转运香港售给富华公司(国民党贸易委员会收购茶叶的机构)。这年茶商是大赚钱的(特别是大户)。如华胜就获利二万余元。当年茶农、茶商都得到了好处。如果没有这样沟通一下,广大茶农的生活是不堪设想的。

    事过四十五年,今天回忆起来,不禁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商品流通渠道的重要性。

四、黄山旅馆的经营术

    黄山旅馆创办于1934年,独资经营,老板姚沛然原开设新丰营造厂,(建筑行业)由于1929年土匪朱老五火烧屯溪,有此店面要修复,他赚了一些钱即转移到服务行业上来。并自行设计建筑新式房舍,开设旅馆。

    姚沛然很有经营头脑,旅馆取名“黄山”即有引人入胜之意。地址选在秀丽的新安江畔,濒河耸立,临窗眺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不出房门,即可饱览大好自然景色。

    其次它以设备优越取胜,以服务良好招徕顾客。黄山旅馆内设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土制)男女浴室、抽水马桶,设备好而价格还仿照同行标准。双铺房间每晚仅收费一元六角至二元,因此人们乐于投宿。

    当时每个茶房(服务)分管四个房间,旅客可自由选择,定居后茶房即送上洗脸水,登记循环簿,另外在服务经营上还有许多特色。

    1、服务周到:由于服务员的工资全赖“小账”收入,因此对顾客招待特别热情,除常规服务项目外,还替旅客接送行李、买东西、叫人送信、发电报。旅客走后留下地点,电报、信件代为转寄。

    2、建立感情:账房间日夜不离人,不仅替旅客保管贵重物品和金钱(寄放、提取均极为方便),而且当常居客缺钱缺物时,还可通融借用。如木客、行商一时“寸头”调不转,老板尽量给予支持。

    3、开展特约业务:与上海中国旅行社等建立特约业务,只要他们介绍信来的旅客,都妥善安排住宿。

     4、优待长住客:如抗战期间晨风照相馆皇甫秋帆长期包房间,住宿费就给予优惠。

    看来这些措施都很简单,而黄山旅馆就靠这些取胜。抗日期间,旅馆多达二十余家(不包括安寓客商的饭店)。而黄山旅馆稳居首位,不仅业务兴盛,而且旅客反映良好,声名远扬。

五、饮服业的工资形式和经营特色

    城市的形成,离不开饮食服务业。清咸丰年间,屯溪就有菜馆。六十五年前,又有了兆丰照相馆和兆丰旅馆、同春旅社。至抗日战争中,饮服业益见兴盛。旅馆大小二十余家,尚不包括饭店。菜馆有十余家,分别经营徽菜、川菜、沪菜。点心、小吃店多达七、八十家。浴室从原有两家增加至五家。大理发店如白宫等,唐式遵、张宗良等军政显要也是常去光顾的。

    不过当时职工生活却是很清苦的。大型的如黄山旅馆、车站旅馆,除管理人员由店中支付工资外,对茶房,只供吃饭,其工资全靠“小账”分摊,收入很不稳定。理发店请来的师傅,也只管吃、管住,理发收入四六分成,职工四成,老板六成。菜馆是低薪制,除供应膳食外,每月工资二元至六元,大师傅也不超过六元。不过对顾客的收费是按菜馆的价格加收百分之十小账。小账收入老板也要得一股,大师傅加一倍,余下的由全体职工均分,学徒也有份。最差的要算浴室。洗澡费收入全部归老板,老板供大家吃饭,茶房们的工资单靠擦背、捏脚等劳务收入和少得可怜的小账凑合一起按等分摊。而老板还要从中抽走三成,他们实得的不过是总数的70%。

    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发源于歙县,兴盛于屯溪。而近代从事徽菜经营和掌勺师傅则多为绩溪人。它以烹制山珍海味而著名,擅长烧、炖,讲究火功,善于保持原汁原味。早在咸丰年间,位于老大桥西首的紫云馆就已开放。1930年前后屯溪有近十家菜馆,全部经营徽菜。陈华贵、程灶奎便是当时有名的厨师。当时主要业务是送酒席上门,婚、丧、厨、喜庆,五桌、十桌多的是。五元一桌的酒席可吃上鱼肚、海参,最高的二十元一桌,那就海味俱全,并有烤鸭、烤方(猪肉)毛利一般不超过20%。

    安寓客商(即饭店)设备简陋,收费低廉,以接待劳动人民为主,开始时还代客做饭,后来干脆卖饭收钱。记得解放前后,最低铺位二角五分,两餐饭四角四分,这样一宿两餐合起来只花陆角玖分,适合劳苦大众消费水平。这一特色一直保持到合作化初期。

    风味小吃五花八门。自民国建立以来,品种数易,如早先程新茂的冬瓜饺、眉毛酥、枣仁糕很能吸引顾客。江西帮的敲梆饺也很普遍。至于鸭子臭、毛豆腐、火焙豆腐更是尽人皆知了,只要花毛把钱,就可品尝。到抗战期间,更是盛极一时,外地人评价,不比广州北平逊色。精美小吃锅贴饺,李正茂酒店的虾米豆腐干,海阳楼的小龙包以及河街老光的肉粽,“味真”的葱油饼,“醉乐春”的八宝饭,价格公道,味道鲜美,更受到人们的称赞。

 

屯溪电灯厂的创立及发展

徐承惠

     1924年以前,屯溪尚无电灯照明,殊不方便。1924年歙县人吴谱明、吴云岩私人集资创立永明电灯公司。购买三十五匹马力的柴油机,二十千瓦的交流发电机,安装在司门前武举巷发电。吴谱明担任经理,吴云岩开机器,此时屯溪始有电灯照明。二十千瓦发电机每小时可发电二十度,扣除电路阻力损耗,可安装二十瓦电灯九百多盏。按照当时屯溪照明的需要,尚敷应用,商民咸称方便。

    然好景不长,于1929年4月间,朱老五火烧屯溪,永明电灯公司也未能幸兔。在当年屯溪市场逐渐恢复后,永明电灯公司遂亦亟待复兴,复行发电。于是吴谱明又邀潘伯和集资购买七点五匹马力煤油发动机及三点五千瓦直流发电机,继续供电。这时电机的电容量虽小,每小时仅能发电三点五度,只能供二十瓦电灯三百二十余盏的电,但在逐渐恢复市场当时的屯溪,尚能勉强维护用户供电。

    1931年,屯溪市场已日趋繁荣,而发电机容量仅三点五千瓦的发电量,人们深感电力不足,远不敷当时屯溪供电的需要。必须另购较大电容量的发电机,方能适应当时屯溪的需要,这时遂由曹止斋筹资二万元(据说此款系向他在武汉的岳父处拿来的)。向上海英商怡和洋行购买National六十匹马力的柴油内燃发动机及电容量四十千瓦的交流发电机(高压为二千二百伏,用四只变压器变电,线路四线三向,变电压成三百八十伏和二百二十伏)。建立屯溪电灯公司于(原河街245号)每小时可发四十度电,能装二十瓦电灯一千九百多盏。此时由于电容量增多,又因架高压电线变电,供电范围亦渐扩大,由现在汽车站至西镇街、下黎阳。

    1935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前来屯溪视察建筑碉堡的情况。因当时屯溪帮派斗争的关系,刘紫垣唆使李公甫、李汉亭向刘镇华控告曹止斋反对建筑碉堡,当时刘镇华执行蒋介石的碉堡政策。因此,刘将曹带到安庆关押,不久即将曹枪决了。电灯公司遂被没收,由第十区专员公署接管,收归县经营。休宁县政府派出一名科长驻厂,由休宁县榆村鲍厚庵任经理。嗣因石国柱任十区专署专员,石在任歙县县长时与歙县电灯公司经理鲍咏松有旧,遂任鲍咏松当屯溪电厂的经理,但鲍厚庵仍在电厂未离去。为时不久,又因李公甫等出面反对,怎能让歙县人当屯溪电厂的经理,赶走了鲍咏松,仍由鲍厚庵当经理。

    抗日战争发生后,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设在屯溪。1940年3月15日,屯溪电厂改由省营,更名安徽省营屯溪电灯厂,属安徽省政府、建设厅管辖,由皖南行署代管。屯溪电灯厂遂成为省属企业单位。编制是:厂长以下设总务、业务、机务三股和一会计室。总务股股长一人,收发、庶务各一人,录事一人;业务股股长一人,出纳一人,收费员二人,稽查二人;机和股股长一人,机务员二人,机务佐三人,练习生三人;会计室主办会计员一人;助理会计员一人。皖南行署派仰崇礼任厂长。

     屯溪那时因无工业用电,电厂发电仅供照明,因此电厂从未全日发电。供电时间:夏季是每天下午六点半至十二时,冬季是每天下午四时半至十二时,春秋二季则是每天下午五时至十二时。平均每天供电七小时,每天发电二百八十度。每逢农历腊月二十四和腊月三十日,则供电至次日天明。抗日战争时期,因燃料供应困难,每天只供电到夜间十一时,缩短一小时。每天均发电六小时,发电二百四十度。但在“国庆节”、元旦、春节时通宵供电。

     1942年,电厂在体育场(现灯光球场东面)设一机米部。由于抗战时期用户增多,电力供应甚感不足。用户因电灯不亮,遂私安轻磅灯泡,而电灯则更不亮。于是电厂遂利用机米部的十六匹马力柴油机的多余动力,拖带九点五千瓦的直流发电机发电,可增加二十瓦电灯四百多盏的电力,供应交通路至栗树园一带用户电灯的电源。然私安电灯和私装轻磅灯泡电灯太多,仍无济于事,电灯仍然不亮。

    1944年10月6日,仰崇礼因机米部贪污案被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逮捕,派我接任屯溪电灯厂厂长。当时屯溪机关林立,用户日增,而军警机关甚至自行接电,用户又私安一百一十磅灯泡,电厂的发电机仅有四十千瓦的电容量,电机负荷加重,电灯更加不亮。于是采取措施,出其不意,提前开机,四条复压电路,分次供电。因负荷减轻,集中发电,电压开足二百二十伏,一举烧毁所有轻磅灯泡。一面责成稽查查灯,电压遂由一百一十伏增高到一百七十伏电灯光线差强人意。同时又商谈熔瑞铁工厂的经理许浩东承包交通路以下的用户电灯供电,又由黄光源在黎阳桥头用二十匹马力的柴油机,十千瓦直流发电机发电,担负西镇街、黎阳一带的供电。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休宁县的省参议员金慰农,要求省建设厅将屯溪电灯厂划归县营。经过多次力争,直至1948年8月始经安徽省建设厅批准,将省营屯溪电灯厂改为县营,由休宁县政府接收,改为休宁县屯溪电力厂。金慰农任该厂董事长,聘请我当该厂的经理。我因调任省建设厅视察,退还聘书,拒不担任该厂的经理。后因金慰农商请我在三个月内办理移交的期间,暂任经理以维持业务。我情知不可却,遂在移交清楚取得休宁县政府的接收完毕咨文后去合肥,由该厂的业务股长程沛然任该厂的经理,直至屯溪解放。

浙皖“工合”在屯溪

屯溪区党史办公室

     抗日战争初期,屯溪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屯溪“工合”)是在我党和新四军的推动下,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新西兰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它在赈济难民,争取外援,发展地方工业,支援抗日诸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具有很大影响的独特的生产救亡运动。

屯溪“工合”的建立与发展

      1938年9月,艾黎来到江西赣州筹建“工合”东南区办事处。10月,孟受曾经中共党组织安排,由“工合”总会派往赣州协助艾黎。次年初,在西津路中华圣公会正式成立“工合”东南区办事处,艾黎兼主任(后王毓麟),负责组建和指导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五省“工合”工作。5月,艾黎亲自到皖南各县视察,并决定在屯溪设立了“工合”浙皖办事处、屯溪事务所和举办了浙皖“工合”讲习班。

“工合”浙皖办事处成立与改组

     在皖南开展“工合”运动,直接支援新四军抗日,是艾黎的愿望。艾黎考察浙江、皖南,准备建立办事处时,在金华通过青年会的刘良模(基督教徒)认识了骆耕漠(当时是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书记)。骆即把艾黎的意图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指示:“一定要抓住这个组织,具体的要按他的办法去做,要作为我们统战的社会团体。这是个难得的外围组织。”当时,周恩来从皖南新四军军部返回,由国民党经济部中国茶叶公司驻皖办事处主任章秋阳(又名章郁庵,是周恩来派往皖南工作的中共党员)等同志陪同到金华后,对浙皖“工合”的筹备工作作了具体指导。在筹建的同时,骆耕漠同艾黎到赣州、兴国、吉安、瑞金等地进行了考察后,于1939年7月,在屯溪中山正街(现老街)还淳巷5号正式成立“工合”浙皖办事处,隶属东南区领导,章秋阳任办事处主任。新四军政治部还派了中共党员叶进明、蒋传沅、侯蔚文分别担任事务员、技术员和合作指导员。

     东南区办事处对浙皖工作很重视,同年12月派组织课长孟受曾来浙皖视察,次年初设立了视察室,孟受曾任视察。以后,东南区办事处主任王毓麟以及艾黎和美国驻华大使卡尔逊先后来屯溪、泾县、太平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作。

    1940年2月,浙皖办事处主任章秋阳不幸逝世,孟受曾兼办事处主任。

    为了更好地与新四军加强联系,艾黎以东南区工作范围太大不便领导为由,于1940年11月决定上升浙皖办事处为区级办事处,原东南区办事处改为“赣闽粤”区办事处,同属总会领导。这时,正值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浙皖各地不断发生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被捕事件,鉴于政治形势突变,新四军军部派来的叶进明、侯蔚文等不得不提前撤回。浙皖办事处也于次年3月迁至金华西河盘村桥下庙,正式改组为“工合”浙皖办事处,孟受曾接任办事处主任。屯溪设立驻屯办事处,孙季实任主任。办事处改组后,原兰溪、丽水、屯溪、泾县、太平等事务所及皖北立煌、岳西等改归“浙皖区办事处”领导处,先后在云和、常山、永康、衢县(兰溪迁入)等地建立事务处,还在兰溪、临海、休宁建立指导站和浙皖区“工合”金库。由于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产销业务经营的需要,1941年9月,在兰溪塘湾路6号原供销经理部改组为“浙皖区工业合作供销业务代营处”孟受曾兼经理。并在丽水和屯溪分别成立了代营分处。

 

