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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史系列丛书•黄山卷(之四)

发布日期:2012-07-02    发稿人:区政协文史委   阅读:次   字体:[] [] []

 

 

屯溪篇资料清样

 

“程氏三宅”六号楼明代房契

汪裕英

 

房契实录

    十六都十三图,立卖契人程伯銶,今将承租阄分到有字二千一百四十四号,土名松林园基地已业,于上原造五间楼房乙(壹)重(幢),厨房共六间,计地            计税          。其他东至众人行路,南至买人地,北至卖主地。今将前行四至内地本合得八股之中合得一股;计上下楼壹眼,坐东边后房,计税陆厘叁毛二丝五忽。于上原造屋宇门扇,木石尺壁浮(雕)等项,本身合得分(份)数,凭中立契,尽行卖与堂兄(程伯和)名下为业。三面议定,时值价银肆拾伍两正。其银当成契约日一并收足,并无欠少分文,亦无重复准折之类。自从出卖之后,一听买人随即管业收税。如有内外人言论,尽是卖之当,不涉买人事。所有税粮,候大造年,予本家程应大等户内记割,推入买人户内,输纳即无难异。尚有字号不明,亩步不清,自有四至狭(核)定。今恐人心无凭,立此卖契存照。

    所有契内价银随契收足,具表脚契文与别产相连缴付,不便再批。

无启元年闰二月十二日

立卖契人                             程伯銶                  (画押)

中 见 人                             程德言                  (画押)

                                     程守之                  (画押)

                                     程承谦                  (画押)

                                     程伯弦                  (画押)

房契说明

    “程氏三宅”指位于屯溪东侧柏树东里巷程氏六号、七号、二十八号三座明代民居。1981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年由原屯溪市人民政府出资购基产,安徽省文物主管局拨款,先后进行修葺。1986年,六号宅第房主程梦周老先生迁让时,将祖传370多年的房产买卖契约,献于原屯溪市人民政府。此契现珍藏屯溪博物馆,即程梦周宅第,悬挂醒目之处,供游客和专家学者观赏和研究。

    契约系明代启元年(1621年)闰二月十二日,质地皮纸(桑皮纸),它宽52厘米,高34厘米,完整无损,中缝有折迹。书写占纸张1/2,字体行草,直书10行,每行36至40字不等,字迹醒目,仅涂改一字。

     契约中的年、月、日及卖契人、中见人等行距另起。卖契人、中见人的姓名为一人所书,但签名下端的画押,均各自亲笔画写,笔锋不一,书写轻盈流畅。

    契约正中上方铃有67毫米见方朱砂官署印章,图章印迹模糊,无法辨认。

    契内所载都图、字号、土名、房屋间数、地税、四至及面积,笔者多次查阅有关档案资料、访问耄耋老人,均与现存“程氏三宅”中的六号宅第相符无误。

    契约中的出卖人、中见人及购主心者均属程氏灵洗五十二世孙,据明程敏政在《率口世忠行祠记》载:“……宋乃十年宅于率口之上居焉……税之以百计者三百余”。后因子孙蕃衍,率口又分渠东、柏树等十门厅。查率口柏树门始祖“惇叙堂”历世学堂谱载:购房者程嘉埙(伯和)为堂兄,其房产出卖人程嘉培(伯銶),中见人程嘉增(伯弦)均属叔伯堂兄弟,其它人员亦属远房兄弟或地保。

房契浅议:

    明清时期,土地、房产私有,可以当商品买卖,但又不同于一般商品,这种买卖要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种种限制。徽州作为程朱理学之帮,衣冠巨族的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密,大家族按姓氏设立村寨,形成一村一姓的制度,村内限制他姓人居住。它讲究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讲究门第,并以家世不凡而自鸣得意。明代率口程氏,屯溪名门望族,寓本于商。博功名,仕宦显赫。香火之盛,尊宗敬祖愈烈,子孙孝情愈旺。查柏树门厅“惇叙堂”历世学堂谱载:“凡子弟动作举事,咨而后行”。并把土地、房产等向外转移列入家规,“禁止土地、房产、学田、祠田墓地等盗卖与别人。”因此,土地、房产等除宗族衰落、不肖子孙盗卖外,平时只能购进,不能售出。否则,族长、门长以耻辱门庭、败俗宗族为由,开祠明理,轻则族众痛责,重则鞭笞,以至“送官惩治”。

    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限制,土地及房产的转移过程中,宗族,姻亲有购买优先权,通常按亲疏次序,亲者优先(即手足兄弟、叔伯兄弟、五服以内之族兄弟),族姓,姻亲及地邻,原典当主,原卖人或他姓。这儿特别指出,佃仆的房产典当与主家,可租回住歇,如有变动,先尽其主,不得私卖,出卖人若不依次出卖,视为不孝、不悌、不睦。姻亲在享有优先权不要的情况下,他姓购买,他与旧主往往从中作梗,或仰价勒,减少照时付,或托名阻挠,有的买卖成交后,族亲还借故追回,强行购买。宗法特权,将土地、房产排出流通领域,束缚地权的转移。

    契约中的卖房人程伯銶,将“祖阄分得八股之中的一股,计上下楼房壹眼,坐东边后房”的遗产,“尽行卖与堂兄”名下。“尽行”,涵盖买卖人双方及中见人,在族亲及地保中多次斡旋,获得认可,彼此相应,买卖成交,合乎族规家法,敦义睦族。契约中的“今恐人心无凭,立此卖约存照”。他们虽然是堂兄之间买卖,仍立契存照,做到有据可查,以免日后麻烦,乡言:亲兄弟明算账。故而买卖十分顺利,无其它纠葛。

    明代中期,屯溪柏树街为程氏聚族群居之所,生齿日繁,土地,房产已不适应人口发展的需要,必须另谋生路,分居立寨,有弃农经商,有读书仕宦,有紫衣绶带,有竹笠粗蓑。人口流动频繁,行业不一,土地、房产转移也愈来愈甚,又加上封建宗法制度对土地、房产转移的束缚,手续也愈加繁琐。因此,土地、房产的买卖必须有中见人、证人的参加,如无族人、姻亲或地保签押作证,买主是不敢承受的,购房者程伯和(嘉坤)出卖人程伯銶(嘉焙),中证人程伯弦(嘉坤),均属同辈堂兄弟,其它人员亦属族亲或地保。契约由族内兄弟和地保中见,合乎听从祖命,遵循规训,买卖方可告成。中见人的参加,意味着买卖公开,得到社会的支持和族众的通过。契约中的“三面议定”即买卖双方及中见人商议而告成。中见人签押,证实买卖双方银货两讫,以免日后纠缠不清。

    契约铃官署硃印,表示官税已过,载入卷册,官府也从税收的要求,办理此种手续,客观上实是买卖双方得到官衙的承认和公 证,合乎法定手续。土地、房产过税后铃官印的契约人称赤(红)契,逃避官税的契约,无官署印章,称白契,里人称私下交易。这程交易日后麻烦较多,旧时很少采用。

    明代,徽州地权房产的买卖及转移形式多种,有断卖、活卖和典当等等。断卖,指一次卖断或经过加找最后一次卖断。断卖之后,买卖人之间除买者以后出卖时,原卖人享有比族亲稍次的优先权,即原主优先权;断卖手续简便,双方关系也较简单。活卖,意味着卖出的地权房产没有领足价银,留有赎回和加找价银的权利;典当,它与活卖相同之处在于;已交出的土地、房产作抵押品的出典人,保留要求加找差额,及双方同意的期限内,赎回土地房产之权,其赎回期限一般不超过十年,如若到期没有赎回,这年典当必须另立新契,转为售卖。相反,活卖的期限较长。本契中的“自出卖之后,一听买人随即管业收税。”,“具表脚契文与别产相连缴付,不便再批”。它意味着卖主所阄分的房产,一次卖断给堂兄,不存在留在赎回、加找和出典人要求在期限内赎回的权利,也不必另立新契,再转为卖。

    本契的押尾,买卖双方及中见人既书名又画押。画押就是签字,旧时叫画押,也叫押字、花书或花押。一般用于文书的末尾,又叫押尾。画押,实是草书签名,表其私记,也有以代签名的特别符号或文字来表示。画押包括签名,即在文书上草署其名,又包括押字,即签名人的特种符号,也就是说既书其名,又画其押。契约中的书名以行草书写,为写契人所书,押是用自定的特别符合表示,由本人签画。花押运笔流畅,一气呵成,就是字体难以辨认。

   签押完备了契约手续,表示签押人承诺文字契约中所规定的内容,负当时的法律责任。

契约启示:

    徽商、徽州契约文书、土地制度、社会、伦理、文化、经济科技是跨世纪全球形成敦煌学、藏学和徽学三大地方区域学之一,其政教风俗、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星相、剑槊歌吹、契约文书,土地册、帐簿、收据、合同契约、宗族谱谍、族规家训、商务记录等,是继甲骨文、敦煌文化之后的宝贵遗产。为此,研究徽州明清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各路专家学者,无不拥集到峰峦掩映,林木葱笼,历史上又隆壤限隔,兵燹少灾的徽州,实地考察,寻踪觅宝,获得第一手历史资料,整理收藏,或撰写成有权威性的著作,显赫于世。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显恩撰写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日本国藤井宏博士撰写的《新安商人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徽商史话》,刘敦贞教授撰写的《徽州明代民居》等等数以万计。有的外国专家还不吝重资,抢救徽州现存的古文化,美国安思远先生出资抢修呈坎罗氏宗祠的事例,值得仿效。

    契约已于1984年列入安徽省《文物志》一书。

    1996年9月,安徽日报刊登秦维清撰写的“走向未来”一文中云:“程氏三宅,是明代嘉清至万历的民居建筑,(指六号宅第)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产权发生变化,尽管是兄弟之间的买卖,却也经过官方公证,以免日后扯皮,虽然是花了几个纳税钱,却比私了安全得多,也符合徽州商人的脾气。三百多年过去了,老房东把契约连同房子一起保存起来,堪中华一奇”。

    1996年9月16日,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献给世界第十三届档案大会的专题片——《龙之乡》(上下集)节目中,向世界展示了契约全文,伴画外音言:契约是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的,就目前来说,房子完好存在,文书契约保留至今,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档案,它的价值就很可观,对今后研究档案会起很大作用的。

    由于笔者知识贫乏,手头资料不足,对契约中的房产“陆厘叁毛二丝五忽”的面积,“时值价银肆拾伍两”的地价,未曾推算,无法从明、清、民国乃至解放后的房产价格进行比较,等专家学者和同行们研究,将成果予以收集,以弥补不足。

    契约和“程氏三宅”明代居民古迹共存,是目前国内遗存为数不多的奇珍,是新安文化的缩影,是学术研究的一份珍奇“活化石”。这对姐妹花展示于世,是启迪后人的生动教材。著名古迷专家单士元、郑孝燮参观后,兴致勃勃留下:“国之瑰宝”、“国粹”、“墨宝”。日本国古建保护专家大西国太郎、西屋信广考察后赞颂:“徽州美,美徽州”,心脏学专家田立之游览后题:“参观学习,接受一堂生动的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等等。这份遗产,随着时间的转移,它会更绚丽多彩,为后人所向往。

 

 

方新与职业教育

郑示言

 

    方新是徽州近代最早提倡职业教育,以期开发徽州的先进人士之一。原名英钦,光绪乙亥年(1875)生于婺源县东乡荷田村。十六岁中秀才,在家教私塾为生。二十岁那年,正值中日甲午战败之后,他迅速接受了维新图强的思想。其时,南通状元张謇辞官回乡,办实业,兴学校,影响远近。年青的方英钦,慕名而去,考进了南通师范,四年勤苦学习,毕业时以品学兼优,深得校长张謇的赏识,被选送日本弘文师范继续学教育。在日本学习期间,与华兴会黄兴过往甚密,遂剪辫易服,改名为新,字振民,寓维新图强之意。四年学成,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之后,便被安徽优级师范聘为学监兼伦理学教员。方新认为维新图强,首在废八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总是鼓励学生学习数理化。他的同乡江植棠得他援助进了优级师范,便听从他的指导,学了博物,并得到他多方面的关怀,后来,江植棠一直把他视为恩师。

    辛亥革命成功,他十分兴奋。民国二年省厅在歙县创办省立五师(后改为二师),他与胡晋接奉命筹办,并任该校教务主任,由歙县搬至屯溪,又迁到万安。在创办最初的四五年里,他贡献最多。省立二师便奉张謇、黄炎培的教育思想,实行实用主义、经济教育主义的教育方针。认为师范毕业生虽然是教育家而非实业家,也应以“改良社会”、“提倡实业,振兴生产”为天职,因此从本科三年起,师范都要轮班选习农业、商业课。又学习日本,很重视理化博物课的教学,要学生自制标本,进行乡土地理历史的调查了解。省立二师还先后从南通聘请教师。博物农业教员孙克绳是南通农业学校毕业,继任汪谔,也是该校毕业;数学教员孙汇和,是南通师范毕业。省立二师很重视实习课,特从南通聘请葛祖贤来担任教育实习主任、教育教员兼附小主事。葛祖贤也是南通师范毕业,并任该校附小级任教员多年,对二师教育课与教育实习工作很有创立之功。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方新因病,离开二师。病愈后去南京高等师范校长室任秘书,当时南高校长江易园,也是婺源人,二人很有交谊。方新在省立二师时,一度曾代表江易园担任安徽教育会驻省会的驻办员。方新在南京,还常与陶行知、黄炎培交往,深受影响,特别重视职业教育。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五四”运动时,歙县省立三中校长徐承诂压制师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出校。徽州旅宁同乡教育界人士陶行知、洪范五等推荐方新、胡晋接、胡培谐等在会上宣布,要革除“偏重文字,尚理论轻经验”的教育通病,提倡职业教育,“使次代国民之知识经验均齐发达,而养成其生产之能力及效劳人群之德性。”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省教育厅推行新学制,拟改省立二师专办后期师范,省立三中与四女师分别改男、女初级中学。方新除与胡晋接、程仲沂反复讨论,认为省厅此举,无助于徽州教育事业之发展,且多妨害。于是,共同拟定《徽属中等学校改行新学制事上教育厅长意见书》。书中指出开发徽州,必须培养农林矿业人才,而当前急务是培养测绘、土木等中技人才,筑公路、开交通。因此,建议在省立三中设高中文理科,便于学生升学,造就本地需要的高级矿业等方面的人才;又设职业班,造就当前急需的测绘、农林、土木工等。还建议四女师除设幼师与师范科外,并设女子职业班。虽经他们一再力争,终归无效。省立三中被改成为初级中学,后来又经旅宁同乡教育界人士一再交涉,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才又恢复高中,设立职业班的事终成泡影。民国十七年,省立三中又与省立二师合并,改在万安二师原址专设省立二中,方新解任离去,于“五四”之后接任三中校长,深得陶行知等的帮助,并从北京、南京聘请教师,充实教师队伍。同时,整顿校务,扩充设备,组织各科研究会,提倡白话文,推广拼音字母,学习新文化,提倡师生订阅《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进步报刊,宣传新思想,又加强学生会,提倡学生自治;在学生教育方面,不再提“忠”、“孝”等封建道德,侧重培养学生的“情感、意志与智力”,着重学生“自治、待人、用物(经济)、治事”的修养,注重“知进并进”。因此,大开徽州教育界的新思想、新风气。“五四”以后,省立二师改变教育宗旨,企图以程朱理学与佛教来“挽救世道人心”,恰成鲜明的对比。

    方新离开三中,在省教育厅短期任事之后,到南京找到陶行知。陶行知正在创办晓庄师范,方新希望能在晓庄工作。陶行知对他说,在晓庄只有拿锄头、挑大粪的工作,你是不行的,还是回婺源去办教育吧。后来,陶行知推荐他回婺源任教育局长。他到任之后,把普及平民教育当头等大事,大力推行《平民千字课》。从本村元吉小学,到城东小学、城西小学宣传普及平民教育,走遍全县城乡,以在武口茶场与茶场小学的时间最长,成效也最显著。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江植棠在歙县创办徽州师范,便把自己的恩师请了来,主持教务工作。这时,方新虽已是近60岁的人了,而兴办职业教育开发徽师的初愿,始终未衰。次年,地方人士在屯溪隆阜办的新安乡村师范改为第十区农林实验中学,迁往高枧后,聘方新为名誉校长。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第十区农林实验中学改为商科,易名为徽属联立职业学校,方新这年63岁,出任校长。他亲自制定办学宗旨,鼓励师生自觉造就成为能抗战又能建设的两用人才,并经常倾听师生意见,研究学校应兴应革的事务,经过讨论后方始决定实行。方新十分关心家境贫寒的学生,且能尽力设法帮助。他非常注重学生健康,当时抗战时期,生活艰苦,他力争校外人士的支持,敦聘当地儒医严春生为义务校医,并每日亲自为厨房选配富于营养的蔬菜,“徽职”伙食遂为当时各校之冠。学校原有一台制茶机,还是茶务讲习所遗留下来的,他十分珍惜,总想把它利用起来,为地方上继续培养茶叶人才,以振兴茶业。有些单位想打这部机器的主意,都被他严辞拒绝了。方新多方设法要开办茶科职业班。1943年3月终于取得省农业厅支持,徽职附设茶科职业班。他以68岁高龄与师生一起开辟茶园,遵守劳动纪律,抱病工作,食难细嚼,终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卧床不起。病危弥留之际,还时时探询茶科班的情况,当被告知“茶科班已经上课”时,他以微弱的声音说出一个“好”字,便闭目长逝了。可惜该茶科班,办的时间并不长。方新一生勤勤恳恳,从事教育工作,抱定兴办职业教育,为开发徽州而培养人才的志向,至死不渝。他关心学校,关心学生,生活俭朴,刻己奉公,努力实践着陶行知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最后以身殉职,死在创办茶科班的岗位上。在旧社会的他壮志难酬。建国后,在徽职原址建立的屯溪茶业学校,四十年来已为国家造就了成批成批的茶业人才,方老先生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徽州人每能得时代风气之先

    “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所以离乡撇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胡适口述自传·故乡和家庭》1981年2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城屯溪的图书事业

严济棠

 

    图书事业的发展与否,是反映和衡量一个地方的文化科技、精神文明和人民素质的标志之一。

私人藏书概述

 

    明清以来,徽屯一带,文风很盛,除了一些书香门第有较大数量的藏书以外,一些“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商而兼士的仕商之家,均有不同数量的藏书。不少名人,便是合商业资本和缙绅巨族于一身的收藏家。何况还是在那个“积金千万两,不如解经书”的年代,一些官宦士绅、殷实富户以及书香世家均乐道于藏书。“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这便是徽屯图书事业中一大特点。

    屯溪,在私人藏书上来讲,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从隆阜戴祖荫所撰写的《筹设东原图书馆之经过》一文,可以看到:“新安夙称文物之邦,吾邑实菁华所萃。凡故家大族所蕴蓄,老师宿儒所遗留,必且有十百倍于祖荫先人之所庋藏者。”这里戴祖荫是借此来说明他家的先辈藏书与大家相比,还不免是相形见拙的。戴文又说,“祖荫家藏书籍,汰其芜杂,共得万数千卷”。由此可知,戴氏祖荫在“汰其芜杂”的情况下,一次就拿出比较象样的古籍图书一万几千册来办馆是不多见的。这样,那些“十百倍”于戴祖荫的收藏者所储蓄的图书,当是十数万卷、百数十万卷的了。

    当时戴祖荫所提到的“故家大族”、“老师宿儒”,究竟是指一些什么人呢。这里还可以拿出一个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据清季至近代132年来的记载:屯溪有状元4人,榜眼1人,传胪1人;从清顺治元年(公元1662年)至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屯溪有进士32人,举人49人;从顺治二年(公元1663年)至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屯溪有贡生54人。此外,尚有黎阳的施虹玉、草市的孙吴会、高枧的吴应旻、林塘的范世元、隆阜的戴比玉、阳湖的汪少廉、率口的程玘实、新屯(潭)的戴道仲、尢溪的程子方、屯溪的吴守信、洽阳的郑为充、珠里的陈定宇等,还有一大批名人逸士,尚不在上述之列。一些为了“储书课子、族人讲学、以文会友”等等而建的南山书舍、屏山书舍、率溪书院、新溪书院、童子读书院、方山楼、蟾溪楼、思本阁等等有关藏书课读建筑在外。如果我们仅以这些状元、榜眼为例,把他们每人平均藏书以1万册计,先后私人藏书就是141万多册。同时,这也还不包括成倍于此数的那些名人逸士的储书舍院的收藏在内。由于藏书量之大,所以有人又把屯溪称之为“书城”,是不以为妄的。

 

古籍图书的捐献与抢救

    1950年,屯溪文化馆派员到隆阜、湖边、闵口、上新等各乡村农会所收来的图书、古玩集中点去查检,单是抄书店、作封存,就化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查检中各姓氏的《宗谱》、大本木版的《康熙字典》、王羲之的一笔“鹅”字拓碑、兰亭序单条、祖宗容、钟馗图、紫微星、三星图、五伦图和墨龙图等,随处可见。仅从各处收集来的一部份善本线装书,就塞满了一储藏室。另外省博物(图书)馆从屯溪提走各种善本古籍图书有133种。现今省图书馆二楼阅览厅内陈列的“洋装”图书,便是从屯溪调去的《四库全书珍本》共1959册。还有屯溪文化馆曾从阳湖的一家楼上厢房,检出大量的古籍书画,有二部印象较深:一部象是《金石索》、《奇器图说》一类;另一部是大32开本,书名似是《名都赋》之类。前者是一部很好的考证用书;后者是从“洛阳纸贵”晋左思所著的《三都赋》的联想所提留的。字画,是请黄澍去协助鉴定,检出的字画中,就有一幅赵子昂的马。当然,这些图书和字画,仍然为省馆所收藏。1956、1957两年内,有章馨吾捐献宋、明版及地方文献等图书1851册。又,原戴东原图书馆藏书中有2621册,是安徽文献、戴氏著作、古典文学等。这些图书由文化馆从休宁凹上搬运到屯溪馆内,先后两次,均调运省图书馆收藏。安徽省、屯溪市政协委员程管候所珍藏的《朱枫林集》、《江芷庵遗集》及部分汉魏碑贴拓本等均捐献给政府。

    解放初期,由于人们对古旧书籍的误解,统被错误认为是封建糟粕,以2分到2角一斤,自发的售给南货店、机面店、油条包子店作包装纸使用;另是乡村农会将收来的图书,当作废纸售给纸坊作纸浆(料)或连同田契而一并付之一炬。1953年,中共屯溪市委宣传部和文化馆作了一次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单是屯歙两地的私营土特产信托公司收作纸浆的古书竟达15000公斤;当时歙县深渡就有造纸作坊51个,共收古书作纸浆的也达25000公斤以上。另有一次,中共屯溪市委宣传部来电话,要文化馆立即派人去到五六艘满装古籍图书的民船上去检查。因为任务大、时间紧,于是全馆人员出动,经过的二小时的查检,就装了十多麻袋古书回馆。1956年9月,市文化馆又奉命前往爆竹合作社,抢救出古籍图书400多公斤。

    正当我们奋力抢救的时刻,屯溪一批做旧货的贩子,一夜之间,百分之百地改贩古书。给古籍图书的抢救工作带来了困难。1956年6月,省文化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发出了《关于加强古书管理工作和开展图书征集、整理、借阅古典书籍业务的通知》,首先,屯溪市人大、政协会议上作了宣传贯彻,并召开社会收藏家和有关单位座谈。会议提出:凡信托公司、图书商、书贩所收购到的古书,必须经当地文化部门审核,方可另作处理。为此,同年10月,在屯溪老街成立了一家古籍书店,负责组织休、歙、黟、祁、绩、旌各县的收购业务,以形成古籍图书的正当收售网络。

