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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史系列丛书•黄山卷(之三)

发布日期:2012-07-02    发稿人:区政协文史委   阅读:次   字体:[] [] []

 

屯溪篇资料清样

 

 

银行

民国屯溪银行业述略

戴笃行

 

一、银行与钱庄的“争夺战”

    清代雍、乾以来,休宁、歙县、婺源(当时属于徽州)的茶叶、白梢、桐油、香菇等土特产均集中在屯溪加工、扎排、包装后运至沪、杭出售,客商将货脱手后,所得大宗现银携带风险大,一般是当地钱庄兑换银票,然后到屯溪与外埠钱庄有业务往来的钱庄兑取现银;屯溪客商到下江采办京广洋货及煤油盐等,也是将现银在本地钱庄换成银票,再到采货商埠钱庄兑现办货,当时屯溪钱庄每年的汇率和贴水收入非常丰厚,这一经济渠道,民国初年为浙江中国银行获息,遂派专员到徽州调查金融情况,发现屯溪诺大的商埠竟无银行设置,吸收存款、放贷,汇兑都是由钱庄经营。这项专项调查引起浙江中国银行经理极大兴趣,决定开展研究。

    当年屯溪钱庄有厚裕、万康、太康、致祥、益和等10家,清一色是黟县老板,可见当日黟商财力之雄厚,其中厚裕钱庄老板吴大寿及其父最善于金融调度和人事管理,吸收存款利率高,汇兑银两信誉好,在江、浙重要商埠都派出长驻跑街和账房,招揽业务和兑付银票,单此一项每年盈利都有万两白银(银元)。浙江中国银行研究后,决定在屯溪设中国银行分理处(以前,皖省曾在屯溪设立中国银行汇兑所,因管理不善,曾停设。)一边呈文浙省财政厅与皖省财政厅商谈,一边派员赴屯溪筹设银行。

    屯溪各钱庄老板获得以上消息,非常着急,一面联络士绅写报告给休宁县政府,陈述“肥水不外流”缘由,一面串连各大店户拒绝转让店面给开银行,尚“头寸”困难,钱庄宁愿联合借款给该店应急。

    浙、皖两省财政厅几经磋商觉得“利益均等”,于是皖省财政厅同意浙行派员在黎阳租厅屋一幢,成立中国银行屯溪办事处。该行临时负责人即分批在紫云馆宴请休宁县政府官员、屯溪士绅、殷实茶商及大店铺老板籍以扩大业务宣传,于是民国五年,古老的屯溪有了第一家现代的金融机构。

    人往高、水往低,既然中国银行瞧得起自己,况且存款利息又比钱庄略好,银两汇兑绝无风险,经营缺少资金,又可优惠办抵押贷款(以栈房存款、或不动产屋契),二年后几家资金较少钱庄,已很难吸收到存款,“头寸”调度也捉襟见肘,业务每况愈下,第三年就有五家钱庄亏损倒闭,于是黟县帮垄断屯溪金融局面给打破了。

    民国十八年朱老五火烧老街,中国银行因在黎阳,不但没损失,还乘机买下老街中心地段瓦砾场500余平方米,到杭州雇来技术工匠,建筑钢筋水泥金库及银行新式营业厅(即现在老街保险公司房子),民国二十三年将黎阳行址迁到老街开张营业,升格为支行,信誉愈益坚挺,连休、歙的殷实富户都先后来屯行存款,其时仅存的厚裕、致祥两爿钱庄也业务惨淡,所幸底子厚,只得裁员减人勉为支撑场面。唯我独尊的中国银行一跃为徽州金融大享,第二任经理杨臬更自高自大,刚愎自用,在业务往来中显露出“财神爷”架势,与地方上层人士交往也是不理不睬。“谦受益,满招损”哲理倒还真灵验,一件“大小票”案竟闹得纷纷扬扬,使杨臬丢官判刑。

    1943年前后,市面上大额钞票充斥,卖买找零和人民生活极不方便,怨声载道。中国银行开始办理“门市兑换”和机关团体“申请书”兑换小票业务,借以缓和小票供应紧张局面。无奈粥少僧多,其中由于经办人在后门兑小票时得罪了一位当权的官太太和一个老官僚,他们便向“皖赣监察使”杨亮功面诉,有的说杨臬纵容行员贴水换小票以营私,一些倒闭钱庄的遗老遗少们也纷纷推波助澜,杨亮功感到职责攸关,即直电重庆监察院弹劾,舆论界又大加传播,牵动行政院、中国银行管理处、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层层关注,在“大小票”案陷于四面楚歌声时,浙江中国银行经理金润泉深感到辖行职责重大,不管案情如何发展,先争取主动为上,立即行文屯溪各有关机关,令中国银行经理杨臬着即停职,听侯查审,另调温州中国银行经理施培清接任(此人为警察局长改行)。施到屯履职后一变杨臬作风,长袖善舞,拜客拉关系,即对店家老板往来也是言谈含笑,故施的经理职务一直到屯溪解放。而杨臬一案在地方法院检察官提起公诉的多次审讯后,则以“……既然查无实据,亦难辞失察之咎……”判处徒刊两年,缓刑两年结案。

二、安徽地方银行应运而生

    安徽地方银行首任行长程振基在屯溪的故居是李洪巷9号,当年他有七个女儿,众称“七仙女”,1937年程举家迁到屯溪时近50岁,1940年因患舌癌病逝。

    我家与程是近邻,家父戴子让是茶业界闻人,与程由点头之交而逐渐熟悉。不久程振基兼任茶叶管理处处长后,有些事尚须向家父请问和了解,在交谈中也常提及地方银行内情,故此对安徽地方银行(以下简称“皖行”)筹办和主要经营项目亦略知一二。

    抗战前,华东的苏、浙、赣、鲁各省都先后创设了地方性质的省银行,唯独安徽经济拮据,基金一直无法筹措,“四大家族”也根本不会给于支持,拖至1935年却不料竟“时来运转”了。这时国民家中央政府发行法币替代银元流通,明令通告银元收归国有——以法币1比1收回银元。市面上的法币虽勉强流通了,但民间殷实富户对法币信心不大,多不愿以所藏的“大头”、“小头”、“龙祥”去兑成纸票,中央虽三令五申催收银元,但收获甚微,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明知靠中、交、农四大行来囊括全国民间贮藏的银元是势单力簿的,必须依靠各省地方银行的“毛细管”作用,才能使巨额银元收为“国有”。

    当时安徽经济界有识之士杨绵仲、程振基、楚湘汇立即向省主席刘镇华提出适时向财政部提出筹办“安徽地方银行”报告。竟不出所料的得到批准,基金方面还得到中央银行少量支持,言明在银元回收的贴率中逐步扣还。经过几个月紧张筹备,1936年春,安徽地方银行总行终于在芜湖挂牌成立了,章乃器任董事长、程振基任行长、楚湘汇为副厅长,在安庆、蚌埠、屯溪成立分行,各县成立皖行办事处。第二年抗战开始,京、沪、杭沦陷,程振基决定将总行南迁屯溪,以辅助发展皖南家乡经济(程为徽州婺源人)。不久,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命程振基筹建茶叶管理处并兼该处主任,负责战时徽州茶叶的产销,解决茶农、茶工、茶商濒临绝境困难。因此,该项工作是屯溪皖行的一项首要任务。

1、举办茶叶贷款:

    为了皖行筹措巨额茶叶贷款,程振基不辞辛苦地辗转到大后方,与中央贸易委员会商谈茶叶贷款,谈判成功回屯后,马上在民国二十七年春,对原的茶号进行登记,核对有厂房、有加工外销茶工具设备、有收购毛茶来源茶号自报制造外销箱茶数目,然后预贷给每箱茶百分之五十现款加工外销茶,因此每家茶号领得法币3000至10000元不等,当年有90家茶号领得贷款,这笔近40万元现钞流入徽州市场和农村,对地方经济活跃和茶叶市场的复兴起了积极推进作用,因为抗战初期物价还稳定,5元可买米10斗(150斤)、普通毛茶20元一担(100斤)、猪肉1元可买5斤、金鼠牌香烟5分一盒(15个铜元),故此,当年举办茶叶贷款对于生活贫困的茶叶工人、茶农来讲是能稍解燃眉之急的。

    茶号将外销箱茶制成后,由茶叶管理处过磅、评样、评议等手续办毕,再由皖行付给20%贷款,然后由皖行运输队将箱茶运至未沦陷的温州集中装箱,转赴香港出售给富华公司后,再与各茶号结帐,找付尚余款项,每家茶号都有盈利、。但好景不长,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及东南亚,徽州茶业却一蹶不振了。

2、发行角票及一元券:

    由于皖行董事长章乃器名望和行长程振基开拓战时实业经济信誉,获得中央财政部批准皖行印制一元券及角票、分票发行权。当年安徽地方银行的红色壹元券上印有章乃器、程振基签名,典故即由此而来。

3、收兑银元

    皖行自1936年在屯溪开业后,主要任务就是督促各县银行办事处收兑民间银元作为考勤,抗战开始仍然继续加紧收兑。同时安徽省政府又规定各县收回硬币数量多少,作为县长升降的主要政绩,这一着棋相当厉害,县长如法仿效去逼乡长,乡长再串通“地脚鬼”四出探听,民间的殷实富户和工商业者所藏银元被逼得一批又一批去兑换成纸钞(即法币),倘遇到较有地位乡绅不就范时,乡里往县里一报,县长亲临“拜访”,识相的“土老”此时就得窑藏尽了,不然给加个“帽子”,丢了“大头”还苦了老头——坐牢,因此逼得民怨四起。当时皖南22个县,以每县平均收兑银元4万块计算,即有近百万硬币给“四大家族”搜刮去了。