举办学习、培训“工合”干部

    为开展“工合”运动,培训“工合”干部,1939年,东南办事处决定在赣南的瑞金和皖南的屯溪分别举办“工合”讲习班。为办好屯溪浙皖工合讲习班,骆耕漠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学员既要公开招收,但必须慎重”的意见,招收对象:一是从上海、浙江、赣北转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二是由东南局从新四军调来的部分男女青年;三是在金华、屯溪当地公开招考部分知识青年。还有通过各种关系送来的,总共招收了100多名学员。东南办事处还拨1000作为讲习班费用和学员津贴。经多方面努力,讲习班于1939年7月1日在屯溪隆阜紫竹园巷正式开学。章秋阳任主任,骆耕漠任副主任,周健为指导员;新四军军部派唐温锐(又名文粹)来任教导主任,负责日常教学工作,并在讲习班中建立了党小组,林敏(又名林小平)任组长。课程有:合作知识(包括合作概论、合作指导、合作簿记、合作社法、“工合”运动等);工业技术(包括机械、化学、农产品加工、冶金等);社会科学以及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学、抗日纲领等。还组织学员实习、搞社会调查,宣传抗日救亡等。

    由于国民党政府秘密派特务林菊子等打进讲习班,沈锐、林小平、苏素、唐温锐等新四军人员不得不提前撤回军部,讲习班也因此提前结束,大部分学员分配在屯溪、泾太事务所及其它合作社工作,有的到兰溪、丽水等事务处,也有去赣北的。

 

建立事务所,努力办好合作社

    事务所是“工合”的基层组织,是指导生产合作社的中心。

    1、屯溪事务所建立。1939年5月,艾黎来皖南考察,认为这里工业原料丰富,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是兴办各种生产合作社的好地方。并于11日晚在屯溪安徽地方银行总行(现老街15号)作“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之要义及其发展”的讲演,亲自在屯溪督办了安徽第一个中国“工合”事务所。机关开始设在上黎阳河沿45号,后迁中山正街还淳港5号和下街114号。委安徽省地方银行稽核陆嘉书担任主任(后分别有汪锡鹏、孙季实、宋炳章、刘文蔚、李业祥等任主任)。

    为办好屯溪各种生产合作社,屯溪事务所于7月16日公开招聘各类工业生产技术专家和具有组织生产才能的人。先后聘请了唐海、邬祥文、王一民(女,中共党员)等为“工合”指导员。同时对“有技术的难民、失业工人、有良好的技术而无资本开设工厂的人及出征军人家属”进行登记,组织各类合作社。

    为了提高干部和社员对“工合”运动的认识,屯溪事务社自11月起,每逢星期三、六召开合作社联合大会,讲解“工合”意义,教唱抗日歌曲,出壁报,绘漫画,编印工合手册等。通过教育,激发社员的抗日热忱和爱社如家的精神。正如艾黎在他《自传》中谈到的1940年秋,他再次来屯溪,听到屯溪遭到日机轰炸,许多店铺被烧,“工合”社员奋勇抢救时,他赞誉“这是人人都尽量负责任的合作社办法的一次胜利”。

    2、办好合作社,支援前线。屯溪事务所成立后,立即筹建各类生产合作社。首先,除对有技术的难民和出征军人的家属等进行登记外;凡有同业技工七人以上自愿结合的可推选负责人进行组建,并向当地事务所履行登记手续。其次根据规定,制订合作社章程,召开社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理监事会及其理事、监事主席,并报当地政府,方能向银行货款投产。第三,在分配上,各社所得利润一律按四、六分成,用于集体的40%费用,20%公积金,10%为添购设备金,10%为公益金。而分配于社员的60%中的费用,一律遵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合理解决。生产各类产品,按照总会统一规定:一律采用三角形中加“工合”二字的社徽为商标。

    “工合”浙皖办事处经过努力,各类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就1941年3月份统计,各地先后建立各种生产合作社66个,社员660人,社员认股21433元,实缴股金5930元,货款22.2万元,每月生产物资价值达30万元。其中建社最多的是屯溪,先后组建了缝纫、电池、皮革、漂染、织袜、皮件、制鞋、烧炭、印刷、铁器、造纸等三十多个合作社。另外,还从宁波迁来了印刷、钢盔等合作社。

    在这期间,较为突出的是机器生产合作社。该社原是浙江丽水小顺铁工厂(即兵工厂),1940年日军南犯,在中共宁波党组织和新四军宁波、岩寺兵站的援助下,经全厂工人家属的努力,把即将沦于日军的宁波部分工厂内的机器设备抢运到淳安。1942年初,金华沦陷,又在中共浙江省委支持下,其设备分别迁至江西河口和遂安章家村,同年下半年遂安安一部分又迁来屯溪杨子坑(现黄山市体委处),定名为“工合”屯溪机器生产合作社。其生产产品除榨油机、打面机、印刷机外,还为新四军修理枪械和制造手榴弹。该社建立了中共支部,徐克明任书记。理事主席徐忠良(又名岳异)、经理郭克、工程师孙家鼎以及叶左栋、陈相海、钱熙春、李义西、王祥根等都是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共党员。抗战后期,该社的许多党员和工人先后参加了新四军和浙东游击队。

    屯溪“工合”不仅为新四军制造军械,修理汽车,并通过国捐献支持新四军外,章秋阳还利用其合法地位秘密通过岩寺兵站为新四军传递信件、报刊、杂志和军事情报等。同时,各地新四军兵站也积极为“工合”包运机器,并将缴获来的弹壳、钢铁等可作生产之用的各种材料,供给该社,还经常派人到事务所、合作社指导工作。由此,1939年10月10日,叶挺军长致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时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即工合事务所)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他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

国民党当局干扰,屯溪“工合”遭摧残

    浙皖“工合”运动,在中共党组织和新四军的支持下,开创了皖南地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合作生产,推动了战时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民党当局异常害怕,千方百计地干扰破坏“工合”运动。

    1、围剿“工合”。皖南事变发生后,泾太事务所机关也同样受到国民党军队的破坏,致使会计受伤,大部分职员被关进上饶集中营。国民党当局还大肆宣传:“新四军有‘工合’,所有‘工合’都是新四军、共产党办的”。声称“不容这些异党存在。”虽然,孟受曾多次直接找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顾祝同据理申辩,说明在新四军地区办“工合”组织是经国民党行政院决定的。尽管这样,可泾太事务所的工作人员,社员还是遭受无端的杀害。

    2、迫害干部,篡夺“工合”领导权。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顾祝同探悉“工合”与新四军来往密切,于1940年初,派汪锡鹏来屯溪担任事务所主任。汪到职后,多方刁难“工合”干部,迫使王一民、邬祥文、唐海等一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先后离开屯溪。同年2月,章秋阳被害,后来孟受曾被国民党当局押解重庆。

    3、经济上受卡。“工合”本身由于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过份依赖外援,国民党当局借此进行各种刁难,以卡“工合”。1942年后,国民党政府不但停止对“工合”的拨款,而且把“工合”的设备资产和产品以低价强行买去,致使许多数合作社,被迫停止解散。

    解放后,“工合”与全国合作总社合工。为恢复开展“工合”活动,经国务院批准,1983年11月20日在北京召开“工合”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工合”章程,推荐薛暮桥为名誉理事长,艾黎、陈翰笙为名誉顾问,罗俊为理事长。

   屯溪“工合”运动在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为支援新四军抗战,为发展战时地方工业生产,发挥过积极作用,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

  

屯溪木业概述

汪行之

    徽州土特产以茶木毛竹为主,屯溪为木材集散地。屯溪位于新安江畔,为木材运转必经之地。山区木材由砍伐以至成排,工序甚多。种植在山区之杉木或松木,长养二十年后即可砍伐。杉木经过砍伐、刳皮、刳过皮的杉木名白梢,不刳皮者名红梢。皮刳后以数十根杉木树立一堆,使其透风易干,大约一个月后掇至河滩(用篾尺围量木材体积)待运。由于山河水浅,须待水涨始能放运。距离屯溪五里之闵口大河系木材集中地。一路由休宁西乡流口、汪村和五城、龙弯以及南乡汊口、临溪小河运来之木材均在闵口集中;一路由黟县、祁门运来之木材,联运杭州出售。祁黟运木河流,俗称渔亭河,经过休宁、万安、隆阜 横江而达屯溪老大桥转入率水(屯溪大河,又名率水)。另一条运木河道由歙县与休宁毗连之石门经黄口而至屯溪率口,此河专运石门一带木材。木材成排前每根都加盖物主斧印(即烙印)以资识别。木材体积计算方法,即从鼻眼起五尺七寸以上摊干围量,以木材周围九寸作为二分计算,一百根九寸木材等于二两。但不以二分为准,木材体积愈大,周围在九寸以上得分愈多,通常屋柱用木,称为钱码,可见一根木柱需要有二分木材五根之大(即一钱)。更大的木材制作船桅,大约两尺周围,称为红梢,九寸以上之木材名为子木,每百根作为一两,不必围量,售木时以两单位计算。屯溪木商多属个体经营,在山区雇人砍伐,运到杭州江边委托木行代售,很少在闵口售卖。此种经营方式,抗战前后历无变异。屯溪因无木材市场对销区杭州而言叫做产区,其实产区系屯溪附近山区而不在屯溪。1950年杭州木业衰落,木商资金短缺,改做短途经营。即由山区砍伐运到闵口售卖,因此吸引杭州、嘉兴、湖州、松江、苏州、常州等地木商来屯溪采购。各商在屯均有常设机构,屯溪由产区变为销区,经济非常活跃,市场倍加繁荣。为加强木材管理,市工商局设立木材管理委员会及木材成交所,并由个体木商组织市木材行商同业公会。市木管会主委由工商局长王万生兼任,笔者担任副主委兼行商同业公会主委。收购木材单位除上述客商外,尚有煤建公司为国家建设收购木材。木材价格均按规定标准交易,不得私自抬价。木业历史悠久,数百年来多运往杭州销售。为保障旅杭徽商权利不受侵犯,清乾隆年间杭州就有徽商公所的组织,主要保障徽商合法权利,仲裁木业纠纷。徽商会员来自休宁、歙县、祁门、绩溪、婺源、黟县等六县,人数约五六百人。每年农历六月初一日为徽商大集,不必邀请各商如期赴会,自乾隆年间以来都是如此,已成为惯例。1946年徽商公所恢复,我任第一任理事长,比较清楚。抗战期间,浙江沦陷,木业公所停顿,胜利后恢复,嗣后改为旅杭木业福利社,性质与木商公所同,均属木商团体。

 

解放前屯溪盐业

汪行之

    屯溪地区民户食盐,历来向浙江采运供销,盐务行政直属于两浙(浙东、浙西)盐务局管辖,盐业是专利事业,国家招商承办,商人向财政部领取专利执照。名为纲照,纳税营业,叫做纲山,无执照不得经营,所以各地盐栈都冠以“官盐”二字,无照私营,便是私盐,亦即未纳税之盐,便要受到盐务辑私队查禁取缔,依法处罚。当年盐栈屯溪六家,溪口九家,龙湾四家,均属纲商开设。休宁全县盐商领取纲照三百二十票,溪口票数最多点一百五十五票,其余一百六十五票,系屯溪、龙湾两地盐商领取。每票规定购盐三十引,每引三百斤,用蒲包盛装,盐商凭照向浙江绍兴盐场领运。清末民初,盐商在屯溪组织团体,叫做“盐公堂”,办理盐商领盐纳税事宜。国家最高盐务机关是盐务署,产盐省份设盐运使,盐务法令有《盐法志》,各局处拟订之临时法规与《盐法志》相抵触者均无效,可以说《盐法志》是盐法中的根本法。屯溪食盐运销,早年因杭徽公路未通车,全赖船运,由于船运缓慢,各埠盐栈又不得不设盐仓,储盐备用,以防脱销。按食盐为人民生活上必需之品,与粮食一样重要,不可一日缺盐,如果脱销,无盐供应,影响民食,盐商应负责任受到惩处。盐之运输,既以船只为唯一运输工具,因此,由浙江运到屯溪集中分运各县。各县民盐供销,亦以河流为主,不通河流地区,附销于通河流之地区,盐务术语上叫做附销。例如黟县河流渔亭以上水浅不能通航,只能在渔亭开设盐栈供应。又如休宁河流西通至上溪口,南通至龙湾,溪口龙湾以上都是小河,只能在溪口龙湾两地设店供应。婺源因河流关系,由溪口龙湾两地供应,《盐法志》均有详细规定。抗日战争期间,浙江沦为敌区,当时日寇驻扎浙江富阳(即富春江),富阳以上榨溪等地仍为国军所守,径赴浙江购盐必须经过富阳敌区,难以闯过。为适应战时需要,两浙盐务管理局在屯溪设立皖南分局,督办皖南地区食盐运销事宜。浙盐因战事关系,不能采购,盐源断绝,原有的纲商已被取消专利经营,另行申请设立食盐公卖店营业。当时皖南分局发动盐商采购淮盐经销,淮盐需向河沥溪等地向盐民零星收购,因芜屯铁路路基破坏殆尽,只能用独轮车及肩挑运输,运输既觉困难,况且成本加重,终非善策。后悉敌军扼守富阳,始终未进犯榨溪,浙江盐民肩挑食盐绕道运至榨溪出售,皖南分局鼓励商人成立食盐抢购公司,纷赴榨溪抢购。当时屯溪因浙江沦陷,商人多避居屯溪,加之机关又多,人口激增,商业倍加发达,市场日趋繁荣,有“小上海”之称。抢购公司如雨后春笋,有三十余家,其中老盐商占百分之七十,非盐商从事抢购业务占百分之三十。笔者参加屯溪济生食盐抢购公司,携款亲赴榨溪抢购,榨溪为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驻地,在榨溪购到食盐,经过部队驻地,又须进行贿赂,始肯放行,即使有皖局抢购证件而无贿赂,亦难通过。当年国民党部队贪污作风可见一斑。屯溪商业团体,除两浙纲商办事处,常平外,尚有运商办事处和销商办事处等组织。食盐抢购事宜由运商办事处办理,即抢购公司组成之团体。食盐销售事宜由销商办事处办理,即食盐公卖店组成之团体。运商将盐运到后,由运商办事处报请皖南分局收仓,公卖店领购食盐由销商办事处申请皖南分局秤放。因盐源紧张,实行计口授盐,每人每月限购一斤,凭证购习,遇有婚丧喜庆以及冬令腌菜、腌腊,酌加售给。缺盐地区如江西乐平、浮桥梁等县,私盐价格昂贵,即使有辑私员,亦难杜绝走私。盐价遇有调整,盐务分局即派员分赴各地盐栈查仓,即查清未售出之存盐,依据存仓盐数补税,而后按照新牌价出售。其中亦有弊端,记得有一次每担食盐涨价二元,涨价后之余额,官商利益均沾。例如存仓数少报一百担,可获利二百元,此种非法牟利,侵犯国家利益之情况,当然究系个别现象。个别盐商平日与盐务官吏有深厚交情,关系密切,才能办到。大多数盐商遵守法令,老实经营,根据存数补税。至于盐价历年均有调整,运在四十八年前,(笔者任上溪口鼎太盐栈经理)每元(银币)可购一十七斤六两,后来盐价逐渐提高,每元购盐八斤四两(法币),嗣后又改售每元七斤四两。

