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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史系列丛书•黄山卷(之五)

发布日期:2012-07-02    发稿人:区政协文史委   阅读:次   字体:[] [] []

 

屯溪篇资料清样

 

 

报刊新闻

《皖南人》与抗日救亡

汪邦铭

 

    1940年7月中旬,一份综合性刊物——《皖南人》,在屯溪出版了。

    《皖南人》是由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总干事黄乐民以其合法身份,为宣传抗日救亡,联络了几个文化人创办的。我党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对地方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给予大力支持。共产党员骆耕漠、朱波等,在刊物的编辑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皖南人》编委由黄乐民、骆耕漠、朱波、李莅之、唐海五人组成。出版社原设在黎阳七十六号,后迁至下黎阳财神庙九十二号,发行人程襄侯。

    刊物以“皖南人”为名,意在希望表达皖南人民的意志,办出皖南地方特色。《创刊词》中写道:“我们想凭我们的口号集中主观力量,运用客观诸条件把握皖南的特殊需要和皖南的特殊问题,加以探讨,加以阐释,使之有助于抗战。”

    《皖南人》共出刊七期,分为两卷,均是十六开本。第一卷是半月刊,有六期。从第二卷起改为月刊,页数由原来的十二页二万余字,增至十六页近三万字。第二卷仅出了一期。

    《皖南人》的内容很丰富,有国际国内的时事评述,有皖南地方社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有抗日动态,亦有民情风俗和指导青年学习的经验谈等。在这众多的内容中,又以宣传抗日救亡的内容为最,或评述抗战前途,或褒奖抗日将士,或斥责国民党顽固势力对敌休战,对内骚扰的罪行。在《现阶段中皖南动员工作实践》的文章中:“我们看到祖国遭受着这样大难,我们眼看美好的山河一块导体的改了颜色……,谁看到了不热血沸腾,谁看了不热泪横流,在这个时候,谁还能缄默,谁不愿意把自己的悲愤变成怒吼,向我们的敌人冲去,洗雪历年来所遭受的奇耻大辱!”字字句句数侵华日军的暴行,激励人们奋起抗战。

    朱波写的时事述评《英日妥协与中国抗战前途》,以通俗的对话来表现,使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也能明了抗战必胜的道理。

    骆耕漠以解答的方式,翔实地分析皖南的粮食状况,提出“加强对敌封锁,与敌抢购沦陷区粮食,取缔走私资敌,取缔大户和奸商囤积粮食”,是加强皖南粮食管理的有效办法。

    即使是短小的杂文小品,也以细微处展开抗日的大题材。如《节气》、《青年的光荣》、《主观眼镜和思想改装》等文章,对国民党于大敌当前而不顾,趁国难发财等丑恶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

    由于《皖南人》刊物坚持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与当时皖南新桂系“大员”们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以至国民党当局其深感不安和嫉恨,《皖南人》被迫停刊。

    《皖南人》自1940年7月16日创刊,同年11月5日刊出第二卷第一期后停刊,虽然历时仅四个月,但由活跃皖南进步文化,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益世报》渗透皖南腹地记实

戴笃行

     《益世报》是中国的罗马公教(天主教)教会出版的报纸。1915年10月创刊于天津,在北方发行颇久。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也出版了一份对开的《益世报》。它是当年的中国红衣主教于斌的喉舌。

    从1947年起,南京《益世报》突破教徒订户范围,向京、沪、杭沿线及江北、皖南等地扩大发行。重新调整版面,《益世报》第一版不再登载宗教要闻,改登国内大事,采用国民党官方的中央通讯社电稿;第二版登载国际报道,采用美国合众社、英国路透社……等电稿;第三版以三分之一篇幅为宗教动态,三分之二篇幅用于各地特约记者的通讯报道;第四版是文艺副刊和宗教理论期刊等。该报为了决心与上海《文汇报》、《大公报》、《申报》……进行角逐,争夺读者,在地方通讯版方面,经常从各地特约记者来稿中选登些国民党狗咬狗的黑暗面报道,如休宁县二千包军粮失踪案,祁门“国大代表”陈永言流亡屯浦等等,以争取小市民、店员等订阅。有时也登载些低级趣味的“秘史”,以迎合商贾政客的需要。于是,销路从此打开。

    抗战胜利后,屯溪除当地出版的《徽州日报》、《复兴日报》、《大道报》以外,还有杭州的《东南日报》、《西湖日报》,上海《文汇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这些报纸都拥有广大的订户。南京《益世报》也企图从中分脔,却苦无捷径。几经酝酿,由于斌的秘书牛若望致函屯溪天主堂监牧主教扶植义(西班牙人),嘱其打开《益世报》在皖南的销路。结果由扶植义物色了曾经在修道院读书的本地教徒吴景林在徽州推销该报。

    1948年1月,扶植义给吴写了介绍信,推荐给牛若望,又给了三百万元关金券作为去南京的路费。吴考虑到吃新闻饭是初次,天寒岁暮独自出门又欠安全。而这时,我正在寒假期中,他便邀我同行,当时物价飞涨,一人路费二人用,显得相当拮据。吴景林就凭着会讲拉丁语的方便,逢到宿夜的地方便找到当地天主堂神父扯谈,以求借宿。

    除夕下午我们抵达南京,即到石鼓路天主堂找牛若望。牛当日正在忙着筹备春节团拜事宜,看了介绍信,便将我俩人安置在修道院宿舍住下。第二日团拜结束后,牛略问了屯溪新闻情况后,就写了介绍信,叫我们到《益世报》社去找经理吴大业面谈。中午在报社里找到了吴经理,他一见是于斌秘书的介绍信,破例在节日中与我们商谈了在皖南推销《益世报》的事宜,谈得很顺利,连推销报纸七折回扣等细节都明确了。商谈结束,吴景林被聘为南京《益世报》屯溪办事处主任,我被聘为该报的特色记者。并言明以上职务的工资报社不负担,由推销报纸回扣中自收自用。

    1948年2月我们回屯溪后,由于没有经费,便借了裕通商行的一个房间作为办事处地址,大门上挂了“南京益世报屯溪办事处”招牌后,便着手推销报纸。这个工作相当困难,学校和公教人员都很苦,报纸是需要看,但收不齐报费,商店和殷实居民,每家由党、政、军各界压销的报纸,大小多到二三十份,谁还耐烦再订报纸。由于我们从奔波推销益世报中,摸出了官僚、党棍、政客、劣绅的反动共性和各自的个性,从中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进行各个突破,使人们知道,在战火纷飞的苦难日子,还有这样一份天主教会报纸。

    我们专拣“上层建筑”突破。吴景林印了“南京益世报特派员(私自加的)兼屯溪办事处主任”名片,我作为随员记者,两人挟了皮饴,昂首闯入布有双枪门岗的七区专员公署的衙门,走访专员宋振榘。我们递进名片不到十五分钟,由秘书秦镜舫出来接我们到宋的办公室。宋振榘一见吴景林披着一件扶植义送他的美国呢大衣(战后救济总署援助物资),戴着阔边眼镜,不敢怠慢。又见身后我这样一位年轻随员,接着就开始殷勤接待,叫勤务员沏茶、点火,忙个不停。话一谈开,吴景林便抬出了于斌的大招牌,随后又添油加醋地扯了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是如何如何敬仰父子于总主教。这一招竟谈到了宋振榘心里去了,他乐着讲,宋子文是他的远房本家,以后到南京时还要请于总主教多提携。一阵天花乱坠之后,宋振榘高兴得叫秦镜肪给下属中有关单位开协助订阅《益世报》的信函。

     第二日,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到休宁县找县长覃森协助推销《益世报》。谁料这位桂系新兴的县太爷和宋振榘走的不是一条官道。他不买宋的帐,略谈片刻,他竟傲慢地陪着小老婆杨少美去了,让我们坐冷板凳。然而无巧不成书,我们到休宁县参议会去,推销报纸时,议长不接见,由汪贯之出面给我们讲了一串困难,但我们却得到意外收获,从汪参议员的闲谈中得悉休宁田粮处二千包军粮被盗卖了,县政府的一些科室得了大头。我们回来一商议,马上写了一则《休宁县二千包军粮失踪案》的通讯稿,寄给《益世报》编辑部。另外,又将此稿以吴景林干姨夫办的警光通讯社名义,将原稿发给屯溪当地出版的《徽州日报》发表。此稿两地见报后,覃森给吓毛了,深恐休宁团管区贩卖壮丁,休宁自卫队吃空缺等丑闻在首都一再见报,前程不利,何况李品仙又下野了。不到半个月,便嘱咐教育局长黄翔文出面转弯谎称:覃森当天身体不好,急着由姨太太陪着去看病……。