东原图书馆与鬲山阅报社

    “隆阜戴氏私立东原图书馆”,是1925年经梁启超等发起,为纪念戴东原诞辰200周年所创办,戴祖荫主馆。梁启超在他的《东原图书馆缘起》开头,便这样写道:“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虽年享中寿,未见其止。抑或就者,固己‘震铄往禩、开拓来许’矣。岁癸亥十有二月二十四日,为先生二百生日,邦人士正谋所以讲明先生之学而衍其绪者,而东原图书馆亦于是经始焉”。又戴氏裔孙戴英的《隆阜戴氏私立东原图书馆记》云:“隆阜一村,自入民国,受新潮之鼓荡,文化事业逐渐发达;学校林立,絃育相闻;实业教育,相互竞进。誉者至谓为新安文化之中心点。顾以数千百莘莘学子,课余之暇,不可无参考补习之图书报纸。而一般被经济所压逼,未能受正当教育之青年,尤不可无校外之设备,以为自由补充智识之机构。使其精神才力,日用于正当之途轨。则放僻邪侈之念,自无从发生。此图书馆之设,所以不容缓也”。这便是他们当时办馆的历史背景和他们办馆的真正动机。馆长是戴祖荫(绳武),负责全面工作。下有总务戴琴泉,主任吴品芬、戴龙孙,常务主任鲍光同,编辑员戴伯符等主持日常的总务、选购、编目、出纳、典藏、装订等各项工作。馆址设在濒临横江的摇碧楼内(见图)。这是一幢清代民居,因楼影与碧水相映得名。馆内辟有藏书室、阅书室、女界阅书室、阅报室和儿童阅书室等。经过购置、赠与、寄存和“尽先人数十年来所庋藏”,馆内藏书,“几四万卷”。

    1937年,抗战军兴,东原图书馆,为避免空袭,将7319册重要图书,包装成30(茶)箱,送往休宁凹上自然村毕凤仂家寄存保管。

    自该馆这部份重要图书运出寄存以后,也就意味着这所经历了十三个风雨春秋,颇具规模图书馆的结束。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位知名人士、学者、金石书画家李大千先生在闵川(现新江上毕)鬲山筹办的图书馆,又正在形成。

    李大千,江苏高邮人。当年入浙江艺专学习,因国民党反动派在校搜捕共产党人而被迫离校。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学院攻读,曾是美术教育家徐悲鸿、法籍华人画家潘玉良令高足。并曾是两大师教学工作中的助理。北平解放,李受徐之聘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抗日战争期间,李大千携同妻儿随江苏临中流亡来屯,栖身于鬲山观音上殿内。他生活虽是清贫,然启迪社会、宣传抗日之心不减。经一番苦心筹划,鬲山图书馆约于1943年正式成立,至1949年初结束。该馆正名为“鬲山阅报社”,全称是“安徽省立屯溪民众教育馆鬲山阅报社”。它的独特之处,除了借阅图书、报刊以外,还在“二天门”灵官殿内,举办常年金石书画展。进入这间殿堂,便觉有一股书卷气、瀚墨香扑面而来,展品不多,却也琳琅满目。比如,其中有幅徐悲鸿题款的《百美图》,便是一幅镌有王昭君等一百名古美人印章的金石艺术珍品。

    鬲山上殿,是建在一处地势比较高陡,两面临空的平台之上。图书阅览室,便设在殿前一排花槛窗下和两廊之内。凭窗远眺,云山村野尽收眼底;倚槛下窥,绿树花荫都上心来。殿内香烟缭绕,庭前花木扶疏;加上主人好客,清茗伴读。格外显得幽雅清静,超凡脱俗。每当春秋佳日,游人到此阅览者,几乎是座无虚席。

    馆内报章杂志、图书画册,除了一部分是李大千先生私藏者外,其余都是李大千先生及其夫人张多女士,在日常生活中,省吃俭用,自费购置。书刊内容,以通俗进步读物为主和宣传抗日居多。其中有份《鳄鱼》杂志,解放后才知是苏联的讽世刊物。现今这个地方的殿堂僧舍,虽已荡然无存,但李大千夫妇当年所创立的这一事业,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屯溪图书馆事业的今昔

    抗日战争期间,屯溪人口增至一二十万,却没有一个比较象样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图书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2月,屯溪公园迎旭厅内,始陈列有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申报、大公报、时事日报、徽州日报、皖南新报、国闻周报和东方杂志、文化建设、中外问题、中学生、航空生活、良友画报、现代父母等15种报刊,供群众阅览。这也可以说是屯溪图书(馆)事业之滥觞,距今算来,已有54年历史。但比较初具规模的,还是1941年(民国三十年)7月,国民党皖南行署暨省教育厅委派王甸平,在屯溪西镇街牛壑底庐阳公所内建立的“省立屯溪民众教育馆”。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因原馆址不宜于“社教工作”,奉命迁至屯溪公园,其中图书阅览部份与迎旭厅阅览室合并,是为屯溪图书馆的雏型。解放前夕,在此基础上,改建为“省立(屯溪)第十图书馆。”汪则之任馆长。

    1949年4月底,屯溪解放,5月初市军管会接管了屯溪省立图书馆,仅有各种图书2300多册和一些旧的报章杂志。当时划作市人民教育馆(文化馆前身)书库,对外开放。1950年,新增图书1371册,杂志27种,报纸12种。正常来馆借阅图书的读者有831户,其中以学生、干部、职工和店员居多。

    1951年4月,屯溪图书馆正式成立。第一任副馆长是严济棠。图书馆的业务开展,仍是从屯溪文化馆分离出来的书库和阅览室为阵地。馆内工作:⑴首先修改读者借阅书规则;⑵参照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对全馆所有图书进行统一登记编目;⑶收藏古书,将原徽州“一府六县”的休宁县、歙县、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县志,全部收齐;⑷添置设备,增加书橱,报章杂志收藏柜;⑸横向联系,与浙江省图书馆挂钩,学习他们先进经验为我所用;⑹编印刊物,出版(油印)《图书通讯》,内容有图书评介和介绍各地图书馆(室)、市场管理工作的经验。每第二周次,发往各机关、学校、工厂、书店、书贩参考使用。馆外工作:①举办图书阅览站。每逢节日,在馆外设立图书阅览站。用黑板写上几条临时阅览规则,就地阅览;②图书流动站。按月由各行政村骨干来馆调换,向村民开放借阅。或按馆的安排路线,自行交换;③图片展览。配合各个节日和各政治宣传活动,将图片送到在厂、农村巡回展览;④与文化馆联合举办有关《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各种文学名著进座。

    1956年与淮南市图书馆合并,原班人马及大部分图书均同时调迁。留在屯溪的部分图书仍并入屯溪文化馆阅览室。1978年5月,在此基础上,重建图书馆,馆址仍设在屯溪公园内。再次扩建的三层新楼,当是第一次扩大建馆面积的三至四倍。历任正副馆长有严济棠、徐铭鉴、王福善、朱明亮、罗纪元、詹科富等。

    根据1983年调查,屯溪徽州师专图书馆藏书有12万册,倘若将屯溪划区内所有中学、大中专科学校、党校、各部门干校等图书馆(室);市、区两级机关(团体)资料室、科研史志机构、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等单位所有藏书,做一确切统计,其数量之可观,于屯溪书城之名,实不愧闻。

 

 

皖中在柏山

严济棠

 

    皖中,是南京安徽中学的简称。前身是南京安徽公学,始办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当时称为安徽旅宁公学。1923年陶行知、姚文采主校,学校推行了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强调“手脑并用”以勤俭崇实精神办学,求得“德、智、体”三育并进。迁来屯溪时,设立徽州分校。抗战期间,驻屯溪柏山达五六年之久,因此人们又称之为“柏山皖中”。

 

迁校经过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八·一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淞沪,南京形势十分紧急。为坚持全面抗战,东南各大城市机关、学校……,纷纷内迁。皖中校长姚文采,“念徽州本山明水秀之乡。在地理上,将为前方之后方。对于当地民众之启发,与乎青年之教养训练,已刻不容缓”。决定在徽州屯溪设校。同年8月,他只身来屯,驻足黄山旅社(今沿江东路16号).与程翔云、程浦云等人,共筹迁校事宜。

    建立徽州分校的宗旨,从它的一首校歌,便可得知。

黄山白岳屹江青,钟秀毓群英。

百年之计在今日,更需要上下齐心!

歼被东邻仇敌;重申北伐精神!

国仇家恨自难平,且听弦歌声。

成仁取义本吾志,趁此时尝胆卧薪,

凭仗中流砥柱,重光万里长城!

    迁屯伊始,校址三易。在一无校舍,二无设备,经费极为拮据的情况下,多赖地方茶叶公会姚毅全、叶凤山、茶商吴佩珩、孙友樵等出力帮助。他们让出茶号,供皖中复课使用。最初,校办公处、高中部设阳湖,初中部分别设屯溪还淳巷华胜茶号和观音山的怡新祥茶号内。因陋就简,用布幔间隔为教室,用茶板、茶箱充当课桌、课凳。事后,休宁程荷生慨捐课桌椅六百套,以供使用。不久,又将校本部迁入阳湖茶商小学及大有庄等处。9月初学校先后招生两次。10月初,南京的新老学生负笈来归者经登记达781人。10月10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会上,对各界来宾赠以分校《创立纪念刊》,人手一册。国民政府教育部顾树森司长和金陵大学徐养秋教授,均亲临指导。11月1日,又出版发行了《 国难旬刊》,以宣传抗日、推进教学。

    1937年底,南京沦陷,寇焰内逼。原流亡到屯溪皖中的师生,多数又向大后方逃亡,因而在校学生锐减至二百余人。不久日寇铁蹄又踏进皖南,宣芜沦陷,人心惶恐,分校几乎面临瓦解之势。时湖南省主席、原南京安徽中学董事长张治中来电,促姚文采去长沙办学。后经多方考虑,决定一面就地另找安全地点,一面率领师生坚持教学。

    1938年1月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来电,姚文采奉命组织“战地服务团”,并代办战地工作干训班事宜。这时散去的学生又渐集屯溪,要求复课。校方按照实情,开高一以下五个班的课。高二、三学生,因人数不齐,则尽量分配他们在战地服务团内参加抗日工作。为发扬“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校方又在休歙的黄尖、凹上、大岭脚、岭后等处,开辟类同今日“农科教”于一体的山乡教育实验区。以此为基地,派分校部分生员前去宣传动员民众抗日,组织训练。

    1939年,抗战烽火日炽,敌机不断地向后方各不设防城市狂轰滥炸。是年,7月22日(农历六月六日),屯溪首遭空袭,为保障师生安全,以柏山为校址,以“往来透支”(即是银行收存学费,校方支用超过,由银行贷付)方式,向安徽省地方银行贷款,进行修旧建新,添造校舍数十间。虽当盛暑,但在施工上,却是日夜兼程,于9月1日前迁入新址,如期开学。

    柏山,是屯溪名胜之一。环境幽静,确为战时教学的理想场所。山有齐祈寺,为唐会昌时所建。皖中,便是利用齐祈寺这一露天殿址和残留的石建佛座作为礼堂讲台的。礼堂西侧,为程氏家祠,用作教导处。山上操场东侧,为新建楼房、校舍,间以新修缮的轩堂小院。次年,校大门东移,厨房迁建在后山,另辟山下操场。山脚下的小吃馆、文具店、缝纫铺、理发室应运而生,哗然若市。一次,有位曾经驾驶B—29型轰炸机,远征日本,夜袭东京的盟军军官来校参观巡视,校方接待了这位美国人并吃了一顿炒面,便是在这餐馆内进行的。

    学校迁入柏山以后,当地及沦陷区流亡来屯各阶层青年,要求入学者络绎不绝。学校则不拘贵贱,不分男女,只要考试及格,全都接纳。每学期学杂费改收大米,人均45市斤。对因经济发生困难的学生,由校方或师生之间互相接济,以维持生活。其中有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姐妹和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养秋的孩子等。现任《陕西日报》编辑的陈布南,曾撰文说:皖中“对我们的生活和学习,非常关心。那时,我是从沦陷区来的‘难民学生’,家庭经济来源无着,学校对我是减免学费。……我自幼爱好写作,从高小开始就常在《徽州日报》及以后的屯溪《皖报》副刊发表杂文之类小品,略有稿费收入。事实上,我当时就是依靠这些补助和微薄收入,加上族兄的帮助,在皖中上学的。”

    班级方面,1939年增设春季始业班。在柏山先后设九至十一个班级,学生七八百上下。1941年,设有高中三个班,初中甲乙六个班,初中春季三个班,是皖中班级最多的年份。同年止,先后办理毕业四次。合计高中毕业学生106人,初中毕业学生251人。均分别任职于军政各界或升入大学。

    抗战胜利,校本部迁回南京,设备均留屯溪,并由柏山迁回阳湖,续办徽州分校。1949年屯溪解放后,更为私立行知中学,1950年合并于屯溪中学。

 

战 时 教 学

    皖中的教学目标,归纳起来为“认识实践、民族美德;服从守法、训练矫正;锻炼体格、战胜困难。”课程编制和教材内容,均以当时修正的中学课程标准及《抗战建国纲领》为依据。并为适应战时需要,补充以战时常识、国际情形、国防知识、生产教育等资料。具体加授的课程有:战时机械工程、军事化学、战时救护、国家问题等。

    教学方式:高中注重讲演、讨论、实验,以自行研究为主,并鼓励创造;初中注重讲解、练习、辅导,以自学为主,并鼓励研究。各科课程,原则必修。唯高中自第二学年起分设选修学程,以备毕业后升学,就业之用。课堂教学,老师除讲授课本外,还必须对学生临时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

    成绩考查,包括课堂上的老师提问、笔记、各学科作业等。每隔一至二周,作文一篇,日记例外。课程作业,均按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今日事、今日毕”的原则当日完成。月有小考,期有大考,临时测验由各教师测定。

    在训导施实上,高中实行军事管理,为军事训练团编制,设军训课;初中实行童子军管理,属中国童子军第三团编制,设童训课(皖中童子军成立最早,在南京注册时,为全国童军团前三名)。两团编制,均由国家登记注册,授有军旗。团以下分别按高初中及班级情况分设两个大队(或总队),每大队辖三个中队(或区队),每中队由三个小队(或分队)组成。正副队长由学生民主推选或由校方提名担任。各中队长轮流值星,负责各种集合执勤服务。“两训”课程中有徒手操、各种步法、队形变化,以及为战时需要的担架、包扎、急救、消防、防空、防毒、旗语、射击、投木手榴弹、三角瞄准、方位测定、紧急集合以及炊事、游艺等等。这些训练,大部分是通过每个学期毕业班的越野行军、童军露营来进行实习检验。

    劳动服务方面,每学期开始,由童军教练发给每人劳动服务证五张,作为校内外劳动服务的记录凭证。每年有春假数天,为学生返乡用以劳动锻炼,陶冶身心。

    操行考查,于学期开始,以学生操行每人800分为基数。然后视其行为优劣,随时增减。增至1600分为超;1000分为优;800分以上为良;减至700分以下为中;600分以上为庸;500分以上为劣。增分标准大致是:维护纪律、遵守校规、勤于学业、公共服务、参加集会不缺席、注意礼貌卫生等;反之,凡赌博、斗殴、偷窃、破坏公物、考试舞弊等则一律扣分。学期终了,具有两门主科不及格者留级,而操行劣等又无故旷课超过规定天数的,就令其退学。

    皖中的教师绝大多数是大学本科、专业毕业,教学经验丰富,资历深厚。当时,他们入不敷出,生活艰苦。然而那种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却不懈怠。表现了一种体验时艰、清贫自守的高尚情怀。

    先后来皖中从教的有:王秉珪、王天福、程千帆、赵安平、黄宝华、陈光升、程管侯、李默涵、李辛白、吴建白、汪启恩、胡逢荣、金晓农、金良晨(1948年赴台)、稽家钰等。此外,尚有教导主任查景韩,他是国立北京高等师范毕业,曾参加北京“五.四”爱国运动;训育主任程贻青,他是东南大学优才生,国文教师是罗长铭和北师大教授、古典文学专家陈友琴;英文教师朱家治,他是金陵大学毕业的,地理教师罗家柱,他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分校校歌作者是四川大学教授萧印唐和中国有名女词人,武汉大学教授沈祖芬等,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南京中央大学艺术学院毕业的李大千;以及曾任联合国远东军事法庭首席审判官的石美瑜等。

    战时课本奇缺,版本又多不统一,大多是由主课老师,自选题材,自编讲义,由教导处罗善之负责刻写,用土报纸印出。另是根据老师所用的教本,在课堂上记笔记,有的借用旧课本、互相传抄。

    1940年,为避免空袭,屯溪曾一度进行防空措施,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止,为疏散时间。各学科课程,则在疏散前后,在柏山山坳里,上完当日课程。而日食改为二次干餐,其进餐时间也在疏散前后。以确保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环 境 布 饰

    皖中的环境布饰能因地制宜,内容充满苦奋斗精神。譬如:阳湖学校大门前的“纬武经文,术德兼修”;柏山师生宿舍与教师之间抗日爱国热情和艰的“寓将于学”;操场旁的“锻炼身体,增强体魄”;饭厅里的“粒粒皆辛苦”标语等等。

    值得提出的是礼堂上“实”字校训的布饰。据说是根据黄兴的家训“笃实”而来。释文是:“德性宜笃实也,知识宜富实也,身体宜健实也”等。

    又如1937年,程贻青在阳湖学校礼堂上所书的一幅柱联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该联是八·一三淞沪战役中,任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率领孤军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所撰,表现了至大至刚的民族气节。

    1940年暑假,皖中,环境布饰更新,比较引人注山的有两处。一是从柏山寺进入露天礼堂的东西两廊过道上,悬有两块木牌,蓝底白字。每块木牌,蓝底白字。每块木牌的正背两面分别书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

     一是露天礼堂以北围墙上的“明耻教战”四字。每字约一米正方,是方砖形美术体。这四字的题撰是前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李根源所题(李是朱德同志的教官)。显然,这些布饰对鼓舞全校师生抗日救国、树立民族正气,无疑是有益的。

    另外,据经传芳、王自珍同学的回忆,当年从柏山山脚至学校大门的山径上,建有两座山亭,其中有这样一幅楹联:

到此少凭栏,登峰造板宽宇宙;

临阶勿躐等,升堂入室立根基

    该联是绩溪名儒书法家程宗鲁所撰写并书。此联体现了老一辈对青年一代学习上的殷切关怀和无限期待之情。

 

抗 日 救 亡

    抗日军兴,在驻徽州岩寺新四军的直接影响下,成立有“学生抗敌协会”、“皖中剧团”。利用一切时机,积极参加捐募寒衣、慰劳伤兵、动员民众、组织训练等抗日救亡活动。校内各班级还组织有歌咏队、口琴队、演出队、宣传队,利用音乐、戏剧、漫画、木刻、壁报、标语、演讲、讲座等形式进行宣传,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灌输抗战智能”。教唱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枪口对外》、《松花江上》、《打杀汉奸》、《游击队之歌》、《募寒衣》、《毕业歌》、《国际歌》、《马赛曲》、《铁蹄下的歌女》等20余支;演出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打倒汉奸卖国贼》等。校外,有程中一、李莅之、余华所创办的“前锋剧团”,团员大多来自皖中、徽师、女中学生,程绍懋便是该团的副团长之一。

    1938年9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演剧二队来屯演出期间,曾主办了一次以皖中为主体的抗日救亡歌曲千人大合唱,其声势浩大,轰动山城。这年冬,校方规定各班学生寒假中,必须完成三个乡镇以上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取得当地乡镇公所证明,在新学期开始,方可报名入学。当时,在屯溪的一些同学中有凌丹生、江启侯、李润之、洪政民、严济棠等八名同学,自动组成宣传队,自编、自排歌剧《民族公敌》、《送棉衣》及口琴合奏等节目,休宁溪边村、潜阜镇、黄芳村等山区演出,深受群众欢迎。1988年10月台湾回大陆探亲的洪政民,分别会见了一些尚健在的同学,回忆当年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刷标语、贴海报的情景,那种抗日爱国热情,不禁油然而生。

    1939年至1940年间,学生除经常在屯溪附近街镇演出宣传外,还在柏山操场搭台举行一次各班级演出竞赛活动。连续两晚,周围村落群众,打着灯笼火把,从四面八方接踵来看演出。程绍懋、孙励真(女)、黄永丰等主演的大型抗日话剧《古城的怒吼》,除在本校演出外,还曾在屯溪大舞台与查景韩编导的话剧同台演出。观众见到敌人蹂躏同胞的罪行,都悲愤填鹰,台上台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昂。

    1939年10月10日,敌机六架轰炸屯溪。在汽车站、公园街、长干坝一带,投下炸弹、烧夷弹14枚。交通路、中南旅社多处中弹起火。皖中“防空救护队”及时出发,携带童军棍、三角巾,在童军教练金晓农的带领下,冒着敌机危险,奔赴屯溪抢救。他们断火路、搬物资,无不奋勇争先。

    在劝募献金方面,1937年10月5日《徽州日报》载;皖中抗敌后援会募捐救国,计款640元,由银行汇往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收转政府。

    1940年下半年,这样的活动又有两次。一次是屯溪各界防空节纪念大会,为“联工队”屯溪胜利舞台演出,推销面值2至5元的游艺金票券。这次活动,皖中负担的3000多元任务,三分之二是分摊给各班学生完成;另一次是1元献机,每个学生向校方领取印有飞机图案、每张1元的证券约二三十张,自行劝募。1941年10月的一次,大约是人均募款在十几元左右。

    这些活动,部分同学是向自己家长亲属劝募或由家长亲属代为劝募。但大部分同学都是停下课业,走街串巷,出入茶坊、酒肆、分馆、商店,或在戏院进行幕间宣传,或在闹市要道拦阻“黄包车”,向阔佬劝募。还有的同学深入“麻将”席旁,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劝说捐献。

 

民 主 自 治

    皖中在民主自治中,各个班级设有正副级长,一般地说级长也是“学生自治会”的成员。自治会下设干事会,分学术、事务、文书、游艺、体育五大股,分头负责学术交流、游艺联欢演出组织、班级球赛、清洁卫生互查等,以及对外的联谊活动。在膳食管理上,有学生“膳食委员会”组织,每月一届,处理日常膳食事务。每日按各班级顺序轮流派二名学生采买,二名学生监厨。帐目公开,并受全校师生监督。

    1940年曾掀起一次反丁学潮。丁某是皖南行署警保处派来的教官,他对学生思想控制极严,并以法西斯手段对待学生,因而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推派孙励真(女)、潘友斯、吕佐武、郭善洵(现居美国任大学教授)等四名代表联名上书请愿,要求行署撤换之,后经戴戟亲自过问,予以调离。

    1942年,屯溪警备司令部新任司令楼月,一到职便将屯溪公园花卉盆景搜罗去,独家欣赏。一次,在街头非法搜查行人时,竟将皖中高中一名学生易昌明,囚禁在一所关押小偷、流氓的万年台下,挨饥受寒一宵才被释放。于是,这位学生便以《楼头月》为题,撰文发表。文尾有“楼头月啊,楼头月!西山逼近将沉没!”以倾吐对楼月的横敛暴虐的愤懑之情。楼月迁怒于《皖报》副刊编辑文贯之,将其逮捕。后经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电令释放,一起陡起风波,始得平息。