 

大同布店忆旧

王   珍

     清末民初,屯溪南北货行业最为兴盛。二十年后,绸布业迅速发展,其规格、资金、盈利,以及辅射范围都超越南北货而跃居行业之首。抗日战争后期,大小布店有三十余家。大同、震大、益生、天新、乾记、九华都是其中佼佼者(庆记、鸿记是后起之秀),尤以大同声名最著。

    大同布店座落在现老街129号,该处原为休宁大财主汪寿庄家族于晚清时开设的鸿泰布庄,1929年遭朱老五火焚停业,后由歙县籍寓沪名医王仲奇与休宁五城胡玉华(原在上海开参号)合夥筹集资金十万元(股本五万元,另动员豪门富户将闲钱存店生息也有五万元,俗称“副本”),重整店容于1930年8月正式开业。该店两层楼房,石库门面,水泥雕花地面。柜台、货架均极考究,店堂宽敞。备置靠椅,供顾客休憩。全店职工二十三人,程萼楼担任经理。经营棉布、绸缎、呢绒约五百余个品种,批零兼售。辐售范围为徽州各县,江西婺源也是销售重点。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开门,晚上九时左右打烊。

    当时货源关系着商店的兴衰,且程萼楼实际常驻上海负责进货,店务难以顾及,乃由股东另聘冯剑声担任经理。他接任后充分地发挥大同布店资金雄厚,市口适中诸优势,重视信息和广告宣传,使业务蒸蒸日上。不数年,即成为屯溪最大的布店。如1939年3月3日《徽州日报》登载题为《一年来屯溪商业鸟瞰》的文章写道:“……布业,先说大同布店,它是一块遐迩闻名的老牌子,……去年布业获利最厚就首推大同”。其时,年批、零营业额二十余万元,盈利也在万元以上。

    大同布店重视市场调查,采购适合各阶层顾客需要的品种。“高档突出好,低档着眼巧”。采用多渠道采购方式,如呢绒进上海货,绸缎进杭州货,丝绵进湖州货。由于品种质地优良,在市场竞争中易于取胜。可当时农民购买力不高,因此就只得向南通、常熟等地布厂采购土、平布应市。与此同时采购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直接到厂。一般厂家大力推销产品,尚有先货后款惯例,先照单(采购货单)发货,定期汇交价款,只要是常主顾,守信用都可享受这一优待。大同布店严守信用,因此能获得比较稳定的进货渠道。至于货源、销售也多有措施。首先印刷“招牌纸”,在各村镇路、亭张贴。并在《徽州日报》刊登广告,介绍新品种、价格,宣传货真价实,服务优良,以扩大影响。每年抓住茶叶场这个黄金季节,事先清理库房,进行商品排队,把部分陈货,以原价八折、七折甚至对折抛出,借以压倒同行竞争对手。另选择销量不大的若干品种加二、加三放尺引人购买,以招徕顾客。日常注意巩固销售基地,对各地集镇布店来进货,也给予先货后款优惠。通常是三节(端午、中秋、除夕)结清。另辟蹊径,对本地一些名门望族,发现购货摺,凭摺到店选购商品,挂账赊销,分期付款,年终结算。服务上强调熟悉商品产地、性能和使用应注意事项。老 店员能审察顾客需要,投其所好。一般顾客进门,不让空手出门。外地往来户和采购嫁妆等销售额较大的顾客,店内招待膳宿,学徒还要协助包扎商品和搬运。

    为促使店员克尽职责,食宿都在店,升工、月规、盈利分红、布头分配等与其他布店相仿。唯工资待遇较它店略为优厚,高等店员月薪可拿到十二至十八元(学徒三年除月规外,一年只有两套衣服钱),另外店内还拨出部分资金经营本店不经营的如鞋、袜、帽、伞等商品,由 店员自行管理。盈利按等级分配,一般地每年可分得七八十元,相当于年俸一半左右。

     大同店规十分严格,每年正月初七定事即明确交待,如手脚干净(指不得私拿钱物),不许赌博等。等级差别也较为明显。岗位明确,外帐、内帐各司其职,其他店员不得翻阅帐本。站柜台的只管卖货,不应知道和不需了解的事也不让多问。

    不过“大同”也有不顺心的事,一是受洋布倾销冲击。特别是日本货,花样新,价格巧(但不结实),这对以经销国产布为主的“大同”确是一个很大威胁。迫使它不得不跟随降价。这样营业额虽大,但赚不到钱。二是1943年前后,当物价上涨十分猛烈。而经理怀私,携资移作他用。且沉沦酒色,不理店务,听其自然,致使“大同”急剧滑坡。次年股东辞去冯的经理职务,另聘程庆霖主持店务,但程的经营经验不及冯,缺乏应变能力,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束手无策,惨淡经营至1945年宣告歇业。

    1948年,吴文高邀集股东十五人,集资折合三潭白布四百五十尺,在该址开设“同大布店”,于1956年全行业合营时参加“公私合营棉布商店”。八十年代,该处门面为“屯溪市百货公司小面货批发部”。

    大同布店虽已关闭四十余年,但“老屯溪”无人不知。说明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的,受为记之。

 

 

吴延寿与美利茶行

戴笃行

    本世纪初,徽属休、歙、祁等县制作外销的茶号(厂)似雨后春笋,欣欣向荣。屯溪乃休宁重镇,大小茶号竟发展到109家,加上二十多爿经营毛茶买卖的茶行,专营内销花茶的茶庄,以及附属茶叶包装的锡罐业、茶箱业、箬皮业、竹篾业……,另外还有云集到屯溪的安庆帮、婺源帮、歙县帮、黟县帮的季节茶工和各业技工有数万人。时“屯绿”已驰名遐迩,产品辗转沪、港,远销南亚、西欧和拉丁美洲。而在三百余年来经营“屯绿”竞争中,虽然强手如林,各领风骚,但大都以营利为归宿。唯茶工出身的后起之秀吴延寿,在“屯绿”经营中另辟蹊径,矢志经营,刻意创新,茶工近千人(含季切工六百余人),年产精制抽蕊、特珍、特贡等外销茶万余担外,并以庞大房产收入涵养茶业的发展,如此地锐意开拓,终使他成为令人瞩目的屯绿富商。

    吴延寿又名荣寿,号俊德,1873年出生于歙县岔口,1934年逝世于屯溪阳湖吴怡和茶号内,享年六十一岁。吴延寿自十一岁随父来屯溪茶行做学徒,五年后转到茶号学做洋庄技工。他在几十年买茶、制茶、卖茶的经营中,认为要把经营转为实业贸易,茶号老板要悉心懂得采(毛茶采购)、制(毛茶精制)、销(精茶脱售)、养(利用冬闲调整、巩固来年生产)的生产流程,以保其“屯绿”质量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

    “半年辛苦半年闲,一日平安一日福”。这是旧茶号老板对季节性茶叶经营盈利的写照。吴延寿即使在外销茶停产的冬春季节,也不闲着享清福,在经营美利茶行的前期,每年冬季至春节前后,总是着粗布褂、老布袜跋山涉水于名茶产地的大洲源、凫溪口、沱川、流口、浙源等深山大川中,送去头寸(翌年收毛茶预付款),支援茶农度过岁寒;深入茶山,观察地形对茶棵生态;屈住土屋,与老农切磋各源毛茶特色,婺源沱川的汪喜炳、歙县大洲源的吴忠有、休宁上溪口的吴福源等都与他建立了感情,并成为其后期精制外销茶的原料基地。

    随着星移斗转和业务实践,吴延寿评品毛茶的技术,为其他行家莫及。如:他从茶袋中间抓出一把样茶,往样盘里一撤,抖抖翻翻,辨其色泽,闻其香味,即准确评出该茶是产于高山,或出于平原;旋即将盘中样茶转聚成堆,以手掂其轻重,嚼其籽、枝,即刻说清该茶摘于雨(谷雨)前,或采于夏后;辅之开汤(开水冲泡样茶)咂其醇薄,察其汤色——澄黄、碧绿、清汤、棕浊……,即可指出该茶来自婺源、溪头、歙南、休东……。于是同行惊叹,茶农佩服,大家都乐于将毛茶挑到吴美利茶行落脚。

    吴美利茶行是吴延寿发迹的“起点站”。该行创于清光绪年间,原址是在屯溪还淳巷阶级头。自吴延寿盘顶下来后,即在屯溪老街中心地段新建行址(同德仁药号上隔壁),作为款待客商和堆存毛茶的“根据地”。

    美利行的经营充分发挥了徽商特色,而在为茶农服务方面,又为同类茶行手屈一指。

    美利茶行设有“外账房”,专为茶农服务。外账房有管账先生一人,全面筹划经营,下设“行倌”三至四人,为来行茶农提供商情咨询、招徕住宿、代办货物、陪伴游览;另设有厨师一人和勤杂工四人,专管住宿茶农膳食。早餐是四个盘吃稀饭,随到随吃非常方便,中餐和晚餐八人一桌,二荤二素一汤。饭菜只收成本费,以1930年至抗战前(1937年)的膳食标准而论,每餐早饭只收八枚铜元,每顿中饭收铜元二十四枚,夜饭二十一枚,一天伙食还不足二角钱(当年是三十枚铜元为一角)。而且饭钱还不必现付,只是由行倌记笔账,等毛茶脱售后再一并结算。

    在茶农住宿方面,美利茶行备有客房十二间,每房有三至四个铺位,专供远地茶农来行售茶时住宿。虽然设备简单,但被褥干净,行走(上街溜达)方便。住宿不收钱,每夜只收十枚铜元洗被钱和茶水费,这对山里茶农来讲,已感到非常满意。再加上行倌待人随和,尤对人地生疏的山里茶农欢喜。每年晚春至初秋之间,休、歙、婺等深山茶农都爱将又干又好毛茶运到美利茶行销售,上等毛茶源源而来,故在吴延寿鼎盛时期所开设的17家茶号的外销茶生产,都没有停工待料。

    “三伏汁水半年粮,三九岁寒缺衣裳”。这是对茶号技工的真实刻画。茶工冬闲,生活及家庭变故多,往往影响了第二年外销茶的生产,对一般茶号老板来讲,当然不屑一顾。吴延寿自己是茶工出身,茶工辛酸体会尤多。所以他关心茶工的苦楚,诸如岁寒年长的困难等。他曾尝试,首先采取预付来年工资百分之十至二十(定钱)来帮助茶解决冬闲燃眉之急,结果“寅吃卯粮”变得“癞瘌叠皮”,到头来还是促使茶工日子越过越紧……。于是又改为“以工代赈”——冬闲修理和营造茶号的时候,组织青壮茶工来做砖、木、石匠的辅助工,经三冬二春一磨练,肯钻研的茶工逐渐学会了土木工程建筑技术,一支夏秋生产外销茶,冬春营造茶号、住家屋的工人队伍日渐壮实,这时就连老弱茶工在冬闲时也有看守栈房(仓库)和工地的收入。

    吴延寿亲自设计建筑图样,力求牢固实用,造价低于当地砖木作坊。于是歙南和屯溪的一些店屋、住家屋也纷纷委托他代为建筑。在业务日渐增多,建筑兴隆之时,冬闲修建队已应接不暇了。吴延寿将业务修建队经过调整充实,并聘请技术人员管理。名声一大,连邻县的闲散青年也投到吴门之下做工,到民国十八年建筑队伍人数扩充为六百多人。产业壮大,屯溪和阳湖的茶号屋及老街上的店屋产权他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成为徽州一府六县建筑业和房地产的首富。建筑收入积累反过来又推进吴延寿茶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销茶滞销,一些茶号纷纷破产倒闭。而他经营的吴怡和、华胜、怡春等茶号仍旧开秤制茶。1929年春,朱老五率众火烧屯溪,吴延寿损失颇巨,但他的建筑队却雄力甚厚,材料贮存多,故在瓦砾堆中得以迅速恢复店屋面貌。他们建筑店屋的“石库门面”和住家屋的“八字门”具有防盗、防火的实用价值,尤受用户欢迎。

屯溪香烟摊贩罢市

汪    茫

     1946年秋后,新四军皖浙赣支队,在休、黟、祁、歙各县边区的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威慑着国民党在徽州各县的政权基础。休宁县县长覃森,日夜惶惶不安。在第七专署的支持下,为了加强反共,发展地方武装,积极设法筹集反共经费。于1947年春,召开了一次全县参议员会议,提出一项所谓“缓靖捐”的提案,交参议会讨论。原计划是向全县工商业征收的,而屯溪商界参议员章鉴钦,为了要把这笔“绥靖捐”转嫁给香烟零售商负担,极力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就伙同了阳湖乡参议员曹柄植,高阳乡参议员李灏庭等人(他们是青阳县同乡),提出了一个“香烟贴花税”的方案,即每包香烟加收贴花税壹角。当时屯溪的香烟销量很大,每日约千条左右(每条10包,每包10支装),由此推算,每天可收贴花税千余元,每月可收数万元,这笔收入可观的数字,引起了县长覃森的极大兴趣,他认为大有油水可捞,非常赞成。于是,就在参议员们的一片掌声中,通过了这个方案。休宁县政府当即下令颁布,全县贯彻执行(其他各县并无此项绥靖捐)。

    香烟贴花(俗称印花),由县政府统一印制,由税捐征收处统一征收。屯溪设有“休宁县屯溪税捐征收分处”(主任程步云),负责征收(由批发公司代为征收)和监督机关。香烟摊贩向批发公司进货时,批发公司批发价每包烟加收贴花税壹角,并发给贴花条子,由摊贩自行贴在香烟封口上,才能出售。凡未贴花的,一律不准出售。因此,每包香烟的零售价也增加了壹角。那时的物价一日三涨,人民生活绝大多数很困难。不愿买贴花烟,纷纷购买秘密出售的不贴花土香烟,对香烟摊贩的营业,影响很大,销量下降。摊贩们对此大为不满,叫苦连天,敢怒而不敢言。这时屯溪的香烟摊贩,虽已成立了“香烟摊贩公会”,但形同虚设,有名无实。只有缴纳苛捐杂税的义务,而无民主权利。摊贩公会,只设代表一人,直接受屯溪商会领导。其身份和职责,既是摊贩的代表,又是商会的职员;既要为摊贩办理某些杂项事务,帮助摊贩解决某些困难;又要为商会管理香烟摊贩和收费等工作。

    屯溪商会会长李承舜(休宁县参议员),他本来与章鉴钦在商界权势争夺上,矛盾很深,李控制的是地方势力,章控制的外地商人势力,互相明争暗斗,各霸各的势力范围。章鉴钦提出这个香烟贴花税,明显地打击了李承舜的势力(香烟摊贩百分之九十是本地人)。李承舜因碍于覃森压力,所以对香烟贴花税问题,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间接支持了香烟摊贩。