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当年“小上海”的老街计有380多爿商店,其中银行却占有11家,等于35家商店之间就有一家银行,其密度比例是很罕见的。由此可见其金融业在“小上海”的竞争真得要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都要耍得精,否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那就要无立之地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屯溪银行群既有国民党中央号称的“四大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俱全外,还有本省的安徽地方银行、邻省的江西裕民银行及隶属于大后方的四川和成银外。另外,还有从沦陷区流亡到屯溪的江苏农民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及民族资本合股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个人独资经营的源源长银行。其中的“中央银行”被称为“银行中之银行”因为它不仅对各银行有监督和控制权,还有其他银行所无的“挂牌收购黄金权”。

    1945年8月抗日胜利,中央银行急急收拾行装赶到江、浙去接收敌伪资产了,接着江苏农民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也带着班底赶回老家去重建新业了。半年间,机关单位走掉了二三百,人口分流了十几万,金融业务萧条中,裕民银行及和成银行各撤回本省去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源源长银行也打起铺盖各谋出路去了。老街只剩下二十年代创办的中国银行、三十年代开业的安徽地方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一直维持到屯溪解放。

附抗日战争期间屯溪各银行一览表(见后)

 

 

行名

前、后行长(经理)

在屯溪期间

当年行址

备注

中国银行

陈春风、杨臬

施培清

1916—1949

老街149号

 

中国农民银行

孙策芳

1937—1949

老街126号

 

交通银行

周启民、欧阳畏天

1943—1948

老街(缺门牌)

该屋解放后为屯溪税务局

中央银行

王以叙

1943—1945

梧岗巷(屋已拆)

该屋解放后为屯溪市政府

安徽地方银行

程振基、关棠、

郭子清

1936—1949

老街17号

原屋已拆

浙江地方银行

汪福星

1940—1945

老街(缺门牌)

现“华联”店址

江苏农民银行

童致桢

1939—1945

上马路(缺门牌)

现上马路19号对面

江西裕民银行

熊家骝

1940—1945

老街104号

 

和成银行

陈文莫

1941—1945

横街路8号

原屋已拆建

上海商业银行

程光甫

1940—1945

老街163号

全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源源长银行

王某某

1940—1945

老街33号

原屋已拆建

 

解放前屯溪货物税情况简述

汪羊

一、屯溪货物税的沿革

     具体到货物税,它的前身是烟酒税和统税。货物税是归财政部税务署辖属的一个税务方面。从该署到基层搞货物税工作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山西帮(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就是山西人)、浙江帮、江浙帮,他们都是极有经验,世故很深的税手。抗日战争发生后,屯溪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中心。1942年财政部安徽区税务局在屯溪南郊兖山渠小村设立,(因防空关系在此)下属休宁税务分局(兼直接征收货物税业务)也设立在屯溪河街(现屯溪水上运输办事处)。区局局长恽宝懿,江苏武进人,分局局长丁徵之,浙江湖州人,他们二人是亲家。休宁税务局等于一个专区局,先后在歙县、祁门、绩溪、休宁、旌德、太平、石台、宁国、黟县、婺源等十个县的县(区)设办公处。各处设主任一人,税务员、练习税务员、事务员、雇员等人员五、六人至二十人。县务处以下又设分处和派驻人员一到三人不等。此外又按税源、重点单位专设驻场、驻厂税务员,到处张罗布网。区局是个税务行政管理机关,局长、副局长皆由财政部派任,区局的人事权限,只能管区局本身的五、六十人。而分局长亦由财政部派任。分局内部员工五、六十人,还有县属人员,统由分局长任免,实力很大。1943年安徽区税务局改称皖南税务管理局,随着日寇侵占使税区缩小,不久改称皖南税务管理局兼办苏南税务,约一年后又改为闽浙区税务管理局,(该局设在福建),相应休宁税务分局亦因之改隶。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沦陷区收复,又新成立安徽区货物税管理局长,任命恽宝懿为局长,该局设在芜湖。屯溪货物税分局长丁徵之调往区局任主任秘书兼业务科长。所遗分局局长一职,由财政部派周志坚(湖南长沙人、高考人员、部视察)接任。于是各级人事都渐次调动。“一番大水一番鱼”,旧官场总是如此。1947年货物税区、分局大调动,恽宝懿调任浙江区货物税管理局局长,安徽区货物局长改调张泽尧,屯溪分局周志坚改调湖南衡阳分局,继任的是张北泽(江西南昌人)。“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便随同恽宝懿调到浙江区局去了。1948年4月间直(接)货(物)两税合并,屯溪成立国税稽征局,局长是郁艾荪(浙江杭州人)。1949年2月郁艾荪看到全国解放形势发展很快提出辞职,由财政部派顾承善调长屯局。1946年4月30日屯溪解放,由皖南人民行政公署派陈广居(河北人、皖南人民行署财务科长)来接任,成立皖南区税务局,随即接收了屯溪地方税收部门,结束旧的税务结构,开始了新的人民税收。

二、屯溪辖区的税源货物

    货物税的对象是(应税)货物,屯溪范围的税收以烟(黄烟叶)酒(土黄酒、土烧酒)为主要税源。屯溪和休宁一带的烟丝店有十余家。烟丝店的税收按每捆烟叶(五十斤、一百斤)查定产量。酒坊有四、五十家(包括县区)查定产量按每只酿缸计算。超出查定捆、缸,即按章受封受处。当然少不了有匿报产量,就看外勤查验税务人员执行得如何了。

    统税方面有棉纱布匹。屯溪没有纱、布纺织企业,市场纱布商全靠流动商贩和座商号从铜陵、郎溪、河沥溪、场口等地走私进口,进行补税。还有茶叶除中国茶叶公司由国家包纳外,其他茶商、茶贩的茶叶则是自报纳税,另则是查获补税。糖类多是土红糖、土黄糖,由江西税运过来,但有很多是偷税、漏税的。

    1942年财政部增辟税源,开征竹木、皮毛、陶瓷、纸箔等八项新货物税。屯溪的木材商很多,必须货(木排、竹排水运)到报税,在屯溪闵口设有驻场(点)员拦征以外,屯溪局派外勤人员时常往木行和沿江查缉。皮毛在屯溪范围只有四、五家小皮作坊,皮鞋商店都是小业主自产自销,进皮为数有限。纸张多是征收从婺源肩挑担运来的土产表芯纸、迷信用纸,税收不大。锡箔(迷信品),这项税收是很大的。经营锡、箔厂商,全是浙江绍兴流入的,在屯溪阳湖、隆阜黎阳郊区大小有十多家,资本比较厚实。为了易于控制,都派有驻厂员一至三人负责税务。驻厂人员多为浙江人,可以说是亲信或关系户。

    矿产税,本区没有矿源矿厂。但也征收一些矿产税。如旧铜锡器经熔化成块饼后,即按章交纳矿产税。锡箔厂收进这种锡块要完一道税,制成口——锡箔,又须交一道税。诸如此类和其它方面的“二道税”是不乏其例的。

    机制卷烟税,屯溪有三家卷烟厂:刘耀堂(湖北人)在屯溪岭下开设“六六牌”卷烟厂;查富滋(芜湖人)在屯溪闵口开设“金钢钻牌”卷烟厂;屯溪大生煤油公司经理方梦樵(歙县人)开设“黑姑娘、白姑娘牌”卷烟厂。这些卷烟在当时是敞销一时,税收可观。

    木机手工卷烟散户有一、二十家,他们原来都是外地来屯的难民,零星生产的,但在抗战期间,外地香烟没有进口,这些手工卷烟多为广大群众所爱。其中以许铭新(芜湖人)经营的“贰零”牌香烟最吃香,发展为独家的木机卷烟厂。虽然没有三家机制卷烟,但“贰零”烟仍可以站得住脚。除散户外,上述四家烟厂都派有驻厂员。属于我这个新税课股经管。与此同时,省皖南实业公司在屯溪率口开设火柴厂,经理杨博文。这是官商企业,照例也派一个驻厂员,但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极大多数的各种企业都纷纷回迁,代之而来的沪杭商品、美国倾销货品充斥屯溪,又是一番市场,但他还留下有基础的厂商,税源税收都活跃了,因此,所有税务机关又都恢复。

三、货物税的税收和税率

    税收和税率有着不同的对待。当时税收最高的课以百分之百的税率,如烟、酒、迷信用品等,意义在“寓禁于征”。纱、布和生活用品等则多从轻,约百分之十以下。各类税收都有不同的税额和税率表。在计订税额税款上有一个计算公式,即:应纳税款=市场价格〔平均价格×货物数(重)量〕/××%(税率)或权宜地用查定价格计征。怎么讲、怎么算,无非多征多收而已。

四、关于货物稽征和查处

    货物税是对应税货物征税,没有货就没有税,而且应税货物,也仅仅一次性的出厂(坊)税,生产厂商办齐贴花税票、运照手续,即可运达目的地,申报当地货税机关查验登记销售。花票货照不符不全和偷税漏税,则要受到处分,轻即补税,或重新报税,重即将违章货物没收充公还要罚金。但这期间,往往有伸缩性的。

    在稽缉方面,皖南区除宁国设有河沥溪税查验所外,还有安徽省缉私处及其所属查缉所,查到违章货物移送货税分局处理。同时分局和县处本身都有稽查的权力。分局范围内的违章案件,由分局按照部颁货物税违章条例自行询处,制定处分书(宛如法院裁定的一套款式拟订)执行。没收了的货物自行保管,到一定期间,可以招商拍卖。以上情况,则须上报区局备案。

    1946年货物税屯溪分局长周志坚接任以后,稽征分开,凡对违章罚金、充公案件,则改由分局送当地法院审理,局方即按法院裁定处理执行。如1947年间由屯溪纸烟公会报密的几十大箱“天平牌”香烟,无花无照,偷税违章,由分局查缉后,全案移送休宁地方法院受理,结果判定货物全部没收。对没收来的香烟,由分局拍卖并收税。