    约在1943年,刘某攫取得校务主任职任,拉帮结派,排斥异已。侵吞学生伙食费中饱私囊。致使学生伙食降低到每天吃的是糙子米,清水煮萝卜青菜的水平。同学们在进步老师的支持下,掀起了抗议学潮。刘某对此并不引以为戒,反恼羞成怒,竟下令要赶走这位教师。1944年,皖中校友、新任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曾得姚文采资助、留英获政治学博士学位。赴台后任台湾师范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应皖中分校部分师生邀请聚餐时,得知此事。为维护校誉,清除邪恶,经了解情况属实,便把刘某叫去,令其退出学校,以重整教学。

 

文 体 生 活

    皖中的同学们在课余时能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发展每个人的才能。教学上有一批名师,学习空气比较浓厚。因受“五四”新文化影响,每个班级几乎都办有级刊和壁报。此外,也有两人合办、一人独办的。诸如《巨轮》、《曙光》、《血斗》、《春潮》……,真是目不暇接。同学们有不少作品,还在《徽州日报》、《皖报》、《中国日报》、《中国民报》、《皖锋》、《皖南人》、《火炬周刊》、《东南半月刊》等报刊上发表。

    1943年,在校学生还自筹经费,办了一个《星之海》纯文学铅印刊物。该刊有八个编委,皖中就占五个。他们是:原班级学艺股长刘和芳(上海大厦大学毕业,曾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组长、副主编和大型文字刊物《女作家》主编);胡同伦曾任《劳动报》文化组记者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编剧);以及为《星之海》刊物出钱出力最多,并撰写出版过《恒影集》的王兆锟、陈培。此外,还有1948年赴台范德栋等。

    皖中的体育设施比较简陋。仅有的是一些蓝球架、单双杠、沙坑、吊木贡等,但在竞赛活动中又不落后。校内的蓝球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有拔山(谐音柏山)队、老狮(谐音老师)队,高联队、初联队等组织。

    1941年5月,学校曾利用长干塝自然河段进行校内班际游泳赛,对推动当时屯溪的游泳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5月,皖南第一届运动会在屯溪体育场举行。参加竞赛的有苏、浙、皖、赣边区驻军和来自皖南太平、宁国、祁门、休宁四县县中和省立徽中、徽师、徽女中以及从沦陷区迁至皖南的复旦附中、南京皖中、建国中学等一千余人。经过角逐,皖中一举夺得初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和高中组的蓝球、足球赛的冠军。捧回了银鼎、银塔、银杯、银盾、锦旗等奖品。

    另外,皖中在各种大型集会庆祝游行活动中,亦是佼佼者。记得1940年10月10日庆祝湘北大捷的游行时,皖中的游行队伍以校旗开路,举着孙中山等巨幅画像前导,那悠扬的军号声、鼓乐声、口琴合奏声、抗战歌声,此起彼伏。几百个同学,每人提着盏红灯,其光彩映红了老街。各个班级扛着、推着的各大型的飞机灯、军舰灯、高射炮灯、装甲车灯…接踵而来。特别是这些模型灯在模拟表演时,沿途观众无不拍手称赞。

载 誉 东 南

    皖中校风严肃、活泼。生活虽是艰苦,然常年弦歌不辍。当时内迁屯溪的各大报刊,多有记载。如《火炬周刊》等刊物曾载文说:南京“安徽中学,也就是很早闻名的皖中。历史悠久,在教育界是素负盛名学校。”“皖南没有大学,在屯溪…皖中是顶高的学府了。”“校风较好,令闻广誉”“六七百个青年在这里学习锻炼,认识了祖国,明白了责任。知道怎样爱护国家,珍重自己,献身于民族。”“这里的青年学生,都是以英勇的姿态出现着。”他们“有改造社会,推翻暴力的决心,更有百折不挠为正义奋斗的勇气。”“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要把灿烂的鲜血,洒在祖国大地上,开出奇异的花朵。”“相信,总有这一天,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是这样憧憬着!”

    事实证明,有不少同学从皖中起步,成为共产党员、专家学者和各方面的人才。象广东化肥学矿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的叶树滋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南京航空学院副教授、江苏工程图学理事会副会长,曾参与研制“带有红外线源和雷达波反射器的高空伞靶”获国家发明三等奖的张燮华;加拿大多伦多壳牌石油公司计算研究室主任孙克勤;美国机械工程师范道青;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地球物理博士、为南极考察做出卓越贡献、获美国政府金质奖章、南极第一次以中国人命名山峰的张逢铿和台北女教师作家韩文美等,都是柏山皖中这一时期的学生。

    1987年南京安徽中学校友会编印《校友通讯录》所登记的503名校友中,在柏山皖中肄业、毕业的同学,就有222名。他们在国内外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努力地工作,获得各类中、高级职称以及部门要职的,就占72%。

火 续 薪 传

    柏山皖中,虽已成为历史,然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仍在火续薪传。其中不少校友,致力于陶研工作,在“实践行知思想,探索教改新路”。

    1986年,徽州、屯溪的王廷基、王自燮、王坚白等24名校友,共同发起,向海内外各地校友,发出《征集柏山皖中史料公开信》200多份,以志当年“第一山前切磋与共,怀仁亭畔教学相长”的眷眷之情。

    为增进校友情谊,发挥余热,以繁荣社会,振兴中华,促进祖国统一作贡献。1987年5月,“南京安徽中学校友会”成立。经广泛接触,在国内外及澎台地区联系有600多人。同年有旅居美国休斯敦市,三十年代老校友李国安和年逾古稀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王仲淦,他们都谈到在台和旅美校友情况。并说,目前在台湾尚有校友200人左右,并印有同学录。12月,南京校友会秘书长李承勋,随白下区陶研会来屯参观访问之机,先后在歙、屯两地会见了校友,成立了联络组,筹组徽州分会事宜。

    近些年来,尚有不少散居国内外各地校友,趁来黄山旅游,或来屯溪参加各种全国性会议以及来屯探亲访友之机,都曾到阳湖柏山的皖中分校遗址参观,回忆当年“莘莘学子负笈柏山,济济教师执教于斯”的悠悠往事。其中有南京金陵职业大学外语教研室副教授查良范,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吴慈生,旅美企业家赵士凤(女)和在上海外语学院、对外汉语留学生班教授书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美术编辑,曾在纽约《华侨日报》、东京《读卖新闻》上发表过书画作品和评论文章以及在1986年,东渡日本讲学的黄文翔等,都曾到柏山故地重游。以怀念母校之情。

 

 

王甸青与屯溪教育事业

王坚白

 

    王甸青名邦杰(1865—1939),清末附生。屯溪人,家住河街。1906年在休宁海阳两等学堂(前身为海阳书院)任国文教师垂20年之久。曾任休宁县议会副议长、议长和徽州教育联合会副会长。1914年任休宁劝学所长,1917年劝学所改称教育局,又继任休宁县第一任教育局长,至1926年退休。别号“石羊退叟”。遗有《读书随笔》八册,《石羊退叟手稿》180篇。

 

    据安徽第二师范杂志和《黄山钟》记载:1914—1922年和以后几年,屯溪新创办的学校如表。

     这些学校是王甸青主持休宁教育工作时间创办的。而1914年前屯溪地区只有:阳湖乙种实业学校;梅林易东初等小学;隆阜乐音初等小学;湖边初等小学;汪塘圩的巽泽初等小学等五所小学。此后十年左右,共创办了近三十所新学校(包括隆阜四女师附小)。其中以屯溪、隆阜两地发展最快:屯溪市区范围(包括率口)。1914年还没有小学,到1922年就新办了九所。隆阜原来仅有小学一所,到1922年,则创办了八九所学校。据1922年一年统计,屯溪地区并存的学校为十七所,是1914年前学校数的三倍多,学生数也成倍增加了。这是屯溪教育发展史上的显著成就。

    当时,军阀连年混战,搜刮民脂民膏,而教育经费要地方自筹,省里甚至不拨经费。况且人们昧于读书的价值,学生来源往往成了办学的难题:要创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实在是困难重重!而屯溪教育事业有如此迅速发展,这不仅是潘孝尧、潘孝奂兄弟,程雨洲(裕济)、沈度如(沈钰)、俞植天和程管侯等兴学志士勤创学的成果,而且也是与教育局长王甸青的组织和领导分不开的。

 

    王甸青在领导和发展教育事业上,有一整套方针和措施:

大力推行公、私、地方同时办学的方针

 

 

 

地点

校名

创办年代

校长

市区

 

 

 

 

 

 

 

 

湖边

牛坑

草市

阳湖

 

黎阳

 

油潭桥

高  枧

瑶  溪

隆  阜

 

 

 

 

 

 

 

蟾  村

竹  林

屯溪第一国民学校

屯溪第二国民学校

育才国民学校(中门)

达成国民学校(长干榜)

屯镇国民学校(观音山)

屯西国民学校

养善国民学校(率口)

率中国民学校

程氏率溪初小(牌楼前)

湖边初等小学

尤溪初等小学

草市初等小学

屯航国民学校(稽灵山)

笃敬国民学科(瑶干)

黎川国民学校

黎中初等小学

油潭初等小学

枧西国民学校

瑶溪戴氏国民学校

求是国民学校

亦政国民学校

务实国民学校(中村)

东原国民学校(上村)

乐育国民学校(中村)

乐育女子学校

坤元女子学校

东区高等国民学校*(中街)

道南国民学校

竹林初等小学

1916年

1916年

1919年

1922年

1922年

1922年

 

1922年以后

1922年以后

1914年

1922年以后

1922年以后

1922年

1917年

1922年

1922年后

1922年后

1917年

1922年

1917—8

1922年

1916年

1916年

1914年

1919年

1922年

1923年

1915年

1922年后

胡跃锡

李秉忠

程炳元

沈  钰

潘孝奂

李秉钧

胡  畲

 

 

 

程孝先

余值三

叶丽荃

范文煃

邵国基

 

 

汪幕灏

黄钰声

潘孝尧

程裕济

程世鉴

戴广煌

 

吕纫兰

韩  熙

程管侯

汪  祀

 

    求是、务实两校,学生并入该校,为黎阳小学前身。

    1、所谓公办,就是县立的学校。全部教育经费由县教育局拨给,校长由教育局推荐,由县知事(县长)委任。王甸青经手筹办的高等小学共五所,其中有先设在隆阜迁至黎阳的东区高等小学,俗称“东高”和城厢(即海阳镇)女子高等小学,俗称“休宁女高”(意为隆阜省立第四女子师范提供学生来源)。

    2、所谓私立,主要由私人筹资兴办的学校,但教育局拨给开办补助费以及放寒暑两期教育补助费。如1921年沈度如以祀产(即作祭祀祖宗的田产)办了达成小学,俞植三以黄罗山尖几十亩山场为基金,创办草市初级小学即今草市小学的前身,学童免费入学。

    还有一种私立学校,是由办得比较好的私塾擢拔的。如隆阜戴广煌(企尧)办的私塾,后被擢拔为区立东原小学。

    3、所谓地方办,即以祠款、文(祀孔子)、武(祀关羽、岳飞)会款,社庙寺院款等为经费来源办的学校。教育局亦拨给开办费和寒暑两期教育补助费,校长由主办学校的开明士绅担任,或由他们推荐人选,如程孝先创办的尤溪(校址:牛坑)初级小学。

    再一种是由募捐筹集学款创办的。屯溪船民有一千多户,一百多个学龄儿童无法上学。王甸青便劝导他们用募捐的方式集资二千元,创办了屯航初级国民学校,校址设在阳湖稽灵山。到解放前夕有学生三百多人,解放后也了阳湖小学的主体部分。

    上述县立学校,学制为六年,符合现今的完小制;地方和私人办的学校,大都是四年制的初级小学。其中:公办、私立和由私塾擢拔的为数较少,多数为地方办的学校。

注意利用各种渠道开拓教育经费来源

    1、仔学租:旧书院有学田,以学田的地租充作学校经费、称“仔学租”。王甸青对学田的清查和仔学租的管理工作始终抓得很紧。

    2、盐票息:自清朝气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私弊,改行“票法”以后,经销食盐的商人只要缴纳一定钱币,官府则发给相应数量的盐票(又称引票)再凭盐票采购和运销食盐,在王甸青的劝导下,不少殷商大户也用捐盐票来支持办学的。教育局就以盐票租借给盐商,计息取钱充作教育经费。

    3、田赋清厘:所谓清厘,就是清理田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学田公地被私人侵占的不少,隐瞒赋税的情况严重。政府随之予以清理。为了支持办学,发展教育事业,王甸青曾以副议长身份,用了几年时间,领导全县清理田赋,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教育经费扩大了来源。当时,教育经费归各县自筹,大都在清厘项目下报县(长)批拨,归教育局动支。这项财政拨款约占全部教育经费的60—70%。可见,田赋清厘是王甸青在主持全县教育工作的十三年中,屯溪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注重选拨和培养合格教师

    1、省立第二师范(休中前身)的毕业生,有不能继续升学和自谋职业者,经考核由教育局安排为教师,成绩优秀者被任命为初小校长。

    2、海阳高等小学毕业的高材生,年龄在二十岁以上者,安排为代课教师,尔后视情况补正;年龄较小又有培养前途者,保送到省立二师深造。作为二师校长和徽州教育联合会会长的胡晋接,对“甸老介绍”的学生 持“来者不拒”的态度。毕业后,由教育局安排工作,不少人还成了办学和教学的骨干。

    3、改造塾师:将办得好的师塾擢拔为初级小学,将其中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私塾先生,组织他们学习新教材、运用新教法,并在边教边学中使之成为新老师。

    4、培训教师:对于国家规定必须设置的新课目,如音乐、体育等缺乏师资的,则选拔得力教师去外地深造。学成之后回来,又以“先学为师”的做法,办练训班推广新的教学内容。如派人去北京学国音(注音)字母;去南京体育学校,学习童子军(该课后来并入体育课);去上海体育学校,学习体育课的教法。为了推广拼音字母教学,主办了“国语拼音暑假学习班”,选拔了“口齿流利的年轻教师”七十多人为学员,聘请曾去北京学习国音字母的方立堂为讲师。此后,国音字母教学便普遍展开施教。

采用部编教本和统一教学内容

    当时,徽州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市面上只有旧式的墨笔和书坊;对新学堂使用的部编课本和文具如石笔、铅笔、练习本则很少见。王甸青便商之在海阳镇东青巷口对门的刘松山笔店,委托代办学校课本和教育用品业务,以促进教材的统一。

进行检查评比,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成效

    督学每年两次亲临每个学校(无一遗漏)检查两至三天,评定优劣成绩,作为发放寒暑两期教育补助费的依据。

    教育局设立奖励性的寒暑两期补助费,每期最高可得五十元(相当于20至25担米)最低的为十元。有些学校每年两次荣获头等奖,学期终了开支都有节余。私立学校只要获得此奖,就等于得到政府的承认,从而提高了该校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对教学成绩好的教师,则“传令嘉奖”。

认真贯彻视学(即督学)制度

    督学每到一校视察督导,资助处理校务行政(包括学校与外界的纠纷),评定(教学、纪律、卫生)办学成绩,甚至诸如教师的酗酒、打牌等不良习气,均予查询与劝导。督学根据督导提纲,填写视察报告并立档案。这对良好教学秩序的建立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尤其是对新办学校的巩固有不小的作用。第一任督学程世鉴,安徽优级师范(大学)毕业生,工作认真负责,品学兼优,干练出色,是王甸青的得力助手。

    王甸青在主持休宁县教育局工作的十三年中,领导屯溪创立了二十至三十所学校,分布于乡镇之间,除了个别学校如戴广煌办的东源小学之外,大多数学校得到了巩固;有些学校还成了各乡镇的教育中心,为以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学校中还有女子小学;并且从1923年起,屯溪、隆阜、湖边的学校已招收女生,北伐以后各校普遍男女兼收。这为女童就近入学、妇女智力的开发和扭转重男轻女的社会陋习创造了良好条件。

    王甸青在主持休宁教育局期间,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教育经历着大变革时期。他紧跟形势,力排万难,领导全县包括屯溪创办新学校和改造旧私塾,坚定地实行新学制、设置新课程,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和统一使用部编新教材,并初步建立了一支新的教师队伍,为屯溪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的皖南教育

胡逢荣    田世庆

 

    抗日战争初期,安徽教育基本上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1938年夏季以后,安徽省政府由六安迁至立煌(金寨),开始着手整顿教育。这年秋季,全省绝大部分学校都开了学,并设立了一些临时中学(如第一临中设在立煌的流波石童,由教育厅长方治兼任校长),收容沦陷区和半沦陷区的失学青年。那时,皖南行署也在屯溪成立了,由各厅处抽调的人员也先后南来,行署主任戴戟对教育比较重视,对当时的皖南教育进行了恢复和整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抗战期间皖南初等教育大体上可分为县立、省立、私立三种。以县立为主。当时的县立小学分为乡(镇)中心小学(完小),学制六年,保国民小学,学制四年。保国民小学毕业的学生,可考入乡(镇)中心小学继续学习。

    当时各县为了筹措乡保小学教育经费,曾设有乡保小学基金委员会,虽筹得少量经费,但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此,当时绝大部分乡(镇)小学和保小,都是因陋就简,设备条件差,教员生活清苦。一个保小教员每月只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资,乡(镇)小学教员每月也只有近二十五元的收入。特别是保小一般只有一个教员,要负担四个年级的教学任务(采用复式教学或二部制),乡(镇)中心小学情况稍微好一点,但也大部分都是单级复式教学。

    安徽省教育厅为了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先后在广德、泾县、至德、屯溪、休宁、旌德、郎溪、黟县等县市设立了八所省立临时小学,经费由省教育厅拔由皖南行署转发。这些小学经费比较充足,教员生活待遇也好一些(月薪三十多元),教学设备也比一般乡(镇)中心小学好,一般都是采用单级教学;教育质量,总的来说,优于一般乡(镇)中心小学。

    国民党教育部在皖南前线和接近前线各县又办了二十多所“中山民众学校”。这些学校的经费由教育部拔发到皖南行署转发。“中山民校”设有“儿童班”和“成人班”,有的还开设“妇女班”。课本是教育部直接印发的“中山民众学校课本。”这是一种扫盲兼灌输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伦理道德的特种教育。

    关于课程设置,国民小学(初小)主要是国语、算术、还有体育和音乐。三年级开始作文,每两周一次,并开始学写毛笔字。乡(镇)中心小学从五年级开始,除了国语、算术外,增设史地、自然、卫生、公民、美术、连同体育、音乐一共是九门课,比现在的小学课程多。每周授课一般是三十节左右,除每周一至二节。此外,每天还要学记日记。由于印刷和运输问题,所有皖南各县小学课本,都由皖南行署在屯溪印刷,发往各县。

    所有乡(镇)中心小学和省立临小都设有专职校长。乡(镇)中心小学领导保国民小学。乡(镇)中心小学校长由各县县政府委派,省立临小校长则由皖南行署委派。至于小学教员,则一律由校长聘任,由学校发给聘书,不称职者可以解聘。

    为了经常检查小学教育质量和教学进度,皖南行署设有专职视导员,县政府也设有督学。前者以乡(镇)中心小学和省立临小为重点,后者则以保国民小学为重点。行署视导员相当于科员一级干部,工资五、六十元,一般都是遴选高级师范毕业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多年能力较强的人担任这一工作,少数也有大学本科毕业的。

    当时一个中等水平的小学毕业生,在语文方面,可以写出几百字基本通顺的文章,会写简单的便条、书信,一般都能书写毛笔字。在算术方面,大部分会简单的珠算。有四则运算能力,还具有演算一般的分数、百分比、开方、立方的能力。此外,还懂得一些浅显的史地、卫生和自然方面的知识。

    整个抗战期间,皖南农村儿童入学率很低,一般只有30%至40%。

    抗战期间,皖南中等教育主要有县立(包括联立)省立、私立三种。整个皖南非敌占区共有各种类型的中等学校二十多所,遍布各县(以徽州所属各县为重点)。

    自1938年秋开始,离前线较远局势较稳定的各县,都相继建立、恢复、整顿了县立中学,接近前线(包括半沦陷区)的县,只要局势许可,也都先后办起了中学;一般都是一县一所,都是初中,学生人数一般为一百五十至二百人,基本上是三个班,少数县有四至五个班,也有设高中班次的。当时徽州各县地方人士办学热情很高,如祁门县胡术五先生,仅筹到五十元钱,就动手办起县中;黟县当时地方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办学,地方人士纷起支援,很快办起了县中。教师大都是就地取材,一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的,一部分是小学教师提升的。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一部分升入高中,大部分都是自谋职业或从事农业生产。

    省立中学分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三种。由于芜湖、宣城都沦陷了,战前在那里的几所比较有名的省立中学都停办了。整个徽州战时省立普通中学只有三所,它们是:省立徽州中学(校址在休宁县万安镇),这是一所1912年创办有着七十年校史,教学设备比较齐全、图书较多,师资力量比较雄厚的完全中学。它的前身是省立二师和二中(省立一中设在省会安庆,二中当然应在徽州了)。这所学校,在战时可算是皖南最好的一所省立中学了,1938年上半年,日寇的飞机炸毁了这个学校的藏书楼,几万册图书被炸毁,包括不少明清善本古籍。这个学校通常保持十二个班级,学生五、六百人。省立休宁女中(校址休宁隆阜,现属屯溪市),这是一所在当时唯一的专收女生的完全中学。这所学校创办于1922年,已有六十年校史了。它的教学设备也比较齐全,而且未遭受战争破坏,更因靠近屯溪,师资力量也比较雄厚。这个学校一般保持八至十个班,学生三、四百人。省立十二临中,这是一所专门收容沦陷区失学青年而设立的完全中学,校址设在泾县潘村营。这个学校对学生不收学杂费,并由学校供给食宿。由于是新办,一切都因陋就简,师资也不如前面的两个学校。在校学生三百人左右,开设六个班。凡是皖南各县沦陷的失学青年,多被分配到这个学校学习。

    除了县立、省立普通中学外,还有一所宁属联中,即宁国府旧属宣、郎、广、泾、旌、宁等六县联合建立的中学,原分男女两校,仅有初中部,在抗战前两年(1935年)合并为一校,并增设高中部,校址设在宣城。战前设九个班,有学生六、七百人,抗战发生后,宣城沦陷,校长江康世把学校迁到他的家乡旌德江村,班次逐渐扩充,学生最多时近千人,为战时皖南在校学生最多的一个学校。抗战胜利后,先迁到宣城的湾址,后又迁回宣城城内。这是一所战时皖南唯一的各县联立中学。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现在有不少奋战在四化建设中。

    此外,还有一所江苏临中,是苏南行署专为收容从江苏沦陷区出来的失学青年而设立的。校址在休宁县瑶溪。

    战时皖南有省立中等师范学校两所,它们是:省立歙县师范,校址歙县江村,后迁潭渡。这是一所战时培养皖南各县小学师资的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学制三年,招收初中毕业生。学生在校学习的一切费用,均由国家负担。这个学校一般保持六个班,三百左右的学生。该校原名徽州师范,历史也很悠久,战前在省内就很有名。省立陵阳师范,也是一所专为前线各县培养小学师资的学校,以前为简师,招收小学毕业生,学习三年,担任保国民小学教师;后改高师,招收初中毕业生,三年毕业后,担任乡(镇)中心小学教师。校址在青阳县的陵阳镇。通常保持六个班,三百名左右的学生。这所学校原是战前开办的,条件还可以。