    香烟摊贩代表,原是赵松林,后又改由陈学贤为代表(非香烟摊贩)。陈和我是小时的同乡和同学,素来关系密切,他遇事常来和我商谈。他把这次香烟贴花问题,详细告诉我,找我商讨对策。由于这是一个筹措反共经费的大事,我经研究后,决定秘密地支持陈学贤,帮助他出谋划策,发动全体香烟摊贩,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形式,开展抵制贴花税的斗争。经研究决定,采取“明贴暗抗”的对策,一方面在摊上明摆贴花香烟,另一方面少向三大公司进货,多向投机商贩和手工卷烟厂进货,秘密销售不贴花的香烟。为了便于今后斗争,由陈学贤分地段在摊贩中,团结了一部分敢于反抗的骨干力量;其中有陈小毛、赵松林、江桂生、王和元、孙夏祥、程钊等八人,通过他们分段串联,这一斗争方式,得到了全体香烟摊贩的一致赞成。这样,既大大削弱了贴花税的收入,又保持了香烟摊贩的正常营业。

    1947年6月间,摊贩陈小毛因暗地出售不贴花香烟情况,被屯溪税捐征收分处发现,立即派了两名征收员,到陈小毛摊子上来搜查,被查出未贴花的香烟10余条,于是要强行没收,陈小毛为此和他们扭打起来,附近的香烟摊贩,都赶来支持陈小毛,大家围住这两名征收员,拉扯、打骂。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一时秩序混乱,交通阻塞(地点在下街白宫理发店门口)。这时,两名征收员,见势不妙,则逃之夭夭。

    第二天,休宁县长覃森,下令拘捕了陈小毛,关进休宁县监狱。事态由此而扩大,直接威胁着他们的营业。激起了全体香烟摊贩的无比愤怒,部分摊贩,要砸掉“屯溪税捐征收分处”的招牌。考虑这样做不利于今后的斗争,陈学贤、赵松林等人,当即加以劝阻。把摊贩引向合法的斗争。于是组织了一部分摊贩,约40余人,由赵松林率领,到“屯溪税捐征收分处”向程步云请愿,抗议非法抓人,要求立即释放陈小毛。税捐分处主任程步云,气势凶凶地训斥请愿摊贩:“陈小毛贩卖私货,破坏税捐,殴打征收员,应当依法惩办,你们谁敢捣乱,立即把你们抓起来”等等。请愿摊贩,团结一致,坚持不散,继续提出抗议。他们高呼口号:不许随便抓人,立即释放陈小毛!这一请愿活动从上午10时持续到傍晚,才解散回家。

    这就是屯溪香烟摊贩针对“绥靖捐”展开的第一次合法斗争。

    斗争声势,日益激烈,香烟摊贩的反抗精神,更加坚强了。经陈学贤、赵松林等人反复研究,认为必须趁热打铁,因势利导,决定进一步充分发动群众,扩大斗争规模,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对休宁县政府施加压力,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经过周密的布置和深入到户的组织动员,终于在1947年6月,掀起了一场声震休歙两县的“屯溪香烟摊贩大罢市”风潮。他们派人和歙县城内外的香烟摊贩联络,并得到支持。他们纷纷致函屯溪香烟摊贩公会,表示声援。屯溪香烟摊贩公会将声援函印成传单,公开张贴在大街上,以张声势。

    屯溪的香烟市场,已处于瘫痪状态,居民买不到香烟,社会舆论哔然。休宁县长覃森,老羞成怒,罢市约一星期左右,亲自率领了保安团的武装,到屯溪企图镇压,召集全体香烟摊贩,到屯溪商会里开会。商会门外,武装包围,架起了机枪,如临大敌,只许进,不许出。到会摊贩只有60余人。覃森亲自训话说:“罢市是扰乱社会秩序,反对政府法令,是违法行为,是决不允许的”等等,要大家交出为首分子和幕后策划者。到会摊贩,因知李承舜对罢市未加干涉,所以勇气十足,毫不畏惧,在会上敢于发言。代表陈学贤出面答话,把陈小毛和税捐处两名征收员发生互相扭打的经过情况,向覃森作了汇报后,摊贩赵松林、江桂生等人提出“陈小毛根本无罪,政府随便抓人,我们人身没有保障,大家都不敢摆摊子了”。覃森指明赵松林、江桂生、陈学贤等人就是为首分子,声言要把他们抓起来。会场当即人声沸腾,一片喧哔,纷纷大叫:“要抓他们,我们一起去,大家都是头子。”双方相持不下,会议开了二个多小时,商会会长李承舜也参加了会议。他和覃森交谈了几句话以后,覃森也知众怒难犯,惟恐事情闹大,最后只得宣布以限三天内一律复市,然后才能释放陈小毛为条件而草草收场。

    会后,摊贩们并未相信政府的诺言,继续支持罢市。并聘请一位唐豪律师为法律顾问,写了申诉状,向休宁县政府和第七专署提出申诉。理由是:一、陈小毛和征收员是互相扭打,对方并未致伤,不能构成犯罪,要求立即释放陈小毛。二、香烟贴花税不符国家税法规定,不应征收,要求免征。另方面又写了请愿书,上告到安徽省政府,控告休宁县政府,违反税法规定,巧立名目,通过县参议会决定,滥征香烟贴花税,非法逮捕摊贩陈小毛等问题,由此引起香烟摊贩被迫罢市。要求省政府按照税法规定,免征香烟贴花税;并保障摊贩的人身自由,释放陈小毛,以便早日恢复营业。

    不久,安徽省政府给休宁县政府下了一个文件,指出“绥靖捐”未经省府批准,香烟贴花税不符合行政院颁布的有关税法规定,应停止征收,并释放被捕人员等。休宁县政府接到文件后,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了陈小毛,并宣布取消征收香烟贴花税。

    罢市共达20多天,斗争最后获得完全胜利。在陈小毛释放的当天,全体香烟摊贩,喜气洋洋,特地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陈小毛归来”的庆祝活动。集合了二百余人,到车站迎接陈小毛,从屯溪车站开始游行,经过大街至黎阳,沿途大放爆竹,为陈小毛恢复名誉,并庆祝斗争的胜利。

    这次屯溪香烟摊大罢市的风潮,其规模虽小,但意义很重大。它不仅反映了香烟摊贩敢于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精神,更重要的是揭露当地国民党政府筹集反共经费的阴谋。

 

 屯溪水运拾零

赵本一

 

    屯溪位于安徽省南部,新安江上游。历来是皖南山区重镇。其西南率水(渐江)和西北横江(吉阳水)汇流于屯,“东浮新安江入浙”。率水、横江、新安江三条河道,以屯溪为中心形成辐射。于是,屯溪在陆运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便作为沟通外地与内河各城镇的货物聚散枢纽而日益地兴旺起来。

    “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1]”。自然,徽歙、休、婺(今属江西)、黟诸县的木、茶、香菇、箬皮等土特产品均聚合于屯,以待水运而销往各地。屯溪作为皖南的主要转运口岸,辟其水路有三:屯上线,溯率水西行至休宁上溪口;屯渔线,溯横江北上至黟县渔亭;屯杭线,沿新安江顺流杭州。这三条航线,既贩运木竹,又可航行木船。尤其是屯杭线,为徽人外出的主要通途。四远商旅水路来屯,可谓“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属衔,昼夜不息[2]”。水运之方便,对屯溪商业繁荣和运输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早在唐宋时,“东南州郡,大都通水路,商运多用船舶[3]”。唐宣歙观察使卢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民益困矣[4]”。可见,宣歙多山仍能以水路通商。屯溪水运历史悠久。其水路“从西门沿新安江至严州,可行200石舟,然后顺浙江直达杭州[5]。”

    南宋,临安(杭州)极土木之大兴,徽木运销浙西而获利数倍。屯溪居歙港上游,而休宁“山出美材”,于是木客“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6]。”明宣德弘治年间,休宁人黄义刚(字养浩)“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得生财之道[7]。”是其证。时流送木材至屯的主要水路有:一支沿休宁流口、上溪口及西南五城之水经高枧、黎阳到屯溪;另一支从黟县渔亭出口到横江,经海阳、隆阜至屯溪。元明,隆阜林塘木商范声远就靠本县水路跑遍了徽州各地经销木材。屯溪闵口“内通歙婺,外接衢饶。故四达之孔道也[8]。”为新安江上游的木材集散地。凡下泛而来的木材,均由此转运浙江。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屯溪(镇海)桥建成后,每当春夏汛期,桥下常是杉排毕集,木客熙攘。不难看出,徽人利用内外水道,除运销茶、纸、墨、漆等山货于杭州外,其从事木商尤多。这样,既开辟了财源,又从外地输入米、盐等物质。如明代徽人程实,“少客江湖间,尝以木易粟至姑苏贷人[9]”。

     明徽商经营范围广,且类别多。特别是盐商、米谷商合为一体,颇为常见。徽郡“山多田少,粒米是急,日仰给东西二江[10]”,故乡民“纳钞输牙,舟负费重[11]”以解决内地之不足。更有商人射利,舍其本业,外出籴谷。每以民船载运土产山货顺江东下,船得倍利,回空船则携米、盐而归。明崇祯年,徽人需粮“日借外省济运,除江、广所贬,率繇长江,从镇江进口,达杭过壩,繇钱塘抵徽[12]。”显然,长途转运依靠水路,因而新安江上常年帆船不断,大有舳舻相衔,商舶长风之观。况“屯溪系一邑总市,商牙辏集,米船络绎相继[13]”,这是很自然的事。清康熙、乾隆间,屯溪已是人烟集中之地,嘉庆至道光时,随着“屯绿”销路的逐步打开,屯溪成为徽州茶叶外销的转运口岸。咸丰年,茶商汇于屯溪收购毛茶进行精制,水运浙江,以转沪外销。同治年间,徽茶总量增至十万担。清末,屯溪茶、木业尤盛。“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14]”而纷至沓来。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皖南茶厘总局驻于屯溪,其茶商水运途中,“照纳税项,又复逐卡散收厘金[15]”。至于徽木运往浙江威坪(近歙县境内)转至江干,则“经过东关、闻堰两卡,准免照票[16]”,并凭验单放行。而待簰抵杭时,又经江干卡检查,凡“货票不符,及夹带各种货物,即行照章捐罚[17]”。总之,“郡处万山,百货皆仰于外”,“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8]。”其南、北贸易往来,全靠新安江这条黄金水道。

    在航运鼎盛之时,屯溪桥一带常是连帆遮天,码头水岸船筏成队。河道上“百舸重载,千帆货盈”,其“泛舟之役不绝”。查锡恒《屯浦归帆》(如图)“帆影高低带月收”的诗句,则生动描绘了屯溪古航运的昼夜繁忙景象。时屯溪以载茶的船运数计,最高年份则达万次。其上街的渔埠头和下街的盐埠头,停靠船只达百余艘。尤其是渔埠头,早在清嘉庆时就已是徽州的水运码头。而屯溪至渔亭(横江)航线,仅屯溪至(休宁)万安十余公里的河段,常行船有几十艘。大小船只均在此埠头停留。至于盐埠头,是外来盐船起岸堆栈之场所。明成化年间,徽商因经营盐业而骤然升腾于中国商界。如明末休宁人,“(陈)处士讳祖相,号熙阳。……历游江皖淮阳,操鹾筴,卒成大业[20]。”又“(汪)君讳福光,字世耀,西溪其别号也。……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21]”,屯溪是休宁食盐引岸之一,往日上溪口有九家盐栈,全由屯溪转运浙盐。于是屯溪至上溪口航线,上水民船行而不息。以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保障徽民之供给。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元),徽杭公路开通,屯溪水运业稍微有所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江、浙相继论陷,富春江以下航运中断,下水木船只能通至建德、威坪等地。尽管如此,屯溪水运业还是可观。二十余家船行,大都承办客货运输。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屯溪有木船三百余艘,大都用以载货,只有少数快船专营客运,如民办健飞水陆联运公司,就有快船25艘。当时,新安江线,从休宁上溪口,讫浙江威坪,通航木船、排筏145公里。水运所收费用,其“木船客运每人每公里:上水四元,下水四元。木船货运每六十公斤、每公里:上水三元,下水三元[22]。”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屯溪作为皖南政治、经济中心,起着连结江、浙沦陷区与重庆后方的纽带作用,其交通除陆运外,得厚于新安江航运便利,则是不容忽视的。抗战胜利后,新安江全线复航,人员纷纷东下,外购的布匹、食盐、百货等则陆续上运。屯溪水运业又相应地繁荣起来。

 

     过去,屯溪民船运输是非常艰辛的。其水路“东涉浙江,滩险三百六十,西通彭蠡,滩险八十有四[23]”。由于徽州河流源于高山地带,地势落差大,其水航道的深、宽、曲度囿于自然因素的制约,故新安江水逶延多变,起伏不平,滩险流急。绵绵数百里江途,民船远航露餐,“沐雨栉风,颠连困苦,难以名状。”船家稍有疏忽,木船就有触礁之险。尤其是逆水行舟,至为艰难。“一滩高一丈,徽州在天上[24]”,赵吉士曰:“溯流推挽,从急湍中负舟以上[25]”。当时,木船溯江而上全凭船民背纤而行。纤夫沿岸涉崖,喊着号子,匍匐而行,十分艰难。而每遇水涸季节,江水甚浅,船行缓慢,从杭州至屯溪往往要费时半月余。可一旦碰上顶风或洪水暴涨,民船又只得拢岸停歇。屯溪处于谷地,迭年水土流失,河床淤积增多,故船愈往上行,河道愈显浅窄。而有些地带,则因河水过浅而失去行舟之功能。

 

注:[1]《五石脂》国粹学报   陈去病撰

[2]、[8]、[24]《休宁县志》道光三年刊本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

[4]《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三年七月”

[5]、[6]淳熙《新安志》卷一、卷五

[7]休宁《黄氏世谱》卷二《黄义刚传》

[9]《新安文献志》卷九十《百岁程君实墓表》

[10]康熙《休宁县志》卷一《风俗》

[11]《歙县闲谈》第六册《明季县中运米情形》

[12]《抚吴檄略》卷一

[13]休宁《赋役官解全书》

[14]光绪《塘栖志》卷十八《风俗》

[15]同治四年(1865年),屯溪设厘金正卡,属芜湖牙厘总局

[16]、[17]《徽商公所征文录》

[18]《李长卿集》卷十九(明)李鼎撰

[19]万历《休宁县志》卷一《风俗》

[20]休宁《陈氏宗谱》卷三  康熙刊本

[21]《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六    顺治十年刊本

[22]南京二档: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安徽省统计室编《民国三十四年安徽省统计室总报告》

[23]《徽商便览·缘起》吴日法撰

[25]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账

  

 