    当我们再到休宁县政府去时,他满面春风地接待我们。覃又对于斌进行了一阵风马牛不相及的吹捧,并亲自为县府各科室订阅《益世报》十五份,报费一交就是一年。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参议长戴瑞、商会理事长涂涂山嘱其尽量为《益世报》多推销些。

    下午我们再到参议会时,戴瑞亲自出马接见,他除了与吴景林亲热握手外,一见到我的头衔名片“戴笃行”时,竟扯起“老宗台”来了。还发请柬,邀请我们列席正在举行的乡镇参议员例会。会后,许多参议员都为自己所在地的乡公所和学校订阅了《益世报》。当然,报费是不要我们再操心了,由他们先掏腰包给垫付清楚。吴景林和商会理事长涂涂山一见面,始知涂也是天主教徒,吴就不客气地拖着涂到县银行,稽征处和百货、纱布等二十多个同业公会推销了四十多份报纸,为时不到三天,这次我们却满载而归,一共推销了一百一十多份南京《益世报》。

    在屯溪推销《益世报》时,因我俩都是屯溪人,多报道了些当地报纸有碍登载的稿件,有许多人看见该报登载的当地通讯稿颇多,改变了开始时推却订阅的困难局面。其中尤其是屯溪镇商会正在酝酿选举理事长,原理事长李承舜企图禅联,在野的纱布同业公会的章鉴钦誓欲击败对手,故此双方都向我们讨好,争取为各方造舆论。李、章两派都极力为我们推销《益世报》,订阅数字突破三百多份。

    歙县是凭了专署介绍信,找了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毕兆龙,毕又给我们介绍到各单位及各同业公会,推销了一百多份。祁门和绩溪吴景林独自去了两次,一共推销了一百多份报纸。

    经过我俩近十个月的奔波,这份中国红衣总主教于斌的喉舌——南京《益世报》虽然渗透到皖南腹地,但好景不长。此时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已胜利结束,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随即淮海战役捷报频传,江南濒临解放,南京《益世报》社也随着于斌开始逃亡,“南京益世报屯溪办事处”招牌到1949年初,也不砸自碎了。

 

 

皖南游击区的战斗号角

《黄山报》略述

鲍杰

     1981年5月,孙宗溶同志(原任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因撰写革命回忆录,重访皖南游击区,喻凯、史雄飞同志和我陪同访问,从中获悉许多有关皖南革命斗争史料,为了流传下来,教育后代,很有必要加以整理。

    为了抵抗日本侵略,我南方各省游击健儿,奉命于1938年1月在歙县岩寺镇集结,组成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当年7月进驻泾县云岭,中共中央东南局,中共皖南特委均住云岭附近。中共皖南特委成立时,由李步新任书记,1940年12月,军部决定撤离皖南,东南局决定重新建立皖南特委,留在皖南坚持地方党的工作。由黄耀南任书记,委员有胡明(兼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孙宗溶(兼南、芜宣中心县委书记)、张伟烈(兼铜、芜、繁中心县委书记)、崔思权(兼徽州中心县委书记),崔思权被捕后,泾、旌、太与徽州中心县委合并为皖南山地中心县委,由胡明兼任书记。皖南特委于1943年春改为地委,直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孙宗溶是皖南地委委员兼任沿江工委书记、游击队皖南沿江支队政委。他长期坚持皖南武装斗争,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直至配合大军渡江,解放全皖南。毫无疑义,孙宗溶同志是皖南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在陪同孙老访问期间,我们听到老区人民说起《黄山报》的一些情况,孙宗溶同志就是当年《黄山报》的创始人之一。工作之余,我们不时向孙老打听有关《黄山报》的情况,后来还到省博物馆查阅了珍藏的部分《黄山报》。由于《黄山报》是战地报纸,散失多,保存下来的极少(安徽博物馆也只有几份)。

    1984年2月,我调任《徽州报》副总编后,又访问了一些原《黄山报》的老报人和游击队的老同志,为了研究报史,现将我过去搜集的情况,写成这篇史料文章,如有疏漏和错误,敬希知情者指正,以便再修改,务必使《黄山报》的报史资料准确无误。

    抗战胜利后,孙宗溶同志随部队北撤到山东解放区,1947年5月,由华东局派回皖南敌后工作,曾带来华东局3月8日写给皖南地委的指示信和电报密码。在华东局指示信的指导下,皖南游击战争有了进一步的开展。为了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地委决定创办《黄山报》,大造革命舆论,以鼓舞士气,唤醒民众。当时孙宗溶同志协助地委书记胡明同志负责日常工作,他主持了《黄山报》的筹建,经过一段紧张工作,《黄山报》于1947年9月在泾、旌、太的樵山地区创刊,报头是孙宗溶同志用毛笔题写的,按当时书写的习惯“黄山报”三字自右向左横向写成,由刻写编辑套刻在蜡纸上,孙写的报头约用了二十六期,至1948年初夏,因行草体报头字体粗重,蜡纸易破裂,影响印报数量,宋亦英(又名宋梅)同志由上海来皖南后分到报社工作,报头由他仿照《大公报》字体,描写成《黄山报》三个隶体字,并着手美化版面,绘花边,配插图,使报纸具有一种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当时的保五旅长王汉昭看到《黄山报》后,连连惊呼:“游击队大有人才,国军自愧不如①。”

    《黄山报》是中共皖南地委的机关报,也是苏、浙、皖、赣边区唯一的红色报纸。它用蜡纸刻写,油墨印刷,当时没有书报纸,就印在毛边纸上。蜡纸、油墨、毛边纸都是从伪乡公所缴获来的。《黄山报》八开两版,主要在皖南发行,也传入浙江、江西和江苏游击区,每期印刷二百到四百份左右(视蜡纸质量和印刷情况而定,印刷字迹不清时即停印)。《黄山报》自创刊至终刊,共出版九十多期,最后一期于1949年4月29日在歙县城里铅印出版,报道了成立徽州军管会的情况。

    《黄山报》的读者对象是,游击区的党员和干部,游击队的干部和战士;游击区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报纸的发行办法是,游击队内部由部队系统按连队分发;游击区群众中的报纸,由基层党组织分发,有组织的传阅;敌占区由地下党和交通员秘密散发或贴上墙,威慑敌人,以正视听。此外,还通过国民党办的邮政局寄发,常寄南京、芜湖、屯溪及皖南各县蒋帮党、政、军机关,瓦解敌军心,打击敌士气,使敌方认清蒋军必败,人民必胜,只有起义投诚,才是唯一出路,《黄山报》象一把锋利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使敌人心惊肉跳,一片惊慌,这张红色小报对促进保五旅和青阳、石埭自卫队起义,以及长江敌舰“安东号”起义,都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敌军官长视《黄山报》为“攻心炸弹”、“纸片钢刀”,千方百计查禁这张油印小报,敌人甚至伪造《黄山报》四处散发,以鱼目混珠的卑劣手段干扰破坏《黄山报》的宣传,但是敌人的一切阴谋都失败了。《黄山报》象温暖的春风,吹拂在皖南和苏、浙、赣边区,唤醒了四省边区人民积极投身游击战争。

    《黄山报》自1947年9月创刊,至皖南解放时终刊(终刊后续办新华电讯报,在屯溪出版),先后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平均每五天出版一期。遇有重大事件,均出号外,如:《我军打下济南歼敌十余万》、《百万雄师三路渡江》、《解放南京》等等,均及时出版号外。大军4月21日渡江,22日即四处散发号外,在当时交通闭塞的条件下,速度如此之快,是惊人的。报纸由于采用毛边纸印刷,在游击队员和群众中传阅,保存下来的很少。安徽省博物馆珍藏的几份报纸,是歙县溪头汪贤仂、黟县五溪山丁锡达和旌德三溪小学献出的。《黄山报》是影响较大的一份油印革命报纸,是研究皖南革命斗争史的重要资料。