五、同流合污各有门路

    “无官不贪”,这句话在旧社会是老百姓怨恨的心声。有的穷凶极恶,有的豪夺巧取,明暗不一。在屯溪的中央直接税、货物税、省县地方税机关,莫不如此。

    关于屯溪货物税局贪污敛财、徇私舞弊的手段,各有巧妙不同。⑴分局长一级,如休宁分局长丁徵之在外表上看来,对下属职员约束很严,不准在职人员在税务上贪污舞弊的。他曾经对第二股股长长××父子在茶叶纳税票照上大搞了“大头小尾”的不正行为,一同撤职。对徇私舞弊的阳湖某锡箔厂驻厂员韩家勋、张××一同撤职。对另两个驻厂员费福同、贾紫之也先后撤职,贾紫云则永不复用,还有其他等等。他爱好麻将、扑克。他私下与永茂商行老板叶永茂(温州人)合夥做着茶叶、木材、绵纱、糖类等大生意,又和仁济西药房老板王敏之做着西药生意。凡此种种,场面不多,外人不知,但其收益,也就莫测高深了。屯溪分局局长周志坚,人面不广,关系户不多,手段也不高明。除了有限的下属薄敬外,仅能在雇员员额上打主意,如他派去各县办公处主任的“太太”也算是雇员,其薪给(五十元左右)全部归周本人所有,局长主任直线通气,秘而不宣。我在歙县任货物税办公处主任时,就是这样搞的。后来由于我不能达到他徇私污税的目的,便被调回分局了。继任歙县货物税办公处主任贾生礼(山西人),大刀阔斧,一个月内,把歙县二、三十家酒坊全部报歇,侵吞全部税款。周志坚任职一周年时候,由周的一帮亲信带头庆贺,集资送礼。礼品中有一颗一、二两重的赤金长方私章,合三千斤白米时值,还有其它彩礼现金等等,名为庆贺,实则行贿敛财。⑵局里课室一级头子怎么搞呢?手段各有不同。课长比局长差一点了,能够与局长直接挂钩的大商户对课长以下的就不大卖帐了,但课长也有一定的权责,所以也不能得罪。我们课长一级的也仅在局长、商人的夹缝中寻些方便。如搭烟、酒、箔商买卖一些货品谋利。有一次有个扬姓瓷商主动送方便上门,给我带了一些瓷器,转卖后,我赚了一万多元。其它如会计室、人事室就差劲了。因为他们和商人不发生直接利害关系。⑶课室下面呢?驻厂员却得天独厚,并且搞起名堂来就多了。至于没有人事关系的人和做一般工作的办事人员则是坐冷板凳、捞不到什么钱的。

    总之,旧社会“无官不贪,无权不利”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必然结果。

屯溪纪游  郁达夫

新安江水碧悠悠,

两岸人家散若舟。

几夜屯溪桥下梦,

断肠春色似扬州。

 

 

 

 

·科教文化·

教育司法

程大位·珠算文化及其他

江志伟

 

一个被日本奉为“算神”的徽州人

    日本民间把每年8月8日定为“算盘节”,人们在这一天都要抬着大算盘和被他们尊奉为“算神”者的画像上街游行,集会纪念。这位被日本奉为“算神”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人安徽屯溪的明代著名珠算宗师程大位。

    程大位何许人也?日本人为何将中国程大位尊奉为自己的“算神”?现在中日之间这方面的交往有些什么轶闻?这些问题肯定都是人们所广泛关注和深感兴趣的。

    程大位(1533—1606年),字汝思,号宾渠,安徽屯溪前园村人。我国明代著名的珠算家和数学家。他“幼负颖敏”、“而尤长于算学”。二十岁左右,他离开家乡屯溪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吴楚之地经商游学,“遍访名师”,广采算法。四十岁时返回屯溪著书立说,“覃思于率水之上,余二十年”,终于在1592年写成集各种算理算法之大全的珠算巨著《算法统宗》十七卷,于当年5月在宾渠旅舍出版面世。1598年,他又对《算法统宗》“删其繁杂,揭其要领”,编成《算法纂要》四卷,更使程大位的各声不胫而走,成为一代珠算宗师。

    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是明代末年传到一衣带水的日本国,然后相继传到朝鲜、韩国、东南亚各地乃至欧美等世界各地的这一最早的传媒便是日本人毛利重能,他当时奉丰臣秀吉之命渡海前来中国学算,回国时带走一部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并据此编撰了二卷题为《归除滥觞》的算学教科书。从此,《算法统宗》便成为日本珠算教育的奠基石,程大位也便成为日本民间的“算神”,相沿至今。1627年,日本数学家吉田光由写作《尘劫论》专著时,更明确地在跋文中坦陈该书依据中国程大位之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程大位这位珠算大师的崇敬之情。1980年8月,中国珠算协会代表团首次访日与日本珠算界签订的《关于今后加强双方友好关系的若干意见》,文曰:“盘算在中国诞生以后,于五百年前传到日本,给日本人民的生活、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8月8日,中国代表团还第一次应邀参加了日本的“珠算节”活动。

    关于毛利重能向程大位学算并将《算法统宗》引进日本的轶事是这样的:毛利当时在徽商兴盛的中国江南一带经商,生意往来中经常碰到一些算术难题无力解决,有人向他推荐了程大位,这一天他请人把程大位邀到酒馆里边饮边谈,举出一些数学难题来试探程大位的数学深浅。他知道程大位习惯以歌诀的形式来深入浅出地出题、答题,便也将这些难题编成歌谣体。举杯寒喧过后,毛利抢先吟道:“肆中听得语吟吟,薄酒名醨厚酒醇。好酒一瓶醉三客,薄酒三瓶醉一人。共同饮了一十九,三十三客醉醺醺。试问高明能算士,几多醨酒几多醇?”程大位听罢微微一笑,要过酒家算盘只拨拉了几颗算珠便朗声吟答道:“勿以此题测高明,珠盘声中答案明:醨酒十瓶三十人醉,醇酒三人喝九瓶”。如此神速快答令毛利倒吸了几口冷气,双眼瞪着算盘上那几颗被程大位拨动的算珠凝神不服。

    这时有阵阵纤夫的号子声传进这爿临江酒馆的窗门,毛利扫眼眺去见到新安江上一支徽商运盐抵屯的船队正在逆水上行,毛利眉毛一皱,脱口又是一道难题:“四千三百五十盐,大小船只要齐眉。五百盐装三大只,三百盐装四小船。试问船只多少数?每只船载几引盐?”念罢不无得意地盯着程大位的眼睛。谁知这道难题对于程大位来说似乎更加不在话下,他甚至不用动手去拨弄算珠了,只掐着手指在空间拨拨珠状,就脱口吟道:“大船一十八,装盐三千引;小船一十八,装盐一千三百五十引。”便端起酒杯美美地饮了一大口。毛利一验算,果然正确无误……这样来来回回问答了几个回合之后,毛利终于坐不住了,毕恭毕敬地端起酒杯双手作揖状连声恭维道:“名不虚传!名不虑传!老师在上,请接受我有敬意!”然后冲着程大位深深鞠了几个标准的日本躬。程大位答道:“岂敢!岂敢!毛君若不嫌弃,日后还盼多供难题以作酒菜耳!”

    自此,程大位与毛利喜结师生之缘。程大位当天一回家就把这二道难题记了下来,收进他正在奋力编撰的《算法统宗》卷十三“难题篇”中去。《算法统宗》问世后,适逢毛利奉丰臣秀吉之命再赴中国求算,程大位送了部给毛利,毛利带回了日本,花了好多时间才能把它译成日文出版刊行,开了日本“珠算”之先河。从此,《算法统宗》便成为日本国珠算教育的奠基石,程大位也便成为日本民间奠奉的“算神”。每年8月8日日本“算盘节”期间,人间都要抬着大算盘程大位的巨幅画像游行、集会纪念,一直延续到现在。

    程大位的家乡屯溪所在的黄山市与日本藤井寺市已经缔结为友好城市,双方政府官员(包括珠算界人士)已经成功进行了互访,黄山市带去的赠礼就包括简介程大位故居纪念馆的画册和珍藏的中国算盘。程大位返回故乡写出那部算学巨著的故居已经由中、日双方集资予以修缮,并于1986年定名为程大位故居纪念馆,被安徽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又将程氏后人所建造的清代词堂覃思堂予以修缮成为我国程大位故居珠算资料馆,1995年4月,程大位纪念馆被黄山市委、市政府命名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5年6月,又被安徽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日本珠算史研究会学会长铃木久男先生于1986年9月率团亲临程大位故居参加“纪念程大位逝世38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一进故居大门,就向着中堂案几上的程大位画像毕恭毕敬地鞠躬。现在,程大位故居纪念馆里还珍藏着日本方面赠送的日文版《算法统宗》等资料及日本产各种算盘精品。

一部畅销过300年的徽版奇书

    《算法统宗》,是一部畅销300年的徽版奇书,这个现象本身是一个颇为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命题。

(一)风行宇内的《算法统宗》

    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是1592年5月在他的家乡安徽屯溪“宾渠旅舍”正式刊行面世的,“宾渠”系程大位的号。据史籍记载:打从《算法统宗》出版之后,“用布海内,一时纸价腾贵,坊间市刊竟相翻刻”,其间最为捷足先登者当推王振华的三桂堂了,他几乎是一见到《算法统宗》就着手翻刻工作,第二年就刻成梓行。1598年程大位自己又在《算法统宗》的基础上删繁就简,从十七卷本压缩精编成四卷本,再行出版了《算法统宗》的简缩本《算法纂要》。此后,不但民间翻刻,而且皇宫里也改编翻印;不但有单行本流传 ,而且《古今图书集成》也将其内容辑入。程大位的族孙程世绥是这么状述当时盛况的:《算法统宗》“风行宇内”,“海内握算持筹之士,莫不家藏一编”。若业制举者之于四子书五经义,翕然奉为以宗。当代算史专家在评述这种“从明末到民国约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各地书商纷纷翻刻,计有一百多种版本”不得不惊叹道:“其流通量之大是无与伦比的,流传如此广泛和长久,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是罕见的。”直到现在,全国各地仍然有《算法统宗》出版的消息频传,《算法统宗》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二)《算法统宗》奇在何处?