    战时皖南省立职业学校共有三所,它们是:省立东流农业职业学校,校址在东流;省立绩溪农业职业学校,校址在绩溪的孔林;省立屯溪工业职业学校,校址在屯溪高枧。前两所学校,专门培养皖南地区中初级农业技术人员,后一所则系统培养造纸,纺织等初中级技术人员。

    除了前面介绍的省、县公立及联立的各种类型的中等学校外,还有几所私立中等学校,大都集中在屯溪及其附近的县、镇。它们是: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南京现代中学屯溪分校,南京钟英中学屯溪分校,建国中学(以上四所学校匀设在屯溪),右任中学(校址在歙县岩寺),复旦大学附中分校(校址在黟县)。这些私立学校收费都比较高,学生一般都是中产以上家庭的子弟。因这些学校的教师有一部分是从原校迁来的,所以阵容一般比较强。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这是一所远在20世纪二十年代在南京开办的完全中学,第一任校长是陶行知先生,实际主持这个学校的是歙县人姚文采。抗战发生后,这个学校由南京迁到屯溪附近的阳湖。后因避空袭又迁到屯溪附近的柏山继续开学,并随校迁来一部分学生和教师。后又吸收了一批优秀教师,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抗战胜利后,这个学校迁回南京,但仍留下一部分力量在屯溪继续办学,直至解放。后改“屯溪市私立行知中学”,以纪念学校创办人陶行知先生。

    当时中学课程,根据国民党教育厅的规定,初中开设国文(每周七节,每两周一次作文),英文(每周四至五节)、数学(一年级仍教算术,二年级小代数,三年级平面几何,每周都是六节)、物理、化学(每周各二节至三节)、动物、植物(每周各二节)、历史、地理(分为世界的本国的,每周各二节)、公民、体育、音乐、美术(每周各一节)、每周共有三十六节课。另外,还规定有晨读和晚自习。学生负担是比较重的。高中课程安排和初中基本相同,只是内容更深一些。以数学为例,第一年平面几何、三角,第二年立体几何、大代数,第三年解析几何,个别的还有开设微分、积分的。

    战时皖南曾先后举行过两次中学生会考。学生的成绩,决定其能否毕业(平均分数不足六十分的,或虽达到六十分但国文、英语、数学三门主课有一门不足六十分的不予毕业)这一制度的实行,对促使学生努力掌握基础知识,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时一个中等水平的高中毕业生,一般可以写千字左右的通顺文章;可以进行一般的日常英语会话,具有一般的英语语法知识,可以写三百字左右的英文作文;在数学方面,基本掌握了中等数学的基础知识;并初步掌握一般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

    当时所有中等学校无论公立、私立,都是实行校长负责制(私立中学,一般都有董事会,校长由董事会聘任),校长有权聘请或解聘教职工,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增减班次,有权动用预算以内的经费,并可根据临时实际需要,报请临时费。战时皖南省立中学校长一般是由皖南行署提名省教育厅同意后,报请省政府常会通过任命(县立中学校长则由县提名,由皖南行署任命)。其条件是:大学本科毕业并有多年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经验能服众望者。如陈季伧(解放后,任合肥工大教授,已退休)、查景韩、江植棠、许敦士、胡翼谋等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当时都先后担任过省立中学校长多年。

    在工资待遇方面,除了校长及其他教育行政人员(如校务主任、训育主任、总务主任及会计、出纳等职员)每月按规定发给固定薪金外,所有教员都是按照教课多少,计算报酬。根据当时安徽省的统一规定,初中每节课每月五元,高中每节课每月七元。教员要取得较多的收入,就必须多教课,当时一般每个教员每月不少于十五、六节课。这样,一个初中教员每月可有八十至一百元的收入,一个高中教员每月可有一百三十元左右的收入。此外,根据国民党教育部规定,初中有童子军教员,高中有专职军训教官。

    当时的初高中每个班级均有一位级任教师,相同于现在的班主任,负责本班级的教学安排、学生生活以及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为了保证国民党教育方针的贯彻,及时检查教育进度和教育质量,皖南行署设了专职督学数人。督学人选应具备的条件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并从事教育行政及教学工作多年,具有较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督学的地位相当于行署的科长,月薪一般从荐任九级至荐任六级,即二百四十元至三百元。当时的几位省立中学校长卸任后,都担任过行署督学,如休宁女中校长陈季伦、十二临中校长毛汶、徽师校长汪忠天等。督学的工作对象,主要是省、县立中等学校。督学的工作范围,主要是检查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对学校行政的问题,也有权检查。督学的工作日程可分为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

    皖南的高等的教育,在抗战开始的头二年还是空白。直到1939年底才从上海迁来一所“上海法学院”,在屯溪附近的瑶溪建校。这是一所私立的高等院校,是由诸辅成创办的。当时的校长是褚先生的儿子褚凤翥。

    继“上海法学院”迁来皖南后,“上海法政学院”也在“太平洋事变”之后不久迁来屯溪,在屯溪柏树建校招生。这也是一所私立高等院校。这个学院在皖南办学时间虽然不长(先后近三年),但能在艰苦岁月里,坚持办学,培养人才,确实难能可贵。

    1943年秋,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到屯溪来视察,住在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家里。陈在张的陪同下视察了屯溪附近几个县,表示很满意。他对张宗良说:“想不到前方还有这样大片的土地,而且这样的稳定”。张宗良向陈诉说了人材的缺乏,准备办一所切合地方需要的高等学校而又无经费的苦衷。陈表示可由皖南行署造一预算,由他批准在全国教育经费内拨一笔款。经费问题解决了,张宗良即指示有关部门,一面积极筹备建校,一面设法延揽人材,几经张罗,于1944年秋,一所皖南地方自办的高等学校“安徽学院皖南分院”在休宁县万安镇徽州中学校址内延生了。分院由张宗良兼任院长,茶叶专家胡浩川先生任教务长(胡先生解放后在北京任国家一级工程师,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已去世),并从江西泰和“中正大学”聘请了几位皖籍教授回皖任教。分院设了两个系和两个专修科,两个系是经济系和农学系,两个专修科是银行会计专修科和茶叶专修科。系的修业年限四年,同大学本科,专修科修业年限两年,低于大学本科。为了弥补专职教师不足,张宗良以他的皖南行署主任兼院长的身份,聘请了一些国民党在屯的专业机构负责人为兼课教师,这些人中间有地区银行监理官夏安修,中茶公司经理高成书,复兴公司经理吴廓民,茶业专家傅宏镇,经济学家吴企云等。分院开办一年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考虑到两个专修科的学生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所以分院延续到1946年暑期结束。两个专修科学生完成了学业,两个系的学生则分别转到有关院校。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后,对进步师生的压制、迫害,更进一步升级。当时他们主要采取两手策略。一是通过训导主任和专职“公民教员”对学生上“公民”课(包括平时和学生的谈话),向学生灌输国民党那一套反动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正统”思想。一是通过国民党省军管区委派的“军训教官”对学生进行粗暴的露骨的压制。为此,经常激起学生的不满和反抗。省立歙县师范学校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和“军训教官”对学生的压制,掀起了全校规模的学潮,后由歙县县长莫寒竹派兵将学潮镇压下去。其他学校,因“军训教官”等对学生的压制而引起学潮的,也时有发生。国民党皖南调查室和各县室的中统特务,还不时到学校与党团组织(当时不少学校都有国民党的党团组织)配合,暗查进步师生的活动,开黑名单,进行迫害。

 

抗日时期的战时教育

方绍培

 

    1937年7月7日,日寇侵略芦沟桥事件爆发,举国军民全面展开抗战开始,皖南各界人士在党的发动下,都积极热烈响应。休宁、黟县、祁门、歙县、绩溪、石台、太平……等县工商界掀起“打倒日本,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爱国青年都积极响应抗日救国委员会的号召,开展抗日街头宣传,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窥视到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竟然忘形地声称:“三个月内要并吞全中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怒火。这个时期,我正在临溪短期小学读书,(许多课文内容都是选自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编选的教材)学校学生所受的思想教育,都是围绕着“抗日救国为主题”思想来进行。音乐课,也尽是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曲》、《游击队战歌》、《铁血歌》、《枪口对外》、《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等,1938年9月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郭沫若领导的抗战演剧二队来屯,曾主办了一次以皖中为主体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声势浩大,轰动整个徽州山城。临溪短期小学全体教师亦受到震动,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学校老师以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给我们编剧,内容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烧、杀、抢、掠和奸污中国妇女的暴烈场面,我们十几个同学有的化装成日寇,有的化装成被迫害者,数百名观众看了,其场面感到惨不堪言,个个被激怒起来,顿时,像黄河水般的暴哮起来,振臂高呼: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和一切走狗!夺取抗日的最后胜利!此起彼伏。演剧结束,有许多观众走上台来和我们这些仅仅十来岁的娃娃一一握手,祝贺我们演出成功。

    1939年7月22日,日本侵略军飞机五架,首次轰炸屯溪,俯冲扫射,投弹历时30分钟,炸死47人,伤百余人,烧毁房屋30余幢,屯溪许多机关商店都在疏散。临溪邻近屯溪。一时也成屯溪市民避难之处。屯溪几家大酒店和几家大药号如同德仁、同仁福、戴同德等药号,还有几家百货店和衣铺也都先后迁来临溪。当时绝大部分店铺商人白天都闭着店门钻山洞,夜间挂着汽油灯做生意,屯溪有些机关人员早上到临溪来躲避,待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回屯溪。我们小学生老师天天也率领我们带块抽屉板,扛个小黑板到山洞里去上课。把山洞的石块搬来,一行行的摆着,让我们当作凳子坐,把带来的抽屉板放在膝盖上就当成桌子用。教师在石壁上用凿子凿个小孔,钉上铁钉,把黑板挂上,这就是我们战时的学校,山洞内虽然光线较差,但它具有着夏凉冬暖的特点,所以我们过得都比较舒适。我们虽然每天涉水渡河,爬山越岭地几次,但大家都认识到在困难时期仍能上学读书,也心安理得了。当时,同学们都能团结相处,都能做到自觉遵守纪律,胡春明老师(中共地下党员)要求我们大家做到“以抗日为重,把课堂当作战场,要为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生存而学习。”

    1940年下半年,我升入了四年级,前方许多伤兵转移到屯溪来,有的腿被炸断、有的手臂被炸断、有的头部依然在包着,成群的难民携儿带女逃难于街市。虽然我们是安居于后方,但仿佛前方的战火在一步步的逼来,这火焰的气味几乎大家都已闻到,中共地下党员吴炳松老师,爱国人士金德立校长,便组织我们这帮孩子开展捐献劝募活动。这次劝募的方式是三人为一小组,带着收据分赴各地开展工作。我们自己也带头做起,把平时节约下来的小铜板凑拢起来捐献。那时农村小学生真是苦读书,多数孩子都是成天打着赤脚上学,书包也没有,只是用张旧报纸或是弄块旧布包着书本进学校,可是大家都很俭朴,过着艰苦的生活,所以要想凑拢一元钱真是好不容易。我们三个同学的劝募任务是150元,相当于现在1500元的币值,我们除了向行人劝募外,同时还在本村工商界和殷实户进行。此外,我们又跑到屯溪去,不管是茶楼、酒楼、公寓、公馆都作为劝募的对象。一次我们在屯溪老街上拦了一个坐黄包车的商人,请他捐献。他听到了我们是劝募抗日买飞机、大炮的款子,他毫不犹豫地从皮包里掏出十元钱来交给我,我请他告诉他自己的姓名,以便开据给他,他笑着告诉我是孙友樵。原来是位爱国知名人士。

    1942年秋,我们七、八个同学高小毕业考试成绩都比较好,教导主任曹秀峰、班主任吴培德教师动员我们去考中学,可是我们的家庭都不宽裕,大家都没有这个想法。学校老师知道了,便分别到我们家里来动员,于是,我们七、八个同学报考了南京安徽中学(以后简称皖中),八月中旬,接到学校录取通知,不久,我们就到该校读书。学校对流亡学生格外照顾,实行全免。有个叫王守中的同学,他是从芜湖沦陷区来的,姚文采校长知情后,不仅收费全免,而且他在学校里包吃包住都不收一分钱。我们六、七个人都是走读生,一学期只需交七、八十斤大米。我们每天天朦朦亮就动身出发了,因为从我们家里到学校有十几华里,不起大早是赶不上做早操课。学校里的校训是很严谨的,学生们生活与学习上稍不注意就要受到训示。甚至连吃饭都要管着,饭厅的墙壁上写着“粒粒皆辛苦”的醒目大字,意思是叫大家都要爱惜粮食。学校的墙壁上,处处都有标语,如:“明耻教战,艰苦卓绝,文武合一,抗战必胜”。……当人们走进一条条的走廊所看到的都是唤起振奋抗日精神的班刊,如春潮、春晨、前锋、火炬、巨轮……等刊物,第二年春方绍培、胡其伟、马称德(休宁煤灰厂工会主席)也创办了“醒狮”季刊。

    1943年,抗日前线非常吃紧,皖南地区靠长江一带的县城大部分都已先后沦陷,杭州、临安和衢州及九江都已被敌人的铁蹄践踏着,其同胞均遭受到种种蹂躏。流亡的难民都云拥到这个徽州小小的山城来求生,屯溪郊区住着流亡的难民,特别是黎阳的沙洲一带几乎成了难民村,黎阳的九相公庙住上了二十几户,我们学校里的山麓下也有十几户难民住着。有的在这里开饭馆,有的做摊贩生意、有的开浴室、照相馆、理发店……。都是做着学生们的生意。

    姚文采校长经常出入这山麓下,听到这些流亡难民的疾苦呼声,无不痛心万分。他在每周一晨会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会上总是对我们训示着说:“同学们!为了民族的存亡,为了拯救中国,大家不仅要学好文化课,同时还要加强战备思想,不仅学会拿笔杆,做好民众抗日宣传总动员,同时还要学会拿起枪杆刺杀敌人”。当时,学校里曾买来了一百余支步枪和十几箱子弹,由军事教官率领高中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练习实弹射击,此外,还加授了野炊、救护、担架、防毒等军事知识。姚校长还发动全校师生在学校周围挖起了一道战壕,准备着一旦日本鬼子来侵时,就和他们拼搏到底,那年,我还是读初二年级,参加了童子军训练,内容有野营、结绳、救护……等。

    1944年秋,许多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受到屯溪各界人士的欢迎。

    抗战胜利后,一部分教职员工迁往南京复校,一部分留下设立分部。从我入学八年抗战所经受到的战时教育,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懂得什么是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也认识到共产党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主宰者。

 

回忆战时皖中的学习生活

程克勤

    南京安徽中学简称“皖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继任校长姚文采率领流亡师生员工将学校由南京内迁屯溪建立徽州分校。迁屯之初,校址设在怡新祥茶号和茶商小学。1939年日机袭拢,又迁柏山古寺。1940年盛夏,我在湖边小学毕业后,报考皖中。我在该校读过两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一)

    皖中这所学校所选的地理位置适中。从光谷亭出山全是平整的石板路,经百鸟亭由洽阳摆渡,不足五华里,交通称便。站在学校后山坡上俯瞰,可眺望到上自老大桥下至罗汉松(率口)整个屯溪全景,而在新安江畔仰视,隐蔽在群山中的古寺皖中却很费力,模糊不清。这在战争岁月中确实难能寻到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既安全又幽静。学校周围群山环抱,绿树成荫,风景优美。前山约有百余米长平坦整洁的登山石级一直铺到学校门前,登山步入学校轻松舒畅。半山腰建有一座可容纳百余人的八角凉亭,两边柱间备有长凳,像是专为师生上学途中歇息而建。跨入校门犹如进了古刹正殿。门口悬挂着两块白底蓝字的牌子。左边一块是“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右边一块是“中国童子军第三团”。大门口除有腰间荷有木匣枪的警士守卫外,两侧各站有一位身穿童子军服,手持童子军棍的学生站岗,可见学校纪律严明。

(二)

    学校布局虽然简陋,却很宽敞,师生从大殿两侧出入,靠左边进去的那间简陋平房,教导处和办公室就设立在此,包括童军教练的宿舍也在内,右边的平房是学生宿舍。沿走廊登上十余级石阶,右拐弯从第一个门洞进去是初一教室,正对面也是学生宿舍,再进一道门沿便是教学区,部分教职工宿舍和大饭厅。位于教导处和教学区的正中有一足以容纳千余人,用青石板砌成的雄伟壮观的大广场,正对校门座落着一个长二十余米,宽十余米,高约一米,用青石板砌成的讲台。每逢周会、晨会和全校集会,均在此举行。每天起床后,就寝前都得集中点名。由此不难看到当年老师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以及战争岁月中学校管理制度之森严。

    在战争岁月中,教学哪能像和平年代这般安宁正规?清晨号兵吹响了起床号,师生须在五分钟内整理好内务洗喇完毕。一听到集合号声,全校住读生快速从校舍内蜂拥而出,直奔后山操场列队,先跑400米,然后分班操练,回到教室要上完两节课,再进早餐,休息一刻钟,接着再上两节课。此举并非学校有意刁难师生,而是跟鬼子争时间,目的是让学生能在校多学点东西。那时日机经常来屯侵袭,少则三架,六架,多则九架十二架,当时空中黑压压一片像雁群一般来势凶猛,部分小同学和女同学赶紧躲进防空洞。日机疯狂扫射,投炸弹,顿时河街一带成了一片火海。此情此景,惨不忍睹,个个悲痛万分,切齿痛恨日本侵略者,为此,全校总动员掀起一个读书救亡运动高潮,为抗日救亡,教师不辞劳苦认真教学生奋发进取努力学习。

(三)

    皖中内迁屯溪,校长姚文采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延续教育命脉亲赴各地诚聘教师,由于他的艰苦努力,1939年暑假终于在屯如期招生开学,当时学校宿舍有限,除外省市沦陷区同学或当远校较远的师生留校住宿外,大部分学生都走读,住在校外的老师无一不是徒步来校上课,抗战期间学校须得根据局势变化制订和安排教学工作。通常上午排四节课,下午两节课后开展文体活动,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在家懂得战争岁月办学不易,个个自觉遵守校纪校规。按时到校上课,尽管有的老师住家离校远达十华里外,却都风雨无阻,不迟到、不缺课,偶而个别老师因病,因事也得向学校办理请假手续,教导处及时把他(她)们的假条贴于布告栏,告知学生外,另再安排老师上课。

(四)

    皖中拥有一支师资力量雄厚的教师队伍;论师资水平在徽州声誉很高,论教学质量教育界一致公认,受业学子由衷敬佩。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黄宝华老师上语文课,不仅语言生动,而且富有感情,以不同姿态进行教学,我还清楚的记得他给我们上朱自清著作《背影》那堂课时,这节课简直上活了!黄老师用生动的语言,绘声绘色的语调,朗读着“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什么光阴一去不复返呢?”课堂上鸦雀无声,个个目不转睛地仔细听课。我几乎听得出神,简直入迷了。琢磨着一字一句感到津津有味。历史老师方圆圃年已花甲,可记忆力特别好,教材尤为熟练,历史年代和人物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讲得头头是道,颇有书场说书人的风度。此外,几何老师查景韩(兼),地理老师罗家柱,英语老师王湘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艺术均属徽州一流。可是他们都谦虚,和蔼可亲,生活俭朴。

    那年代学习条件哪有今天优越?可是同学们在校刻苦学习蔚然成风,白天日机轰炸时,同学们带着书本躲在防空洞里学,也有一些同学仍在复习功课,当听到操场上解除警报钟声响,师生立即赶回学校继续上课,晚自习最初是大饭厅和每个教室正中挂一盏汽油灯,因怕暴露目标后来学生不得不各自备一盏青油灯几个同学自由组合在一起两张课桌一并围坐在油盏灯下做作业,复习功课,直到下课号响后才下自修。集合号声一响,住读生迅速在露天礼堂列队等待点名训话。吹了熄灯号必须按时就寝,每晚学生入睡了,教导主任和童军教练还得手提马灯挨次到一个个寝室检查。尽职尽责的精神令人难忘。

(五)

    皖中同学自己还选举组织了膳食委员会,由学生民主管理伙食。每日膳委会派出两名学生监厨,另一名学生采购。早上跟工友一起上街买菜。按月公布帐目,不得期末结帐造表公布。结余额如数退给同学或在放假前加餐。平时早餐的菜一般是咸菜或煮黄豆,中餐、晚餐不是白菜萝卜就是鲜笋、豆腐,而且全是煮熟后用菜油往大锅里一浇就算了,再用勺子一一盛到铁盆里。当时,学生的伙食一般都是如此。

    工友一天相当辛苦,每日伸手不见五指就得下伙房为几百名住宿师生烧早饭。何况厨房建在后山脚下,山坡陡峭,工友们爬山越岭把饭挑到大饭厅,多么吃力!多么辛苦!

    上午第四节课后,尽管同学们肚皮饿得吱咕叫,也得等到号声响了才能进饭厅,大家毋须争先恐后,大饭厅里编号的四十余张餐桌(八个人一桌)上面都贴有各自的名单,对号入座,秩序井然。位于学生餐桌前的正中专为教师放了一餐桌,同学们盛好饭后要等当天学生值星跑到教师餐桌前正礼报告就餐人数,然后还得听到教师值星发号令“坐下”方可动筷进餐,如今回忆这种集体生活另有一番滋味!

(六)

    战争岁月中,尽管生活清苦,学习紧张,但大家都有一种艰苦奋斗和乐观主义精神。每天下午文体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到处都可听到《毕业歌》《北松花江》和《大刀进行曲》等嘹亮的歌声,皖中球类比赛,尤以篮球出色,可以说在徽州各校中常夺冠军。校友江文奎,周力行和张荣春等都是当年著名的球星,那时一旦举行球类比赛各校十分重视。特意在公共体育场两侧扎好营棚,插上校旗,而且各校都有一支啦啦队在场上边敲着铜鼓边放开嗓子呐喊助威。“加油”声浪响彻云霄。一派热闹场面!

    在抗日救亡工作中,同学们更加积极。“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不仅在屯溪街头演出,而且顶着烈日,不怕劳累,下乡巡回表演。为救济难民,为慰劳伤兵,不少同学利用课余,放弃休息四处募捐义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把读书救国视为己任,爱国热情很高。

(七)

    那年代时见日机在屯上空盘旋侵袭。战火已在不远的宣城、宁国附近一带蔓延。签于时局危急,学校开始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除平时正规军训外,且还开展一系列军事演习活动。据我回忆仅举两例:

     紧急集合——住读生一听到紧急集合号声迅速打好背包,跑步到操场上列队。于是便步、正步、跑步几个圈后,忽而解散,忽又集中,动作要快,且要正确。解散后学生回到宿舍各自整理内务。被子须叠成方块,四角要平整。褥单铺平且要干净。然后老师才开始按铺位依次检查,要求十分严格!