    《黄山报》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出版发行的,报纸工作人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一面打仗,一面办报,出版工具和纸张没有固定的来源,靠缴获补给。报社人员爬山头,摸黑路深入连队和群众采访,夜晚在烛光下写稿,有时找不到蜡烛,就点燃松柴照明。据老报人宋亦英同志回忆当年办报的情况时说,敌人进攻来了就走,换一个阵地又铺开摊子办报。有些稿子是在枪林弹雨中写成的。例如,她写了一篇《闲话镇头》的文章,用保五旅的事实说理分析,敦促保四团起义,她在绩溪上金山写稿,敌人清剿部队已进逼到上庄,两地仅距六七里,枪声砰砰在耳,她却镇定自若,挥笔如常,直到文稿写成付印。部队转移时,报社工作人员要携带出版工具,常常落在后面,非常危险。《黄山报》的出版发行,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批宣传骨干力量。据有关同志回忆,先后参加《黄山报》工作的有罗秋帆、宋亦英、王瑾、余小平、冯石溪、刘岚山、方惶、韩铭声、李平、朱新圃、陈文达等同志。当时的地委和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如胡明、孙宗溶、洪琪等同志,除亲自过问报纸的出版发行外,还在紧张的战斗和繁忙的工作中抽空为报纸写稿。

    《黄山报》的安排是,一版为要闻版,报道新华社的重要电讯,如中共中央电贺济南大捷,活捉伪山东省主席王跃武(附有插图)(见《黄山报》49期,1948年10月6日出),东北我军解放长春、郑洞国率领守敌投诚(见52期,1948年10月26日)。二版为地方新闻和各地通讯,如:歙北人民害虫许逆佛林被我击毙,爪牙小尼姑亦同伏法;蒋匪十三旅烧光涌溪全坑,八九十家一片瓦砾,活活饿死二十多人等(见51期,1948年10月21日出)。《黄山报》每期约刊六千字的文稿,每版编发八到十篇稿件,平均每篇稿件三五百字,除新华社和本社发的新闻稿外,报上还辟有各地通讯、言论等专栏。文字简练、生动、活泼、版面美观、耐看,报头有时套红,并有配文插图、漫画、宣传画等。

    《黄山报》电讯稿,先期借用地委摇机发电的电台收录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电讯。直到1949年4月初,才由秘密交通人员买来一台收音机,从此就用这台收音机收录新闻,直到皖南解放。本区新闻,由游击队通讯员和干部提供,或本社派记者采写。

    《黄山报》创刊以来,系统地宣传了我党我军的宗旨和政策,如实地报道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皖南游击战争的发展情况,还介绍了解放区人民翻身作主的幸福生活等,通过报纸的宣传,使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皖南人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祖国未来的美好前途,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解放皖南的信心,被唤醒的皖南人民和苏、浙、赣边区人民,拥护我党我军,积极参军、参战、支前,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黄山报》的舆论作用,正象当时游击区群众所赞扬的——

黄山报,皖南出。

无社址,钻山坳。

毛边纸,油印报。

象战鼓,象军号。

象明灯,象钢刀。

战士读了志气豪,

人民读了心开窍。

敌人读了魂魄掉,

皖南人民拍手笑。

    注:①1949年4月初,张义纯在屯溪任伪安徽省政府主席时,其武装有两个旅:保三旅住休宁一带,旅长邱正华为同乡亲信,保五旅住绩溪一带,旅长王汉昭是广西人,思想进步,常读《黄山报》,更加倾向革命。张义纯对他恨入之骨,曾密令翦除。王旅长受我地下党及《黄山报》的影响,于1949年4月22日通电起义,至此张义纯已无力可守,即携残部逃窜,屯溪很快被我游击队解放。

    ②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黄山报》老报人,铜陵市党史办主任王瑾同志的指导,对此深表感谢。

 

赞屯溪(现代)老舍

热爱江南鱼米乡,

屯溪古镇更情长。

小华山下桃花水,

况有茶香与墨香。

 

 

 

冯有真和屯溪《中央日报》

戴笃行

     “皖南事变”发生后,苏浙皖赣边区,新四军的游击战更为活跃,远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觉得单靠“遥控”,殊有鞭长莫及之感,不得不派亲信插足屯溪。以冯有真为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南办事处兼发行屯溪版的《中央日报》社在屯溪设立了。冯身任办事处专员和报社社长二职。

    冯有真是江苏人,身材高大,长方脸上戴上一付金丝眼镜,养了一撮东洋胡子,昂首阔步,盛气凌人,显示出中央大员的架子。地方上的党政头目对他有些侧目,但也无奈其何。而冯有真倒自知之明,他衡量了屯溪当时的新闻界,虽然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办的《皖报》、皖南行署张宗良主办的《复兴日报》、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张一寒主办的《中国日报》、江苏省政府苏南行署主办而流亡在屯溪发行的《民报》和在抗日战争以前创办的老牌子地方报《徽州日报》等许多报纸,但编排、印刷、纸张等方面的条件都不够理想。为了很顺利地开展他的活动,必须把《中央日报》办得有声有色,超过以上几家报纸,才能扩大影响。

    当时,屯溪的上空,还经常有日寇飞机盘旋。因此,冯有真选择了市郊区的隆阜铁门吴郁文的余屋为报社社址。吴郁文虽然是《徽州日报》社经理,但比起冯有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央日报》屯溪版第一号报纸于1942年11月发行了,是四开日刊报纸,分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地方新闻和文艺副刊四版。编辑、印刷、纸张虽还不错,但要压倒其他几家报纸,还得创造条件。

    1943年开始,国际风云起了变化,已使侵华日寇的空军无力对山城的空袭。《中央日报》屯溪分社从隆阜迁到市区栗树园新址,以扩大其业务。当年的十月份,该报扩大篇幅为对开日刊报,增加了《医药知识》、《国际评论》、《经济与市场》等专栏,并在地方通讯稿中经常登载来自京、沪、杭等论陷区里的曲线新闻,报导沦陷区的敌伪动态,商业行情,社会缩影等方面的消息。于是,该报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它的发行量由原来二千多份增加到三万一千多份。冯有真还没有感到满足,另一方面采取重金收买,从当地《皖报》、《复兴日报》和《徽州日报》中挖去了好多个社交广泛,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和业务熟练的报务员、译电员和发行员,以加强它阵营。《徽州日报》采访主任吴力坚虽然明里没有被他收买去,却在暗中接收《中央日报》每月二百斤大米的津贴,把他以《徽州日报》采访主任的身份采访来的地方新闻照抄一份送给《中央日报》采用,甚至予以优先见报。由此可见冯有真的司马昭之心。

    从此以后,《中央日报》已经能压倒其他各家报纸而独步于屯溪和徽州各县了。特别是《徽州日报》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的报务员也被《中央日报》挖走了,只剩下两个练习生,连国际和国内大事的电讯新闻都无法收录,只好偷偷地每天凌晨,派人到《中央日报》社印刷车间去找熟悉的工人取一张大样,赶回来送给编辑,换上字异义同的标题,发给印刷车间排印,出版时间要延迟到中午。其他各家报纸被压抑情况虽比《徽州日报》好些,但比起《中央日报》也是望尘莫及。

    抗日战争胜利后,屯溪的《中央日报》社奉国民党中宣部的命令回到上海复刊,并接收在上海的敌伪报社。屯溪距上海较近,冯有真率领他的部下在重庆派来人员之前捷足先登沪滨,接收了大量新闻出版方面的物资。《中央日报》社设在上海黄浦江边的一幢大楼房里,发行了上海版。可是,冯有真好景不长,在一九四七年乘飞机时失事摔死。

 

·卫生·

屯溪医疗卫生事业概述

宋思定

一、屯溪中医一瞥

    屯溪中医发轫于清末民初,兴起于二十年代末,至抗战期间有较大发展。

    清末民国初年,屯溪名中医李锡臣先生受清汪昂的影响而自学有成。李老先生精于中医小儿科和内外科,对屯溪中医的兴起,起了承继的作用。李老先生将其精湛的医术,传给他的儿子李柳和先生,使其成为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屯溪最有名的中医之一。20世纪二十年代初,由于汪昂的“汤头歌三百首”对中医界的影响甚大。中医开业者日多。当时中医开业都是以“医寓”的形式出现的。屯溪最有名的医寓有三家:黎阳李柳和医寓(儿科)、黎阳汪松友医寓、屯溪下街唐石英医寓。李、汪、唐三位中医,是屯溪中医界的老前辈。