“李正茂”的经营之道

王珍

     抗日战争开始至解放,屯溪专营、兼营酒店多达六七十家,而卖“靠柜酒”的仅“李正茂”一家,有绍兴“咸亨”味道,卖酒兼卖卤菜,也可炒菜小酌,该店“烫黄酒”博得消费者欢迎。且自行精制“虾米豆腐干”列为屯溪四大名小吃之一(另有“精美”的锅贴饺、“海阳楼”的八宝饭、项光仂肉粽),经营颇具特色。

    “李正茂”酒店前身原是一小小豆腐店。于民初由李清甫创建,座落在市中心地盘巷口,范围很小。由于店主精通制作工艺,生产的豆制品质量优良,颇受顾客欢迎。多年辛勤,着实赚了一些钱,为了扩大经营,乃与人合夥开设酒坊,专事生产黄酒,俗称“屯溪水酒”,也叫“元陈”。当时屯溪黄酒坊有四五家,酒店更多,竞争激烈,为了出奇制胜,乃萌生自产自销,开设酒店的想法。首先将原店面整修,拓宽、刷新,店堂扩大,豆腐作坊仍然保留,移往后进,对外不再卖豆腐,而专做豆腐干、鸭子臭自用。酒店取名“李正茂”,坐堂卖酒,兼带各类下酒菜,店堂里摆上十几张桌子,顾客进店,即可择位就座,点名所要酒菜,边饮酒、边谈天说地,十分惬意。因为它是面向中、下层市民,以经济实惠为主,顾客最多的阶层,是船民,因当时屯溪“无船三百只”,樯帆林立,且多嗜酒如命。

    该店主销自产黄酒,当然也梢带卖当时畅销的白雪、碧绿、龙口、顶槽等白酒。寒冬季节,店堂边摆只大火炉,上置铝桶,满盛开水,然后周围挂着烫黄酒的锡罐筒,冷天喝上滚热的黄酒,顾客心里暖呼呼,故称赞其“寒冬烫黄酒,倍加暖人心”。就是附近店铺、居民来卖,也把烫热的黄酒卖给他们,深得群众好评。下酒菜更是丰富多彩,品种多样:单豆腐品就有毛豆腐、鸭子臭、火焙豆腐、兰花干、素鸡、牛肉豆腐角等。花生米有油炸的、椒盐的,还有熏鱼、猪头肉、牛肉马、红虾、鸡、鸭等各种卤菜。如果这些你都不称意那么也可点几个炒菜。总之一角二角小吃亦可,三元五元大餐也行,主随客意,以方便为主,尽量适合顾客味口。

    另外还有一些值得提及的,就是生意不论大小,一样热情对待,老板总是笑脸相迎,时间长短不限,你泡上二三小时也不会催你走。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开门,熙熙攘攘一直搞到晚上九十点钟才打烊,老主顾更示优待,身边没有带现钱,在板上记上一笔,侯下次光临再算账。

    当然单凭这些还不足以留得住顾客,最过硬者是物美价廉。豆制品如毛豆腐、鸭子臭均是本店生产,因数量少而精工细作,无疑质量优于市场上的。黄酒也不亚于历史悠久的益隆(系酱园兼生产黄酒),且薄利多销。卤菜炒菜毛利都控制在15—25%以内。另外还致力精制一种“虾米豆腐干”,味道特别好,除供应顾客下酒外,还用洋铁箱盛装运销芜湖、南京、杭州等地。李清甫死后,其子明坤依照原样继续经营。

    看来上述各各都很简单,可是“李正茂”却赖以繁荣了几十年,后来衰落的原因,一是新安江水运受公路运输冲击,业务急剧下降,船民收入减少;二是顾客赊账的多起来,该店挂账喝酒是多年老习惯,一时难以改变,虽说是几天、月把时间,但小本营生却真的亏不起。特别是1946年后,国民党通货极度膨胀,物价上涨奇速,价格一日三变,早晚市价不同,这样一来,“李正茂”营业所得弥补不了赊账损失,苟延到1949年初而宣告停歇。关门以后,重操旧业,恢复豆腐店生涯。延至1958年,投入合作化的行列。

 

 

屯溪劝业场简记

孙秋香

    劝业场,亦称“劝工场”或“劝商场”,是中国旧时陈列并推销商品的一种百货商场。由政府或工商企业团体联合举办。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商部创设劝工陈列所后,曾附设劝业场。此后全国各大城市大都设有此类商场。

    在全国“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浪潮带动下,为适应现代潮流,屯溪警察局、安徽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暨省保安司令部及休宁县商会联合发起创设屯溪劝业场。本地保安司令部司令汪汉兼任场长。钱再轩负责具体筹备及建场事宜。场址设在新安江河沿旧称太子庙又叫尼姑坟的附近,也即原六路饭店、今市影剧院地方。

    屯溪劝业场多采用木竹搭架,钉扎起来。门面是以木板锯钉成图案,加上红绿油漆形成。开业前,还用纸札匠配置以花纸牌楼,装上红绿灯泡装饰而成,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自然显得过于简陋了。劝业场大门是一座用木料做成的立体八字形门楼,正面书着“劝业场”三个大字,隶书,字体古朴遒劲。场内较宽大,筑有游廊、假山、亭台等。屯溪劝业场以“救济失业民众、提倡正当娱乐,提倡推销国货、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故场内除设有国货陈列馆外,还设有电影院、大舞台、“校书”清唱的“小桃源”、民众书报阅览室、照相馆及各种游艺。“小桃源”在大舞台的南首;亭台边的空地,则用作变戏法和玩杂耍场所。

    屯溪劝业场于1933年10月10日正式开场,上午11时,场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主席台设在新安花园门首,由劝业场的柯副场长亲自督促员工加以布置,屯溪各界赠送致贺的“镜、屏、联、幛”不下上百件。典礼结束后即进行文艺演出,有著名坤角歌曲;各家武术表演;蔡雨梅、沈鹏飞的爱国双簧;仰天鸣、范长虹的文明戏等。当日下午,电影院和大舞台均上演了著名的爱国话剧。开幕式这天,日场概不收费,让人参观,晚场则照常购票入场。屯溪四乡民众成群结队犹如赶集般前来观看,热闹异常。

    屯溪劝业场开场后,为宣传、陈列国货、推销商品,特致函休宁县商会(1912年在屯溪后街韩家厅成立)转函通知屯溪各商店、厂家速将经售的国货或厂家出品的货物送交劝业场。屯溪劝业场还为附设民众书报阅览室以辅助社会教育,向各地绅士徵求赠书籍。劝业场电影院经常放映诸如《东北义勇军血战史》等一些有进步意义的电影,以教育民众。《东北义勇军血战史》是一部实地冒险拍摄的大型爱国片。大舞台除上演一些地方戏目、民间曲艺外,还时常上演文明戏。文明戏类似于话剧,不过文明戏没有完整的剧本和固定的对白,而是由演员根据故事情节即兴表演。仰天鸣(小生)和梁素珍(艳旦)是一对演文明戏的搭挡,他们演过最长的有名的戏目“空谷兰”,当时在屯溪很有名气的。钱再轩还到上海、杭州等地聘请一批沪、杭艺人来屯演出,一些有名的京戏演员如武打小生李明楼、麒派老生杨鼐浓都曾来屯溪演过戏。他们演过的一个连台本戏名叫“火烧红莲寺”,轰动了整个山城。屯溪有京剧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并从此有了正式的戏院。屯溪劝业场还仿效南京夫子庙的做法,请女“校书”登台清唱(“校书”,实际上是“清音班”即卖唱的),请本埠名“校书”诸如翠娥、小红、小嫦娥等二十多人,登台演唱拿手曲作。人们将她们喻比桃花,故她们清唱的地方就叫“小桃源”。看戏的,听唱的日场收费二角,夜场三角,场内免费向每位顾客奉送香茶一杯,如是热天,则提供毛巾(俗称打手巾把)擦汗的服务,啜茗听曲,逍遥自在得很。

    屯溪劝业场,有看的,有玩的,有听的,有吃的,有喝的,还有买的。进入屯溪劝业场,如同到了上海的大世界,弦歌乐舞, 令人陶醉,吸引着屯溪市民及南来北往的行人游客。

    在筹建开办屯溪劝业场的同时,为劝业及宣传文化需要起见,组织成立了《劝业日刊》社,编辑出版《劝业日刊》。安徽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劝业场场长汪权任社长,毕病猿任主编。《劝业日刊》于1933年8月27日创刊出版,旨在“提倡国货,品评游戏、素描社会”。《劝业日刊》文章内容简短幽默有趣,文笔简洁隽永、亦庄亦谐;《劝业日刊》不仅供本地市民阅读,还向外地发行。刊物定价本埠每月大洋两角,每日早晨有专差送达,外埠每月大洋叁角,包括邮费。《劝业日刊》发行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深得屯溪民众及外地读者喜爱。

 

 

屯溪照相行业知见录

王珍

    民国之前,屯溪并无照相这一行业。明清以来,官绅人家想留个遗像给后世,须敦请画师画像。开始是画“容”,所谓“容”,就是画师画的祖先的摸拟遗像,再装裱成“中堂”式样。因为徽州有个习俗,每年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八)家家户户都要挂容祭祀。但是“容”,经过画师的修饰美化,很难体现本来面貌。倒是后来画“行乐图”,那是面对真人画的,所以就比较接近真实面貌了。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屯溪出现第一家照相馆——“兆记照相馆”,老板程兆丰,自己摄影,并带两个徒弟。1936年他组织开办“车站旅馆”并担任经理,照相馆还请人延续一段时期。1923年“我我轩”在“牛壑底”开业,老板方宜生。他除摄影外,还带卖一些器材,特别是配合相片制成大小不同的镜框,顾客取照时,欢喜就买个镜框配上。另外照片后面用硬纸版衬垫。凡2——4寸的,一般可以摺叠。6——8寸的用更厚的纸版,并标上“我我轩”招牌,酌收一点工本费,这样既方便顾客,又为自己作了宣传。

    三十年代,还有家王炤照相馆,地点在现公园街,老板就叫王炤,听说原是在军队里搞摄影的,因为他会取景,并妥善处理形态,姿势,技术高明,图象清晰,在当时可说是冠盖屯溪了。他摄到许多仕女的样片,摆在柜台板上作广告(当时相馆还未使用玻璃橱窗),往往被人拿走,弄得他没有办法,只好想出一条防范措施:就是在样片上加盖“从王炤偷来的”印章,自此以后,才杜绝了这种偷拿现象。王炤照相馆范围较大,有七八个职工。1945年停业,转让给曹云荣。改名“留真”照相馆,由曹云荣、万良玉、黄麟芳、程福畴4人合股经营,聘请3个职工。

    抗日的屯溪,是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不仅是江浙富商的避难福地、又是官僚、政客前往陪都重庆的主要通道,各地迁来机关、学校、企业多达三四百个,人口陡增,商业畸形繁荣,使照相业也趋向热门。

    1937年何昌骏等人由安庆迁来屯溪,他邀请贺铭三、刘春荣3人合股开设“黑白”照相馆,生意很好。1939年扩大范围,增资扩股。并在屯溪公园内(现盆景园图书馆处)建造新屋,取消“黑白”,改名“昌明”照相馆。雇用3个工人,全馆共7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因意见不合而解体,各自创业。何昌骏开“昌明”照相馆,贺铭三开“光明”照相馆,刘春荣开“留园”摄影社。

    另外还有1938年开业的“艺华”照相馆,老板也是曹云荣,雇用2个工人,1939年日机轰炸屯溪时被炸毁,迁往交通路开业。公园旁有“巴黎”照相馆,店主万良玉,规模不大。还有沈庭辉,于解放前夕袭用原何昌骏等人使用过的黑白店号,开设“黑白”照相馆,直到1956年参加合作为止

   1951年工商登记发证的照相馆有7户:艺华、留真、光明、昌明、巴黎、留园、黑白,从业人员23人,每户资金多在五六百元,1952年实行联营,分店营业,统一管理,统一报税。

    1956年2月,进一步组成“屯溪合作照相馆”资金仅3233元,人员精简为18人。调整门点,保留“黑白”“巴黎”“留真”三处,1958年在老街增设“山花”门市部。

    此外,建国前还有许多流运个体照相馆,他们没有营业地址,而是走乡串户。那里生意好就停留几天,没有业务就换个码头。如抗战时皇甫帆就在黄山 旅馆包个房间,自己流动摄影。在当时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解放以前,照相是有了,但技术落后,设备简陋。主要依靠自然光源,也不能修饰、着色,用的是笨重的木制“镜箱”,下面连着三角架,玻璃底片,四十年代才改用胶卷。当时照个一寸的,价格法币4角,给相片4张,最小能照半寸的,价格两角。凡团体照和“全家福”可以预约上门,模糊、变形的给予重照。一般说来,服务态度还是挺好的。

    照相行业在屯溪问世,迄今不过76年。初有照相时,人们莫不感到新奇。观今照相馆,虽然户数增加不多,但是照相机已进入千家万户,摄影业余爱好者遍及城乡,不但笨重的木制箱、玻璃底片已被淘汰,而且彩照基本取代了原来的黑白照片,冲洗当日可取,技术、设备仍在日新月异地变化。因为照相是集化学、光学、艺学、美学于一体,看似简单,实际学问很深。抚今追昔,怎不令人赞叹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飞速前进!

 

 

屯溪“张小泉”史记

鲍  杰

     一提及“张小泉”,上了年纪的人闭着眼睛也会回答,店在杭州,生产剪刀,销售剪刀,是名牌货。倘若问到屯溪有没有“张小泉”?可能有些人答不出,说不准。

    其实,屯溪也有“张小泉”开在老街238号,过去店额不太醒目,也许人们还没有注意到,1994年店主花三万多元整修了店房,并请著名书画家黄澍教授写了店招牌,引起了观光者的注意,路人如是说:“看,屯溪老街也有‘张小泉’”!

    屯溪“张小泉”是一母子店,由老母余金根(现年83岁)和儿子周高德合力经营。店主一个姓余,一个姓周,怎么斗胆打起“张小泉”店号呢?岂不冒名顶替?既是冒了这赫赫有名的大店家的宝号,杭州“张小泉”怎么不追究他侵权的责任?黄山市工商管理部门怎么不管一管?