    夜行军——有一次半夜,学生从梦中醒来时,忽听到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同学们赶紧起床,穿衣背包快步跑到露天礼堂集中,原来是举行一次夜行军演习。我是住读生自然也得参加,记得出发时从前山下山,经兖山渠,绕道光谷亭,再从后山回操场,列队解散,一路上同学们做卧倒、起立、前进等项目后,再来一个传口令,要求学生将口令内容从头到尾传递做到一字不差,准确无误。岁月易逝,深情难忘。皖中迁屯溪已有六十周年,如今回忆当年在校学习生活倍感亲切,皖中遵循陶行知校长的教育思想,在校长姚文采和全校老师不懈努力下,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建设人才。校友遍及全国各地和海内外,可以说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今天他(她)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统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著名地质学家金庆民教授曾三探南极,她是第一位到南极勘探的中国女地质工作者。留学英美的胡玉章放弃美国的高薪工作,决心报效祖国,回国后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还有水利专家程良骏,著名微波电子学家吴鸿适博士等。凡在皖中这一摇篮里哺育成长起来的学子,无一不怀念母校,由衷感谢昔日老师谆谆教导和培育之恩。

 

 

 

屯溪爱国民主人士创办私立率口小学

方绍培

 

    全面抗战开始,屯溪商学界和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均积极投入宣传抗日活动,到处洋溢着抗战的歌声和口号声,墙壁上也尽是抗日救国的标语。著名画家叶浅予、张乐平也到屯溪来举办抗日漫画展,报纸上也以宣传抗日专栏发表文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抗日演剧三队亦到屯溪组织商学各界抗日歌曲千人大合唱,隆阜徽女中学生与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学生组织抗日演出。总之,其抗日形势犹如风卷云涌,排山倒海。屯溪全体人民与皖南人民都置在同仇敌忾之中。

    以戴戟、孙友樵、沈度如、姚毅全、左藩、俞济川、程兆丰等二十余人的热心爱国民主人士,在这一抗日的宣传形势中受到宣传教育的洗礼,他们锐意兴国振邦不仅捐钱、捐物支援抗敌将士,而且对广大青少年寄予厚望,加强战备思想,作为抗日后盾。以“读书救国”论“收复河山”为我国魂。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与“七.七”芦沟桥事变,皆是日寇妄想通过战争并吞中国、消灭中国。这两次战争的发起,均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不能掉以轻心。

    1939年3月6日,他们假率口程氏宗祠内召开创办私立率口小学会议。会议主持人是左藩先生,他在会上激昂地发言:“各位先生,今天请各位光临,主要是商讨关于创办私立率口完全小学的问题,当前的抗日形势,大家都很清楚地意识到,是从倭寇数十年侵华历史上暴露着他们狰狞的面目看出,是早有准备妄图灭亡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敌人虽然从表面看很厉害,可是我们并不要害怕,不可自馁,而至于屈服,我们如果害怕——自馁,而至屈服,那我们的国家就必定灭亡,在这非常时期,千万不要做了数千年祖宗的“孤哀子”,如果数千年的古国是在我们的手上掉了,我们的子孙想要本国本土繁殖敌人都是不会容许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人人都把精神都振作起来,在国共合作统一抗战的指导方针下,把枪口一致对外,坚持抗战到底,并且在抗战中锻炼自己,打败一切来侵的敌人,我们相信,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之久,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而且还可以从战争中建设为世界最强之国。……在座的诸位先生,都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到了六十岁以上还能上前线去杀敌吗?所以要培植小朋友来作为我们抗敌的后盾。人要有知识,知识是国力之母,也就是我们坚持持久战的准备。尤其是在求生存的抗战时期是比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就个人来讲,生活上需要粮食的供养,才不会饿死。但在精神上来讲也需要粮食供养,精神上的粮食就是教育,一个人不受教育,就没有学问道德和技能,可以说等于是未死的“僵尸”。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大家坐下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关于创办私立率口小学的事宜,率口地方村落林立,居民殷实,然失学儿童却有四、五百人之多,这说明有的人教育没有引起重视,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地方计,在这儿创办个学校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发言刚刚停下来,在座参加会议的程姓阁族如程雄甫、程谱琴、程伯棠、程兆丰、程心一等立即站起来表态;为了民族生存,为了夺取抗日最后胜利,为了继承中华民族文化,我们代表率口乡程氏众族捐出田地一百八十八亩赞助作为校产,其他商界和各民主人士如姚毅全、孙友樵、黄乐民等十多位先生也在会上表态募捐四千元,其中三千五百元,存储银行作为基金。接着左藩主席又在会上建议:“为了加速办学进展和今后对学校的管理;必须成立董事会,我认为今天到会的都是董事会的应当成员,我向大家提议,请戴戟先生为我们董事会的董事长,陈劲节先生为副董事长”,随即响起一片掌声通过,最后大家又研究校址的设立问题。其讨论结果即定在程氏宗祠为校址,因为从历史渊源来讲,率口的程氏宗祠,原系明代成化五年(1469年)里人程希隆建率溪书院,为程氏家学。并以孙文正、鲁杰及族人讲习之所。而且环境幽静,空气清洁,屋宇四面垂杨,校外尽是田园阡陌,荷池一片郁香。

    以上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在抗日救亡的这一热潮中,他们个个不避劳怨,四处奔波,终于该校在1940年秋正式开学,校长选程兆丰先生担任,当年入学儿童近百人,1941年由于学校办学严谨,成绩可嘉,被休宁县教育科接收,改为率口乡第一中心国民学校。

 

 

四女师——徽州最早的女中

郑示言    田世庆

 

    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是屯溪市隆阜中学的前身,创办于1922年,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省立四女师原是一所师范学校,1928年改为普通中学,1935年一度改为女子初级中学,抗战开始,又恢复为完全中学。其间,多次更易校名,然则始终是一所女子中学。解放后,直到1958年才实行男女合校,改校名为屯溪市隆阜中学。该校是徽州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

    当时徽州籍的热心妇女教育的人士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江彤侯(歙县人)、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陶行知(歙县人)、东大图书馆主任洪范五(绩溪人)、省立二师校长胡晋接、省立三中校长方新等积极倡议在徽州家乡办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开创新风,发展妇女教育事业。他们的倡议,得到徽州地方各界热心女子教育的有识之士的赞助,几经艰难曲折,一所新型的女子学校——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终于诞生了。

一、选定校址

    教育厅批准创办四女师,首在择定校址。当时教育经费困难,只拨开办费五千元。程管侯(家时)、章芸轩(毓树)听到这个消息,就与隆阜东区小学教员潘孝先(希之)及地方人士戴英(琴泉)等商量,都认为隆阜人口、钱粮多,条件优越,四女师设在隆阜比别处好。经他们向教育厅力争,最后教育厅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校址既择定在隆阜,便在隆阜三门,租借代用校舍。先租吴村德堂全屋(一半典入,一半租入),后租入戴东原先生读书处基地400平方尺,还租入学古轩全屋一半。民国十二年春,又租进慎馀堂屋四进,当年秋,学生加多,无法容纳。于是租入前边渠吴姓全屋一所(今隆阜中学东首饭厅处,原有旧屋已于1958年拆除),作为附属小学校舍。但是所有代用校舍都是旧式民房,于教育管理,多有不便。其时,婺源旅汉茶商孙静山捐助银洋三千元,指定作购置校地之用。因一面相定主薄山地进行购置,一面请求拨款建筑。厅长江彤侯批准按年拨给临时费用一万元,以资建筑。后来,江厅长去职,此项临时费未能领到,建校费遂被搁置。当年,孙氏捐款,购下隆阜戴纯甫氏基地一块,以建筑新校舍。戴氏只收半价,余款捐赠学校添置设备。1928年冬,购下前边渠吴宅,又买下吴姓地基一块,与原购戴氏地基联成一片。1929年,在戴氏地基上建教室三排十二间,并建男教员宿舍平房十八间。1932年,校长许敦士捐俸建织布厂房一间,又募捐建立了一座小型发电厂,于是学校开始有了自己的电灯照明。同年,还建了五间平房作图书馆。1935年,陈季伦任校长扩大了学校的西北角地带,建女生与女教员宿舍楼一座,是当时较好的建筑。至此,解放前校舍建筑,基本定局,当时校址占地二十四多亩,建筑面积为1832.5平方米。

二、步履艰难弦歌不缀

    要办好一个学校,首先要有一位好校长和一批好教员。经陶行知先生推荐,屯溪湖边人程宗泗(仲沂)(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时任上海神州女校教务主任),被任命为四女师校长。教员、特别是女教员,大部分都是通过陶先生的关系,在浙江一带礼聘,并由陶先生派专人护送到徽州。1922年7月开始招生,有一百多人报名。经过编级测验,把年龄小而成绩好的编为师范预科班,年龄大而成绩又一般的,依然编入附小高等班和附小国民班。师范预科入学时有六十多人,第二年减为四十多人,1925年改为新制后师一年级,只剩下三十多人,1928年毕业时只有六人。1925年,改新制后除后师一年级学生三十多人之外,还有新制初中学生64人,总数近百人。1926年,由于北伐,全省处于战争状态,经费来源断绝,省内不少学校陷于停顿。程宗泗校长认为四女师办了几年,略有基础,一旦停办,恢复不易。乃积极设法,筹措经费,使学校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能够支撑下来。1927年程去职时,休宁县教育界人士,特为之立碑纪念(纪念牌原留校园花台上,文革中被毁)。

    1928年春,桐城人张秉仁(希白)来任校长。张系北师大毕业,原任安庆一女师教务主任,张到任后,学校易名为“安徽省立等四女子中学”,由师范改为普通中学,分高中部与初中部。但高中仍只有师范科,而无普通科。校名虽改,实际未改。1928年秋和1929年秋,又先后增设简易师范班和职业班。1930年附小增设幼稚园。凡初中和职业班学生毕业,都可再读一年简师,出去办小学。1929年,共有三个高中师范班,四个简易师范班,三个普通初中班,一个职业班,共有学生三百多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张秉仁校长为改变社会对女子学校的歧视,做了大量工作。他十分重视培养本地女教师,经常鼓励高中师范科的毕业生升大学。考取大学而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学校给予资助,有志向学而考试成绩欠佳的学生,也要亲去设法请求破格录取。1931年冬,张校长调回安庆,1934年病逝,距他离开四女中已是四年,当噩耗传到学校后,全校教员学生都很悲痛,除为他开追悼会,还建了纪念塔,立了纪念碑(塔已毁,碑尚残存半截),又将教员宿舍内的小客室定名为“怀仁堂”,以示对校长张秉仁的永远怀念。

    1932年春,歙人许敦士来任校长。1934年8月,高中师范科一、二年级人少,被当时省主席刘镇华下令停办,学生转到芜湖二女中去,学校易名为“安徽省立徽州女子初级中学”,由完全中学变成了初中。简师班和职业班仍附设校内。1934年冬,许敦士去职。

    1835年春,青阳陈季伦来任校长,陈留学美国,曾任安徽大学副教授,当时是省主席刘镇华的秘书。这一年的秋季,简师停办,职业班仍旧。1938年8月,内迁学生很多,原来的初中已不能满足女生求学的需要,乃由安徽省教育厅决定恢复完全中学。这一年所招的第一届高一新生中,有汪念萱、黄宝像、吴涵音三人为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学校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小组,开展秘密活动。介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等进步书籍给班上同学看。一时班上阅读进步书籍成风。汪念萱还积极参加抗战剧团活动,在屯溪演出进步的抗战戏剧。皖南事变后,她们毕业离校。后来,黄宝豫在浙江牺牲,汪念萱一直在江西,未暴露。

    自1938年秋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整整七年中,屯溪当时有不少战时中学,都是男女生兼收,但师资和设备都比不上徽州女中。以1941年为例,全校共有三个高中班,四个初中班(初一两个班,二、三年级各一个班),还有一个春季班,三个职业班,共十一个班,四百一十名学生,成为这所学校自建校到解放的二十七年中学生最多的一个时期。1945年,职业班并入高枧省立职业学校。1946年,学校改名为“安徽省立休宁女子中学”。这一年,程海峰捐田四五十亩,在女中设立奖学金。

    自1940年至1949年学校四易校长:陈季伦1940年7月去职(陈解放后长期在合肥工大任教授,已退休),由绩溪胡翼谋继任(胡为日本留学),1945年胡去职,由桐城姚子素继任,第二年七月姚去职,由江苏周仲辰继任。从战时到战后,三青团不断在校进行活动,特别是1939年和1946年活动尤为猖獗。1939年,三青团在初三以上学生中大肆发展,嚣张一时;1946年周仲辰任校长时,三青团活动更加猖獗,高中班级,几乎都是全班集体入团的。

    1942年端午节后一天,山洪爆发,冲坏了学校的南围墙,所有的读书仪器均遭水淹。水退之后,学校也不及时翻晒整理,任其霉烂。自那以后直到解放的七、八年时间内,学校一直无法做理化试验。

三、举办平民教育

    四女创办的初期,在陶行知直接关怀与推动下,举办了平民教养。当时四女师热心平民教育的教员全鸣歧、程勤若、胡自华等得到校长程宗泗的赞助,创办了平民学校。1923年到1924年间,先后在平民学校受教育的达两千多人。陶行知先生四女师开办平民教育非常关心。1923年10月,他在给程宗泗校长的信中说:“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法。四女师的教职员,适宜在隆阜这个环境中,训练学生一种改造的能力。最能引起她们兴趣的是:叫不识字的隆阜,变为识字的隆阜,叫黑暗的隆阜,在一定时期内大放光明”。

    当陶先生得知在平民学校学习的学生中有一位六十九岁的老太太时,很受感动。他说: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好叫那些年富力强的人都振奋起来。他在信中向这位老太太表示敬意并热情洋溢地说:“从前中国有七十多岁老状元,现在又有七十岁老学生,老识字国民,岂不是一件最可庆贺的事吗?”

四、陶行知先生几件感人的小事

    陶先生关怀四女师的几件感人小事:

    1.“长城砖”。1923年9月,陶先生游览万里长城,从青龙桥车站一位姓刘的师傅那里得到一块“长城砖”,砖上刻有“中部”二字,是明朝永历年间制造的。陶先生把这块砖从千里之外带回家乡,送给四女师。陶先生在给程宗泗校长的信中说:“我想四女师校舍不久就要建筑,用此砖来点缀,也是千载一时的盛事。新教育是共和的保障。我们四女师既得万里长城之砖,自然在造就人才,保障共和的路途上迈进。”

    2.“十字架”。四女师最早的校庆是十一月十一日。陶先生在四女师纪念校庆的日子里,给四女师师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说:“十一月十一日,十字代表十字架,十字架有牺牲的意义;两个一字,就是两个铁肩膀,上头背了两个十字架,每当校庆日,我们就要想到十字架是铁肩膀的,我们要立志硬起肩膀来,为国家背双倍的十字架。”

    3.“过五关、斩六将”。1933年,晓庄师范被封之后,四女师(这时学校已改为四女中)有二十几名师生几经周折,找到了避居在上海的陶先生,向他汇报学校的情况。陶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这批师生作了“过五关、斩六将”的讲话。勉励他们要克服一切困难,要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他们返校后,传达了陶先生的教导,使全校师生受到很大的鼓舞。

五、今天的隆阜中学

    屯溪解放后,学校为屯溪军管会派员接管,归皖南人民行署文教处领导,改名为“皖南屯溪女子中学”。1952年,省教育厅建立,又易名“安徽省屯溪女子中学”。1958年9月,实行男女生同校,学校改名为“安徽省屯溪市隆阜中学”。

    1946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学校有了较大的发展。1958年实行男女合校前在校女生七百六十一人,比1949年增加一点五倍,比解放前在校学生最多的1941年增加近一倍。1958年秋季实行男女合校后,学生人数续有增加,1960年,在校学生共达八百四十四人。十七年中,教师队伍不断扩大,陆续增加了一批解放后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教师,他们大多已成为今天的教学骨干,十七年中,学校规模和教学设备,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59年,学校共占地面积720亩,为解放前的三倍,共建图书馆大楼、科学馆、大会堂、教室、教师宿舍楼5783.6平方米,为解放前的三点一六倍。图书、仪器和各种标本,也有成倍的增加,十七年中,为国内各大学输送了大量的学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隆阜中学,在上级党委领导下,通过几年来的拨乱反正,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有些年迈体弱的老教师,按照政策,办了退休手续,使他们安度晚年;在职教师,按其年资及贡献,先后四次进行了调资,进行了工资改革。近年来学校越办越好,教师质量和学生素质逐年提高。学校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设法改善教学环境。几年来,兴建了教师宿舍楼及教室楼共2768.66平方米,加上五十年代兴建的5783.6平方米,共为8552.6平方米,为解放前的四点六七倍,截止1986年6月止,学校共有初中十二个班 ,学生六百零二人,高中十三个班,学生五百七十七人,共为二十五个班,学生一千一百七十九人,为1941年的二点八七倍。现有教职工一百二十一人,1949年的四点六五倍。其他教学设备、图书、仪器也逐年有所增加。隆阜中学自1984年始,在高中部增设了职业班。举办了花卉、乡镇企业管理、盆景技术短训等学习班,影响很好。总之,现在隆阜中学已成为徽州地区的一所重点学校。

  

 

现代中学内迁浮沉

吴象南

 

    现代中学,抗日战争前两年创办于南京,校址设在夫子庙附近的婺源试馆。全称是:南京私立现代初级中学。通过教育部中教司司长吴兆棠(休宁人)的关系,争取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准予备案开学”的批文。创办时校董为曹光昭,校长程宝民。不久程宝民卸职,校长即为曹光昭接任。

    内迁后,该校在休屯的十年浮沉,经过如下:

    1939年现代中学内迁到休宁县潜阜乡的莘田村,招生复课。复课之初,学生人数不多,但发展很快,至1941年已有六个班级,寄宿就读学生已达三百多人,是现代中学内迁后的鼎盛时期。

    校长曹光昭,江西婺源人,当时四十岁左右,个子偏矮,身体微胖,为人随和豁达。他经过商,当过 公务员,曾为南京电报局职员。内迁后,在屯溪电报局任收发主任,家居屯溪隆阜紫竹园巷。由于缺乏教学资历与学校管理经验,则将校务委托教导主任凌枢臣全权主持。

    学校兴旺时期,曹光昭经常到校视事,每次开学典礼大会,他都亲自作长篇训话,强调创办学校之艰辛,并要求学生不要拖欠学费和膳食费。

    但现代中学由于办学目的不明,学生只要缴费,来者不拒;有些教师质量欠佳,学校管理松弛,学生放任自流。平日上课时,教师一边点名,学生就一边从后门溜走。待教师开始讲课,班上学生只剩下三分之二了,记得突出的一件事:是1942年6月秋季班毕业考试,县政府派来监考官临场宣布:“不得左盼右顾,不得交头接耳”,并在考场巡视一周,气势威严,但旋即被迎去办公室赴宴去了。考场学生,马上“哗”地一声,翻江倒海,一哄而散。有的将考卷拿到宿舍去做,相互传抄;有的干脆请人代笔,教导主任凌枢臣对学生说:“我不是担心你们毕业,而是忧虑你们的升学”。从现代中学毕业而能升入高中者,确实为数不多。这就是该校后来衰落的主要因素。

    抗战胜利后,学校无力迁返南京,而校誉江河日下,于是学生人数急剧下降。1945年该校由潜阜莘田村迁移到屯溪隆阜的双渠口,学生只剩下了七八十人。

    从1944年到1946年, 仅三年时间里,教导主任就换过四人。他们是:凌枢臣(歙县人)、张传起(含山人)、巴天保(江北人)、俞行尧(婺源人)。主持校务者,更动频繁,显然对学校有所影响,校长曹光昭也不常来校了。

    隆阜双渠口的校舍,原是婺源大企业家詹福熙买下作为资助紫阳小学的校址。当时紫阳小学尚暂设在隆阜街上,詹福熙要立即将街上校舍拆除改建为自己的住宅。因此1947年3月,紫阳小学迁入双渠口校舍,现代中学不得不归还正屋,只好到偏屋、柴房、仓房、厨房中去上课。

    现代中学由于连年不景气,经济越来越困难,从1946年下半年起,就由婺源籍的俞行尧、胡琏、俞瑜、赵某等五位教师承包办学,除膳食及行政开支外,若有余资,大家分摊。1947年上半年学生只剩下五六十人,延至五月,学校经费已山穷水尽,几近停炊,再也撑不下去了,五位婺源老师只好相继离校而去。

    校长曹光昭虽对校事早不过问,但眼看学校如此垮台,心情也很沮丧。经同乡程翔云劝慰,举荐郑坤才出来担任副校长,继续主持办学。

    郑坤才,江西婺源人,时年三十来岁,其父郑鉴源是沪、屯茶商富贾,在上海设有源丰润茶叶公司,在屯溪办有中原茶厂,郑坤才为该厂少东家、总经理。

    郑坤才于1947年7月接管学校后,聘请了教育界名流外语教师张为元,理科教师程文珍等到校兼课,这时学生又略有增多,学校呈现一线曙光,似乎“中兴”有望。

    但事出意外,先是经人介绍李净冰夫妇来校工作,因郑坤才不懂行,李净冰来后即以校务主持自居,发号施令。但后来又决定由方园甫为教导主任,而李净冰仅挂训育主任名义。同时方园甫又任用了其内弟为总务,使李净冰更为不满,他就通过关系,为皖中校务主任孙治民聘去担任训导主任,此后李净冰就很少来现代中学了。

    此时方园甫也在徽女中担任教师,对现代中学校务也很少过问了。这样,学校无人主管,搞得很不像样。郑坤才也摇头叹息,无可奈何。面对现代中学一无校舍、二无经费、三无教师的窘境,学期一结束他也下决心离开了学校。

    此后,据说现代中学1948年又迁移到屯溪黎阳的九相公庙,由朱绍红、洪静渊等老师维持到屯溪解放,1949年底并入屯溪中学。

 

  

唐式遵搜刮文物记

戴笃行

 

    国民党陆军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于1939年在屯溪后街买下邵季侯的一幢大厅屋,作为该集团军驻屯办事处,由一个川军上校熊秉仁作为办事处的负责人。名义上是接待地方与集团军之间接洽公务的有关人员,事实上却成为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在徽州各地搜刮文物古玩的货栈。

    邵家大厅是清末徽州名书画家邵以棠的旧宅,不但建筑面积大,而且布局雅致,内有花厅、书房、鱼池、水阁、暖阁、储房(珍藏文物库房);还有可供摆宴二十桌酒席的大厅以及精致的眷属住房。该宅座落在观音山脚下,敌机轰炸难以俯冲,后门又有商会会长章馨吾家的防空洞。不但居住舒适,而且安全保险,因而也就成了唐式遵从防地到屯溪小憩时玩赏文物古玩的别墅。

    战火纷飞中的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怎有闲情逸趣在徽州各地大量搜刮文物呢?他是个金石考古或书画鉴赏家吗?都不是。据闻,他收罗古玩文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年,我家与邵家近在咫尺,不时能听到办事处的四川佬在酒余饭后所透露的“唐总部”的难言之隐。

    唐式遵在四川是一个有实力的军阀。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命令他率部离川赴皖,以达到他分割四川地方部队实力的目的。出川后的唐式遵身陷东南山地,夹在蒋帮嫡系部队之间,在经济上、行动上处处受到牵制,在感情上、习惯上又与桂系格格不入。他只得寄情于玩赏古玩字画,以求减少猜忌。另方面,川军远离老巢,向地方搜刮处处受到派别忌嫉,不能得心应手。于是别开生面,以保护文物为名,便于对跑沦陷区的单帮、掮客等经纪人进行检查勒索,一旦发现文物,即以“鉴定”和“保管”为名,据为己有。

    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遇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因此,他不得不将搜罗到的文物古玩中的一些珍品,进献给顾祝同和顾的一些重要幕僚,以求得保全。据说,唐式遵脑瓜近于迂腐空虚,战争中常打败仗,无意恋战戎马生涯,只求平安挨到战争结束,回四川去做一个文物古玩大贾。所以,他就积极利用自己的部队驻防皖南前线的有利条件和徽州地区素为文化之邦的优势,大肆搜劫文物。