    1929年,休宁县国医公会在屯溪成立,著名中医唐石英担任理事长。在国医公会的推动下,屯溪中医医寓日益增多,名医辈出。除了前面提出的三位中医外,著名的有奕棋叶镜如医寓,隆阜程振声医寓,下黎阳毕济洲医寓,洽阳王琴甫医寓。还有吴健生、吴仲生兄弟二人在隆阜桃李园开设的“兄弟医院”。在屯溪行医的著名中医中:毕成一,以善治肺病得名,方泳涛以医伤寒著名,程道南以精于医内外科和各种疑难杂症著名,寿康药店坐堂行医方迪卿以外科得名。著名中医王弋真、李汉亭(李长于书法,屯溪“同德仁”三字的后招牌就是他写的),在屯溪中医界也有一定影响。此外,黎阳小桥头刘福康医生,专治中医外科,四乡农民多有求其医治者。丁疾生医生,抗战时由芜湖来屯溪,在长干坝开设肺科医院。屯溪人民还深深怀念歙县中堂名医方乾九老先生。由于方先生医术精淇,屯溪病人常常不远数十里前往求医,常能药到病除。当时曾有这样的名谣:“中堂郎中,妙手回春。一到中堂,病好一半。”说明病人对方老的信赖。此外,还有伤科王锦贵、沙文祥、刘复山,也在屯溪行医多年。

    前面所说的名中医,他们大部分一面行医,一面带徒弟,如名中医李柳和是他父亲李锡臣老先生带出来的,名中医叶镜如、方泳涛是歙县方乾九老先生的高足,汪松友老先生的三个儿子汪筱松、汪少松、汪幼松,其医术都受汪老先生亲自传授。还有现在中医后起之秀方伟煌、王士荣等则是在名中医程道南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二、解放前屯溪西医情况

    屯溪有西医,开始于三十年年代初。第一家在屯溪开设医院的医生叫毕梦飞,这家医院就叫毕梦飞医院(院址在屯溪江西会馆下面,是一座西式平房)。毕歙县人,又名兆然,早年毕业于苏州医专。医院设备简陋,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雇用的护理员,病床也很少。但毕梦飞却以精湛的西医内科医术,赢得屯溪人民的信任。抗战期间,屯溪西医公会成立,他被推为理事长。他平时除门诊外,还经常出诊。他有一辆专用的人力车,专供出诊之用。解放后,毕先后担任过康复医院主治医师及巢湖半汤疗养院主任医师。

    稍后于毕梦飞医院的是一座天主教办的圣母心医院。主持这个医院的是一个叫杜若华的西班牙籍神甫。杜若华又名杜莱士,早年毕业于意大利罗马帝国大学,后又到法国某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来中国。抗战前夕,这座医院在屯溪华山岭天主堂内正式开业。医院虽然备有纲丝床等设备,但未开设病房,只看门诊。每天由杜若华带领中国学徒八、九人进行工作,就诊者平均日达百余人次,并有不少徽属各县病人来屯溪就诊。

    当时驻屯的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也常找杜若华看病。如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唐式遵等都经常是杜若华的座上客。他们送给杜若华一些金字横匾和银盾等,实际上为杜若华作了义务宣传。

    随着战局的变化,屯溪人口日益增多。原有的两家私人医院和为数不多的中医,已更感不适应客观需要。当时一些热心公益的社会人士,提倡建立屯溪市民医院。不久,屯溪市民医院就在屯溪柏树栗里圆建立起来了,当时只有二十张左右的病床,就诊的病人也不多。后来,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在市民医院的基础上,建立省立屯溪医院。市民医院的名称仍保留专块牌子,一套班子。由于当时公立医院医生待遇低,一般有专长的西医,都愿自己开业,不愿到公立医院任职。再加医院领导的多次更迭,这所医院在防治疾病上并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这所医院的院长先由张正诚医师担任,不久即去职,改由程绩咸担任(程兼任皖南行署戒烟所所长),后来又由安徽省政府派蒋垣接管。解放前夕,院长是庄瑞源。

    此外,还有几所私人开设的规模较小的医院,它们是:博爱医院。设在华山岭下,是由屯溪市民医院卸任院长张正诚开设的,并在屯溪三马路口(现在是一家菜馆)开设了一个门诊所。博爱医院有少量病床。张正诚以曾经担任过市民医院院长的声望,加上自身医术也不错,就诊人数尚可,生意较好。

    安安医院。是一所产科医院。院长唐美琳,助产士出身,这个医院是屯溪新法接生的开端,有一定的功绩。

    梁多森医院,是一所专治花柳病的医院。院长梁多森,是当时所谓“花柳病专家”。战时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生活腐化,寻花问柳。因之公私娼妓日多,患花柳病的也与日俱增。这所医院应时而生,自然生意兴隆。

    陆奕青牙科诊所。陆奕青医师医术精湛,蜚声徽属各县,求医者甚多。其妻亦牙科出身,为便利患者,由其妻另设分诊所。今日屯溪牙科防治所的建立以及屯溪牙科能有如此的声誉,陆奕青医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除上述外,几位西医自己还开设了诊所,如原任屯溪市民医院院长程绩咸,卸任后在屯溪下街沿河开业;名医徐光青在合春药房开设诊所;西医杨肇康,还有章建吾和张周彬战时联医在屯溪京剧院隔壁开业过。

三、解放前后屯溪医疗卫生

    解放前,屯溪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各种传染病如霍乱、天花、伤寒、白喉、猩红热、脑膜炎等不时发生,1945年末和1946年夏发生的霍乱和流脑,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至于血吸虫病,人们更是谈虎变色。

    屯溪人民医疗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今,屯溪市已有规模较大、设备比较齐全的医院三所——徽州地区人民医院、屯溪市人民医院、屯溪市中医院,还有一个地区精神病医院。两个防治所——地方病防治所、牙病防治所。还有地区血防所、屯溪市血防站和地、市两个妇幼保健站。此外,一些工厂、学校还有自己的医疗门诊设施。郊区各乡都设有卫生院。市民生病,一般都能及时得到治疗。天花早已消灭,血吸虫病已根除。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体质普遍增强,平均寿命也不断地提高。

  

 

·民族宗教·

屯溪天主教的回顾

宋思定

 

一、屯溪天主教的沿革

    鸦片战争以后,梵蒂冈将安徽划归为法国传教士的势力范围。从此休宁、歙县、婺源(当时隶属安徽)由法国传教士建立教堂传教。

    19世纪末,上海天主教区法国传教士弼××神父和中国籍修士张伊耕重到休宁县恢复天主教堂,同时在屯溪设制了“屯溪天主教公所”,作为传教士往返休、歙、婺、祁各县的“驿站”。

    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梵蒂冈重新划分天主教在中国的利益范围,将法国传教士撤回上海,由西班牙籍传教士接替了法国在安徽各县的天主教神职。西班牙籍传教士扶直义由河南开封天主堂来到休宁设教堂,他首先看中了屯溪这块肥肉,于是在1935年亲自到屯溪主持天主教务,将屯溪天主堂公所升格为屯溪天主教堂。当年扶直义以拜客和小恩小惠等手段,勾结官吏,国民党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石国柱首先入教。扶直义并倚仗豪绅强买民房,兴设天主教礼拜堂、神甫楼、修道院、圣母圣心医院,以及买田收租,盘剥农民,放贷借款,胁迫破产农民入教,以抗日战争以前,屯溪天主教徒虽只有数十人,但教务活动却不断进展,于是屯溪天主教逐步兴旺起来。

    战前,《益世报》天津版表彰了扶直义在屯溪创办新教区的功绩,因此获得了安徽教区梅总主教的嘉奖。1935年梅总主教亲自到屯溪主持宗教仪式,将扶直义晋升为监牧主教,总管一府(徽州府)六县(休宁、歙县、婺源、绩溪、祁门、黟县)各天主教堂的总主教,一直到屯溪解放,开展“三自”革新运动时为止。

二、屯溪天主教堂的组织情况

    1.屯溪天主教堂的组织。监牧主教扶直义(西班牙籍);主教秘书程学远(婺源人,已病故);圣母圣心会第一任会长赖贤群(西籍),第二任任先觉(西籍);修道院院长任先觉;神父白朗润(西籍);相公杜若华(西籍);圣母圣心医院主治大夫,相公鲍××(西籍),主持内务,女修士魏苟义(中国人),天山小学校长汪良(中国人),天山小学教导主任周道长、胡华童。