    基于一个文史工作者的责任感,我对屯溪“张小泉”进行了一番考究。一天,我到屯溪工商联去查档案,在解放初期的《屯溪老街图上》,找到了开在横街口上的“张小泉剪刀店”,又在店主登记表上找到了这店的店主名叫周观松,周师傅1989年去世,由其妻余金根,其儿周高德继承店业。

    原来,屯溪“张小泉”是杭州“张小泉”一脉相承的正宗弟子。屯溪“张小泉”开设人周观松是休宁榆村人,因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书,为了生计,经亲友介绍进入了西子湖畔的“张小泉”剪刀店,跟随嫡世传人张家老板学艺。周观松聪明过人,三年徒弟,两年出师,他学会了锻打、泥磨、抛光、装配等全套工艺,老板夸赞他“一台戏从头唱到尾,八把椅子他都能坐”。

    周观松满师后,欲回徽州经营,张老板心想,我“张小泉”与王麻子抢市场,争天下,就得把店开在全国,眼下你欲回家乡,我应当促成好事。于是,他笑对周观松说:“爱徒想回徽州,真是难舍难分,祖师张思家本是徽州府黟县人士,你愿回乡创业,填补家乡剪刀业缺口,精神可嘉,为师理应鼎力相帮,只是先师有训,外地只设分店,今后你要货由总店供给,如同意,不日即可起程。”周观松听罢店主一番话,连连点头称谢。

    1903年春,周观松依依不舍的辞别店主、师傅和全店伙计,携妻眷回到徽州,他选择屯溪民族路下街69号开设“张小泉剪刀店”,一切仿照总店布置店房、店面,他打成十格剪刀橱两座,陈列一寸到三十六寸七十二种规格的剪刀千余把,一时轰动徽州一府六县。周观松又发挥自己手艺的长处,代磨剪刀、菜刀、铲刀、刻刀,包磨包用一年,对乡间农民磨刀立等可取,因而生意兴隆,顾客盈门,数年后他筹资买下店房,长期经销张小泉剪刀,直到86岁仙逝。

    周观松在世时,已将自己一身绝技传授给妻子和儿子,母子俩苦心支撑店业,继续营销张小泉剪刀兼磨修剪刀,一切遵从祖训,讲究经商行善,薄利养口,使“张小泉”的名声在皖、浙、赣边境传播,他俩用实际行动为这创始于清康熙年间的老店增添了新的光彩。

    某年三月下旬,休宁县一个农民磨了三把剪刀,言定每把收费一元,那农民上街购物时钱多用了,扣下回归车票钱,袋里只剩二块多钱,农民只取二把剪刀回去,余金根和颜悦色地问他:“你磨了三把剪刀为何只取两把?”农民实言相告:“钱不够了。”余金根诚心诚意地劝慰他道:“进城买东西,不可能算得那么准,少块把钱好说,你先将剪刀一起带回家,欠下的钱下次再带来”。说罢,他将三把剪刀塞到顾客的手上。

    江西婺源县有位老主顾,几十年来磨剪刀、菜刀一直找屯溪“张小泉”,他说:“屯溪磨刀师傅手艺好,磨成的剪刀锋利,剪用轻松,保用时间长(一年以上)”。老人行走不便,还嘱儿子到屯溪来磨剪刀。顾客对老店的信任一直延续到下一代。

    前几年的一天,店主正在吃中饭,一位外县顾客带着刀剪来磨,并急着搭车赶回去,他在屯溪仅逗留一个小时,店主周高德搁下饭碗对他说:“你是超急活,一切让路,我磨好你的刀剪再吃饭”。一个小时后,顾客到店里取货,客人担心急活无精工,他拿过剪刀一剪,二十层的布头不费劲就剪下来了,而且剪下布不带毛,他心服的称赞道:“经周师傅一磨,钝刀成了快刀,贵店名不虚传,是正宗的张小泉老店。”

    现在,这母子店,除继续销售张小泉剪刀外,还修磨各种剪刀、菜刀、理发剪、兼营烟筒、瓜刨和各种铜铁器,是屯溪老街一颇具特色的老店,引起了中外观光客的关注。

  

屯溪锡箔厂简介

吴子俊

     旧社会,徽属各县城乡居民在清明扫墓,春节祭祖,先辈生死忌辰,除燃烛焚香外,都要烧化锡箔,供亡灵“享用”。

    关于锡箔的起源,有一则民间传说。明代以前,老百姓祭祖,要从供奉祖先牌位的神龛里投放少许散碎银子。日积月累,渐渐就多了。朱元璋起兵后,军响匮乏,苦于无法筹措。在谋士献计,以“借用”的名义向民间征集闲置于神龛中的碎银。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大明定鼎后,一时无力归还,又要取信于民,乃采纳朝臣奏议,用铅锡合金制造锡箔,折成元宝,作为补偿,供民间祭祖时焚化。一是利用老百姓的迷信心理,宣扬投放碎银,祖先不能取走,焚化锡箔亡灵则可在冥间受用。二则皖于权势,老百姓虽半信半疑,也只有接受。当时的工匠是部分俘虏和囚徙,工场就设在牢房。直至解放前,绍兴的锡箔作坊沿袭古制,在工场四周,以碗口粗的杉木作棚,门上系有粗重的铁链,象征监狱。

    抗战前,屯溪销售的锡箔从绍兴采购,专营锡箔的有黎阳正街的李长兴(后改茅长兴)。兼营锡箔的南北货店有郑景昌、余福泰(后改裕丰泰)、裕和祥及苏德沅盐栈等。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业务遍及原徽属各县及太平、青阳、泾县等地,还远销本省江北和江西婺源、景德镇。

    抗战军兴,绍兴沦陷,锡箔货源告竭。由于锡箔在屯溪广阔的市场,利润丰厚。最先由李灏庭(当时任屯溪镇商会会长、郑景昌南货店经理)及汪士林邀约原在绍兴开箔坊的严吉春、娄乾元等人在牌楼前创办天威锡箔厂。有阳湖的惠民(后改组为志成)黎阳的绍兴协、协盛、裕来协,隆阜的裕昌。

    锡箔主要原料是锡铅合金—鑞,熔点低,延伸性能好。从原料到成品,顺经多道工序,全部手工操作。

    首先是将鑞在多铁锅内熔化,用木质长柄小铁勺舀出,烧铸在长方形模具内,取出的锡片长8厘米,宽3厘米,厚0.1厘米,叫“锭子”。

    工场的主要设备是产于无锡的太湖石,石质坚硬致密,将正面打磨光洁,埋放在泥地上。每块太湖石的右侧挖一小坑,打箔工人坐在小板凳上,左腿屈蹲,右脚伸进小坑内,挥锤打箔。

    打箔工人分“上间”(难度较大,技术要求高)和“下间”。

    “下间”工人将“锭子”捶打成长30厘米、宽10厘米的薄片。此时,顺将锡片一张张揭开,摸上一种特制的黄色粉末(俗称“擂粉”),防止粘连。这道工序由学徒完成,叫 “摸小块”。再由“下间”工人将“小块”捶打成长48厘米、宽24厘米的锡页,叫“十分”。“下间”的工序就完成了。

    “十分”由女工以长竹签逐页揭开,叫“揭十分”。再由“上间”工人捶打到一定的长、宽度,从中一切为二,再由女工以长竹签逐页揭开,称“揭中锭”。“上间”工人再把“中锭”捶打成薄如蝉翼的锡页,然后按不同规格裁切为小张,称“页子”。技术高超的上间工人打成的“页子”分量轻、碎破少、松散易揭开,制成锡箔正品率高,相应地降低了成本。“揭十分”和“揭中锭”都是使锡页疏松,防止粘连。

    箔张在加工过程中须反复加热。每家箔厂都有一只大木柜,分上下两格,下格是热源,内放一只大铁盆,将白炭烧旺后,覆盖一层炉灰,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温度。中间是一排铁栅,箔张用桑皮纸包裹摊放在铁栅上焙烘,故称大木柜为“焙笼”。所以打箔工人的作息时间与一般不同。上午工作,午睡后去茶馆泡上一壶茶,闲聊一下午。晚饭后再工作到十点半左右休息。

    每家箔厂都有一名技术熟悉手艺好的工人负责处理打箔过程中的问题,把好质量关。俗称“枪夹”。相当好车间主任。

    将“页子”褙在衬纸上的工序叫“褙纸”。衬纸是一种专用制箔用的竹料黄色土纸。绍兴产的为“磨鸣纸”。屯溪箔厂采用休宁上溪口产的“京放纸”。由工人按不同规格切成“衬纸”,叫“纸花”。褙纸不用任何粘胶剂。工具是:①一块长20厘米,宽15厘米的杉木板,背面顶端镶一木条,搁在桌沿,不致滑动。②一块长8厘米,高5厘米,厚3厘米的杂木,下挖凹槽,入嵌一熟悉铁块,表面打磨光滑,叫“斫夹”。工人将页子一张张揭开,平摊在木板的衬纸上,双手用“砑夹”来回用力磨压,制出的半制品称“干纸”。褙纸的大多数是妇女,最初是绍兴来的女工和箔工家属,不久屯溪人也学会了。当时在屯溪是一项相当普遍的家庭副业。

    “干 纸”还要由“斫工”再加工。工具是一副“斫架”。木架上安一片微弯的硬木板,上方是一支绳索绑紧可前后推动的竹竿,贴近斫板一端嵌一块质地坚硬的斫石,工人将“干纸”在斫板上逐张斫压,锡页和衬纸就紧紧贴道成为一体,色泽银亮,光可鉴影。

    最后将锡箔按每刀100张,30刀为一扎,用麻皮捆成块,当时屯溪每厂只生产两个品种,长方形的叫“车双九”,正方形的叫“灰大”。成品按质分等,箔面光洁无疵点为一等品,叫“好纸”,稍有疵点的二等品,叫“二花”,疵点多的为三等品,叫“花箔”。

    打箔工人叫“鑞”箔司傅,浇锡锭,切纸的叫“鑞箔店倌”。上述各工程除褙工外,清一色是绍兴人,不收外地人为徒传艺,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绍兴人对店主的称谓也别具一格,箔厂的店主不叫老板叫“店王”,为老老板叫“老店王”,其成年儿子依次“大店王”、“二店王”。………老板娘则叫“店王太娘”。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屯溪设“货物税局”锡箔税是其主要税源。为示“寓禁於征”,从价按100%税率征税。例如每块锡箔出厂价为80元,即征货物税80元。货物税局在各箔厂派驻稽征员,叫“驻厂员”。厂方视是公开的秘密。当时流行的民谣中有云:“重庆有官皆墨吏”。下行下效,蔚然成风。“驻厂员”和货物税局的实权人物,都接受各箔厂的赌赂,从而为偷税大开方便之门。

    纳税的锡箔每块都贴有巴掌大的“印花”加盖蓝色骑缝印,称为“官货”。未纳税的叫“私货”,也叫“白货”。价格当然比“官货”低。销售商大多进“白货”,也买一些“官货”摆在货架上装装门面,以资掩饰。

    抗战胜利,屯溪各箔厂老板都回浙江绍兴。一些箔工将厂发给的遣散费和少许积蓄,集资分别组建协顺、顺台、聚成三家小型箔厂以维生计。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合并为公私合营屯溪锡箔厂(后改名金属压延厂)五十年代末撤销,职工分别安排到屯溪染织厂等五家公私合营厂。屯溪各锡箔店也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不久即进入公私合营屯溪南北货商店,不再经营锡箔业务。至此,锡箔在屯溪市场上绝迹多年。

    前几年,迷信活动悄悄地死灰复燃,市场上陆续有一些小摊、小店出售锡箔。农历清明、七月半又可在某些角落边看到散散落落的一堆堆黄灿灿的锡箔灰。

 

 

屯溪工商界二三事

吴子俊

    屯溪以盛产“屯绿”而闻名,鼎盛时,有精制绿茶厂家98家。当年茶业公所,财力雄厚,为造福桑梓,创建“公济局”(又名公济善堂),为城乡贫苦百姓解困,开展施医、施药、施材(棺木)、育婴等义举。

    施医施药。聘请中医坐堂,免费为贫病者诊治,开方送药。盛夏酷暑,备有行军散、十滴水、万金油等施送。

    施材。贫病而殁,无钱收殓者,求助于公济局,可获薄皮棺木一具。寒冬腊月,冻馁倒毙的无名路尸,公济局也出资收殓埋于义塚。

    育婴。旧社会屡有弃婴,主要是女性,公济局设育婴堂收容,雇人养育。以待好心人或无嗣者领养。

    公济局的经费,由茶商从每箱成品茶中从价按一定比例抽取,汇总交付。公济局旧址现为屯溪横街29号。墙脚基石上“公济善堂墙界”字样尚清晰可辨。

     抗战期间,物资紧缺,为了解决某些日用紧俏商品的供应,1943年,屯溪工商界人士组建“三三公司”,从沦陷区购运纱布、日用百货等薄利销售。公司地址在现康乐食品厂糕点车间,董事长章馨吾、经理胡云溥、监事李灏庭、食油部经理曹风人。

     1944年,又成立食油公司,采购大量食油,供应市场,平抑油价。经理程荷生。在老街八家栈(现市中医院职工宿舍)设门市部,负责人胡锡南。从西镇街通往黎阳原来的小石桥,就是以食油公营团的盈余修建的,所以命名为“公营桥”,由程管侯题字。后改名为西镇桥。

    原屯溪私立启明小学,解放后因经费匮乏,难以为继。1950年3月,由市工商联接办改名“私立工商完全小学”。当时仅有6个班级,70多个学生。后逐步扩展到10个班级,400多名学生。1954年9月,移交给市政府,改名“屯溪市第三小学”迄今。

    原私立江西小学,系江西旅屯同乡会兴办。1950年,陷入困境。由屯溪各行业代表十人和江西小学校董11人,组成新的校董会,改名“私立联合小学”。市工商界每学期资助大米二十石。

    1951年8月,屯溪市工商联向各行业公会筹措大米,筹建“皖南区屯溪私立工商初级中学”。筹委会主任纪德、副主作孙友樵、汪维志。1952年10月,由政府接办,改名屯溪阳湖初中,即现在屯溪二中前身。

    屯溪长干磅石堤及沿河码头,年久失修。解放后,市工程建设委员会着手抢修,工料费需大米1000石,发动全市人民捐助,我市工商界踊跃捐输,共认捐大米500多石,占工程费的百分之五十强。

    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二万万元份。1950年1月25日,市工商联成立屯溪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第一分会,下设36个行业支会。认购公债的有1391户,认购总额49099份,完成分配额(四万份)的122.75%,大部分在3月底购清。

    从1954年起,我国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4年至1958年,屯溪工商界累计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321272元。1959年,安徽省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1960、1961两年我市工商界共认购地方经济建设公债87937元。每次认购公债,屯溪工商界都超额完成任务。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疯狂发动了侵朝战争。我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950年12月8日,屯溪工商业者1300多人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并订立以增加生产、保证供应、稳定物价、不欠税逃税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同时开展捐献运动。1951年5月,向全国工商界发出挑战书1400份,倡议“长期捐献”。得到华东、华北、东北各地工商界的响应。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此发布了消息。在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听到这一广播后,写信给屯溪市人民政府,表扬我市工商界支援抗美援朝的爱国热忱。

    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屯溪市抗美援朝分会倡议捐献“屯溪号”飞机(每架折合人民币十亿元(旧币))。工商界首先响应,认捐了11亿1363万1仟元(旧币)。从1950年12月到1952年上半年,我市工商界各项捐献累计人民币13亿4985万元(旧币)。