    当年,唐式遵在荷枪实弹的警卫下,不时在珠塘街(即后街)露面。高兴时,也到老街的珠宝商店和古董商店去浏览一番。由于他外貌温和且不吝挥霍,一些商人有时也拿出自己收藏的书画碑贴、文物古玩请他“鉴赏”。当然,这里面有不少赝品。当时,古董商人胡鲁芹,在江西会馆首开了一间古董店,逢到唐式遵到他的店里溜达时,总是默默静静的,不事献媚。怪事,唐不但不责怪,反而对胡相当器重,“胡先生吆!胡先生吆!”称呼不息。有一次,唐的随从捧着十余本明朝谢陛编著的《季汉书》在胡鲁芹面前夸耀说,收藏了一部万历版的珍本。胡随即翻了几页,就笑而不语。经再三追问,胡不愿讲,生怕戳穿了给同行古董商人带来麻烦。直到唐的副官说明这是专署一个科长送的,胡才指出:明万历刊本,一般是用“竹纸”或“白棉纸”印刷的,这个本子是“白光纸”印的,不是明版,是清末的翻印本。此后,唐对胡就更加器重,遇到一些难于鉴定的字画、古瓷、古砚等,都叫随从送去请胡鉴定。

    胡鲁芹生前和我谈过,徽州各县的地方志、宗谱、族谱,被唐式遵搜罗去的非常多。抗战期间,经他鉴定的就有一百多次,计近千册。其中一些珍本遭劫出境,他感到很惋惜。他曾拿着一本红格簿的书目留底指给我看。现在能够记得起的有如下几种:

雍正刊刻版《江村洪氏家谱》

明红格抄本《新安程氏诸谱会通》

明隆庆刻本《绩溪黄氏族谱》

嘉庆聚珍本《黟县南屏叶氏族谱》

    另外,还有地方上的一些官邸,为求沾一分“军威”,在唐由前方返屯时,“货栈”门前,车水马龙,有送古雕的,有送字画的。有名施培清者,系当时屯溪中国银行经理,此人原是浙江警察系统的一个小 头目,为人刁滑,自从钻营到屯溪中国银行经理宝座以后,即冒充斯文,附庸风雅。恰巧他的住宅与邵家同巷而望,和唐式遵混熟以后,就借机拍马,经他给唐推荐、馈送、代购的砚台就有二百多方,其中三块“金星”、“蟹睛”是稀有的珍品,还有七区专员公署视察李仁,趁到各县视察之便,将搜罗到的一些文物奉献给唐式遵,屯溪纱布业公会理事长章鉴钦,为了求得通过川军防地到沦陷区去贩卖纱布,一次就送了两辆黄包车的明清花瓶、福禄寿三星、赵公元帅等古瓶给唐式遵。此外,还有屯溪镇长程步云、商会会长胡云溥等为了顺利应付频繁的军差,也都纷纷将所知道的地方上的文物,向唐总部透露消息,或是将搜罗到的文物献出。

    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二十三集团军驻屯办事处从邵家撤走时,光独轮车、黄包车(当时市区无公路)拉走笨重瓷器、砖雕、古碑就有三十多车,为了避免安徽知名人士金慰农、高铁君等的“弹劾”,大批装箱的古籍珍本、古玩,都是警卫森严地在夜间悄悄地运走的。

 

国庆感怀

苏绍周

    恭逢国庆四十周年,深感党威德齐天,政协功业昭著,夜不成寐,谨赋一律。

火树银花不夜天,河山家国舞翩跹。

党威党德长城颂,群策群言政协篇。

荣辱与共肝胆照,死生相助血心连。

英雄高擎红旗走,谈笑艰难四十年。

 

 

 

 

省立屯溪民众教育馆

严济棠

 

    20世纪三十年代初,屯溪的文化事业机构,几乎是一片空白。有关地方文化馆工作,一般是由休宁县区公所,休宁县屯溪商会,或是屯溪警察局代管。

    抗日战争以前的屯溪,并不是像解放以来所形成为122平方公里的屯溪市。根据有关调查资料表明:1943年,屯溪、率口、隆新、高阳、阳湖五乡镇并入休宁县第一区公所管辖时,屯溪的行政区划,东至下街(老)汽车站,西至大桥头,南临新安江,北至下资,面积尚不足一平方公里。人口,亦只有8263人(男5347、女2916)。提到文化人,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也只有46人之多。它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联保主任”,办公室设观音山。抗日战争期间,屯溪人口陡增。国民党中央、省委各机关。和国立、私立大中学校,搬迁来此的单位,达400多个。自然地域扩大到率口、隆新、高阳、阳湖,人们多惯以“屯溪五乡镇”称之。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曾提倡设市。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中,“安徽省立屯溪民众教育馆”(简称民教馆),于1941年7月,在屯溪西镇街小蓬壶湖(俗称牛壑底)的浙江“庐阳公所”内(即今合资兴建的“花溪饭店”入口处右侧所在),开始建立。民教馆,是国民党中央教育部,于1932年,为贯彻推行“国父遗教,总裁言论”而明令各省、市、县所设立的社会施教机构。创始人王甸青,受安徽省皖南行署省教育厅的委派而建立。

    1943年5月,民教馆奉命从庐阳公所,迁至屯溪公园的主体建筑“迎旭厅”内(今屯溪图书馆址),以开展工作。迎旭厅在公园中心,玲珑美观,三面游廊;厅内明窗几亮;地处绿荫丛中,常年花香鸟语,确为一处开展文化工作和图书阅览的理想场所。

    民教馆,施行一长制,馆长一人主持馆务。下设总务、教导、生计三个部,部的负责人称主任。部以下设干事和助理干事若干人,执行馆内具有业务。此外,还设有一个体育场主任,一个体育场指导员。一个体育场保管员,专事社会体育工作。按当时现状看,各职能部门,馆务是负责馆的行政管理,类似现今机关单位中的办公室和行政秘书;教导:以社会教育为主,类似现今文化馆的宣传教育工作;生计:是对民众生活、技术提导。形同今日群众文化与科学普及的范畴。体育场的组织名称:职能上,似今日的“体委”;体育场主任统管全局,指导员负责体育竞赛与活动辅导,保管员负责场地和体育设施的增置与保管。此外,还有两名有独立性质的工作人员,一名是乡村指导员,一名是会计。综上所述,全馆人员,上自馆长、下至干事、助理,加上1945年以后,增改的研究和辅导两干部,大约在13至17人之间。但是当时所见正常驻馆工作的,大概只有馆长、总务部主任和几名干事。馆的工作,按当时报载;有图书阅览、民众讲座,职业介绍以及当年夏令卫生运动周时,举行大扫除等。

    图书阅览:是1937年2月22日,屯溪公园在迎旭厅内开辟的“书报处”,属休宁县第一区公所代管,对外开放。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屯溪唯一的一家正式向市民开放的书报阅览室。民教馆迁入,继续了这项业务。

    民众讲座:是继屯溪基督教青年会所筹办的“学术讲座”之后,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每周一次,一般多在星期四晚上,地点是在屯溪小学或私立启明小学。基督教的“学术讲座”主要对象是青年男女,内容是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民教育的“民众讲座”,对象一般民众,宣讲内容以生活、民俗为主。其中的《妇女与家庭》讲题,是当时的一种时尚论题。有些报刊对此评述,认为这种讲题在屯溪很重要,也是对一般民众进行启迪教育。

    体育竞赛:自“屯溪公共体育场”建成以后,屯溪首次体育竞赛,是1944年5月4日,民教馆承办的“皖南第一届运动会”。会长是国民党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筹委会主任是国民党中宣部东南办事处冯有真。但实际工作是民教馆馆长汪萃文承担(注1)。筹备会下设竞赛、接待、场地、警备4个部和一个裁判委员会。当时民教馆体育指导员是洪希贤,保管员是冯琨,而实际担任场地设置的是民教馆生计嵇家钰。民教馆还为此联合有关部门,组织了“移风”、“励进”两个票社和大舞台京剧名演员,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百元券的筹资演出。这次运动会,自5月4日开始,历时5天,规模空前,参加赛事约有千余人。其中,参赛的“江南”篮球队,就是由体育界知名人士组成,包括有出席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篮球国手王南珍和吴声、谢图强、周祖望等。

    1945年,“因屯溪各书店新书不多,书价亦变不贱”。民教馆为增加新书供应,并力求减低读者负担,特在公园迎旭厅东寓设临时文化服务部,6月25日开始发售,按规定价目九折优待。从建馆到解放:历任馆长有汪萃文、欧阳祺、姚子素、何振球等。

    1949年4月底解放,5月初屯溪市军管会接管了屯溪民众教育馆。5月26日,奉命改为“屯溪市人民教育馆”。同时,由军管会文教部的李莅之推荐甘中于当馆长。甘中于,江西人,笔名黎央。解放前,常在报刊上发表些针贬时弊的文章,后因故去职。

    当时馆的编制4人。他们的分工是:馆长由政府委派继任的随军南下干部康树勋、掌管行政;副馆长,由政府调任高小教导主任严济棠,协理馆务;总务,王小梅主持会计兼社教;书库,程亚啸负责图书借阅与黑板报通讯。经费来源,一是政府每月拨给大米1690市斤;一是接管民教馆在公园街一带的房地产收入。因此,当时馆的工作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房地产产权(注2)。

    建国以来,馆的工作任务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而有针对性的变更。在民众教育馆改为人民教育馆时期,馆的工作任务,是按皖南行政公署的指示规定:“组织与推动各种宣传组织,利用不同形式与场合,配合各阶段的中心工作,宣传形势与政策。揭穿谣言,打开群众对我们的怀疑,保证中心工作的执行,成为开展城市社教工作,密切城乡关系,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核心”。工作要求:大力开展街道读报组、黑板报、问事处、工人店员学习组,举办讲座与商人座谈,团结改造民间(盲)艺人(注3)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任务,主要是消除群众的疑虑,保证中心工作的进行,以密切党群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政策宣传放在工作中的首要位置。

    1950年十月,改人民教育馆为“屯溪市人民文化馆”,馆的具体工作任务,根据形势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又扩大到十项。这就是:1.运用广播、收音、幻灯、黑板报等形式进行社会宣传;2.工农业余教育;3.开展文学、戏剧、音乐、刻塑等文艺活动;4.戏曲改进;5.科学普及;6.电影(管理);7.历史、革命文物和图书的收集与保管;8.开展文娱、体育活动;9.其他有关文化社教事项。这一时期仍然是把政治宣传工作摆在首位。同时还规定,干部配备条件要求:1.馆长(包括副职)应具有初中或完小校长与教导主任的条件;馆员应具有初中或高小教师的条件,并有一门特长或爱好一定文艺宣传的教育工作者。

    1952年4月25日,皖南、皖北教育行政会议决定:凡专署所在地文化馆应设为中心馆。这是依照华东政委文化局意见,作为典型示范而设立。屯溪市人民文化馆改为“徽州专署(甲等)中心文化馆”,是1952年6月19日,根据皖南文艺工作会议的决定执行。正式编制12人,下设文娱、宣传两股,属徽州专署领导,接受屯溪市委、市政府的指导。经费,由专署直拨,每年为二亿九千多万元老币,折合人民币(新)为29169元。8月,馆址从屯溪公园迎旭厅迁至横街海阳楼。这一时期馆的工作任务,除作具体规定之外,徽州专署,还下文对馆的性质、方针和服务对象,也作了明文规定,使得馆的工作趋于规范化。性质:是“在政府教育部门领导下,发展人民文化艺术活动与开展工农业务教育的组织的领导中心,同时又是推动农村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据点”。方针:是“普及第一,面向全区,为工农兵服务”。任务:是“通过各种文化艺术组织形式,结合总的政治任务与各个中心工作,以爱国主义为主题,宣传时事、政策法令教育群众,并开展人民的业余文化艺术活动,识字教育,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素质),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服务对象:是“城市应以产业工人、各种行业工人为主要对象,兼顾机关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及一般市民;乡村应以参加生产的贫雇农、中农,特别是有组织的青年男女民兵为主,并兼顾到在乡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其他村民”。这一时期提出的文化工作任务中,突出的一点,是把“爱国主义”为宣传主题。及到1954年,更为突出的是“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去教育群众,使其成为祖国自觉的积极的保卫者与建设者”。这里与前面提法的不同之处,已是变“以爱国主义精神”,宣传群众,为“教育”群众。同时,在规定的服务对象中,把坚持工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工农群众摆在主要位置,以体现“上层建筑”应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

    1956年,徽州专区并入芜湖专区,中心馆撤销,恢复市馆。编制6人,受市文化局领导。馆址由海阳楼迁入下街江西会馆。1958年,在公园迎旭厅原址,占地120平方米,钢筋混凝结构,平面呈古钱式楼房建成,始迁入新建馆址。在这以前,从民教馆发展到中心馆,馆的业务范围,极为广泛。包括有文艺宣传、图书阅览、有线广播、戏曲改革、电影管理、科学普及、群艺辅导、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园林管理和问事代笔等等。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工作,处于鼎盛时期。首先,在整个皖南行政区划来讲,屯溪市是较早的组建了屯溪市戏曲改进委员会,皖南科普协会屯溪市支会,和文学研究会,音乐协会筹备会,美术工作者协会,文学艺术联合会筹备会等。群众文娱方面,组建了城乡俱乐部,农村业余剧团,各地读报组、土广播、黑板报通讯抄写组、幻灯放映队、图书流动站(后改农村图书室)等,形成基层文化工作网络。此外,还举办了表导演训练班,戏曲艺人讲习班,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摄影各种培训班;和剧本创作、民意艺人、文学艺术、电影评论、文物保护、京越剧剧目审定等等座谈会;讲座方面,办有科学讲座、通俗讲座、金石书画研究讲座等。展览工作,是馆的重点工作之一。历年来,举办有书画展、连环画展、年画创作展、国家建设成就新闻图片展与街头、巡回展和摄影作品展等。最为轰动展出有二次:一次是1951年与科普协会联合举办的农业生产展,一次是1953年的“徽州地区民藏文物展”;各种竞赛会演方面;有历次节目工农群众的业余文艺会演、民间歌舞选拔赛,青年业余文艺选拔赛,工农联合体育赛和婴儿健康赛;为开展工农业余识字教育,还协同有关部门,举办了民校和各校等等难以尽述。由此以来,有些工作,已在不同程度上代替了文化行政工作。后经省文化局明文规定:文化馆(站)是政府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并满足其文化需要而设立的文化事业机构。从此摆脱行政事务,工作始趋于正常。

    在历史的长河里,建国以来,文化馆的文化工作,受到两次较大的冲击。一次是受1958年大跃进的影响,群众文化工作无限膨胀,仅以屯光公社例;全社7个大队,6596户、25553人,“一夜之间”,就办起业余高中1所,农业中学1所,红专学校59所,小学29所,幼儿园50所;文化、图书、展览、科普、文艺宣传方面建有文化馆1个,下属中心领导创作工作小组8个,创作组38个,中心俱乐部7个、俱乐部57个,幻灯站3个、幻灯组15个,美术组24个、读报组107个、土广播组79个、黑板报组60个、黑板报4080块;图书馆1个,下属图书室7个,图书流动组55个;展览馆1个,下属展览室6个,流动展览组11个;业余文化团1个,下属业余文工队5个,业余剧团或文娱小组27个,宣传队48个,合唱队29个;篮球队5个,体育小组39个;文物保护组2个,生产技术研究组53个,食堂130个。单是用于宣传鼓动的“鼓动牌”,就设有2622处(块)。“形成标语上公路,诗画满墙头”在一份工作总结报告中,曾这样写道:“三里长的黎阳街,成为人人夸的“诗画走廊”。其中,有的地方连一个会画的人都没有,社队领导只是盲目布置任务,有些地方弄得文化馆干部没办法,只得日以继夜的打着灯笼把到处写、到处画。加上馆的干部因故调离,骨干下放回乡,使得文化 馆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挫折。直至1960年,在党政领导不得不提出文化让路,干部归队的情况下,基层文化活动,又只限于黑板报与土广播2项。又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使文化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调整、充实、巩固、提高”,馆的编制10人,分文学、音乐、摄影、美术、群艺5个组,下属8个文化站,共同担负着全市(区)城乡群众文化组织辅导任务。这才使得文化工作成为群众文化娱乐中心,再现辉煌。

    附注:①根据旧时有关资料记载:民教馆长汪萃文,承办“皖南第一届运动会”时间是1942年2月28日,可能有误。注此待查考

    ②解放初期,屯溪人民教育馆的经费来源之一,是房地产收入。因此,对公园街一带的房地产产权的清理,势在必行。建设局为此派来一位姓朱的同志协助进行。这项确定产权,评定收费标准,维修管理工作,是为后来“房管会(局)”工作的雏型。

    ③盲艺人:指的是当时尚有17名“算命先生”。他们大多集居在屯光上新一带。经过组织座谈学习和个别访问。他们大多自动停业,有条件的亦多转为说唱艺人。

 

 

从蝴蝶会到醉墨山房

汪则之

 

    明末清初,以歙县人渐江、休宁人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等为代表的新安画派,一帜独树于国内画坛。他们的作品体载都以善于描写新安山水为特点,而且他们都以诗、书、画三绝的高度艺术修养而称著于世。新安画派形成以后,后继者越来越多。安徽省博物馆于1979年编印的《安徽画家汇编》一书中收录了皖籍画家凡1824人,其中属于徽州籍者约有863人,占47.3%。

    屯溪原属休宁县东乡的一个市镇,是徽州西部各县的商品集散地,商业比较繁荣。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席卷了东南各省,但却不敢进犯山区,徽州得天独厚,保持着一片净土。屯溪这个县辖市镇,一跃而成为东南重镇。一时冠盖云集,五方杂处。老一辈的画家和爱好书画的青年们也和整个人口的增加正比上升。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各个机关工作,他们为了互相学习,交流技法,曾在一个阶段中,每逢星期日举行一次笔会,与会的人各自携带一壶酒,二碟菜到轮流作东者的家里集会,美称之为壶(蝴)碟(蝶)会。即是谐音、两碟一壶放在一起又很象一只蝴蝶。东道主一早就做好准备,安排几张画桌,文房四宝摆在案头,画友们陆续到来,磨墨润笔,即兴挥豪,有的独绘一幅,有的数人合作集锦,午餐随菜便饭,少饮几杯,晚餐则杯盘交错,灯下飞觞,大多年少豪饮,尽兴酩酊而归。其中年事最长者是程管侯,我年最少。转瞬间已四十余年,现尚健在者,黄澍、汪羊、余守模诸兄及笔者而已,管老,吴惠民、程雪影、戴伯瑚、万鹏振诸兄均已作古,回顾往事,感概系之。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事移动,象这样“兰亭式”雅集已成为陈迹。

    十年动乱期间,我国艺术界曾一度横遭摧残,眼望着我国的传统书画艺术已经濒临绝境,屯溪当然不会例外。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艺术界又回到温暖的春天。

    1982年,民革、民盟、农工屯溪市委会发动成员中能书善画的同志,联系社会上的部分书画作者,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在当年的国庆举行了《新安书画展览》。一百四十余幅的传统艺术作品,既有雄伟的新安江水,又有艳丽的花卉翎毛,还有正草隶篆的书法和金石作品。这些作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好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情重意长。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新安书画不仅要加以继承,还应当发展提高。这就不是靠举办一、二次展览所能奏效的。于是,1983年筹备成立了新安书画社,担任理事的同志们虽然都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在职人员,而且他们的年龄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而他们都能以“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各项活动,不仅办过多次展览,还办了二期书画讲习班,并应有关单位的邀请,举行书画讲座,支持协助各工矿企业单位开展书画艺术活动。为求新安书画更好地扩大影响又经过理事会的讨论,决定在屯溪“古代街”设立醉墨山房。经过一番筹备以后,1986年8月1日,醉墨山房正式开业,一间徽式建筑的门前,安装着一对大理石雕刻的狮子,与雕花门牖相衬媲美,为屯溪老街各家门面中比较出色的一家。四壁悬挂着书画作品,形成了新安书画作品的“长年展厅”。橱窗里陈列着安徽文房四宝,西冷印泥,苏州颜料,一得阁墨汁,青田石印以及各种字贴画谱,为书画作者提供了方便。旅游旺季,国内外的友人络绎不绝,中国大学生围棋比赛在徽州师专举行,为了发给参赛者的纪念品,特地到醉墨山房为他们设计了一种证书的式样,他们非常满意,他们认为这张证书上的金石书画都出自一个单位的制作,确实不简单。

    1986年9月间,屯溪举行明代珠算家程大位逝世380周年纪念会,全国各地及日本的珠算家都来屯参加,市文化局特向醉墨山房定制了数十把有新安书画的收摺扇,作为赠送与会者的纪念品,深受大家赞赏。为屯溪罐头食品厂作引进机械设备作技术传授的几位意大利朋友,在醉墨山房各买了一对精工雕刻意龙飞凤舞的石章,并要求醉墨山房用中国的金石篆刻的风格刻意大利文字的名字。取件时,他们都连称“OK”,高兴得唱起来,其中有一个想起有印章没有印泥还是不得,于是他们每人又买了一盒书画印泥。

    二位法国朋友梅思协、陈榆红行经醉墨山房门口,看见大门匾额上的醉墨山房四个字,他通过翻译要求写这四个字的作者用这样的字体代他写庄子《南华经》上“呼我为牛”四个字。我看见他所写的不大工整的“呼我为牛”四个中国字,又望了他两眼,他好象了解我的意思,于是通过翻译对我说:我很赞赏中国人提倡的“老黄牛”,“孺子牛”的精神。我就答应他明天取件。看来这位法国朋友对中国的书法艺术,中国的哲学和文学都较有研究。

    总之,凡到屯溪老街游览的旅客,看见醉墨山房里挂着琳琅满目的书画时,都交口称赞。而北京的旅客更为风趣地说:“这是屯溪的荣宝斋。”

 

屯溪放舟(明)

汪道昆

十里樯乌万竹林,

扁舟乘兴入山阴。

经秋夹岸芙蓉老,

落日孤村薜荔深。

倾盖谁堪忘去往,

投簪吾已任浮沉。

狂来却笑南阳卧,

莫说当权梁甫吟。

 

 

星之海文艺社与《星之海》

江志伟

 

    星之海文艺社是抗日战争时期屯溪地区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文艺社团。发起人为皖中高中部学生胡同伦(笔名胡伽)和 刘和芳。成立时间为1944年春。社址设在屯溪郊区兖山渠。编辑部设在位于屯溪老街一条巷内的胡同伦家中书房里。主要成员有皖中的王光琨(王槐)、陈培(珊玲)和范德栋(范蒂东),徽中的吕荣春(黎舟)、周村农(田庸)和刘芳钧(凡丁)。8人中除凡丁已在图书馆工作外,其余7人均为在校学生。活动经费来源主要靠编委会自筹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从家中筹得。社刊名为《星之海》。