    2.徽州一府六县的神父。休宁为翁望宝;婺源为盖良才;歙县为龙泽民;黟县为安帮久;绩溪为饶德林;祁门为白朗润。他们都是西籍人。

    3.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徽州各县神父曾做大的调动。翁望宝由休宁调往婺源;盖良才由婺源调往黟县,安帮久由黟县调往绩溪;饶德林由绩溪调往祁门;龙泽民坐堂歙县未动;白朗润由祁门调到屯溪;马国栋由屯溪调往休宁。另外,还有两位西班牙神甫来屯因水土不服,病故于屯溪,遗体埋葬在教堂的山顶上。

    4.圣母圣心医院的医务人员。除了该院的西籍医师外。先后招收了我国学员二十余人。这些学员通过数年的医学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后,有的留在本院工作,有的各自开业行医,大部分都参加各个医疗卫生单位的工作。

    5.公教进行会和公教青年进行会。披着传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麻醉青年一代的思想,于1940年由扶直义主教组织了一个以宗教形式为团体的“公教进行会”,会长是国民党屯溪直属区分部书记刘××(教徒)。这是一个受帝国主义操纵,又与反动官僚相勾结的宗教团体。

    1946年圣母圣心医院内,由赖贤群神父组织了一个公教青年进行会,会长是汪骝,副会长是陈荣民。公教青年进行会每周举行一次讲道会,由赖贤群主持讲道。

    公教青年进行会于1948年改造,由吕志远会长,我任副会长,汪鸿福任秘书。1956年底又改选一次,我任会长,沈飘任副会长,汪骝任秘书,当年的圣诞节开展过一次宗教活动。

    6.天山小学:为了对中国青少年进行信教宣传,在屯溪天主教堂内办了一所天山小学。天山小学初建于1942年,将一间简陋的平房改为教室,该校负责人是西籍神父马国栋,主持人是中国天主教徒汪良(后称校长)。1944年天山小学发展为男女两部。为掩盖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矛盾,故邀请了当地人士组成了一个天山小学董事会。董事长是省参议长江彤候,副董事长是姚文采(皖中校长)。1946年天山小学呈报休宁县教育局正式备案,校长是汪良,而实际负责学校工作的是外国神父白朗润。

    天山小学由于教会财力雄厚,加上国民党政府官僚的捧场,解放前天山小学的设备在整个休宁是名列第一。

    天山小学的开办也使帝国主义伤透了脑筋,因为当年该校百分之八十的教师都是非教徒的青年人,具有很多的科学知识,不相信外国神父的那一套,不但自己不信教,眼看班上学生被神父拉去听讲“道”、“望弥撒”就反感,因此斗争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停止过。屯溪刚解放时,天山小学有五名六年级学生,冲破帝国主义的阻扰,报名参加了二野十二军。天山小学的青年教师接着提出了反对外国神父毒化青少年的斗争,主张文化教育事业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自己来管。1950年初夏,天山小学由屯溪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联合小学,1952年改为第二小学。

三、传教士和反动官僚的勾结

    抗日战争时,屯溪天主教堂利用圣母圣心医院的洋大夫杜若华成为监牧主教扶直义勾结官僚的桥梁,借以扩张特权及扩张宗教活动。西班牙是德、意、日轴心国的一伙,而日机轰炸屯溪时,天主教堂上空竞肆无忌惮地升起西班牙国旗,成为国中国。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见此状不但不予干涉,反而以三战区名义出示文告,保护天主堂的一草一木,如有损害都必加追究。况且,屯溪警备司令部司令楼月是扶直义的好友,徽州专署专员宁振榘是扶直义的座上客,驻渔亭的国民党五十军军长田××也是杜若华的知交。

四、监牧主教扶直义出洋的阴谋

    1946年秋天,扶直义曾出洋一趟。他到阿根廷、巴西和秘鲁游说,宣扬他在中国传教功绩,回到他的故土西班牙时,又大肆吹嘘如何为天主教效劳。于是在西班牙天主教圣母圣心会总会的支持下,获得大批资金,以便于回到屯溪后扩大在徽州的宗教活动范围。总会还派了一批西班牙神父和四位西班牙修女(教师)随同扶直义来到屯溪。扶直义讲还有一批洋姆和传教士(都是医护人员)已到了广州,集中在该市天主堂内学习中国话,然后再到屯溪开办医院。扶直义本人在1947年秋,回到屯溪后,立即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有专员宋振榘、视察主任吴克进、国民党屯溪区党部书记刘××、商会理事长张志庭、律师王勋和参议员、新闻记者等一百多人出席参加。扶直义自我吹嘘一番之后,拿出他一张扩张计划,准备购买枫树底民田××亩,创办一所天主堂中学;开设一所天主堂印刷厂;再在小华山上建立一座主教府;在观音山建立一座主教大医院……。但是随着屯溪的解放,他们的黄梁美梦就破灭了。

五、解放前夕洋传教士的狼狈相

    解放前夕,以扶直义为首的洋传教士,预感到自己在中国的命运不会太长了,终日坐卧不安,指示秘书程学远和洋大夫杜若华四处探听解放军是否渡江的消息,以便应变。当他确知解放军飞渡长江时,手忙脚乱将到屯不久的那批西班牙神父和四名西班牙修女交由圣母圣心医院的中国籍医务人员吕志远陪同,乘专车在夜间偷赴杭州,再往上海回西班牙,但在屯杭途中遇到了解放军和游击队。于是他们弃车步行到浙江江山县天主堂暂住,直到上海解放才赴沪往徐家汇天主堂,由该堂西班牙籍神父桑德高接待,在上海办理离境手续旋即出国。

六、屯溪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斗争的情况

    屯溪自有天主堂,原为西班牙传教士势力所占据,由罗马梵蒂冈所统辖,他们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活动,危害人民。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屯溪的传教士扶直义、任先觉等着了慌,竭力在教徒中散布;“三自”是背教、裂教,参加三自运动的教徒是要被开除教籍的,要下地狱的……。扶直义,任先觉等并与天主教上海总主教龚品梅等相勾结,在屯溪教区内散发《天主教全国主教声明》等反动文件,企图阻扰屯溪爱国教徒的三自运动。

    通过爱国教徒的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的阴谋更加暴露无遗,原来有一部分受蒙蔽的教徒,也积极参加了“三自运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宗教侵略!”“天主教要自治、自养、自传!”的口号响遍了屯溪教区。圣母圣心医院于1951年由屯溪市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屯溪卫生事务所。西班牙传教士扶植义、任先觉、白良润、杜若华等于1952年初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从此,屯溪的天主教不再被帝国主义分子操纵利用,天主教徒们在宪法的保护下进行宗教活动,真正获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

(本文作者曾任屯溪天主教公教青年进行会副会长)

 

屯溪回民小记

何友仁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根据1957年的统计,分布在西北地区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安徽、辽宁、北京等省市共有三百九十三万余人。我省1983年的统计有二十五万余人。回族长期和汉族相处,在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上基本和汉族相同,但也还保存着一定的波斯、阿拉伯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例如:他们吃的是自宰的牛羊肉,不吃猪肉。亡人实行土葬,不用棺木。每年有开斋节、古尔巴尼节、圣诞节三大节日。回族人民信仰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为“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该教道场为清真寺,寺内教主称阿訇。

    1919年马国友(芜湖花参桥人)因其舅父塔某在屯溪邮局工作的关系,同其父母来屯溪,后在屯溪上马路摆摊,做长烧饼为业。他是屯溪居民中第一家回族人。

    1921年马民导(回族)来屯溪,他是安徽太和县人。当时屯驻军有个皖南补充连,直属省政府。第一任连长倪起凤,第二任连长沈学。马民导在沈学连下当三排长。以后又陆续有所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也不过二十余人。1937年后,屯溪人口激增。1938年,回民已达三百余人。这些人均分布在机关、饮食业、商业和手工业部门工作。