 

郑吉人的客商活动

赵本一

    屯溪中街为货物荟萃之地,市集殊盛。民国年间,几家资力雄厚的大字号商店均开设在这里。他们批发兼营,商店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各方顾客。口碑载道的是,以“深购远销”名声在外的屯溪郑景昌南北货店,凭其广阔的客商活动,得法的商业经营,开创了这一时期财源茂盛的局面。

 

    郑景昌商号究其实力可冠盖徽州同业了,这座商号为清同治年开设的大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更此名。该店资金20万元,(吸收股东、亲友10万元),从业职工有60余人。郑吉人(1877—1952)为经理,郑氏生于屯溪黎阳,祖籍青阳。清末承祖业,自讨艰辛,开拓进取,经营昌号。在商场独树一帜。

    郑吉人经营南北货业立足屯溪,放眼域外。在经营上,不拘一端,除旧布新。竭立沟通各地的商业往来,不断扩展自己的营销市场,穷年累月、操劳竭智为郑景昌商号获得蓬勃生机。他业务精明,管理有效,显示了游刃有余的商业才干。时人誉其昌号为“皖南三昌”第一昌。[1]

    遵循“深购远销、薄利多销、着眼零售、带动批发”的方针,是郑景昌商号的营策。郑吉人敏于市场脉膊及发展,善于从捕捉各种信息中把握经营方向,采购市场适销的产品。他熟悉一些大中城市粮、油、糖、盐行栈专营商品之种类,切实了解其经营现状,故设置屯溪南北货业的大宗交易为青豆、面粉、油、糖、盐、桐、锡箔、纸张等商品,并通过多方运筹,扩大销路,进行产销挂钩,为商号的获利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广阔的商场吸引着郑景昌商号,雄厚的资本为其驰骋商场创造了优越条件。无论是资金运用、货物交流,还是兼营其它,都显示出郑吉人足智多谋之能力。他明白信誉招来天下客,和气生财的道理。以他特有的远见和魄力,配置诚可信赖的人,通称水客(时经商者多行水路,故称),常驻我埠。在商品集散或产地设立采购代办机构,举凡“座庄”、“寄庄”、“办庄”。如选派郑子枢、郑文俊在杭州设庄。由于崇奉信誉,他稳操胜券,这些“水客”分地而居息于上海、杭州、宁波、兰溪、鄱阳、汉口、广州、东北,从事收购、转运、销售经营活动。当时,屯溪隆阜林醒民在上海设立“宜生庄”,则主要为郑景昌办货。办庄在代办运输过程中,能及时为客户传递行情,买卖双方便利。经营锡箔是郑景昌的一笔生意,其与绍兴产家挂钩,批量大块锡箔由杭转运屯溪加工,制成小扎零售,销往徽州各县及婺源,遂安等地。并与绍兴箔商沟通业务,合力开设“志成”锡箔庄。同时还预付货款给源泰祥锡店和一些瓷器店,定购“炉锡”(徽俗,祭祀烧箔,其灰炉炼而成),运往抗绍换回锡箔,以利进销。

    当然,办庄除向卖方酬到少量劳务费外,还按商品金额收一定的佣金。不过,棉生油、面粉之类商品佣金较低,若货款周转不上,则部分金额办庄可以予短期代垫。而大部则于售货行栈赊购。时粮栈起着资金流转调剂和得利润的媒作用。在外埠批发过程中,郑吉人不断扩大销售额数,派员分赴各地客商了解销售情况,并以赊销为主逢节结账。30年代,凡年节之时,郑景昌店对有实力的批发商和“跑街”(经纪人)皆以互助互利视之,同他们商议商品价格、互通“客户”情况,便于了解市场行情和经营动态,以增进友谊。

    郑吉人不仅选派“水客”到江、浙、湖、广、京、沪口岸采购货物,还派人分驻徽州黟县、祁门、上溪口、婺源等地设立分店,收购诸如桐、柏油等土特产品,集运屯溪,销往沪杭。其经营的油脂出口欧美,颇负声誉。综上,这种跨地域的商业活动,既推动了屯溪的经济发展,又加强了与外地商业联系。

    郑吉人除深入各地分别进货外,在引进商品时,注重商品优质、价格相宜,且簿利多销这一环节。浙江淳安县港口镇乃商品集散地,本埠青豆甚丰,质量颇佳。他利用港口这一交通要冲,设立“泰源昶”连枝店。把握季节,收购转运青豆至屯。青豆利润低,屯溪售价每石6至7块银元,生意好转,获利亦多。如此簿利多销,给他带来了很大成功。孙子云:“兵子情主速”,郑吉人深悟此道。当新豆登场之时,他即派员深入淳安、遂安大小集镇,精挑细选,服务上户。并适价收购青豆储存农家,然后陆续集中发运。当时,青豆的销售量占屯溪市场的50%,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显而易见,经营上未雨绸缪是郑吉人的一大优势。40年代,他经营“绿兵船”牌麦粉供应本地市场,为确保运销畅通,他特看重麦粉的库存、途运、待运这些相关因素,并能不惜力气,采取措施,进行周密安排。从不敷衍迁就。每年农历小满,油坊始制油。他从客商反馈中窥测到浙江绍兴油质素高,纯净色亮,且讲信誉。故夏至前后,他都要从江浙购进批量菜油,足半年销售,其余中运输500担,避免了脱销。与此同时,经他问津,又在港口、茶园两镇设置泰源昶酱园和同茂春油坊,扩充自己的营销基地,以求不断发展。

由于郑景昌同京、广、沪、杭等地及徽州各县保持着良好的商业往来,购销又注重信誉,且与本地金融友善,所以在行情传递、资金调配、货物输入诸方,都显得驾轻就熟。这种一面兼营批发、一面进行多角客商的活动,确保留了前期新安商人的性格。

香港名称由来

     “香港”得名“香莞”。香港岛曾隶属广东省东莞县,古东莞以产香料“莞香”而名。莞香从东莞运至香港石排湾(又叫香港仔)转销内陆各省及日本。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则有“莞香”的记载。

    一说,那里有个“香港村”(后称“香港仔”),据嘉庆《新安县志》,原属官富司(九龙)管辖。村有一溪入海,成小港口。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海禁重开,各国商船往来频繁,英东印度公司商船初停此岸,则视为避风良港,且泉水甘冽,船员纷汲上船,以作饮料。于是此小溪被叫作“香江”,而港口便称为“香港”。至于香港历史上其它名称,察其所标志的地理位置,均为香港的一个局部,故仅作香港的代称而已。

(本一) 

抗战时间的屯溪茶市

汪瑞琦

     “八一三”沪战失败,沪、杭、宁相继沦陷。地处皖南山区的当时休宁县屯溪镇,一时成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人口倍增,商贾云集,被誉为“小上海”。茶市也因实行统制,盛况空前。兹将当时茶叶统制和茶市繁荣情况记叙于下。

 

茶叶统制概况

    皖南茶叶统制开始于1936年。安徽、江西两省政府,根据祁门茶叶改良场合同上海商品检验局在1934年拟具的《祁红复兴计划》,由政府办理管制茶叶改良产制运销的建议,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一办理祁红的运输与推销,减少运费,抵制洋行压价和扣样抹零等私营商业陋规。次年(1937)又在屯溪设立驻屯办事处,办理茶叶收购和运销。并请江西省农产物检验所在屯溪、歙县和骛源设立茶检办理处,进行绿茶产地检验,保证出口屯绿符合标准,促使私营茶号提高质量。

    1939年1月起,国民党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实行全国茶叶统制,在屯溪设立皖赣办事处。安徽省茶叶管理处也于3月在屯成立。双方订立合约,由贸易委员会借贷资金交茶管处办理茶叶产制和收购,贸委会负责运销。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办理茶叶贷款,解决茶商和茶叶合作需要的资金。

    2、规定毛茶山价,使毛茶价格合理稳定,鼓励茶农植茶的积极性。

    3、划一出口茶花色,订定最低标准样,发给茶号按标准精制。祁红正茶分一、二、三级,副茶分芽雨与花香,共五个花色。屯绿分抽芯珍眉、普通珍眉、抽芯贡熙、普通贡熙、副熙、抽芯针眉、普通针眉、暇目、蕊眉共九个花色。

    4、统一收购箱茶。组织评价委员会,进行密码评级评价。并对茶叶水分、灰分、粉末、着色以及包装进行检查。

    5、办理统运统销。得到第三战区司令部和皖浙两省政府的协助,箱茶由新安江船运至兰溪,转由公路运丽水,再船运至永嘉,最后海运至香港销售。

    6、1939年开始对内销茶进行管制。凡属适制出口茶的毛茶均禁止内销,以保证增产出口茶,多换取外汇。当时内销茶多系运往敌占区销售的,这样又可防止茶叶资敌。

 

茶市繁荣盛况

    茶叶实行统制后,国民党中央、省和产茶重点县先后在屯溪设立的茶叶机构多达十余处。除上述的贸委会办事处、皖赣红茶管处办的茶叶合作指导团、茶叶合作指导人员训练班、屯溪茶叶改良场、初级技术人员训练班、中国茶叶公司安徽办事处、屯溪茶素厂、屯溪砖茶厂以及祁门、至德、歙县三县的茶业同业公会办事处、内销茶商通讯处等。以歙县、婺源、休宁三为主的的茶商都纷纷来开设茶号。1938年全镇茶号达八十六家,遍及市内和黎阳、阳湖、柏树、长干土旁、牌楼前和罗汉松等镇郊。制茶千箱以上的有二十三家,最大两家吴茂记和怡新祥,制茶2406箱和1990箱。吴茂记开设在屯溪镇后街,经理吴子安。怡新祥开设在观音山7号,经理孙友樵。

    茶市的繁荣,使祁红屯绿数量创历史最高记录,1938年至1940年分别达248184箱、211164箱、220476箱。祁红(包括浮梁部分)1939年最多,为69829箱,按每箱平均57.5斤估算,合40152担。屯绿1938年最多,为182009箱,估算合104655担。其中:屯溪一地(包括休宁的临溪、五城、汊口四家和祁门三家茶号数量)有102766箱,估算合59090担,占屯绿总量的56%。婺源有46634箱,合26815担。歙县有32609箱,合18750担。

    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外销阻滞,屯溪茶市逐趋冷落,一落千丈。商号纷纷倒闭,茶园大部荒废,至1945年祁红屯绿合计不足五千担。

 

抗日时期屯溪难民工厂

汪邦铭

     1937年冬,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我大片国土沦于日手,无以数计的难民被迫流向他方。其中,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大量难民流入皖南山区的屯溪。一时间,屯溪人口陡增,小小山城难以承受巨大的消费和生活补给的压力。

    是时,被日军侵略行径所激愤,被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所激励的在华新西半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在华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我国爱国人士发起筹组并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动员后方民众和难民,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发展地方工业,生产军需民用物资,支援抗日。随着“工合”事业的发展,路易·艾黎将“工合”扩展到屯溪。

    1939年春,艾黎在屯溪安徽地方银行作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之要义及其发展”的专题讲演,他精辟地分析华北及沿海一带民族工业遭日军摧残后,日用工业的供应和各种原材料的消纳已成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压力,若不适时发展地方工业,势必影响持久抗日,人民生活也更为艰难。同时,艾黎又敏锐地看到,屯溪处在皖浙赣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当地及周边地区有着富庶的自然资源可以利用,是创办“工合”工业的好地方,鼓励屯溪民众广开思路,多方筹集资金,充分利用难民中的游资和技术力量,以合作的形式开办加工、制造等类工厂,既解决失业人员和难民的生计,又增强抗日经济力量和军需来源。

   在艾黎的启示与督办下,屯溪“工合”事业得以发展,先后建起造纸、印刷、漂染、纺织、机械修配等多家工厂,难民手头的游资得以利用,难民中的技术人员也各得其所,发挥自己特长。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个体,甚至官办(国民党地方政府办的)工厂的开设。与此同时,还吸引了部分因战争正在流徒之中的经营者,纷纷来屯溪办厂设坊,使屯溪地方工业兴盛一时,不仅大批难民得以就业,而且不同程度地缓解了某些生活必须品紧缺的状况。

    当年,在众多的工厂中,尽管经营者办厂的目的不尽相同,经营的方式和手段各异,但其共同之处是因战争,或避乱来屯溪经营,或利用难民的劳力、财力和皖南地区的资源办厂,他们客观上都起着解决一部分难民和失业者生活来源的作用。为此,权将“抗日”这一特定时期内,在屯溪开办的地方工业企业,归属于当时民众俗称的难民工厂之列,现作如下叙述。

一、纺织

    1939年,三战区救济分会以官商合营的形式,在隆阜前边渠吴家祠堂内开办第一难民工厂,生产“手工牌”毛巾。厂内有摇纱机20架,编织机20架,牵纱机1台,榨巾机1台。从难民和失业者中招收50余名工人。正式生产后,日产毛巾30余打。随着产量和库存的增加,厂部在屯溪中山正街95号郑景昌对门设立营业部,使之产销衔接,促进资金周转。

    翌年腊月,救济公会筹资2万元,在隆阜附近开办难民纺织厂,又称第二难民工厂,将乡公所旧址加以整修,并在院内加盖简易厂房6间,作为生产车间。随后,购置木制手纺车200余架,织布机40台,全厂容纳难民300余人,生产土布、条子布、细布、开士米、蚊帐纱等。

    1941年,救济分会结束,将难民一厂和二厂交由皖南行署接办,改名为强民工厂。尔后,又更名为皖南第三纺织厂,生产和销售业务由皖南实业公司管理。1943年,经皖南行署决定,将在旌德的皖南第一纺织厂迁来屯溪,与皖南第三纺织厂合并,厂名称皖南第一纺织厂,月产棉布600余匹,还有毛巾、线袜、手套等多种产品。其产品除在皖南销售外,还销往上饶、景德镇、淳安等地。

    在救济分会开办毛巾厂、纺织厂的同时,从邻省先后迁入多家纺织厂。加之流入屯溪的难民根据“工合”的原则,又组建了纺织生产合作社及合作加工点等等,据1944年的资料反映,屯溪有大小纺织厂(合作社、合作加工点)100余家。产品有人字呢、抗战呢、各色哔叽、各种斜纹布及二六平布等。

    民营纺织企业中的建国纺织厂的规模为大,拥有资金13.55万元,铁织机12台,森织机18台,产品种类和产量都较丰富。

    当年屯溪,除了棉织厂之外,还有两家丝织厂,一是皖南实业公司于1942年5月在黎阳开办的丝织厂,织制各种绸缎,如天都纺、自由纺、胜利绸等,并于屯溪镇海桥下首安徽地方银行壁设分销处,经营销售业务;二是尤溪丝织厂,开办于1941年,是客籍无锡人来屯溪经营的,厂房是借用一处大花厅,设缫丝、拣茧、拍丝等5个车间,全厂有工人100余人。