    《算法统宗》是一部集各种算法算理之大全的珠算巨著,是一部兼有教科书、工具书及实用手册等功能的珠算科普著作。卷一、卷二主要内容是先贤格言、算法提纲、数学名词的解释、度量衡及田亩制、珠算加减法的歌诀等,卷三至卷十二是各种应用题的计算和解法,并附有珠盘图式,卷十三至卷十六为难题汇编,卷十七为杂法。全书收编实用数学算题595题,均有珠算解法及剖析。附论部分以算学源流为题列出了自1084年以来各种数学书目51种。

    《算法统宗》到底奇在何处呢?首先在于它的浓郁的平民意识。书中所列实用算题概以诗、词、歌诀等形式出现,而这些例题的内容又大多取自由民间生活之中如柴、米、油、盐、布匹、田亩之数。这种平民意识倾向使枯涩的数学生动化,使繁琐的计算趣味化,使抽象的数学形象化,使高雅的学术通俗化,这既是《算法统宗》得以畅销的主要原因。

    其次,注重实用。例如:关于农村中最迫切急需的田地丈量计算,书中不仅给出了田地测量计算基本知识,各种不同形状田地的测量方法。一些典型的田地测量计算例题的计算与分析,甚至还绘出了“丈量步车”的装配图等,真正做到了“一书在手万事通”了。

    第三,苛守徽商本色。根据《中国珠算史稿》记载:我国明代中期的各种珠算书均不写明“珠算”二字,而程大位不但在《算法统宗》中大书特书珠算和算盘,所举例题又多为商务应用题,而且特地在《算法统宗》后记中写上“商游吴楚”,公开亮明自己的商人身份,这是十分难能宝贵的。

    第四,《算法统宗》最早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并首次出现了珠算的代数方法解线性联立方程的内容。

    最后,《算法统宗》的历史价值还表现在书中记录下了许多当时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从一个侧面成为我们研究了解那段历史的最好材料。所附《算经源流》是一份中国数学史雏形意义的刻本数学著作目录(特别是其中的36种著作已经散佚),使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可以略知明以前中国数学发展的梗概。

    此外,我们觉得《算法统宗》这个书名的含义也是大有奇妙之处,“算法”二字寓意为“此书实集算学大成”(程世绥序)和“荟诸家之法”(程大位后记),指的是巨著内容上的算学类别及算理算法侧重。而从程大位后记多次涉及到“孙子兵法”与数学的;大位悦孙武子兵家言而感其通于事理也(注:汝思即程大位的字,引自继绥序),“算法”一词是从“兵法”一词衍变而来,这种衍变仿制当然不是程大位先生。因为在他之前已有将“算法”用入书名的先例。“统宗”二字寓意明一代算数之宗(程大位后记)和“综集古今来成书”(程世绥序),指的是巨著内容上的包罗万象和学术渊源上的继续开来。合起来,《算法统宗》指的是这是一部集各种算理之大成的、非常全面的实用珠算著作。

(三)《算法统宗》何以畅销?

    《算法统宗》之所以成为一部畅销书,除了前文已经涉及到的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因素不可忽视。

    第一,明清时期徽商勃兴,商务、教学均需珠算的教本,这就为《算法统宗》提供了畅销市场,又为《算法统宗》这部徽版图书的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供了媒介与通道。

    第二,明清时期徽州入江南地区刻书业蓬勃繁盛,这为《算法统宗》的印制出版及翻刻提供了畅销书出版方面的必要条件。由于印刷需的纸、墨与雕板的良材均为徽州特产,加之邻近杭州等地兴盛的印刷业的影响,使得《算法统宗》一问世便遇上了徽州刻书更为蓬勃的形势。据载:我国现存最早的《水浒全传》、《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和《聊斋志异》通行本均出自明清时期的徽州刻书家之手,徽州程伟元、鲍廷博的名字已经与《红楼梦》、《聊斋志异》的版本研究结下生死不解之缘。

    第三,程大位族孙们矢志不渝的承继知识遗产,倾心倾力于《算法统宗》的翻刻再版事业,也是《算法统宗》得以畅销的重要因素。现在程大位故居纪念馆里的覃思堂就是程大位族孙们为大批量翻刻老祖宗的巨著而于清朝康熙年间专门建造的祠堂式书坊,堂名“覃思”源出程大位后记“归而覃思于率水之上”句中,其缅怀先祖继承再接再励造福人类之意跃然匾上。

    最后,在论及《算法统宗》何以畅销的原因时,我们不能忽略“一人一书”的功劳,这“一人”就是曾任清官编修和左都御史的进士数学家梅彀成,由他修订而成的《增册算法统宗》势必染上清官官方色彩,故随后翻刻者骤增,版本也多依梅版,使这部巨著流传更畅,风行更广;这“一书”就是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由于该书将《算法统宗》全部辑入其“历法典算法部”中,而使“书随书传”家喻户晓。

一项理应载入世界科技史册的伟大发明

    作为一种收效自如、携带轻便的长度度量工具,皮卷尺、钢卷尺等卷尺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然而你可曾想过“卷尺是谁发明的”、“卷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卷尺是怎样发明的”和“最初的卷尺是什么样子的”等一系列严肃而有趣的问题呢?最近,我们在程大位珠算资料馆里得到了准确的答案。

(一)卷尺是程大位发明的

    卷尺发明者是程大位先生(1533—1606),当时他为自己的这一创造物命名为“丈量步车”。现在的问题是:其一,一种“丈量步车”是否就是卷尺的雏形?其二:“丈量步车”是否程大位所创?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能在程大位亲手绘制的“丈量步车”的总体图和零件图,而且有十分详尽的关于丈量步车的原理、配制与制作等诸方面的文字说明。丈量步车的墨匣的外套中间,有一个可以转动的十字架,“曲尺样三折”的转心可以实现十字架的转动。十字架的凹槽内绕着嫩竹竹节平直者,接头处用铜丝扎住制成的篾尺、篾尺上写上尺寸刻度后“用明油油之,虽污泥可洗”。篾尺收放均从外套的“下横木凿一匾眼,后高前低,出篾”的匾眼中进出。不难看出。“丈量步车”的这种结构完全具备了卷尺的基本要素,无论从原理、结构和用途等各方面来衡量,“丈量步车”无疑就是卷尺的雏形。这一点我国一些著名的中国算史专家们在权威的《算法统宗校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已经清楚明确地下了这样的断论:“丈量步车是程氏的创作,相当于今之卷尺”。

    “丈量步车”是否是程大位的发明?我们也可以从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新制丈量步车图”的联语中得到证实。这幅出自程大位之手的自拟对联是“宾渠制就心机巧;隶首传来数学精”,其中:“宾渠”即程大位的字号,“隶首”是黄帝时代“始定算数,成律度量衡”的数学鼻祖。这幅对联不仅肯定了“丈量步车”确系“心机巧”的程大位制就,而在此之前的史籍中,尚未见到类似的记载。

(二)卷尺是明代万历初年发明的

    卷尺的雏形“丈量步车”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经考证,我们认为是明代万历初年(即1578年左右)发明的,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了。其根据如下:

    程大位之所以要发明“丈量步车”,完全是为了适应丈量田地的需要,过去,丈量田地“全凭绳尺以牵量”,耗工多,这是导致程大位创制“丈量步车”的直接动因。

    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内阁首张居正下令全国清丈土地,并将“土地丈量”与“一条鞭法”作为其推行的改革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措施。作为一名生活在农村环境的数学家,程大位不但亲自参加了这一大规模的清丈土地工作,而且为设计制造出“丈量步车”这种携式测量工具的实际清丈土地工作中发挥作用不断完善定型。

(三)卷尺是这样发明的

    社会劳动实践的需求促使程大位巧用心机发明“丈量步车”,绳尺牵量传统测量工具的麻烦和不适促使程大位摒弃古旧工具而另辟蹊径,那么到底卷尺的雏形“丈量步车”的崭新构架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程大位的“丈量步车”结构设计楔机是来自于墨斗。墨斗是古木匠用来打直线的工具,那转轮上的丝线(墨线)牵拉可放,转轮可收。倘若化用墨斗转换原理,而将线线换作篾尺,岂不可以实现篾尺的收放自如了么?而木,正好是古屯溪的地方土产,木雕竹编工艺又是屯溪的传统优势,为此,程大位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造成由外套、十字、篾尺、环和钻脚等部件组成的“丈量步车”。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卷尺是中国明代人著名数学家程大位发明的。后来的卷尺是由他发明的“丈量步车”进化而来的。卷尺的雏形“丈量步车”是明万历初年(1578年左右)为适应清丈土地需要而发明的。

 

清代屯溪四状元别传

徐行之

 

    清代科举考试,进士科共举行112科,其中,每三年一次称为正科,计88次;遇有皇室庆典称为恩科,计24次,每次一甲第一名称为状元。顺治9年和12年搞了两次满汉分榜,出了2名满族状元,共计出状元114人。(三次临时制科,仅分一、二等,不称状元)。

    在114名状元中,徽州籍有18人,其中,休宁13人,歙县5人。原属休宁东乡一带,今属屯溪辖境有4人。有关休宁县状元,可参阅新版《休宁县志》卷二十四的记载。必须说明的是:县志中少了一名道光13年癸已科状元汪呜相,祖籍休宁,先世迁居江西彭泽县黄龙版,这位状元虽在彭泽蔚为世族,仍不忘祖籍在休宁的列祖列宗,编有《新安汪氏宗祠通谱》四卷。县志失记的原因,据笔者考析,清代最后一次编篡《休宁县志》成书于道光3年,汪鸣相中魁在道光13年,在编新版《休宁县志》时,自然无旧志可循。

    “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的流动性在全国是罕见的,美国学者基恩·海泽顿写过一篇题为《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的流动性》一文中说过:“宋至清初歙、休两县978个进士中,有304个落籍他省、县”。(载《安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一期)清代休宁13名状元中,就有11名流动在外省、县,今属屯溪辖地的4名状元,也都是由寄籍地以举人资格中魁。譬如:屯溪闵口下毕人毕源,寄籍江苏镇洋县,《清史稿》记载其籍贯为“江南镇洋人”。但在清人笔记著作以及现代地方志史研究者,如严济棠、方利山、严良骏诸先生在文章中往往按祖籍,说他是“屯溪闵口人”。《辞海》“籍贯”一词的铨释,本来就是指“一人的出生或祖居地”。然而偏有人以《清史稿》为根据,不许将“祖贯”说成“籍贯”,由此,“十七在天下”的徽州人,不是徽州人,屯溪的四名状元,也不能说他们是屯溪人。如此,岂不遏杀了地方志史的研究?