    由于回民在饮食上禁吃猪肉,所以屯溪回民在请客吃饭时就感到了困难。于是回民菜馆则应运而生。屯溪大街上先后有刘某开设的天方园菜馆;郑书田的一品香菜馆;郑健的大中华菜馆;金庆云的璇宫菜馆;杨文义的清真食堂;闪明初的现代菜馆;王云标和金鸿标合伙的同兴小吃店;何友仁的公园菜馆。后来金鸿标又独资开了金复兴菜馆;王玉德开了德盛楼菜馆;还有常文友开的回故乡菜馆;林根才开的富贵菜馆等。回民菜馆大量发展后,给回民提供了方便。从北京来的专业厨师马振海等,由于他们对牛羊肉有其独特的烹饪方法,故能够做出汉族菜馆所做不出来的菜肴,招来了顾客。特别是璇宫、现代、金复兴等几家菜馆的生炒牛肉丝、椒盐炸牛排、红烧狮子头、炸响铃、清炖牛肉、牛肉汁凉拌绿豆粉皮、涮羊肉等,口味鲜美,酒饭皆宜。除此以外,孙殿臣的牛肉包子、苏传明的鸡肉粽子、杨文忠的千层饼、高压馍;马国友的长烧饼;常文龙的龙豆圆子都是烩灸人口的食品。为了解决牛肉问题,回民还组织了一个公兴宰场,由马明政负责。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利民宰场,由闪明初负责。每天宰二三条黄牛,供应各菜馆和点心摊。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北方,并擅长制作各种面食,这就为屯溪饮食为供应面点增加了品种。

 

    随着来屯定居的回民日益增加,倡议建立回民活动的场所——清真寺则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38年,马民导捐赠他在屯溪长亭下的十余间房屋作为清真寺,并成立清真寺董事会,由邮电局主任余逢瑾出面从安庆请来王世福阿訇主持清真寺。第二天王云东流,又聘黄宗鲤阿訇任教长。1943年黄阿訇归真后,又聘何友仁为教长。并于当年重修了清真寺,将清真寺易名为教堂,还做了金匾三方:第一方是“兴教救国”,是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赠的。第二方是“真宰默祜”,是皖北旅屯同乡赠的。第三方是“明德修身”,是屯溪教友赠的。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回民较多的地方成立分、支会。安徽省休宁县支会于1944年5月份成立,设在屯溪。马民导为理事长,闪明初、马明政、何友仁、马顺安、马志超、穆璞生、吴叔愚、金峰、马玉权、马铭三、常文龙、金玉启等任理事、监事。支会会址也设在长亭下。后由支会在事业费中拨出了十三万三千元,又买了一些房屋和土地扩建了回教堂。并于1949年后恢复了“清真寺”这个名称。清真寺东边连接马明政的公兴宰场,宰场停业后,马明政将此地捐赠给了清真寺。后又立了一块石碑叙述建寺经过,碑存清真寺内。

 

    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多回民返回故乡,虽留在屯溪的也还不少,但在回民菜馆工作的却寥寥无几。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鼓舞下,回民不但在政治上得到了平等地位,而且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方面得到了尊重和保护。在各级人大、政协组织中都有适当的安排,并参与治理国家事务的工作。

    屯溪回民也和全国一样,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上得到保障。凡企事业单位中的回族工作人员还加发生活补贴费。商业和饮食部门鉴于回民食品供应的缺乏,1956年在中共屯溪市委统战部门王玉琛的关怀下,组织开办清真合作菜馆,并帮助从银行贷款四百元,于当年7月在大庆路(黄山西路)正式开业。由金鸿标任经理,闪明初任副经理。1961年9月何友仁调到菜馆任经理,金鸿标任副经理。1980年何友仁退休,由王建松、马杨胜负责。清真合作菜馆于1961年7月迁至交通路戴老二私房营业。1982年因戴家房屋要收回,菜馆就此停业。

    1982年2月市第一饮服公司召开会议筹备开设屯溪国营回民菜馆。并于2月21日由公司经理林根才参加,组织何友仁、锁孝先等到外地参观回民菜馆经营情况,回屯后即积极着手进行。是年3月8日屯溪国营回民菜馆正式营业。1984年因建屯溪商业大厦,菜馆需要进行拆迁,于当年7月停业。

    1984年8月,在市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召开了统战部、民族宗教科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何友仁等有关人员也到会参加。会议研究解决外地来屯回民饮食问题,决定先开办回民小吃部,由何友仁动员组织原开过回民菜馆的郑健、苏东旭创办个体小吃店,饮食服务公司并帮助解决资金。1984年9月2日,他们在新大桥附近开业。由于他俩对饮食业都有丰富的经验,业务越做越兴旺。十几个月的营业不仅归还贷款,还添置了电冰箱、彩电和新餐具。他们以热情的服务,美味的菜肴博得全国各地来屯旅游的回民顾客的好评。

 

·风光物产·

屯溪第一公园

宁尔蕃

     屯溪第一公园,始建于民国廿二年(公元1933年)。位于屯溪横街下首一块无主的荒地,土名称为竹园。此处垃圾成堆,杂草丛生,其中夹有孤坟。据说,建筑公园倡议人是屯溪警察局长李柑青。经费来源,由李找屯溪商会向各殷实商店及富有土绅筹募。建筑公园在屯溪是一个新鲜事物。不久,资金筹集完成。

    公园实用面积,大约有一亩多地。公园前面是新安江,靠江筑有数米高的石坝,以防春汛洪峰。石坝之上筑有石质栏杆,栏杆稍后砌有石质长凳。公园门前平铺一条较宽的马路,白杨绿柳夹植二行。

    公园大门是坐北朝南,大门用青砖砌成二柱牌坊式样,坊上嵌有“屯溪第壹公园”隶体书法六个大字。左款“民国廿二年十一月”,右款“刘镇华题”(刘是皖省府主席),门坊顶端配上一只大时钟。公园四周围墙,用棱角铅丝安在石柱中而成。从公园外面可透视到园内景物。从大门入口,没有几步,迎旭厅一座三间平屋,就入眼帘。厅旁前后,是青竹杂树。园的中心布有假山、石狮等。高低花台置有花木盆景,其中有百年黄年松,状若虬龙,还有紫色牡丹等都是珍贵品种。花盆也很雅致,有宜兴陶瓷、景德镇瓷盆,约有百盆之多。据说,这批盆景,大都是从富户私宅要来。园内行人道以黑白石子铺成,其中镶嵌各种图案。靠园东首,筑有六柱六角凉亭。仿石式样,飞檐斗拱,亭上有葫芦式园顶。亭中心有石桌石凳,亭门前立二柱,挂有一副对联:

黄山白岳东西峙

率水练江日夜流

    整个园林,布局得体,小巧玲珑,古朴清幽。该园由官方主持,兴建时间不长,于民国廿二年七月廿四日竣工,正式开放。

    公园从开放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尤其是春秋佳日,风和日丽之时,游人更为络绎不绝。

    公园大门前的平坦马路,每到炎夏晚上,市民到此纳凉者颇多。在杨和梧桐树下,河风徐来,顿觉凉爽。当时,有人在此开设露天茶座,并设有竹制靠椅和竹制沙发。泡杯清茶,而收费不大,吸引了不少纳凉顾客。与此同时,卖夜宵者也多起来。凡秋冬晴天,外地的走方伤科,在此练武兜售狗皮膏药。什么杂技团、马戏团以及耍猴子戏艺人,经常在这块娱乐场所演技献艺。于是这里渐渐成为屯溪的娱乐场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第三战区各部队,纯是四川省籍,公园内临时设立一个叫湖滨餐室,专供四川菜。川军官员,品赏家乡风味,餐室座无虚席,名噪一时。

    建国后,该园由市政府建设科接管,今改为市园林管理处。

政协成立四十周年纪念

平韵满江红

程绍懋

     河岳欢呼,四十载、光辉历程。想当日,京华高会,诗兴纵横。共拥红旗商大计,广交人物承平。尽艰辛,风雨赋同舟,鱼水情。

为民主,尽职能;为监督,矢忠诚。有俊才擘画,示彼周行。泯却鸿沟归一统,会看两制树新型。望澎台莫负我炎黄,求友声。

 

·社会生活·

戴传贤隆阜祭祖

戴稼毅

    民国二十三年(1934)清明节前几天,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号季陶。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到黄山旅游,他余兴未艾。当时由黄山建设委员会主任许世英陪同,来屯游览,下榻屯溪黄山旅社。