 

二、日用化工

    抗日时期,外地销往屯溪的“固本”、“西湖”、“船牌”民用肥皂,因受战事影响,厂家生产不正常,外销数额减少,加之战时交通艰难,以致屯溪市场上肥皂脱销,不少人家只得用山上采摘的皂荚果(一种落叶乔木的荚果,又称皂角或翡珠)来洗衣服。是时,在上海任化工技术员的程恩光逃难回兖山渠家中,见此情景,即试用桐油、石灰等为主要原料配制的皂胶,获得成功,其配制的皂胶颜色黄亮透明,去污力强,受到用户的喜爱。后来,程恩光将皂胶的配比方法授程隆甫继续生产,市人见此有利可为,而且原料就地可取,故仿者甚多,质地下降,销量日落。这时,浙江人余义宏、邓国英,将在江西河口镇开设的肥皂厂迁来屯溪,在青年路开办“真诚”化工厂,先后生产“必富”“鸿运”“同心”“CCK”(洗洗看)等多种牌号的肥皂,质量尚可,在市场上才有竞争力,销势好。

    与之同时,屯溪还有“时新”“启源”等数家肥皂厂。

    以上这些肥皂厂,都在屯溪招收难民和失业者进行生产,工人酬金虽微薄,但大多能吃苦。厂内设备一般较简陋,而“真诚”“启源”等厂也不乏聊能称好的机件。如蒸气锤、钢板煮皂锅,冷凝功能好的小冷箱,至冷压机和框工冷板车,更是为人所称道。

    抗日期间,屯溪还有座火柴制造厂,厂址设在湖边村程家大屋内,经理杨树声是杭州人。因杨经理易地办厂,新来甫到,为了便于经营,挂靠皖南实业公司,故也被称为皖南实业公司火柴制造厂。

    火柴厂有职工40余人,除随经理来的10名技工外,余者均从当地招工。生产过程是半机械半手工,有盘锯、搅油、摇梗等机器,生产“黄山”“航空”“工字”等牌号火柴,其中“工字”牌是红杆黄头火柴。全厂日产小包装火柴万余盒,由于质量好,销势甚畅,浙东、江西及皖南各地商客纷纷来屯溪订货,往往是供不应求。

三、造纸

    屯溪及周围地区有着丰富的造纸原料。皖南实业公司于1941年秋在高枧开办造纸厂,其生产工场分布于沿河的闵口、孙打渔等地。创办人汪巩,投入资金20万元。生产程序是:将收购的稻草、麦杆等舂捣,加石灰沤泡,然后将冲洗除去杂物的茎浆放入水槽,用筛帘就水均匀地推起纸浆,经过晾晒或贴在夹壁炉的墙上烘干即成纸。由于生产过程中,除捞纸浆等技术活外,余下的工种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所以用工要求低,一般难民均可胜任。

    1943年,李长春等合股建华造纸厂在黄口村开办。此外,“工合”尤溪造纸合作社等都在屯溪相继开办,这些造纸厂大者设8座浆槽,小者设2槽。生产各类报纸、书写纸的及卫生纸等。

四、卷烟

    屯溪人向来习惯抽旱烟丝。随着大量客籍人员来到屯溪,香烟的消费渐渐多起来,如是卷烟厂在屯溪出现了。

    当年,屯溪的香烟分手工卷烟和机器卷烟两种,若将卷烟点称之为厂,其数字确实不少,内中以大华、中美两家卷烟厂为大。

    大华卷烟厂设在闵口上村,是一查姓外地人来开办的,雇有20余名工人,厂内有切烟丝机和卷烟机各一台,工人轮班上机子生产,多数工人则是撕扯烟叶,剔除茎杆。这个厂生产的“金钢钻”牌香烟销势很好。

    中美卷烟厂是从武汉来的刘耀堂私人开设的,厂址在华山岭下2号,规模和设备都与大华卷烟厂差不多。日产香烟300来条,牌号有“666”“新金山”“百乐门”等。由于岭下贴近市区,每天早晨小商贩就在厂门外排队,等候批发香烟。

五、机械铁工

    1939年,路易·艾黎来屯溪考察后,为了推动新四军所在地的“工合”运动,多方牵线搭桥,动员江、浙地区机铁工厂迁到屯溪,帮助新四军修造枪械。这样,在“工合”机铁合作社建立的同时,带动了一些私营机铁工厂在屯溪开办。

 

1940年,浙江人陈宝树在屯溪创办民营协兴机器修理厂。接着,协通翻砂厂、九龄电焊厂、复大钢铁厂、公大汽车修理厂、达利修理厂也先后在屯溪开业。1942年,“工合”组织又将浙江小顺铁工厂迁来屯溪,开办“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屯溪合作机器厂”,厂址设在扬子炕东边。理事主席徐忠良,经理郭克,厂内人员时有进出,但最少也有40—50人。工人的技术水平高,能够制造手枪、小炮、生产榨油机、摇面机以及修理各种军用机械。同年,浙江人马英才、许浩东来屯溪合办“镕瑞”机器厂,全厂有各类技工和普工百余人。厂内备有车床、钻床、发动机等,生产农机具,汽车配件及印刷机等。根据1945年有关资料统计,屯溪机铁业(不包括铁匠铺)共有16家之多。

六、其他

当年,屯溪还有制革厂:加工烤底皮、夹底皮、各色面皮。制作皮带、皮鞋、皮枪壳、皮包等皮件;印刷厂:屯溪先后有十余家初具规模的印刷厂,一般都有四开机、三号机、铜模,有的还有铸字炉;制牙刷厂:屯溪有中华合记牙刷厂、光华牙刷厂、公和牙刷厂等,利用猪鬃、牛骨穿制牙刷。至于缝纫、制鞋等合作社则更多,制作麻鞋、布鞋,缝制子弹袋,帆布担架等。

从以上各类工厂的开办,可以看出在民族危难之际,聚集在屯溪的难民及屯溪人民,解困自救活动之一斑。虽然,这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与反映,但在屯溪地方工业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值得我们回顾和研究。

  

徽州第一条公路——屯休公路

宁而蕃

    屯溪,原属于徽州休宁县所辖(解放后屯溪独立成市)。地处新安江上游,徽州土特产转往外地,都是从屯溪由新安江水道转运出口。由于屯溪处于群山之中,交通闭塞。通往邻省浙江、江西主要靠水运,通往皖北则是崎岖道路很不方便。

    民国初年,江浙各省商埠纷纷建筑公路,利用现代化的汽车运输,数百里之遥,一日可达,徽州旅沪杭的同乡,感到徽州的交通如不发展,不但影响商业的繁荣,而且也妨碍文化教育事业。1925年,徽州旅沪旅杭同乡,分别召集同乡会议,要求安徽省府在徽州建筑到浙江毗邻顺溪的公路。此时浙江省已经从杭州建筑到昌化段公路。当时安徽省当局认为,徽州旅沪杭同乡的建筑徽州公路的建议,是有其重要性的。但是安徽省建设厅派人到歙县勘察后,认为昱岭关及山阳坑一带,山峦起伏,工程艰巨。而当时国库空虚,暂时无力开辟。后经旅外同乡再三请求,批准兴建屯——休公路,由皖南省建设厅拨款动工。

    屯休公路兴建于1926年批准后,聘请休宁知名人士金慰农先生担任负责人,程管候先生为秘书。公路指挥部设在新潭朱家庄。此路全部工程,大约花了两年多时间,全程只有十八公里,于1929年3月5日正式通车。

在通车的那一天,作者应金慰农和程管候的邀请,参加通车典礼,拍了很多照片,经历五十六年,现尚幸存二张,一张是旅客登车,一张是行车实况。

从屯溪始发,中途有新潭、梅林、海宁、万安四个小站。由于当时拨款不多,工程质量要求不高,加上承包人层层克扣,偷工减料,因此工程质量是相当粗糙的。况且时间稍长,经风雨侵袭,公路更为高低不平,行车时颠簸很大。当时客车只有数辆,是从杭州运到屯溪装配的,车身狭窄,只能容纳旅客三十人左右。

由于公路高低不平,汽车质量不好,车子经常抛锚。车子发动不起来时,旅客们就合力推车。引擎能够运转了,旅客们再上车去。当时旅客们编了一首顺口溜:

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发动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屯溪邮电通讯与驿路交通

严济棠

     屯溪,解放以来人口倍增,市场繁荣。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邮电公路和民航交通事业飞速发展。横贯市内的宁赣铁路已全线通车,民航除原有屯合线外,又增辟了屯溪至杭州、上海、厦门的班机。这为屯溪经济的发展腾飞,插上了金色的翅膀。可是屯溪旧时邮电交通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还需要从古驿道与烽火台谈起。

     驿,为旧时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休息的场所,从上驿至下驿所经的道路,故称驿道。古代这种驿道,实为后来的邮路交通的雏型。远在五代(公元207年),天下邮传皆役于民。宋建隆二年,命军人代之。直到改“驿”为“铺”,在明代地方志中,即见记载。不过那时的铺,虽各县建制有所差异,一般是每铺设司一人,铺兵四人,已成为官方邮件的专设机构了。

     具体到屯溪来说,明代弘治以前就有朱塘铺、高枧铺和隔铺的设立,占休宁县设铺十五处的五分之一。这条驿路,东联歙县,西接婺源,以后便逐渐成为贯穿屯溪,往来浙赣之间的阳关大道。所以过去屯溪通往浙赣的路线是以当时的八家栈为中心,西路是:上过屯溪桥(渡)经高枧、隔山、出雁塘,过江湾到婺源;东路是:从现在华山脚下的自来水厂沿河至新潭,经东关到岩寺的。过去在这条交通要道上的往来商旅,主要靠肩挑驮运和骡马车轿。因此,沿途一些街坊与集镇的马铺、轿行之设,基本是上下相连的。

     水路,由于南源北港的率水、横江交汇于此,直下钱塘。所以明清以来,商业的往来,全靠这条航道通往沪杭和国外。

    然而这条航道由于“滩迥路折,节节险阻”,使得舟行往返,每每逾月,实为商旅所苦。因此,远在1929年以前,始有兴建昌屯、芜屯两条公路之议。

    昌屯(原称杭徽)、芜屯、屯青三条公路先后修成,是在民国二十二至二十四年之间。其中杭徽路,是由当时的资本家程君瑞花了十五万元的法币,同当时浙江省建设厅长程振钧以立“昱歙公司”之名,行官商之实而建的。据说在杭徽公路全线通车典礼时,行驶在这条公路上的第一辆汽车,是只有三个座位钢丝轮胎的舶来品。

    当时这些公路路面宽为六米,不仅高低悬殊,而且又坎坷不平。多数涵洞桥梁,均为临时木架,很不安全。车辆行过,晴天是沙尘滚滚;雨天是泥浆飞溅。然而这条公路在修建时间上,竟长达十年之久。明为“官民合办,分段兴工”;实为“民办官营,包干于民”。在这漫长的修建过程中,沿途百姓的劳役苦累,负担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屯溪只有十多部汽车,营运里程只一百二十公里,而公路失修,车辆破烂,正如当时民谣所说:“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发动六七次,八九十人推”。解放后,屯溪公路的交通建设,就是从整个徽州地区所接收的七辆商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通经屯溪的皖赣铁路,于1981年10月1日已通车到屯溪。而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也是曲折艰难的。远在清末,这就是一条商办铁路。1941年清宣统三年,督办大臣盛宣怀为这条铁路建设而曾准备向英国借款,而盛宣怀是近代的买办官僚,秀才出身,早年入李鸿章幕僚。曾任邮传部尚书和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常以“铁路国有”名义,将自己归商办的一些干线路权以为外债抵押。为此,激起了铁路风潮。有人曾撰过这样一幅对子:

头可断,血可流,一息尚存,

总要挺身争铁路;

目未螟,心未死,三寸不烂,

岂容缄口学金人。

    以示对清廷的抗议。然而,盛宣怀对此并不死心,正当他插手这条皖赣铁路进行这种丧权辱国买卖勾当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盛宣怀因此被撤职而流亡日本,这才使得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民国成立,始重新修筑这条铁路,正在铺轨之时,又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入侵而遭到严重的破坏直至停工。

    解放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广大工人的努力,这条铁路,才得到真正的复苏。

    屯溪,通讯事业的开始与发展,自然也是较古的。旧时除了官用的驿路邮传以外,还有军用的烽火台。这种专为边区报警,传递军情信息的烽火台,在旧时的屯溪,就建有四处之多。这就是枧中的凤霞,三门呈的门口店,黎阳的小桥头和长干的许家墙,即人们沿用汉时旧称呼之为“烟墩”的便是。其中黎阳小桥头的一座,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拆去的。不过,当地人们对这座古建筑还没有认识以前,都以三官殿、三姑殿或三观殿称之。但有人说它是个牌桩,是为破坏黎阳属于牌形这块风水地而建筑的。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在“烟墩”失去军用通讯的历史效用以后,人们改“台”为“殿”和一些穿凿附会之说罢了,还有人认为明代因朱升“高筑墙”的军事战略思想影响,于是对这种军事设施,较为重视。这从明制烽火台“举火加放炮”以示敌数多寡的规定可为旁证。由此推想,屯溪这些台的建立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官用、官用的邮传通讯事业的开拓既是如此,那末民用的情况在屯溪又如何呢?我们知道,屯溪地处新安江上游,上及婺黟,下通沪杭。同时杭州又与直通南北的运河相接,在这样一个广泛的水路交通范围内,过去屯溪人们的通讯,主要是靠往来这条水上的商旅“书客”来传递的。而这种通信方式,约在明万历以前,就已形成。

    清末民初,屯溪的通讯的事业,始具规模,并有邮政电报局的设立。解放初期屯溪上街的邮电局,便是民国十八年新建的,建筑面积不过百十来个平方米。抗日战争时期,屯溪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驻地,所以军用电讯机构,多集中屯溪后街的老虎寨。由于当时的通讯工具落后,民国初年,仍在更改满清政府遗留的“小龙”邮票使用,所以人产们把发电报叫“打电报”,通电话叫“摇电话”,购邮票叫“买龙头”的。这种称谓差不多一直延续到解放。那时,从屯溪通往五城、溪口的邮路,所有信件包裹,仍是邮差步行肩挑在这条邮路上往来传递。所以从沪杭发来的信件,经屯溪分检送到效区山乡,一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收到。如遇天阴雨雪,或是公路被阻,收信时间,即更是难以预期。虽然,那时邮政当局对于这种步行肩挑的“邮政担”,订有“登舟即渡”的规定,人们对于急投的信件上也有插上鸡毛或是烧了信角以示加快的标识,但都未能改变这种投递的缓慢状况。

      今天的邮电部门业务之广,人员之多,设备之新,传递之快,与四十年前相比,就不能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