    清人笔记著作中,也有一些屯溪四状元的记载,其中包括他们的迁徒、中魁、性格、风度等生动活泼的内容,可以弥补受体例限制之正传的不足。其写作多为纪实,并非虚构,(间有讹误,亦在所难免)。从中亦可考察、探索徽州地域性的特征,如徽州人的特性、流动性、贾而好儒、科场取胜的某种因素。为此,笔者仅摘取其中一些内容,汇总整理成篇,名为“别传”,供有志于地方志史爱好者的参考,古为今用,使历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也是旅游城的一大人文景观。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壮元汪应铨

 

    汪应铨(1685?—1745?)字杜林。休宁梅林人(今属屯溪区)祖父时迁江苏常熟。梅林地处新安江上源,横江之滨,距今屯溪中心区不过十华里,村民多汪姓,明末清初战乱频仍,连年荒旱,斗米价高至六钱。应铨的祖父,携家属外迁,辗转至江苏常熟,遂入常熟籍。与此同时,还有一位休宁西门人,名叫汪绎,其父也是由祖居地休宁迁至常熟,成为康熙39年庚辰科常熟籍状元,清代常熟共出6名状元,其中就有2人祖籍在休宁,而且性格也很相近。

    应铨的父亲不但是个读书人,而且学问渊博,著作颇丰,应铨幼时就跟着父亲读了不少书,所以入私塾读书时,塾师没有授过的课,他都能背,人称其“幼时英敏”。启蒙教育已不能满足他的求学欲望。稍长时,就跟着当时名儒陈董策、曾倬游学四方。

    康熙57年戊戌科殿试,应铨被钦点第一甲第一名,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六品)。康熙帝很欣赏应铨的文才,不久就被选拔入直南书房行走。南书房在乾清宫内,是康熙帝读书处,在未设军机处之前(雍正十年始设军机处)这时也是发布重要政令的地方。“行走”就是满语当差的意思,地位高的大臣,就称“大臣上行走”。这个差事,就是秉承皇帝意旨,参予政务,起草诏书。康熙帝虽是满族人,但酷好汉族文学,翰林官俗称“词臣”,还得备皇帝的文学方面的咨询。康熙帝还是一位精励图治的君主,应铨将其父所著《续经世说》等书进呈御览,很得康熙帝的赞赏,不久,(康熙60年)就将应铨转为詹事府赞善,赞善虽与修撰同属六品,但这是一个备升迁的阶梯,经过大考(亦称詹翰考),如成绩一等(分为四等)就能予以特别提拔。同年,又被选为会试同考官房首。本来升迁是指日可待的,可是由于他性格刚直,敢于直言,得罪了当权者,只当了三年多闲职京官,就被免职回乡。当权者是谁?记载中没有说,若非来头很大的人是扳不倒这位“天子门生”的。《清诗别裁集》关于作者汪应铨的简介中说“殿撰才华发露,与时龃龉”。说的就是这件事。

    应铨对罢官一事毫不在意,他生性淡泊仕途,钟性山水,率性乘此机会到湖楚、南京一带旅游去了。《清诗别裁集》有一篇他写的《题读书楼》长诗,前段说:“人生何谓富,山水绕吾庐。人生何谓贵,闭户读我书。君构读书楼,楼与山水俱。藏书数千卷,任君畋且渔。山水契动静,读书友轩虞。眺望连远近,梦寐俱恬愉。此身置太古,此心游太虚!……”。从诗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潇洒人生。

    这位才华发露的前科状元,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聘请他主持编写《湖广通志》、《江南通志》。后来,在旧游之地南京,接受聘请主讲于钟山书院达十余年,

应铨工小楷,书法圆劲秀逸,今江苏苏州市博物馆收藏有他写的一把扇子。

应铨的著作有《闲绿斋书稿》、《容安斋诗集》。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状元毕源

     毕源(1730—1797)字湘蘅,号秋帆,灵岩山人。原籍在休宁闵口(今属屯溪区枧忠下毕村)下毕地处新安江上游率水之滨,从屯溪中心城区沿率水北岸上行,仅有几里路程,这里包括上毕村在内,都是毕姓聚族而居的村庄。

    清初下毕村有一位名叫毕祖泰老先生,是毕源的曾祖父(见《清碑传合集》)始迁江苏太仓,雍正二年,太仓分出镇洋县(1912年又并入太仓县,今江苏苏州市太仓县)遂籍镇洋。

    毕源家中殷富,据方利山先生写的《戴震与毕源》一文中说,戴震曾给毕源写过《送右庶之子毕君赴巩秦阶道序》,可见其父曾做过詹事府右庶子(正五品)。因此,有说毕源的父亲未入仕,显然是错误的。(笔者注:或是“左庶子”误为“右庶之子”,亦未可知。待考。)毕源幼年时,父亲即已亡故,所以说他“年少而孤”。其母张太夫人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工诗,著有《培远堂集》。毕源5岁时,其母即口授《诗经》、《离骚》等书,10岁懂声韵,15岁能写诗,24岁中举,28岁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并充军机处章京(举人出身,按从七品),“章京”是满语的译音,其职务和“中书”差不多,专习撰拟、记载、翻译、编写等工作。这项差事也有以进士出身充任的,其地位远比举人出身者高,升迁也较快。因此,没有取得进士资格,虽已当了官,也不甘心,到会试时,都要申报参考,如徽州的吴锡龄,金榜、戴衢亨等,都是先当中书、章京,后参加会试,不但中了进士,还都成为头名状元。

    乾隆25年庚辰科会试,毕源也参加了应试,清人笔记中记述毕源在应试中的一段经历,颇有风趣,说的是毕源忠厚得福。

    清代会试在春季举行,称为“春围”,三场考试完毕,经过阅卷,规定4月15日放榜,就在放榜前一天晚上,本来该临到诸重光(也是军机章京)在军机处值班,因为诸也参加了应试,急于想打听揭晓的消息,就要求毕源代值夜班,毕为人厚道,一向随和,也就应允了。傍晚毕源值班时,接到一本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折,内容是新疆搞屯田之事,毕源夜坐无事,为了消磨时间,拿着奏折披阅,觉得很有意思,遂多看了几遍,他记性很好,奏折中的论点已是烂熟于心中。当时新疆初定,乾隆帝本想在那里搞屯田,于是殿试“策问”,他就出了一道《论屯田策》的命题,一般士子娴熟四书五经,在会试中只要按八股文规定格式代圣人立言,也就可以轻易过关了,可殿试出的是“策问题”,必须联系实际,写出实质性的问题答卷,策问题也有格式,开首往往用“臣对:”或“臣闻:”之类的用词,引经据典,再往后就要写屯田之事了,一般士子是难以下笔的,可毕源因心中有底,走笔龙蛇,写得非常详实得体,很得读卷官(一般由八、九名进士出身的大学士、部院大臣担任)的赞赏,划“O”的特多,(五种符号,“O”是最优的。)由于贡士们多擅长书法,毕源稍差,初拟名次,仅排在第四,然后将前十本卷子,上呈钦点,乾隆帝对毕源的答策,大加赞赏,由第四特拔第一,31岁的毕源,钦点状元,他在军机处的那位同事诸重光,被点为榜眼。引见时,乾隆见他仪表修伟,气宇轩昂,十分欢喜,对他也就格外垂爱,从此,在仕途上一帆风顺。

    毕源,乾隆30年升为待读(正六品),31岁升左庶子(正五品),都属闲职京官。

    乾隆32年,乾隆帝亲耕籍田,驾临观稼台,(当然这也是做做样子)御笔写诗让随从大臣唱和,毕源挥笔立就,乾隆帝看后连连称好,当年冬天,乾隆帝特地召见他说,朕特授你为甘肃巩秦阶道(正四品),希卿不负朕望。

    毕源赴任之前,特地到老同乡、著名学者戴震处辞行,当戴震得知毕源将赴边垂远地就任道台,深幸陇右得人,非常高兴,欣然命笔写下了《送右庶之子毕君赴巩秦阶道序》为其送行。

    毕源,乾隆35年擢陕西按察使(正三品)36年改迁陕西布政使(从二品),38年授陕西巡抚(从二品),50年任河南巡抚,51年升湖广总督(正二品)嗣后,两次迁湖北、山东巡抚,两次复任湖广总督。前后当官达31年,其中任督、抚之职就有22年,是清代任封疆大吏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毕源当官,主识大体,为民勤政,颇有政绩:

在陕西:查屯田、放赈款、疏竣渠,全活甚众;

在河南:赈灾民、平粮价、勘河道、筑堤坝,为民解困;

在山东:蠲粮税、济水灾、尽心民事。

    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乾隆52年6月24日夜间,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涨,堤溃城决,田庐漂没,百姓被淹死数十万人,当时毕源正在邻省河南巡抚任上,当他得知邻省灾情,立即拨出官库白银40万两,派人星夜解运湖北作救灾之用,然后,上书奏明朝廷,乾隆帝不但没有责备他擅动国库,反而大加夸赞。没有几天,就提升为湖广总督。

    总督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是挂兵部尚书衔的官事长官。毕源一方面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同时也参与了对回民的镇压。毕源一方面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同时也参与了对回民的镇压。起因是,甘肃回民马明新创立伊斯兰新教派,新旧两派产生分岐,互相仇杀。清廷处理不当,袒护旧派,压制新派,将新派领袖马明新关入兰州监狱,以后又把他杀了,引起群情激愤,攻占河州,进军兰州,清廷派将军阿桂率军镇压。毕源闻讯即调集属下兵马前往协助,但并不扰民。乾隆帝知道后,很是欣慰,以他“在陕西境内,闻甘省有事,即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实属可嘉”。特赏一品顶戴(纯红顶)。“晓谕招徕”使其为政府所用,再次受到朝廷的奖励。但在后来镇压白莲教起义中,虽竭尽全力,却屡屡受挫,多次遭到朝廷斥责。嘉庆二年,终以年迈七十之身病死军中。

    毕源儒雅大度,颇多生活趣事:

    毕源任军机章京时,喜欢看戏,跟京城宝和班名角李桂官往来甚密,李是男演员,当时旦角都是男演员扮演,李桂官演的是旦角,色艺双全并擅长诗词书画,格调高雅,很得毕源敬重。毕源中魁时,李桂官就被人戏称为“状元夫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赵翼还作了一首《李郎曲》赠给李桂官。

    乾隆45年,毕源受命代理陕西巡抚,赴任途经某寺院,他是个风雅的人,免不了要进去随喜一番。一位老僧出来迎接他,边走边谈。毕源随口问:“您会念经吧”?老僧答:“念过”。毕源又问:“一部《法华经》共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笑了笑说:“我只是一个破庙的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源一时语塞,对老僧思维敏捷、吐谈风雅很是佩服,就捐了银子为寺里添置田产作香火费,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源有一侍妾跟一位门客私通,(据说这位门客是著名文学家蒋士铨之子),怕事情败露,就偷偷逃走了,毕源得知以后,打算派武士去追杀,其妻忙加劝阻说:“事已至此,何必再去作孽”?毕源恍然大悟,佩服妻子的见识,就不再过问,而委托其妻妥善处理此事。其妻取了一些银子派人去追赶门客,并嘱咐派去的人对门客说,你想要侍妾,何不早说?今事情闹出来了,毕大人也不怪你,而是耽心你途中缺少盘缠,特送来一些银两,望好自为之,弄得门客又感动,又惭愧,再三致谢而去。

    毕源是有清一代著名的儒学大家,经史、训诂、金石、地理、诗画无所不通。他爱才若渴,贤礼下士的风度,是尽人皆知的,当时著名的学者孙星衍、洪吉亮(歙县人)、严长明、程晋芳(歙县人)等都在其幂下,人们称其为“江左名士,半入其幕”。著名诗人黄景仕(仲则)为债务所逼,打算到陕西巡抚衙门找毕源帮助,走到半路就病故了。毕源得知后,为他隆重料理后事,还委托洪吉亮送其灵枢回乡安葬,还出资安顿其遗属,整理出版其诗集;著名学者程晋芳,原本是寄居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商巨富,家中藏书五万多卷,无书不读,学问渊博,著述颇多,广交文士,他的家中,几乎成为文人雅士的宾馆,慷慨大方,以致散尽家财,晚年穷愁潦倒,到陕西找老友毕源帮助,到毕源署中,才住了一个月就病故了。毕源十分悲痛,放声大哭,认真安排后事,代他偿还了一切债务,并派人送其灵枢回江苏淮安安葬。(一说是江宁);还有一个姓汪名中的名士,既非毕源幕宾,又无一面之交,想要毕源资助,又摆出一副名士的架子,不去面访毕源。写了一张小纸条,上写:“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留下客店住址送交门卫,扬长而去。毕源看了条子,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白银500两到客店里去;(据《歙县志》载:汪中,歙县潜口古塘人,后为毕源幕宾。)文人有文人的脾气。幕宾孙星衍,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从二品),引疾归入毕源幕,清代著名文学家,但性情偏激,动不动就骂人,弄得幕客都难与其相处。毕源知道后,既不责怪大家,也不说孙星衍的不是,只是一笑而已,另外找个房给孙星衍住,矛盾也就慢慢消除了。毕源礼贤下士的例子颇多,当时人们称他有孟尝君之风。

    毕源嗜好著书立说,著作等身。又酷爱刻书,刻印书籍达数百卷之多,还资助别人出书。

    他认为研究经义当宗汉儒,因此叙述源流,著《传经表》、《通经表》等书。

    他认为读书必识文字,而研究文字当宗许慎,因此考校异同,撰《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辨正书》。

    他为了考证正史,博稽群书。认为徐乾学(歙县人,寄籍江苏昆山,与二弟秉义,都是“探花”,三弟元文是“状元”世称“昆山三徐”)所著《宋元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后编》优于王(宗沐)薛(应旂),但存在引用资料较少及详略不当的缺点,因而编著《续资治通鉴》220卷,阅20年编成,至嘉庆六年始全部刊行,取材比较完备。

    他认为研究史学必通地理,又认为金石可证经史,于是作《山海经校本》、《晋书地理志校注》并广搜历代钟鼎碑刻,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等书。

    毕源诗文著作有《灵岩山人文集》。《灵岩山人诗集》其著作多收入自辑《经训堂丛书》之中。

    当然,他的不少著作,也得力于幕宾的协助,譬如《续资治通鉴》的校审者就是孙星衍。

    毕源官居正二品,按清制俸银每月不过155两,京官有禄米,地方官还没有禄米,幕宾又不在正式编制。他为人又大方,动辄千儿八百地为人解困。不仅如此,他在苏州还建了一座华丽的、又从来没有住过的“灵岩山馆”,晚年在关中又购得“遂园”。他是嘉庆二年七月病故的,嘉庆四年被削去子孙承袭世职,籍没家产。其罪状仅说他是放纵白莲教叛乱,并没有说他贪污纳贿,而且嘉庆五年又发还他的家产。他的开支如此之大,又是从何而来呢?

    究其原因是清代理财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弊病。督抚、甚至府、县都有对地方款项动用的自由。据当过布政使的张集馨所著《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督抚每年合法的额外收入清廉的可得银子三、五万两,心狠的可搞到十余万两。又据曾任云贵总督、清代学者吴振木或所著“《养吉斋丛集》卷26中说,总督巡抚的养廉银”视地方财政收入的好坏,多或数万两,少或数千两。所以一些财迷心窍的清贫京官,多钻营权贵,希望外放在富庶之地,搞个肥缺。“三年清知府”,尚且还有“十万雪花银”。何况毕源身任督、抚达22年之久,其收入之钜,可想而知。虽说如理不合,但毕源的收入还是合法的。

    乾隆60年(1795)第二次授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6月,以镇压苗民起义不力,被解除职务。7月,仍任总督。嘉庆2年(1797)毕源终以操劳军需辗转反侧,以致旧病复发,手足麻木,嘉庆帝特御赐“活络丸”为之疗治,6月,以病情转重入奏。7月,卒于湖南辰州军营,赠太子太保。

    卒后,因他在镇压白莲教起义“失察过多”,连个谥号也不肯给他。还有人说他“文人治军,终非所长”。不仅如此,到了嘉庆四年,有人翻出老帐,参奏他纵容白莲教叛乱,而将他子孙承袭的官职统统削除,资蓄田产尽没入官。

《清史稿》有其传。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状元戴衢亨

 

    戴衢亨(1755—1811),字莲士,一字荷之。祖居地休宁隆阜(今属屯溪区)。

    隆阜村在屯溪区西南郊约五华里处,村西北滨临横江,隔江相望有桃花洲。旧时,村里有座摇碧楼,现在已是清代著名学者戴东源纪念馆。

    隆阜,是戴、吴两姓聚族而居的村庄,上村多吴姓,下村多戴姓。隆阜村的戴东源,可说是尽人皆知,但与戴东源同宗的戴氏后裔中还出了一名状元戴衢亨,恐怕知道的人就不是太多的了。(注)

    戴衢亨的祖先,先是由隆阜迁到江苏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江都县)至曾祖父时,因游幕至江西大庾(今江西大余县),被一位盐商聘为家塾教师,遂在大庾定居下来(见《妙香室丛话》、《郎潜纪闻》)。这个县在江西、广东交界处,梅岭之下,当时是一个比较偏僻、地瘠民穷小县,从来也没有出过一名举人,进士。当地人归咎于学宫的风水不好,计划迁地重建,在重建学宫中,衢亨的祖父也资助了一些银子,并将两个儿子戴第元、戴均元放在学宫中读书,从此以后,戴家就兴旺发达了。

    乾隆22年丁丑科,衢亨的父亲戴第元考中进士。后历任礼部给事中(五品)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乾隆40年乙未科,衢亨的叔父戴均元、胞兄戴心亨,成为同科进士。戴均元后官至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正一品);戴心亨只当了一名翰林院翰林。

    乾隆43年戊戌科,戴衢亨高中状元,后官至太子少师,体仁阁大学士(正一品)。

一门四进士,人称“江西四戴”。

    戴衢亨17岁中举,中举以后,当过内阁中书,军机章京。中状元时只有24岁,是清代最年轻的2名状元之一,另一位是乾隆58年的状元,歙县人潘世恩。

    衢亨中状元,人言是天凑其缘,这里有一段趣闻:

    该科读卷官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程景伊。(歙县云雾塘人)前十本卷呈乾隆御览时,原来排名第一是大兴县的邵自昌,乾隆看了邵的卷子,虽嫌其对策中有两句不太连贯,但并没有打算改变初拟名次,但在拆弥封时,邵自昌的弥封袋老拆不开,乾隆帝等急了,就叫将第二、三名往前挪,衢亨原拟名次第二,乾隆帝认为这是天意,就照拆封次序填榜,衢亨就成为一甲第一名了。邵自昌成为二甲第一名。

    这一科会试的主考是内阁大学士于敏中,18名同考官中有2人是徽州前科状元,一是休宁人黄轩,一是歙县人金榜,衢亨是金榜这一房录取的。

    戴衢亨中状元以后,虽累迁詹事府中允(六品),左庶子(正五品)、待读学士(从四品)在这中间长达20年的实际职务,仍然是一个军机章京,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

    原业他是于敏中当主考官录取的贡士,于敏中就自然成为衢亨的恩师了。于敏中与当时的权臣满族大学士和珅,一向不和。和珅是乾隆帝的宠臣,权倾天下,朝廷官员多依附在和珅门下,独24岁中状元的衢亨,少年气盛,看不起这位靠奉承拍马起家、生员出身的满族大士和珅(汉族,非进士出身不得任大学士)更看不惯和珅擅权独揽,卖官受贿,飞扬拔扈的所作所为,不肯依附和珅。因此,长期受到和珅的压制。

    一个偶然的机会,衢亨从此冲破和珅的压抑,官运高照。

    嘉庆二年的一个深夜,衢亨与另一军机章京吴熊光值班,某省报来一封十万火急公文,此时,乾隆虽然做了太上皇,遇有重大政事,仍然要亲自过问,军机大臣们一时又召不来,就面授两位军机章京代拟圣旨,乾隆看了拟旨很是满意,嘉庆帝也认为措辞稳妥,待军机大臣赶到,看过拟稿,都说非常好。乾隆道:“朕拟命他两人今后随军机大臣一起参与机要,诸卿以为如何”?本来和珅一贯奉承乾隆,从来不敢违抗圣命,但是又怕他两人分去自己的权力,于是硬着头皮道:“枢密重地向来他人不得进入,恐与祖制不合”。乾隆听罢,也察觉和珅有擅权的用心,便轻轻冷笑一声说:“你们不过计较官职高低罢了,这有何难”?即命“戴衢亨、吴熊光二人,赏加三品顶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即试用为军机大臣)。和珅不但没有达到阻碍衢亨入内的目的,反而升了官,也为嘉庆培养了辅佐的人材。嘉庆未登位之前,和珅自持是乾隆帝的宠臣,从不把嘉庆放在心上,嘉庆对和珅也是敬而远之。嘉庆帝对衢亨却是非常敬重,嘉庆元年,皇帝即位,登极大典上一切礼仪、文字,皆由衢亨一手制定,由此受到嘉庆帝的格外器重。

    衢亨的外貌:高高的个子,白净而又略带消瘦的面容。体貌清癯,欣然玉立秉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勤谨。嘉庆3年,擢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待郎,同年加恩军机大臣。清代不设宰相,人们习惯称军机大臣为宰相。

    嘉庆4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朝廷重大政务,全靠衢亨日夜操劳。第二天,嘉庆帝决断要解决和珅的问题。和珅植党营私,招权纳贿,以致吏治日坏,是激起川楚白莲教起义的罪魁祸首。当即将和珅夺职下狱,责令自裁,抄没家产,仅抄出白银就达二亿三千余万两,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朝廷中多有和珅余党。当此政局多变之时,一切政务悉由衢亨处理,衢亨历任吏部、户部待郎,兵部、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师,官居宰辅。清代由状元出身官居宰辅有14人,其中祖籍徽州3人,他是其一,另外二人是歙县的徐元文和潘世恩。

    说起衢亨慎审公道,持公清正,确是事实,然而有一椿科场案,几乎使他声誉扫地。

    嘉庆14年己已科殿试,例由钦点八名大学士、部院大臣任读卷官,衢亨资历最高,任首席读卷官,这一科选中状元是歙县人洪莹,钦点两个月以后,突然冒出个御史花杰(贵州人)上书弹劾戴衢亨,说他与洪莹关系甚密,读卷有弊,一时满朝哗然。御史虽是一个五品官,但是有弹劾、监察大臣的大权,嘉庆帝不得不特例二皇子在上书房监考,令洪莹默写殿试策问卷,洪莹心中无鬼,沉着镇定,不加思索,一挥而就,经与原卷核对,无一字错讹,嘉庆帝连连称赞“真才!真才!”此时,已是夏天,嘉庆帝特赐洪莹夏衣两件。把洪莹原卷及默写卷,发交花杰阅看,以服其心。花杰任意抵污大臣,着即严加议处。洪莹中魁以后,经过这一番折腾,也就无意仕途,仅于嘉庆18年担任过一次顺天乡试考官,便退职归隐。衢亨更加受到嘉庆帝的信任,就在这一年加授为太子太师,次年,又拜体仁阁大学士。

    衢亨担任首辅,虽无惊天动地、名垂千古的功绩,但秉机廷枢,却是以审慎公道自励。嘉庆帝嘉奖他道:“一切用人行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朕每加采纳,克副赞襄”。还作了一首五言诗,亲自书写赏赐衢亨,诗曰:“知遇先皇早,欣看晚器成。予申三锡命,汝矢一心诚。凤阙随双彦,(指衢亨和他的叔父戴均元)鳌头冠众英。荷天作霖雨,江右灿台衡”。此时衢亨的府第已迁到江西南昌,星轺交驰,车马盈门。为感激圣恩,他特地将嘉庆帝写的这首诗刻在一块大石碑上,上面还盖了一座亭子保护起来。今亭子已不复存在,底邸遗址犹存。宰相府前厅悬有“紫阳世第”四字匾额一方,落款为:“莲士戴衢亨”笔力秀劲。(上款似是年月,因系照片影印件,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右侧后大门上方有方砖阴刻“秀夺章江”四字匾额一方。

    嘉庆16年3月衢亨扈从嘉庆帝自五台山回京途中患病,嘉庆帝命其先行归京,至园明园府第,即卧病不起,寻卒。时年57岁,赠太子太师,祀京师贤良祠,谥文端。清代状元又官居一品受到朝廷封谥者有12人,其中祖籍徽州2人,另一位是歙县人潘世恩,谥号文恭。

著有《震无咎斋诗稿》。

《清史稿》有其传。

    注:1991年《黄山日报》登载了万牛先生写的《寻根问祖到徽州》中,记述隆阜戴氏后裔,现在是浙江开化县企业家戴生言先生到隆阜寻根问祖。据戴先生说,他家先祖是从隆阜迁徒到浙江开化县戴氏家族的一个支派,至今家中尚藏有族谱,他的先祖在开化县有名望的是清乾隆时,官至刑部尚书戴敦元,与戴东源同属一个宗祠。(笔者查《清秘述闻》载:“道光12年恩科会试考官刑部尚书戴敦元,字金溪,浙江开化人,癸丑进士”)按元、亨、利、贞排辈,戴敦元与衢亨的父亲都是“元”字辈。由此推断,戴衢亨、戴敦元都是隆阜戴氏宗祠分出江西、浙江两个支派。

 

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状元王以衔

    王以衔,(1761—1823),字署冰,号勿庵。祖居地休宁合阳(今屯溪区阳湖镇政府所在地洽阳村),该村地处洽阳河西侧,新安江南岸,与屯溪区政府所在地隔江相望,江面上有新大桥两座与两岸相通。宋代至清代均称合阳里,后以村东、村西、村北三水汇集,遂改为洽阳。王以衔祖上何时迁至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不详,但从村中曾建有“状元楼”(见《黄山日报》严济棠先生写的《屯溪古迹知多少》一文)可以推定距乾隆六十年之前,不会太远。

    王以衔中魁时,家中有母亲、继母,以及继母所生的弟弟王以铻。他们兄弟俩,都同在乾隆54年领乡荐(即中举人),又同在乾隆60年进京赴考,先是弟弟王以铻在会试中得中“会元”,后是兄长王以衔殿试中钦点状元,兄弟同科两元,在科举中实属罕见。然而在考试中,家中和京城两地却各出现了一喜一忧两种不同的场面。

    喜剧的场面在家中。当时正值春暖花开,江南草长,燕子飞舞之时,在以衔家的大厅上挂着大红灯笼,一对对燕子恰恰把巢筑在灯笼上,他母亲见到后高兴地说:“灯上做巢,这是‘登科’之兆”果然泥金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府上,王以铻会试高居榜首,家人正要将喜报高悬厅堂正中,王母急忙阻止说:“这地方留着贴状元喜报”。殿试唱名,王以衔真的被点为状元。这自是偶然巧合,家中自有一翻热闹。

    惊险的场面发生在京城。乾隆乙卯科会试主考官是左都御史山东诸城人窦光鼐,副主考一个是礼部侍郎刘跃云,一个是内阁学士瑚图礼( 满族正白旗人)。一切录取事宜皆由窦老先生作主,放榜之后,浙江的王以铻名列榜首,即为会元,而第二名则是他的兄长王以衔,兄弟联名高居前列,一般企盼考取贡士不幸落榜的士子,难免要仪论一番。(“贡士”几乎百分之百的成为当然的进士,所以人们也称“贡士”为“进士”)。