    戴传贤因闻郊区隆阜村有戴氏宗祠及戴震读书处、东原图书馆等有关戴氏的名胜古迹,故决定偕同考试副院长钮永建到隆阜寻根祭祖。第十区保安副司令汪汉于前一天先派人去隆阜,通知该村联保主任戴道游及族长戴云卿等作好接待准备工作。翌日上午八时前,戴氏知名人士立庭、琴泉、书甫、颂平、吉甫等人在村口迎候。八时半戴传贤等一行由汪汉陪同,在卫兵护送下到达隆阜。立即被请到隆阜村口戴氏荆墩宗祠(现徽州师专医务室)大厅上休息,并进茶点,然后举行了祭祖仪式。由戴传贤向祖先楼四跪八拜,献香三炷。副院长钮永建虽非戴氏子孙,也陪同进香一炷。祭祖仪式结束后,接着举行座谈,由戴道游简略介绍隆阜村的历史沿革、人文地理,族长戴云卿详细分析了戴氏源流及支丁繁衍情况。戴立庭对其新偏修的《戴氏宗谱》(初稿)作了说明。戴琴泉着重谈了戴震的生平史略及东原图书馆筹建概况。戴传贤对几个人的发言,表示满意。并在新编修的宗普初稿上题字留念,文曰:"三十四世裔孙传贤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日至隆阜荆墩宗祠祭祖"(惜此宗谱初稿于建国后遗失)。戴传贤在离开宗祠时,赏给守祠户马老六银元拾块,谆谆嘱咐他们要搞好宗祠环境卫生和保护工作。

    戴传贤等一行还在宗祠四周漫步,对围绕村口的参天古树及阨村口的穿道阁楼(有匾曰"礼门")及曲水斜坡上矗立的似塔形的,约高十米的二层八角亭等备加赞赏,认为:"斯地风景优雅,宜乎地灵人杰"。一再叮嘱同行族人和驻军要加强保护,勤加修葺。并登上八角亭楼上浏览四周山色水光及眺望屯溪古大桥和华山林木的自然景观。然后又到"三甲"支祠(即戴震的先祖支祠)瞻仰三番(1924年纪念戴震诞辰200周年庆祝祭典在此祠举行)并由族人作了介绍。戴传贤颇感兴趣。后在戴震读书处,东原图书馆(现戴震纪念馆)走马看花一览后离去。记得离开隆阜时为午前十一点半。

    戴传贤临行时将随身佩带的一枚一等云麾勋章(金质)交给族长戴云卿(作者先父),作为此行祭祖赠给戴氏宗祠的礼物保存,以永久纪念。

  

屯溪公济局琐忆

王珍

    1939年10月2日,休歙屯茶商以及皖南经济人士程振基、方君强、冯晓钟等参加屯溪公济局为茶界闻人,原休宁县茶叶公会主席姚毅全举行盛大追悼会。我虽在髫年,因亲属关系,故也参加了。当时并不了解公济局性质,尔后就读于屯溪皖中,来往均在大来茶行、立裕茶庄、进昌茶号歇脚。始听茶工畅谈公济局的好处,以后复聆听茶商张景阳、叶凤山、王信生等介绍其详,才有所了解,现就所知,简介于下:

    公济局是徽州唯一的民办慈善机构,首由茶商罗润三、洪其相、邵以堂、孙树滋、胡秋舫、宁尧三等人发起,呈请休宁县正堂、休宁县厦巡检司、皖南茶厘总局核准,于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创立。1901年徽州六邑茶务总会成立,由该会负责管理,1931年移交休宁县茶叶公会领导。吴俊德、姚毅全等人在输捐、管理方面都花了不少力量。其管理方式是推举殷实茶商数人,轮流担任司年董事,负责当年财务收支审查,解决重大问题和人员安排。这些董事都是尽义务的,不拿一文。另举司事一人,驻局管事,根据需要雇用职员工役若干人。

    经费来源,90%出自茶商。除自愿捐赠外,并固定征收。其方式有:①绿茶成箱发运,每箱捐钱六文。②茶号每引(含一百二十斤)捐钱十五文。③茶行贩客每担议捐钱三--四文。每年将上列钱数分别存入万康、致祥、广茂、益和、晋康、厚康、德源七家钱庄,年息九厘。七家钱庄乐助长生愿钱壹百三十愿(每愿计钱三百六十文)。光绪十九年后经费支绌,经两江总督刘刊一批准,每年于茶税项下,划拨补县文银六十两。

兴办事业主要有:

    ①施医施药:每年五--九月(因其时各地制茶、焓茶、拣茶、杂工云集屯溪,人数多达一二万人)。聘请内外科医师坐局审证开方,时间每天上午八时至下午三时,任医师处方加盖公济局图章至药店取药,药费由药店与公济局结算。

    ②施棺:无论男女老幼去世,凡在屯溪无亲属又无人承担丧葬费者,概由地保(或店方)报明姓名、籍贯,登记局簿,经司事核对发给棺木(俗称薄皮材)。另给皮纸两刀,石灰二百斤,钱四百文,予其收殓埋葬。

    ③育婴:当时不乏贫苦人民,时常有人将婴孩丢弃要道或店门口。公济局收领来,雇保姆育养。

    ④养疴:鉴于屯溪五方杂处,客民居多无家,一经疾病,颠沛可悯。为使疾者得安全,乃于光绪十八年买就程丰泰号屋,改造宽敞,永远作为公济局养病处所,凡病卧床者,可居住疗养。公济局雇人煎药和照顾生活。

    ⑤义渡:1903年将阳湖-屯溪,洽阳长干两处,列为义渡。行人过往一律免收渡资,渡船经费由公济局筹拨。

    无可否认,几十年来公济局确实做了一些好事,在社会上留下良好的影响。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茶商兴办这一慈善事业,也是与他们业务经营戚戚相关的。我们知道,当时茶商需要大量茶工。这些季节工远之来自安庆,近者来自歙、休、婺源,屯溪并无家室,况且茶工工作又极度紧张,尤其是焓茶工,在高温下操作,时间既长,又无防暑降温设备,很容易中暑。以致于生病,死亡无人过问,公济局办理施医、施药、施棺,使"死者不露骨,疾病者得安全",这就为茶工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稳定了这支庞大的临时工队伍。

    公济局能够坚持办下来,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经费有固定来源。"屯绿"是每年都要在屯溪精制的,因此收入也就有了保证,这是事业兴办的基础。二是有一个热心的领导核心和勤劳、勤恳恳的管理人员,司年董事不但不要报酬,而且办事非常负责。如婺源江铁钝先生担任公济局司事三十余年,克勤克俭,点滴归公,从无私心,外人来局非为公事,概不留膳留宿。本局工作人员伙食,坚决依照董事规定,"一粥两饭、一荤一素"。从不提高标准,扩大开支。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江因年迈辞职,由洪轶群接办。"萧规曹随"。直至1941年,屯绿外销受滞,经费来源缺乏才渐趋衰败。建国后,公济局房产由屯溪工商联接管。

 

 

皖南妇运会及"铲妓"活动

严济棠

     抗日战争期间,皖南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屯溪黎阳河沿一间民房内。妇运会的主任王玉华,安徽太平人,是安徽省干训团教育长陈常(福州人)的妻子(干训团第六、七、八区联合训练班,简称皖干团,(该团是新桂系为了培养亲信而办的一所训练班)。下设干事若干人,其中一个叫何虔大概是湖南人。她的日常工作是主持内务;另一位是胡婉芬,安徽屯溪人。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毕业(当时该校校址是在屯溪阳湖柏山寺)。年龄在妇干当中,数她最小。主持外场交际,参加社会一些外务活动。在当时来说,何虔的思想比较进步,作风正派,工作细致,生活朴素,与胡交往比较密切。在日常谈吐中,其透露了两种愤懑之情:一是痛恨国民党政治的腐败,一是忧国沦亡。胡的家境贫寒,出身工农,但思想单纯,富有正义感。在当时抗日战争的洪流里,很想冲杀一阵,为了生活出路,不得不投身在皖干团第四期教育组学习。结业后,经过一番辗转,来到妇运会工作。在何虔的影响下,她对妓女的悲惨身世,产生了同情。