    为什么要成立星之海文艺社?胡同伦已经在他撰写的《星之海》发刊词中阐明:“在这皖南的前哨的屯溪,是东南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的中心。当今天,胜利将来临的时候,文字宣传尤为重要。所以发起组织星之海文艺社,我们想把皖中爱好文艺的青年团结成一个有力的集团,让我们的力量发挥的更大。”可以看出,星之海文艺社是为了适应当时抗战形势需要而成立的。她的宗旨是“在坚持抗日的总目标下,团结广大的进步文学青年,为宣传抗日,打击倭寇而奋斗。”(刘和芳:《承天寺前忆同伦》,见《屯溪文艺》1989年春季号)在联系、团结和培养皖南地区的青年作者,繁荣屯溪文艺创作方面,星之海文艺社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为什么要以“星之海”为社团和社刊命名?发刊词中也作了阐述:“在皖南,爱好写作的青年朋友并不很少,他们都怀着星一般的心,战斗在黑暗的角落里。如今,让我们这年青一代的星一般的心,联合成原始的大海吧!把我们的怒吼代替我们的呻吟。”“他们以小星自命,希望在个体的联系与组合中发光发热,照亮人生的旅途。”(黎舟:《在文学书刊编辑园地里耕耘不息》,见《屯溪文艺》1989年春季号)王兆琨的追忆,同样印证了发刊词中的阐述:“我们这些人在学校有时被同学们戏称为‘小作家’,自己也认为应该是文学的天空中一颗发光的星星,而且希望联络更多的文学青年,象蓝色的星海,发出更大的光辉。”(《我和星之海文艺社》,见《屯溪文艺》1989年春季号)

    星之海文艺社的主要活动有:通过不定期的聚会和交往,提高抗战意识,增进友谊,交流创作经验;编辑、出版《星之海》文艺刊物;在《中国民报》、《徽州日报》副刊版出版《星之海周刊》;出版《星之海文艺丛书》。第一辑计划出版6种中,除王槐的散文集《恒影集》和胡伽的散文集《忧郁草》已按期出版外,其余4种均因故搁浅,如:刘和芳的诗集《我底歌》、黎舟的诗集《手推车》、珊玲的小说集《将军夫人》以及刘和芳的小说集《第六只表》。另外,还制作发行了一种横条式的星之海文艺社纪念章,当时很多学生均以胸佩此徽章为荣。

    《星之海》刊物既是星之海文艺社的社刊,同时也是当时皖南地区由中学生自己动手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出版的文艺期刊。编委名单每期均置于刊头的左首,为:凡丁、王槐、田庸、胡伽、珊玲、黎舟、刘和芳、范蒂东。每期字数约为4万字。印数2千份。发行范围为皖南各学校青年学生读者及屯溪老街上几处代销点零售。开本版式因经费原因而多次变更,即创刊号至第四期为四开报纸型,第五、六期为八开四版,第七期开始为16开杂志型(共8页,出了两期)。在筹办杂志型的过渡阶段,又通过关系在《中国民报》副刊和《徽州日报》副刊借过版面出过《星之海周刊》。除了编委们自己的诗文外,经常为之撰稿的作者有:詹若文、张少昕、凌庄志(他们三位曾参加过后期的编辑工作)、李俐、珈斐、吴慈生、黄文翔、章大刚等。

    《星之海》上发表的作品,大多为青春少年的抗战文学和激扬文学,大致分为这么几大类,即:关注抗战和中国前途类,如;《创刊词》(胡同伦)、《建立东南文艺堡垒与本社今后之展望》(本社同人)等;咀嚼生活、讴歌劳动、关注社会人生类,如《手推车的行列》(黎舟)、《手的创造》(刘和芳)、《坎坷》(田庸)等;讴歌爱情、唱和友情类,如:《我获得了热》(凡丁)、《骊歌散唱》(王槐、刘和芳、胡伽、珊玲各一章)、《别矣!皖南》(王槐)等。

    星之海文艺社和《星之海》社刊的活动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结束的。结束的原因固然与大家的相继毕业离屯或南下求学或走上社会的境况有关,但主要原因仍然是如刘和芳所写的那样;“抗日战争胜利,《星之海文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停刊。”(《情凝笔端任挥洒》,见《屯溪文艺》1989年冬季号)

    《星之海》的8名编委解放后情况如下:胡同伦,安徽黟县人,1974年12月病逝于上海,生前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编剧;刘和芳,安徽安庆人,1927年生,现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吕荣春,江苏吴江县人,1925年生,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兆琨,江西奉新县人,1922年出生,现为广州畜牧总公司经济师;刘芳钧,安徽芜湖人,现为祁门县粮食局干部;周村农,江苏启东县人,解放后情况不详;陈培,安徽屯溪人,现情况不详;范蒂东,安徽休宁县人,后在台湾学界病故。

 

 

忆在屯溪江苏临时中学的日子

黎舟

 

    抗日战争后期办在皖南山区的江苏临时中学是我单独离家后所过流亡生活的第一站。这所学校是当时迁在广德的苏南行署于1942年春为专门招收来自江苏、上海沦陷区的青年学生而设立的。它同其他内迁的南京安徽中学、上海法学院等院校一样,曾受到亲如骨肉的皖南人民所给予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正因为如此,外来的数千学子才得以在静谧的环境里安心学习,锻炼成长。

    江苏临中设在屯溪西面的一座小乡村——瑶溪。那里四周是丘陵,村前有碧绿、清澈的率水轻轻流过,自然环境幽美、清静。从瑶溪坐渡船穿过率水到对岸码头,走十几级台阶,从一个门洞里走进去,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左边有一座面积约几百平方米的老屋,听说那原属于当地一家江姓大户的。当时我们还年轻,尚未有浓厚的兴趣去探寻这座老屋兴衰荣辱的历史,只觉得它可以做我们这一群流亡者的栖身之处。

    白手起家,创业艰难。我们刚到校时,用竹片、泥巴作为建筑材料的简易教室、宿舍正在空地上加紧兴建。数百名已报到的学生暂时住在老屋十多个大小房间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米饭和青菜、竹笋。晚上点油灯,生活十分艰苦,刚从大城市来的我们当然感到不习惯。早晨春寒料峭,可是连洗脸的热水也没有。我们一起从上海来的六位同学,就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农户,以每月二元钱的代价从那里取得热水。那里农户的主人是一位老妇,她有一个矮小的儿子和一个同样矮小的童养媳,从他们破旧的衣裳和焦黄的脸色,可以看出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贫苦和艰辛。瑶溪一带卫生条件差,我顾虑即将到来的夏季会传染病流行,精神上负担很重,连忙写信给家里要求寄防疫药品来。后来一位同来的同学返乡探亲,曾见到我的父母亲。他重返瑶溪后对我说:“你父亲没讲什么,你母亲担心你在外边生活太苦,希望你还是回去吧。”这句话在我心里激起一阵涟漪,我想既然已经出来了,再苦也得坚持下去。

    我们在报到时缴了原来学校发出的学历证书,为了怕在旅途中受日本侵略军检查,出发前我请母亲将这张证件缝在丝棉袄的夹层里,就编入相应的年级(我念高一下)。同学样绝大部分来自江苏(苏南、苏北)和上海。来自苏南、上海的同学穿着整齐,且大都有家庭的汇款;来自苏北的同学因路途遥远,家庭接济不便,生活上更为艰难。(从更深层次来看,江苏临中的创办恐怕也是当时国民党统治者针对新四军正在苏北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了争夺青年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学校里还有十几位穿褪色黄军装的男女同学,颇引人注目。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她)们原是驻皖南的五十二师的,不知怎么也进了这所专门招收江苏、上海籍流亡学生的食宿完全免费的学校。

    我们在未上课前接受军训。这本是抗战时期内地一般学校都有的科目,但江苏临中带领军训的教官却特别多,按年级编成的每个中队各有一位,这也许是加强对学生的控制的一种方式吧?教官们大都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因已爬上中等军官的位置,显得有点志得意满,但他们对学生的态度还算和善,彼此没有发生过冲突。尚有一位带眼镜的级别较高的总教官,手戴白手套,身佩短剑,威风凛凛。早晨每逢集合完毕,值日教官整理队伍后就跑步到他面前,报告实到人数,然后各队分别操练。开始无非是练习立正、稍息、正步走等基本动作,过去我们上初中时已学过,并不感什么困难。总教官在一旁观看,有什么使他不满意的,他随时可以下令各队伍在原地立正,听他的训话。好象非如此不足以显示他的存在。

    我们大约在四月份开始上课,教师也是从上海、江苏等地沦陷区聘来的,以中年居多。他们不畏艰险,跋涉千里,从大中城市来到瑶溪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过着清贫的生活,有的甚至还带了妻子、小孩来,全凭一颗火热的爱国心。其中有好几位是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因我曾在东吴大学附中念过书,有了这层关系,和他们特别谈得来。江苏临中领导除了在大会上训话外,平时与学生很少接近,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却是较为密切、融洽的,也许这与彼此同是流亡者的身份有关。在几位热心的青年教师的关怀和指导下,一群爱好文艺、且有一定艺术才能的同学发起组织歌咏队、剧团,在课余练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排演以抗日为主题的话剧,使心中蕴藏的抗战热情得以喷发出来。剧团先在校内广场上演出,当年暑假,在团长(一位姓杨的广东籍外语教师)的率领下,雇了一条船装载布景、道具,沿率水而上,到五城镇为当地群众义务演出,将这当作是一次形象化的抗日宣传。这些活动我都怀着很大的兴趣参加了,但在实践中也清楚地暴露了自己缺少唱歌、演戏的秉赋与才能,以后就逐步将精力转移到文学创作上来。

    当时从瑶溪至屯溪尚未通公路,要翻山越岭,步行近一小时才能到达市区。同学们一般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才去一次屯溪。平时下午课后,常有三三两两的同学乘渡船过江,在江边一家小茶馆里喝茶,泡上一二个小时,眺望悠悠向东流去的江水和缓缓驶过的小舟,松驰一下紧张的神经,不失为一种美的享受。瑶溪靠里边还有一条小河,炎热的夏天,常有同学们有此练习游泳。一天傍晚,一位不谙水性的苏南籍同学在练习学游泳时不小心沉入水深处,因抢救不及,竟惨遭灭顶之灾,永远长眠在远离故土的异乡土地上了。到了暑假,一位与我们同从上海来的同学患病,又因误诊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一段时间还将噩耗瞒着他远有上海的父母亲,怕他们伤心。发生这样的悲剧确是令人黯然神伤的。我记得1943年秋天,田庸曾在《皖报》上发表一篇题名为《也算祭文吗?》的散文(载《新棠》第14期),悲悼他的一位不幸英年早逝的年轻同乡和那些命运与之相仿的无声地淹没的外地流亡者。他在文中无不感叹地写道:“当人们悲悼着那些英勇的战士和高尚的殉道者的牺牲的时候,对你这种无声的淹没,能有几个人流了泪呢?”接着他以设问的语气说,“是为着炮火你被赶到这荒凉山村中来,能够怪那个设备简陋的医生吗?无论如何,在那现代化完美的城市里,你的病是能够有着较好的疗养的吗,但不甘心在那地方(反映沦陷区)无聊地住下,你便奔来了这荒凉的偏僻山村,且就在这里长眠了。这又怪哪个呢?”它所表达的深沉的悲愤之情是催人泪下的,由此也必然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年轻的流亡学生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注意保重自己,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为了抗战,为了祖国的未来。

    我在江苏临中学习还不到一个学期,日本侵略军沿浙赣铁路线发动猛烈进攻,继金华、衢州之后,上饶等地相继沦陷,连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机关报《前线日报》也不得不迁移到闽北山城建阳。屯溪由独特的地理位置,虽远离战火,一直较为平静、稳定,但邻地区的战事也深深牵动千万人的心。这是我从上海到内地后第一次见到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不禁感到失望,甚至对眼前的现实产生迷惘……。而当时我对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也尚缺乏认识和了解(1941年冬,我在上海时曾有一位同学借了一本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撰写的报告他采访陕北情况的《西行漫记》给我看,我还未打开阅读,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我怕占领上海租界的日本侵略军会挨户搜查,连忙将这本书送回那位同学。)还看不到中国真正希望之所在,江苏临中的设备简陋和管理不善,进一步加深了我的苦闷。当年暑假,我与几位同从上海来的同学萌发了转学的念头。秋季开学时,我们终于进入了设在休宁县万安镇的具有悠久历史且设备较为完善的省立徽州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并结交了新的朋友。从此,我再也没有重返过瑶溪,虽然有一位要好的小同乡在那里的上海法学院工作,我还和他不时通信。其实,无论有过怎样的艰辛,甚至是苦涩,作为远离家乡后流亡生活的第一站——瑶溪,还是永远值得怀念的,因为我们在那里不但延续了在沦陷区不得不中止的学业,而且也曾通过歌咏、演剧等艺术活动,发出了抗日的最强音,在生命的历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屯溪读书会暨办冬学小记

方绍培

 

    屯溪有几个不同时期的读书会,它们的组织目的、形式及其对象、内容都有所不同。从总体来讲这些读书会活动都是好的,都是爱国的。它们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抗战时期: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2月,驻屯皖南实业公司经理、法国留学生程万孕是著名教育家程修兹之长子、省参议长江彤侯之女婿,鉴于国难当头,为唤醒民众,提高爱国民主运动意识,以搞好公司业务,报效于民众为宗旨。指派秘书赵南田筹组读书会并主持其事。经过短期的准备,是年2月9日读书会正式成立。当时,读书会除订立时报外,并将公司所藏图书定期向职工开放。同时还制订阅读办法,要求每人每周必须读完一本好书,以作为修身之本。其学习自学为主,互学和集中辅导为辅。该读书会成立后,公司全体职员工作态度、生活纪律、战备意识都有较大改观。唤醒了少数人员只图吃喝玩乐不关心国家大事、民众痛痒的醉生梦死生活。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春,正值国内学生掀起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请愿“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高潮时,黄山游击队王某来屯溪隆阜曹家花园组织“屯溪地区向日葵读书研究会。”其组织目的及指导思想是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以解放区党报为指南,撰写揭露国民党政府黑幕,支持南京学生爱国活动的文章。并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对象为爱国学生、工农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师。当时在屯溪参加人员有隆阜女中学生会主席董蔡、高中部学生邬宗琳、汪宏道、汪宏德、江苏临中学生朱川鸠、皖中学生王守中、汪宏理、农村小学教师方绍培等11人。其活动时间和地点都不是固定的临时通知、临时集中、临时地址。当时在隆阜曹家花园集中次数较多,因其地处比较中心,特别是屯溪国民党党政机关距离较远,有安全感。《向日葵》读书研究人的刊物,也不是绝对定期出版。有时一月出一次,有时半年才出一次,这是根据形势开发展而定的。凡参加撰稿的人员,一般都不用真名,如王守如即叫王保民(现在安徽省沣汤温泉疗养担任主治医师,抗美援朝时赴朝鲜战场任军医),方绍培即为方习影。而且组织成员后期大部分都被发展为新民主义青年团团员。

    该会组织一直延续到解放军渡江,绝大部分同志迎接渡江战役,唯我和汪宏道、汪宏德仍留在屯溪,成为屯溪解放后的第一批最年轻的新教师。1949年屯溪小学教师第一期暑期讲习会,我将留下来的两本“《向日葵》读书研究会”刊物交给王影同志(当时屯溪市文教科长、离休前任《江淮文学》、《安徽文学》主编)阅览,当即受到王影同志的青睐,他赞不绝口的说:“这是地下党的组织刊物,很珍贵。”要我献给人民政府,作为历史资料。讲习会结束,他对我非常信任,分派我担任雁傍中心小学校长。1950年暑期又派我到高阳乡去(今黎阳、枧忠两乡)与张贵生(离休前徽州师专党委书记)徐步瀛(曾任屯溪市副市长)搞土改工作试点。1951年王影同志调合肥担任《江淮文学》的主编,该刊物即也带到合肥。可惜这两份刊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

    新中国成立时期:广大劳动人民都做了国家的主人,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都彻底翻了身,可是在文化上还没有得到翻身。为了建设新中国,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党和人民政府一方面派员协助各乡、村组织农会,建立新政权,一方面发动农村干部和乡村小学教师宣传动员农民上冬学。当时,屯溪乡村虽没有延续读书会这一形式,但读书学习文化的风气却相当浓厚。1949年冬,屯溪全市冬校有15所,学员430人,无疑这是一个创举。1950年,根据市委决定,各乡成立冬学委员会,全年冬校发展到18所,设20个班,学员720人。1951年10月份,根据皖南区初等教育会议精神,我市成立了工农教育委员会和冬学运动办公室。文教科还抽调教师方绍培与各乡干部组成五人民校工作队。并决定方绍培为民校工作队队长,负责全面冬运具体工作。他们在工农教育委员会与文教科的领导下,进行了分工。程志云分管率口乡、程华甫分管阳湖乡,汪和祥分管高阳乡、汪一堃分管率口乡,市区各街道由方绍培分管。文教科沈毅、孙诗年两人为督导。这一年,农村冬校发展到76所,学员4817人。在市区的9个街道(即西镇街、新市街、河街、中街、珠塘街、五福街、公园街、横街、长干街)建立了九个市民冬校。要求入学读书的学员由518人发展到729人。在职工教育方面,建立了纺织、搬运、店员三所职工学校。设20个班,入学学员达1060人,三个系统占总人数的90%,教师24人,后三校合并改为屯溪职工文化学校。同时我市机关干部也创办了干部文化学校一所,学员主要是新吸收进来的工农干部。借屯溪完小教室,利用早上时间上课,学员138人,按小学程度分高、中、低三个班,1952年,学员发展到215人,设小学2个班,初中2个班,本年小学与初中毕业生有111人。

    随着读书高潮的形势发展,屯溪市工农教育委员会坚持贯彻上级“充实、巩固、提高”的办学方针。首先对各民校学员进行文化考核,并办了二期冬学民师训练班,共培训146名骨干民师。通过整顿后,全市民校有29所81个班,学员2842人。教师122人。其中专职教师29人。同时文教科还举办了二期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的语文教师训练班,先学拼音字母,然后大量突击生字。这对促进工农教育发展和提高工农教育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根据这一民校和黎阳民校的统计,学员1~2个月结业后,个个会读、会写、会讲、会用,除分批脱盲614名学员离校外,尚有考取中学和输送参加革命工作的有32人。阳湖民校参军参干的也20余人。

 

 

程大位故居

 

    程大位,字汝思,号宾渠,安徽休宁县率口渠东人(今黄山市屯溪区)。生于1533年5月3日(明嘉靖十二年)卒于1606年9月18日(明万历三十四年)。他出自商人,嗜通数学,尤喜珠算。1592年在著成《算法统宗》十七卷,1598年又写成《算法纂要》四卷。特别是《算法统宗》一书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珠算已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先后传入日本、东南亚和世界各国。后人称程大位是我国珠算大师。

    程大位故居,位于黄山市屯溪前园村率口渠东5号,约建于明正德年间(距今有400多年)。故居现存建筑面积540平方米,砖木结构,马头山墙,内外门楼,古朴典雅,具有浓厚的徽派民居风格。正屋居中为堂屋,一脊两堂,三开间;东侧为附属生活房,因年久失修已毁;西侧为祭祀楼,假五间,倚附正屋山墙建造,三水到堂流入天井。穿过西侧边门,有占地一百平方米的晒坦,就势建造“宾园”一座,“宾园”内有仿古回廊、花圃等,也很清雅。

    为纪念程大位逝世380周年,1986年屯溪市政府拨款修葺了故居。中国珠算协会在故居举行了纪念活动,并接待了日本珠算史研究学会访华代表团。

    程大位故居内装饰也很古朴典雅,摆设有:明代木床、明清古木家具全堂,楹联字画多幅;有周恩来等革命家的题词照片;周恩来题词:“要告诉下面,不要把算盘丢掉,猴子吃桃子最危险。”赵朴初同志题词:“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惟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还有陈云同志打算盘的巨幅照片。故居还悬挂有当代数学家苏步青、江泽涵、王元、龚升,前副省长侯永和黄澍教授等题字、匾额;陈列室里还陈列了古今、中外算盘六十多件,程大位著名《算法统宗》(清版)和国内外论程大位专著七十多件。

“程氏三宅”概述

 

    为适应我国文化科学事业与旅游事业的发展,开发历史文明,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服务。1981年,经安徽省政府143号文件批准,公布,屯溪柏树街东里巷六号、七号、廿八号三座明代民居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相继予以收购、修葺和恢复。“程氏三宅”是明代徽派民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建筑,已于1980年载入《中国名胜词典》。它对研究中国市镇史和建筑史,特别是明代民居建筑史以及徽商史都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一、自然条件

    屯溪位于新安江上游,在横江与率水合流之处,介于东经118°19′与北纬29°43′之间,具有南热带和北亚热带过渡性气侯的特征,年降雨量为1675毫米;年平均光照时数为1952小时;年平均气温16.3℃;无霜期237天。它东邻歙县和徽州区;南北西均与休宁接壤,是中共黄山市委和市府驻地,为黄山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甲级开放城市,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皖赣铁路由境内穿内,并有徽杭、屯衢、屯景、屯芜、屯安等五条公路通往省内外,民航班机已开通国内十条航线,并已开通香港包机,其他国际航班也正在筹划,航空口岸已经建成。

    旧时屯溪为水陆交通之要道,是皖浙赣的边陲重镇。自屯溪逆流而上,至龙湾、溪口直入江西婺源;西经万安、海阳而达黟县、祁门;沿江而下,经深渡、街口至淳安、建德而抵杭州。又有古道七条,联接徽属太平(今黄山区)青阳等县和浙西、赣北地区。是皖南山区的物资集散地,为皖南的重要商埠码头。

 

二、历史沿革

    屯溪有着悠久的历史。西郊西周墓葬群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说明早于先秦之时,这一地区即已有相当发达的古代文明,秦统一中国后,设郡县制,置黟、歙二县属会稽郡,屯溪为歙县之西乡。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设犁阳县,屯溪属犁阳县(即今屯属黎阳镇);至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撤去犁阳县,屯溪一直属休宁县辖地。抗战期间,屯溪为前方之后方,后方之前方。1938年,国民政府设皖南行署于此地,屯溪遂成为皖南的行政中心。1949年初,国民党临时省会设于此。1949年4月30日,屯溪解放,同年5月13日,正式成立屯溪市。1959年5月,改属休宁县;1960年12月,改屯溪市为屯溪镇,仍属休宁县;1961年8月,恢复屯溪市,1963年5月,又改为镇,仍属休宁县;1957年12月,复设屯溪市,1987年,设地级黄山市,屯溪改为县级区。

    屯溪其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经济一直很繁荣。它是历史上徽商的摇篮。《程氏族谱》载:元末,尤溪程维宗在屯溪建店屋五十余间,自营四间以外,余以招徕商贾,囤居客商货物,是为屯溪商业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镇海桥(老大桥)的建成,使黎阳和屯溪联成一片,商业活动更加趋于兴盛。抗日战争期间,屯溪人口骤增到20余万之多,商品经济畸型发展,遂有“小上海”之称。

三、率口程氏家族历史概况

    徽州的程氏,自东汉新安太守程元谭定居篁墩始,至十二世程灵洗平候景乱建功封忠壮公,而成为新安显族,“世忠子孙蕃昌,居他姓什九”之谓。率口程氏亦是其一支,程敦临为始迁祖,后亦成为仕宦显族。明程敏政在《率口程氏世忠行祠记》中载:“其别居率口则自宣议府君讳敦临者始,宣议上距忠壮二十有四世。其先业尝一迁新屯,再迁兖山,戾止靡常,众心芾宁,乃十宅于率水之上居焉。当宋之季,业已复振,税之以百计者三百余。宣议四传,有孙二十有二人,其为教谕曰:一计;举乡贡者曰:梦麟;曰应龙;号经龠者曰:一麟,中省元者曰:一震。梦麟尝牧伊川。……应龙子胜才,胜国时起经术至玉山县伊。一麟四世孙重阳,洪武初举孝廉为西安府判。由是率口之程益显。”因子孙蕃衍,率口程氏又有渠东门、柏树门之分,明代著名珠算大师程大位即是出自渠东门族内。