    窦光鼐是官拜左都御史的二品大官,都察院的首官,专司中央监察职责。平时专爱揭当政大学士和珅的隐私,在这个当口上,正是和坤对窦光鼐进行报复的好机会。他便绞尽脑汁搜集材料,终于也找到一些牵强附会的口实:一是说窦曾多次出任浙江学政,此榜必定有私。二是说王以衔兄弟俩在会试卷上皆写有“王道本乎人情”一语,定是窦考前和王以衔兄弟俩通了关节,向乾隆帝进馋,加上当左都御史的窦老,平时也难免得罪一些同僚,一齐起哄。和珅本是乾隆的宠臣,乾隆帝对兄弟俩得中高第,也存有怀疑,于是派在臣进行复试,经过反复逐字逐句进行“磨勘的结论,说是王以铻的试卷“语句多有瑕疵”名次降至第71,被罚停参加殿试,王以铻由第二降至第四,窦光鼐及两名副主考皆被降职。

    殿试结束,前十本卷子进呈乾隆帝,排出名次,拆开弥封,排在第一名的竟是王以铻。大臣们个个大眼对小眼,和坤更是暗暗叫苦。乾降问:“谁取的?”礼部尚书纪昀说:“臣取的。”再问:“谁定的?”和坤说:“奴才定的。”(对皇帝答对,汉族官员自称“臣”满族官员自称“奴才”)。乾隆帝觉得滑稽说:“那么,你二人难道也有私情吗?”和坤回禀:“此次阅卷诸臣皆秉公认真,滑私弊,如有失当之处,何妨另换一名。”乾隆帝道:“如此看来,王氏兄弟在会试中联名一二,实属偶然。得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所能测知,既已拆封,岂能再换?”唱腋之日,乾隆帝不无幽默地说了一句笑话:“此亦岂朕之关节耶?”

    在此之前,这一椿科场案已被士子们说的沸沸扬扬,王以衔兄弟俩吓得满身冷汗,当传出钦点头名状元是王以衔的时候,京城九门哄动,好一番热闹。潘世璜(歙县人)被点为探花。是乾隆58年状元潘世恩之北弟。

    王以衔中魁以后,历任工部侍郎、礼部侍郎、国子监(清代最高学府)司业(国子监祭酒的副职,均二品)三临顺天(京城)乡试,一典江西乡试,一督江苏学政。

以衔食量兼人,身体肥胖而不能任劳,但对公务从不马虎,除工部侍郎一职以外,平生大都是做的礼部、考官、学政有关教育的官员,他很安心这些政务清简的职务,他对进士的标准是,最喜文章平正通达,最厌是那些故作险怪、芜杂之习。

以衔为人浑厚和易,与人相处终日无戏言,平生口 不言人过,视天下人无一非君子,故上自大官贵人,下至内侍工役,无一人不称其为长者。

有一年由学士服阕入都(“服阕”就是官员的父母亡故,按清制可以给三年假期守孝,这里说的是以衔假满返回北京)。途径淮河处,有一艘运官粮的大船,争抢航道,船上的篙手不小心,将锐利的稿尖括伤以衔的手腕,篙手见到这位官员满手是血,吓得不知所措,以衔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以好言相慰,可见其为人浑厚。

道光3年,有一天早晨坐轿上朝,行至东华门突然暴卒于轿中,记载上说是“无疾而终”,其说未必准确,从其肥胖这一点看,很可能是高血压发作。终年63岁。

《清碑传合集》有其传。

 

 

光绪末年屯溪木版蒙学课本

郑示言

    屯溪文化馆保有一套光绪二十年壬寅(公元1902年)在屯溪印行的木版蒙学课本(见图),是迄今为止在我市所发现的最早介绍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蒙学课本。全套六册,分别介绍重学、力学、气学、电学、地学、矿学等自然科学的初步知识。其中“力学”、“电学”、“矿学”与今天语意相同,“重学”则系指机械学,“地学”系指地质学,“气学”系专指有关空气的知识而言。此课本的出版,距今已有90多年了。当时,清政府提倡兴办学堂的《奏定学堂章程》还未颁布(公元1903年才颁布),新式小学堂还未普遍建立,新教材更没有编印出来,一些努力新学的有志之士,仍是采用蒙学课本的形式向学童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本书便是其一。

    本书作者王昭三,字子乾,别号抱吟馆主人,绩溪大庙王村人,生于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父亲王维馥,字应元,号宗銮,别号草庐老人,是绩溪最早倡办新学堂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昭三幼年便很聪明,九岁入泮为附生,约在十二三岁进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广方言馆是李鸿章于同治三年(公元1863年),仿北京同文馆在上海创办的外国语文学堂,招收14岁以下儿童入学,学习外国语文与自然科学,三年毕业,分派洋务工作。相传与王昭三同学有陆徽祥(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胡惟德、刘式训等。王昭三在广方言馆毕业后,便在江苏、浙江一带游幕。30岁以后,经同乡邀请,始回徽州来办学,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在婺源主持崇报小学堂,随后,相继在歙县新安中学堂与紫阳师范学堂,黟县碧阳学堂任教。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一度出任绩溪劝学所(后来的教育局)总董兼视学员,不久,自责于调处教育界的权力之争不力,愤而辞去总董职务,在家协助父亲办理私立植基两等小学堂。后来,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曾电王昭三去北京从政,他淡于仕途,婉辞不去,始终居家兴学,致力著述。

    他这套课本出版于光绪壬寅(公元1902年),正是他从苏浙返回家乡来办学的时候。全套六册课本,都由他一人执笔撰写,又请六位友人加以校正,可见他办事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这六位是:《重学》为常州陶湘校,《力学》为昆陵陶王咸校,《电学》由古吴汪海龄校,《矿学》由上海朱文彩校。每册书的扉页印有“光绪王寅二月徽郡屯镇抱吟馆梓行”字样,最后一册末页印有“徽城黄古香堂写刊”几字。可以断定,书是歙县城里黄古香堂刻写制版,由屯溪镇抱吟馆印行的。“抱吟馆”在屯溪是毫无疑问的,但“抱吟馆”是否便是一家印书的书号呢?王昭三别号抱吟馆主人,他本人又无经营书店的经历,这“抱吟馆”很可能只是王氏为自己斋室所起的名字,不是店号。当时屯溪镇是徽州的商业重镇,王昭三住到屯溪,借这里的有利条件,以“抱吟馆”的名义自费编印了这套课本是完全可能的。这套课本印了多少?流行情况怎样?今天还无法弄清楚。从他自编自印这点看来,便可见到他对办学一事的热情之高了。

    这套课本在形式与内容方面,有三个特色:

    1、保留了蒙学课本四言体的形式。此书六册,每册省则十四课,多则十六课;每课八句到十句,都是四字一句,只是没有采用韵语。韵语易于成诵熟背,便于记忆,但介绍科学知识往往要受一定限制。此书不用韵语,在熟背记忆方面略逊一筹,而介绍科学知识则较方便。

    2、这套课本传授最初步的科学知识,文字简明,极便儿童接受;每课之后又有练习的策题二至五题,就课文的基本知识加以提问,问题很简单,有利儿童对知识的巩固。如《重学》第一课课文只有十句:

“天下之物,莫不有重

曷为生重,地心吸力

体大质密,吸力皆重

体小质松,吸力亦轻

吸力不同,轻重以生”

策题为:“物结重否,重何由生,体大体小孰重,质松密孰重,轻重何由而分”

又如《地学》第二课课文也是十句:

“有层片者,为水成石

无层片者,为火成石

有层累石,又分二种

未以地震,层次平均

已受地震,层乃错落”

策题为“水成石火成石若何分别,有层片者能分几类受地震与否若何分别”

把课文与策力量对照起来看,这种简明易记的特点便很明显。

3、这套课文还能结合日常生活实际传授知识,做到理论结合实际,有助儿童理解与学习兴趣的提高。如《重学》第五课讲到杠杆之一:

“第一种杆,倚点在中

一端为力,一端为重

斜与天平,剪刀钳夹

此杆之益,人所易知”

又如《力学》第八课:

“静体加力,则能生动

已动加力,则能生速

物动之力,皆名能力

风车盘转,则为风力

水轮摇转,由于水力”

        《电气》十四课讲到电气的功能:

“电气通信,是为电报

               电气传声,名德律风(“电话”音译)

电气治病,可省医药

电气燃火,利用御寇(水雷地雷)

利益多种,其用甚广”

    课文中提到的“秤、天平、剪刀、钳夹、风车、水轮、电报、电话”等等,都是儿童生活中习见而熟悉的东西,便有利儿童对课文的理解与记忆。这样的例子,课文中是很多的。

    我国蒙学课文有很长的历史,秦汉以来存留至今而著名的有西汉史游的《急就篇》,有东汉末便开始流行至肃梁时由周兴嗣缀成的《千字文》,宋以后又增加了《三字经》、《百家姓》。从此,“三、百、千”便成为流行最广的蒙学课本。此外,还有唐代的《兔园册》、《蒙求》、《女论语》,宋的《名物蒙求》,元的《纯正蒙求》等等,数量是很多的。大多数采用三言、四言韵语的形式,极便儿童口诵熟背;这些蒙学课本往往又以识字教育为主,同时对儿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以及历史、生产与科学的知识教育。清末才出现了专门传授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蒙学课本;如徐继高的《地球韵言》,则以四言韵语专门传授有关地球的科学知识,但这类课本流行并不广泛。至于像王昭三这样专门传授重学、力学、电学、矿学等物理与地质科学知识的却不多见,能保存下来就更少了。因此,这套蒙学课本是比较难得而可贵的。我们古徽州的教育前辈,当新学堂兴起之初,在以蒙学课本形式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是有过贡献的,王氏便是代表之一。王昭三死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享年70岁。生前著作除了这套蒙学课本之外,还曾以抱吟馆为名撰写刊印过一本《珠算速成课本》。此外,另有其他著作多种,就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