    古徽州介于群山之中,自来少田,故仕宦巨族大多为商人家族,自美为“寓本于商”。当然只有父兄从商之家,其子弟才有可能专心读书以博取功名。程氏自当不例外。

四、“程氏三宅”建筑艺术

①分布及年考

    明代闹市柏树街是程氏大家族聚居村落。文物普查中,原屯溪市人民政府,对东里巷六号、七号、廿八号三幢明代民居致力加以保护。仅现有建筑布局,结构及雕刻艺术考证,六号宅较早,原房主程梦周,在转让房屋时,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堂兄弟之间的买卖契约实物一并交文物部门保存。契约所载的都图,字号,土名,四至及地税,均与现存六号宅相符。从契约的祖业关系推算,至今已有四百四十多年历史,可惜该宅门前92.8平方米的“麻雀楼”于1958年被拆除。七号宅楼,原有堂、屋、厨、厕等多进深布局的建筑,据房主介绍:屋与厨厕于清末年烧毁。以上两宅由安徽省文物局拨款,分别于1985年和1990年修葺并对外开放,廿八号宅前进为明代建筑,后进历经维修成走马楼,属清代建筑风格,此宅1993年由省文物局拨款进行维修。

②建筑结构

    六号宅第为五开间,维修后占地面积426.6平方米(其中院落及附属153.5平方米),七号、廿八号三开间,分别为168平方米和442.7平方米(其中院落及附属242.7平方米)。

    三宅均属封闭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二层有假阁),分前后两进(俗称一脊二堂)。屋面盖蝴蝶瓦,所有屋面排水沟均装勾滴瓦。四周为封护墙,墙不负重仅起围拦作用。东西山墙堆砌墀头(俗称马头墙),墙体起伏呈五花封护至脊顶,前后檐墙砌凹形,马头墙高低落差80—110厘米。为保护大面积墙 面的稳定性,墙面各部位用铁壁虎固定于内柱。墙体大多为实墙,窗洞小,有利于防火防盗,并减轻辐射,整体结构十分合理。墙外表抹石灰膏,四周画乌丝拦线,青瓦白墙外观色调古朴、庄重。

    宅第分厅、堂屋、厨厕、园圆多进深结构,室内以内向天井采光、通风、排水为一体的独立建筑。

    为增大明间,三宅底层均用抬梁式构架,浑厚月牙梁穿入金柱,丁字拱插入大梁两端金柱,与梁平行,支撑梁架。粗大的木柱落在等腰八角形石磉上,磉面横势一块八厘米厚复盆式木质,木质横断面与磉石断面相吻。

    六号楼由于底层和楼层布局、使用、要求不同,木构架十分特殊,它置五架梁于楼层,形成楼厅。为增大楼厅的空间,导致上、下层开间面积不一,柱位数量也相应不一,形成错位。整幢楼房仅有四列屋架至脊顶,底层明间左右加两列短柱,形成次间和稍间,然后再从中横隔成八眼房间,明间又以太师壁分成前堂和后堂。在结构上,底层增添的两列短柱,虽然只到二层楼底,但却通过梁、枋将楼层的荷载变成分力传入地面,结构十分合理。由于使用短柱,可节约原料。楼屋除至屋脊四列屋架柱位不变外,所添加两例五架梁柱位,落在底屋增添两排柱子之间的三分之二处,形成楼屋一主厅和左右两属厅的空间,整个大厅面积为54平方米,属厅两边又隔成次间和稍间,形成七开间。但开间比底层小。所以,此宅第以厅五架梁为准,实际是“真三假五”。厅五架梁有斗拱相托,童柱下有莲花座(平盘斗)。二屋假阁四周封闭,靠封护山墙小窗采光,进出靠活动楼梯。

    “三宅”楼层柱枋间隙处,用芦苇编织固定,然后用黄粘土、石灰和稻糠相拌糊粘,其表面抹苧麻石灰膏,以减少吸水性,防止泛潮,并减轻建筑物的荷载。

    “三宅”前后内井檐裙板上面装活动排扇,外挑垂莲柱四方抹角(讹角),裙板内侧装飞来椅,起靠椅和护拦作用;外侧垂莲柱上端插斗拱二跳,托住檐檀,支撑外挑垂莲柱的斜撑置鹅颈轩,即“S”形,下端插入金柱,形成合理的传力结构。

    宅第前后有狭长天井,利用采光、通风和排水,楼梯布置除东侧前后设单跑楼梯外,前四眼房内设单人爬梯,直通二屋阁楼(假阁)。次间和稍间棂窗障水板,六号宅第一板一刺,七号,廿八号由拼门组装。三宅前堂明间步列以棋格拼门组装,后堂明间步列一板一刺组装。所有槛窗外栏板棂窗空置斜方格,左右配以精致雕刻,诸如飞禽走兽,花鸟树木,荷叶宝瓶等图案,显得飞动轻盈。棂窗活动窗扇边挺呈拱形,格心制方格眼,既挡遮视线,又拆装方便,具疏朗空漏之效果。

③建筑装饰艺术

    “三宅”室内井檐之花板,楼梯之栏杆,垂莲柱之斜撑,以及棂窗的木雕,大梁、枋的彩画,还有富于变化的门楼石雕、砖雕艺术、保留之完整,艺术之高超,实为罕见。

    宅第内井檐斜撑的灵芝如意,匠人用透、剔、掏挖等手法,雕六朵层次迭落的灵芝卷瓣,使整个装饰物形成六面观看的花罩。同时,又将卷瓣的起突面,分层次雕刻,使卷瓣脉络清晰,呈立体化。

    宅第二层内井檐裙板,自上而下,由五道花板横向组装,同时,又以灵芝卷草及叶荷直装相隔,使整个大面积花板走向有微妙的变化,起突面略有前后,更加生动活泼。

    五道花板的底层浮雕瑞兽,兽名取自《山海经》。瑞兽两侧各雕四乳钉,旋转成江水海牙。第二道贴雕蕃莲卷草,纹样以半坡线条,与切圆组成二方连续的装饰带,并以切圆中间雕宝相花,旋花花瓣向四周伸延翻卷。再是进雕国色天香牡丹和长寿霜菊及飞禽。匠人以起突的技巧,突出花鸟和叶面,并在背面留数株小圆柱支撑花鸟,形成底板与画面约四厘米的空间,视之有镂空之感。第四道剔灵芝如意图案,灵芝剔地,周留精犷线条,使板面形成凸、平、凸的外观。顶端的宝瓶搁千,是采地荷叶雕,荷叶面向外翻卷,呈多层次重迭,舒展得宜,从而产生叶面起突的真空感。

    “三宅”楼层承重童柱的荷瓣墩式平盘斗,支撑脊檀的叉手,以及梁枋两端的花牙,均雕灵芝卷草、霜菊、荷叶及朵云。

    七号、廿八号宅第木制构架及装饰不加髹漆,木纹显露,古朴大方。六号宅底层前堂木柱和壁门,用麻织物粘贴地仗,然后加油灰刷色,明间仰顶绘团窠式图案,上、下层大梁彩绘包袱锦画和角叶彩画,彩画纹样,以绫锦纹样和多种几何图案巧妙拼合,着色不多。淡雅而醒目。

    二十八号宅第门罩,采用麻石料凿制,筑仿木结构四柱三门门楼,其正楼和次楼均以斗拱相托。石制超枋采地雕飞凤戏牡丹,下超枋圆雕双狮抢球。狮球镂空,绸带飘拂卷自如。平板梁浮雕串莲花瓣。整个门楼楼面起伏自然,错落有致。具立体感。六号宅内门楼是砖雕,镂空双凤戏牡丹,镂面突雕满地翻叶大花,形象舒展,生动活泼。

④建筑的空间运用

    “三宅”民居的堂屋,木构架底层和楼层步列中间以大师壁相隔,分前堂和后堂,所占空间大于卧房。前堂用作客人接待,议事、宴请及家祭之用。按辈分及长幼依次入座,后堂为琴棋书画,唱堂会等娱乐之场所,入座时不分长幼,平等相娱。

民居前后天井,融采乐、气温调节、干湿调节为一体,是人的活动中心,仰视从井口可见蓝天,以减轻压抑感。

    堂屋采光十分合理。古代有“光厅暗房”的俗称,人的一切活动一般面南而坐,东首而寝,堂内的阴阳相半采光,光线适中。人入内以安心,外出以安目。同时,又加高井口的屋檐,增加投射光线高度,又并以室内白墙和天花的反射率加强反照作用。堂屋明间阴阳采光功用十分明显。其阴,一为上座的长者劳余之前,宁息时可闭目养神,安谧宁静,劳逸兼顾。二是上座长者坐在光线暗处,客人或幼者入户后,视不清长者面部的喜怒表情,显示封建社会长者的威严。所有卧室均以开启活动窗户采光,并以漏光射入房间,光线入射角度自然,人在卧室内活动抬头可见天井,减少围栏感。

    除建筑物布局和方向选择外,它还利用前后天井和各类门、窗等方式解决通风,调节气温。徽州夏季主级风向多南或东南,对通风有利。通风通常以南北门,窗和天井相结合,利用风向或借助与天井的差高所产生的气流压差,以加强通风,也就是气流通过前后天井的上下对流,促气流不断上升,冷气不断补充的循环对流,乡言“穿堂风”或“过堂风”。

    屋内的干湿度也适中,明堂受天井自然水的洒淋,使堂屋保持一定的干湿度,无论是久晴或久雨,干湿度十分适中,明堂的开口沟,一是隔断明堂的湿度与木构架接触,防止木构件腐朽、生虫;二是将多余的雨水通过下水道向外排泄;三是天井四周檐水流滴明堂(乡言“四水归堂”)。徽州商贾有肥水不外流,求富聚财的心理需求。

    明间堂内太师壁及左右木壁,圆柱均挂楹联书画。楹联内容大都劝人为善,戒勉上进,并充满哲理。主轴绘画,尽收黄山大自然的意境,挂其堂内。他们无论是内容与形式,都浓化了徽州民居恬淡、宁静、儒雅的气氛,使人忘却烦嚣,平心和气;使人安详超脱,而不束缚名缰利锁,且耕且读,且商且儒,享乐天年。

⑤历史遗存实物资料

    六号宅楼有明代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程伯求(占全屋1/8)出卖与堂兄契约一份,因系祖业关系,推算此宅第年代应在隆庆初或嘉靖末。本宅维修期间,尚发现匾额两块,一块长135厘米,宽38厘米,质地松木,雕漆白地黑字,上镌“敏持堂”三个行书,落款“西山”“张龄鳞”边刻寸半篆书阳文章一记,与属名同。张龄鳞,字西山,宛平人,清顺治进士,官至川南副使,著有《儒家理学》等书。一块长200厘米,宽60厘米,质地由杉木板相拼,白地黑字,上镌“齐眉”,边款镌“裕帝王为纳庵内翰双寿”闲章阴文“流花亭”,边刻二寸篆书阳文印章壹枚,与署名同。程纳庵为顺治朝翰林待诏。裕亲王硕塞,是皇太极第五子,顺治元年进封亲王,是开创清王朝基业元勋之一。七号楼留有长度200厘米,宽40厘米白底黑字雕漆“务本堂”匾额一块,匾额无字无款。另外,六号宅在维修期间还收集到木制雕漆残联一片,此联为上联,质地杉木拼置,红底黑字,上镌“威凤祥麟人知宝贵”,无字无款。楼层太师壁门上,留有徽派清木刻填彩年画两张,一张是“群圣图”,一张是“一团和气图”,该图画虽已剥落残缺,但人物形象、线条及色彩仍清晰可辨。又在尺壁上收集到明清残缺水墨山水,及单色和套色人物,花鸟等版画,还有明清及近代各种图案墙贴纸上十种。上述遗留实物经美学家王朝闻鉴定,均为上品。六号楼和廿八号楼园圃各留石榴树和罗汉松树一株,据植物专家目测,石榴树有170年历史,罗汉松树木350年左右。

 

结束语

    “程氏三宅”是中国建筑史上,最具典型的明代南方世俗建筑。据我们所知,我国南方明代世俗建筑只在苏州和皖南等地留下不多的遗物。“程氏三宅”是研究明代世俗建筑极为重要的物证。明清时期,徽商称雄商界三百年,“富室之称雄在江南则推新安……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更有积赀达千万者”(明万历《五杂俎》)。时人亦谓“徽州富甲江南”。徽商一大特色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拥有巨资后归回故里,或乐善好施,修桥办学,或营造宅第,安享天年。因此,明代徽州民居多为富商所建,木、砖、石雕极尽饰美,唯各种雕饰,乃由主人所好,并一味追求繁缛排场所需的形式与拘谨的格局。故布局比较自由,是它有别于官僚府邸的特色,也是研究徽商经济的活样板。

    “程氏三宅”的整体结构、建筑格局、构筑设计乃至图雕装饰,都充分显示了徽州明代民居在全国建筑群体中特有的个性,而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徽州明代民居的另一特点是楼上和楼下分间的不一致,有时楼上分间立柱点为柱支持,而立于梁、枋上,为别处所不及。又如“三宅”梁架之间,采用偷梁换柱的技巧,特别是六号楼则在二层采用架梁结构而成宽敞的厅堂,则又为别处所未有。

    装饰精美的徽州明代民居的又一特点。木雕重点部位是面向天井的栏杆靠凳,楼板层向外的挂落,梁柱间节点或叉手,驼峰及雀替。砖、石雕刻多装饰于门楼。其高超的刀法,流畅的线长,富丽而又不繁琐的图案,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和丰富的建筑语言。漆绘亦着色不多,鲜明而醒目,分布整齐均匀而自然。这种艺术随着新安文化的消失,也就“人亡艺绝”。

    “程氏三宅”受到国内外古建筑专家们的重视和肯定,国家建设部储传享,清华大学教授朱畅中,天津市城市规划总工程师冯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傅熹年等留下:“建筑文化之精华”、“才华建筑瑰宝”、“民宅瑰王山,学彰后世”等墨宝。

    著名考古学家刘新园先生曾多次来“三宅”考察,以此作为样板,用以印证景德镇市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一批明代民居。并留题“整旧如旧,永葆明风”以对“三宅”的赞誉。

    “程氏三宅”是目前国内遗存为数不多的明代民俗建筑的典型代表,它有着独特的徽派建筑风格,是新安文化艺术缩影,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是学术研究工作的一份珍贵的“化石”,为弘扬祖国文化,启迪后代留下一份难得的教材,是一笔珍奇的财富。

 

 

阖镇古庙与珠塘大士会

戴笃行

 

    屯溪老街正北的象山(土名观音山)麓畔,有一座观音古庙,早年香火盛极一时,是徽州一府六县著名的道教庙观之一。随着时间流逝,名庙古拙碑石、大小佛尊及文物陈设已荡然无存,所剩下高耸古庙外壳,远看尚保持昔日巍峨,近观已朽污不堪。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从它产生以来,已有1800多年历史。它分“全真”、“正一”两大派。观音庙道士遵奉“正一”派教规,道士结婚有家室,除做法事时斋戒外,平时都吃荤腥酒食,称为“火居道士”。据观音庙最末一位道士程春发(其后代仍住在其庙边屋内)早年谈称:该庙创建于明朝天启年间,原拟为魏忠贤生祠,魏失势后改为观音庙。清乾隆年间重建,太平天国后由镇上望族潘、邵、李诸姓牵头募捐修建,正殿供奉有巨大丈二观世音菩萨,香客有来自省外的遂安、开化、德兴、乐平各县。民国以后,老街上殷实店铺欲借庙会之盛,来促进营业兴隆,遂与庙与住持道士合筹了“珠塘大士会”,从此将观音古庙改称为“阖镇古庙”。

    “珠塘大士会”筹组后,老街上资力雄厚批发商及殷实店铺——南北货业的余福泰、同福、郑景昌、苏德源;京货业的新纪元、王椿记;绸布业的鸿泰(大同)、震大;茶业行的洪聚成、程文昌;其他还有万隆衣庄、贾福寿泰碗店、聚和公煤油公司等店户先后任管年会首,或彼此攀比捐助、或牵头募集会费、或负责维修庙宇和筹备庙会及菩萨开光事项,从此人众智广,经费充裕,逐步将珠塘——观音山之间修整成山水映掩、林阁毓秀的炎天爽于秋、塘翠涵天境的小气候,构成了“水阁赏荷”、“珠塘泛舟”、“柳荫垂钓”、“长塘烟霞”、“观音山赏雪”、“玉女泉品茗”……八景,名山洞天不仅是信男善女朝山进香胜地,也成了烦嚣老街上的管事(经理)和阔少晨昏休憩的福地。

    “珠塘大士会”于20年代初,将历年滚下来的余款,本年的募捐及弟子邵季候、程伯福等赞助三处款项集中使用,对阖镇古庙进行了较大的添建翻新及菩萨开光活动,雕镂彩饰,焕然一新。

    “慈航普渡”正殿依山托势,雄伟壮观,步入山门一溜直线的26线诸红石阶直达殿廊,气派非凡,“莲台自在”大拱门两边一翅展开四幢配殿,众星拱月。漫步殿宇,仰观正殿天花藻井,图案富丽严瑾,细看配殿飞天卷草,人物栩栩如生,工匠仰绘不易,技艺娴熟如此,令人叹为观止。正殿左侧添筑雅致水图一幢,盛夏清风徐来,荷香悠悠,是供香客及会首休息和议事之所;山门广场正中,接通象山泉眼,筑起玲珑圆井,命名“玉女泉”,以供远来香客漱饮之用,间来月夜煮泉品茗,也别具幽趣,可惜今日此井已填没了!

    全庙大小神佛,皆重新开光雕饰贴金,笑、哈、恕、睁,活灵活现,使人观后遐思悠悠。其中丈二高的观世音菩萨,经新安名匠重塑得端庄慈慧,娴静雍容,玉掌托着杨柳净瓶,赤脚步踏莲花宝座,呈现出一副“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主蔼,亲切仪态,难怪在西天诸佛中,这位“菩萨心肠”的观世音,最赢得旧社会多苦多难妇女们的顶礼膜拜是不无道理的。作为无神论者来讲,“她”是屯溪古镇一尊稀有的珍贵艺术佛像。观音菩萨佛龛两边的云端上,还腾飞着一对眉清目秀,天真无邪的金童玉女,其形态表情逼真德维妙维俏……可惜这批新安名师的心血结晶,在十年浩劫中已云消烟灭了。

    阖镇古庙的庙会仍按观音庙旧制,每年农历2月19日、6月19日、9月19日举办三次。最后一次庙会恰逢秋收完毕,还雇徽班演戏娱神,进香的、看热闹的、赶赌的、做买卖的……人头攒动,比肩接踵,香市盛况空前。

    第一次庙会是观音菩萨生辰,只活动一日,重大当地五步镇信士弟子向菩萨祈福、许愿和办理过继“寄门园”佛事。旧社会婴儿死亡率高,做父母的为使新添丁口(男孩)不遭夭折,在新春之时抱来过继给“大慈大悲”观音做干儿子,企求沾菩萨的光以保佑无灾无痛。这时道士就遇着一笔“长生意”了,走来抱着婴孩,念念有词地禀告菩萨,并给这位“新丁”了,取了有“观”字排行的法名(如:观善、观云、观均等),再拿出一块签有“珠塘大士会”的竹制符牌将法名烙在牌上,交给家长作为“干儿子”的护身保健符记,据道士称:七煞(恶鬼)见了菩萨符牌都要远循,寄名囝自然要“妥皮”(健康)。这时,做父母的就得给“干妈”上“灯油”钱了(折价2块银元);从此,逢除夕时,庙里就给每个“寄门囝”家送寿烛一对(半斤红腊烛,需以三倍价钱红包回敬给“干妈”做香资)以贺添寿;正月元宵“寄门囝”更要给菩萨拜年,以保一年平安,道士代菩萨给“寄门囝”发给丁饼一对,吃了一年“无病无痛”,做父母的再给“干妈”敬敬香烛钱(要高于丁饼价四倍),这串来来往往要一直延至“寄门囝”成人(18岁)止。未成人前“寄门囝”病痛夭亡的话,道士说,这是对“干妈”心不“诚”的报应,要赶快许愿打醮,或放焰口超度“干儿子”转世长寿。

    第二次庙会有说是观音菩萨成道日香火,主要道坛是本镇信士弟子到庙里去为死在外地父母和亲人举办斋醮法事以超度亡灵。少数富有之家要请众道士为死在外地父辈“破地狱”、为母辈“破血湖”,铙铙悠然,钟罄不绝。观音庙道士遇到这类大型坛事活动,一定要去柏山请齐祈寺和尚来主坛安排,因为“破地狱”、“破血湖”是徽州著名的传统宗教戏曲,单以道具面具袍服三大戏箱都要从柏山抬来才能演出。其中的《目莲救母》等节目主要是从祁门著名的“傩戏”移植而来。

    第三次庙会的9月19日,传说是观世音菩萨修成正果出家日华诞,佛事最为隆重。连续举办三日敬神、进香活动。“珠塘大士会”管年会首,早在二月之前就派专人定聘徽戏名班来屯演出,每演必是3日“6本”正戏,演得好常常增演到6日“12本”……演得好还要演,是阖镇古庙第三次庙会特点,以吸引香客、游客及肩挑担贩的吃喝、住、玩,繁荣老街市面,促进营业收入。若是逢着“菩萨开光”之年,观音山还要燃放搭架的“合装焰花”,万人空巷,盛况更为空前。所以批发商一面派出水客四出采购干鲜果子、日用百货、棉絮布匹、土产日杂、参翅海味……一面派人到一府六县广贴备货和优惠广告,其中余福泰的双盖石烛和苏德源开切的杭绍锡箔在香市中最负盛名,要早在二月之前就要日夜加班生产,才够应市和批发。

    每逢阖镇古庙第三次庙会时,道士在中秋后就忙开了,清扫庙宇灰尘;擦洗香案烛台及文物摆设,出新窗樗粉墙,外出定制燃点三日三夜巨烛、檀香及办素斋的香菇、金针、木耳,庙会临近还要换挂崭新黄绫帐幔、佛幡,选址张挂地方首要和信士弟子送来的匾框和联对,最后是给菩萨化装,穿上鲜明袍服和披风。这时为保庙会顺顺利利当家道士还要分等级宴请镇上缙绅、局长、会首、施主、地保、市霸以求平安,并征求匾框联对选挂位置和送者地位是否妥当,以便连夜调整,以免头面人物寻疵刁难。

    9月19日是庙会正日。清晨,道士头戴芦陵帽,身披袈裟,手执法器,为观音菩萨华诞拜经,顿即香烟缭绕,檀香扑鼻,烛光跳跃,钟鼓齐鸣。接着是信士弟子上殿敬香化箔、唱佛号、上灯油(赞助钱币)……人头赞动着一直延至中午。午后鼓乐声喧,鞭炮齐鸣,庙外广场的戏台开锣,三日三夜的六本名班徽戏就此开演,方圆数十里乡民扶老携幼赶到戏台下看戏,是庄稼人秋收登场后早就向往的文化娱乐,也是屯溪老街店家每年盼望生 意兴隆的顶峰,文人墨客也乘兴赶来采风和饮谈“无限幽境凭酒发,许多佳胜引人留。”所以阖镇古庙每年举办庙会除去敬神活动外,还融繁荣经济,民俗文娱、景点游览于一炉的传统习俗活动。清代戴启文所吟韵的《观音山赏雪》足以明证:

阳晏白雪两难知,谱出商声变调歌。

碧玉压垂杨柳重,黄金埋没菜花多。

妆窥半面山犹露,寒透中心水不波。

我自哦诗不顶礼,香烟影里竟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