    约在1942年春末夏初,胡婉芬参加了一次屯溪警备司令部所召开的所谓"铲除社会不正之风,整顿社会治安"的会议。会上,胡婉芬根据妇运会的意见,慷慨陈辞,提出要铲除社会不正之风,首先必须铲除妓院。但是这个提议在会上没有得到通过。因为主持会议的屯溪警备司令部的代表提出一个荒谬的理由,认为屯溪的妓院是经过批准开业,持有牌照,并按章纳税的合法营业。这样寡廉鲜耻的言辞,竟然否定了胡婉芬的正义提议。会后,胡婉芬将这一情况带回妇运会内,得到王、何等积极支持,并以妇运会的名义行文至司令部,认为所谓批准开业妓院是与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之旨相违背。堂堂的国民政府岂能收起妇女的卖身税呢?这种有伤国体、妨害风化的行径,廉耻何在,道德何存?警备司令部的负责人迫于这种社会舆论遣责,只好作了让步。经过一番周折,总算协商成功。铲妓工作由妇运会出面进行。

    当时,屯溪横街海阳楼一带,便是妓院麇集之地。据胡婉芬回忆,大约有十几户。对于这项工作的进行,首先是摘牌子,停营业。接着把所有妓院的老鸨和龟头(旧社会开设妓院的老板,男的叫龟头,女的叫老鸨或鸨母)集中起来训导。训导他们要从事正当职业,另谋生路。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向他们宣告:自摘牌之日起各院所有妓女,已归妇运会收领。对于老鸨和龟头以前有买卖拐骗妇女行为的也一律既往不咎。但如仍有暗中怂恿或威逼她们继续为娼,是要治罪的。当时,老鸨和龟头们慑服于这一压力,不得不俯首从命。

    第二步,就是开办妓女集训班。地点就在屯溪长干塝沿河一家茶号边屋内。参加人数一二十人。集中吃住,伙食被服自理。妇运会还为她们每人铸制一枚桃形铜质蓝底红色"歌"字节证章,佩在胸前,作为标识。服装统一,自费缝制一套蓝色工装背带裤,白衬衣。这种服饰在当时来说,一种是象征进步,一种是代表新生。集训内容,除每日上操以外,主要的是讲课和个别谈话,使她们理解到娼妓生活的可耻,劳动谋生的光荣。从中也了解到她们当中大多数是江西、江苏、浙江人,本地也有少数。通过谈话后,她们对于自己这种人身不能自主,任人蹂躏欺凌的悲惨身世,感到非常痛苦。有的是年幼无知,受骗被拐而来;有的是家境贫寒,子女众多,被卖入娼。在体格检查中,健康状况,普遍不良。多数害有子宫炎和花柳病等暗疾。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平时只是靠涂脂抹粉,穿红着绿以装饰青春。

    集训结束,根据各个不同情况安排出路:凡是有家可归的,代向家人联系,由家人领去;或是原来已有情人,而对方也愿与其同居的,就让她出院从良;也有由妇运会代为登报征婚,促其成家;对于一些年岁较大,而又从良无着者,就让她们从事小贩、摆摊谋生,或是代人浆洗,充当帮工。例如:有个在大学肄业的学生,原籍浙江。因家乡沦陷,逃难他乡,中途与亲人失散,辗转来屯,不得已寄身妓院谋生。集训结束后,在登报征婚时,被原情人发现应征领去。还有一个农村妇女,年约三十上下,家住歙县昌溪,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家中的苛杂税基重,丈夫竟无法养活妻儿子女,于是在与丈夫争吵后,竟独自逃出家门,到屯溪来寻找帮工。谁料在长干塝过渡时,遇着一个人贩子,将计就计,谎说现正有个东家需雇帮工,她就被这个人贩子拐骗卖入娼门。待她发觉,已是后悔莫及。在妓院内,由于她是个农村妇女,老鸨规定她只能接"粗客"。所谓"粗客"是指那些流氓、兵痞、赌棍等一些社会渣滓。因此这个农妇,在妓院的非人待遇,可以说是不堪言状。集训结束,由妇运会写信通知其丈夫汪某将她领回。在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里,衣衫褴褛的汪某,携儿带女来到集训班,夫妻相见,抱头痛哭。年仅十九岁的胡婉芬站在一旁,也洒了同情之泪水。

    同年六七月间,由于胡婉芬的积愤难抒,用"勇华"的毛名写了一篇题为《激流》的散文诗,在《皖报》副刊上发表了。此事被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发现,认为是属思想左倾的文章。胡因此被软禁在皖南办事处,还准备将她送到屯溪阳湖稽灵山左倾分子感化训练班内去反省。虽然经过皖干团教育长陈常出面调处,得到开脱,但胡也不得不离开了妇运会。此后,往日的花街柳巷,又重新出现了灯红酒绿,舞影歌声。

 

 

解放前屯溪救火会

戴笃行

     屯溪于1929年和1949年,发生过两次大的火灾。肇祸者,前为朱老五,后为国民党刘汝明部。

    当时,朱老五火烧屯溪给本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次火灾之后,屯溪人民,在废墟上重建了家园。痛定思痛,深感防火自救,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特别是一些在火灾中受害最深、损失惨重的殷实商号,要求防火自救,尤为迫切。于是,由中街新纪元京货店、余福泰南货店、大同布店等资金雄厚、存货丰富的大店牵头组织救火会。他们除自筹资金五百块银元外,还向中街各商号募捐六百多银元,作为筹组救灾会的经费。经费筹齐之后,他们立即派人去上海购买水龙(手摇的水泵)、水枪、龙头(喷头嘴)、铜盔(安全帽)等消防器材,成立了"福安洋龙救火会"。在他们的带动下,西镇和黎阳的商店及居民也集资成立了"太平救火会"。继之而起的是全镇几十家茶号及茶行,他们也集资购置了消防器材,组织了"济济救火会"。稍后一二年,郊区阳湖、隆阜的一些庄户,为了保护房屋财产的安全,也先后筹建了"阳湖救火会"和"隆阜救火会"。最后,屯溪河街也组织了"河街救火会"。这样,屯溪这座小小的山城,就有了六个民间的救火组织。不仅在当时的徽州首屈一指,即使在全省县城也不多见。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们在历次大小火灾兵燹中,发挥了控制火源、断绝火路、扑灭烈焰的积极消防作用。对保障居民、商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的民间救火组织,1949年4月发生的第二次大火时,则能够及时进行抢救。那火灾经过情况是这样的: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刘汝明兵团溃逃到屯溪,这个兵团军纪败坏,他们到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他们在4月27日下午逃离屯溪前,竟丧心病狂地在屯溪河街放起火来!顿时烈焰腾空,整条河街付之一炬。火光就是命令。刘汝明部队刚一撤出,中街的福安救火会和西镇的济济救火会队员,立即携带消防器材,投入现场,进行抢救。他们首先控制了还淳巷和榆林巷,堵住火势向正街商业区蔓延;同时集中两个救火队的全部消防工具,扑灭火焰。此时,太平救火会、河街救火会、隆阜救火会也先后赶到火灾现场。他们在渔埠头、凤麟巷、梧岗巷断火路、灭烈火,阻止了火势蔓延。经过一千多名救火队员的彻夜奋战,一场火灾终于被扑灭,从而确保了屯溪老街免遭第二次灾难。

    救火会虽是群众性的组织,但都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其纪律严明,分工明确,并做到赏罚分明。他们虽没有什么形成文字的规章制度,但约定俗成,各救火会会员都能自觉地遵守。每个救火会,一般有会员150人至200人左右,都是义务性质。平时各司其业,听到火警立即集中。市区会员基本上是由各商店的武帮(做粗活的店员)担任,大店铺三至四人,小店铺一至二人不等。开始组织时,先集中演习几次,然后再根据每人的特长进行具体分工。由砖作坊中善于攀高者负责把龙头和断火路(十二人左右);摇龙组是救火的关键,因为水龙出水大小,与灭火息息相关,须选身强力壮的青壮年店员担任,每八人为一组,共四组,轮流交替摇龙;运水组也是四组,十人一组,负责供应水龙用水,不得中断。此外,还有杂务组负责叉架水龙皮带等杂活,三十人左右。各救火会均设有司号员。若是夜间出勤,还有十二盏煤油高杆铜灯,在前后照明。会首和文职店员,一般负责指挥和担任纠察,维持火场秩序。各救火会,根据会员职务分工,编造花名册,每人发给臂章、符合、铜盔及应用消防器材等,由各人负责保管,不得遗失。郊区救火会组织,基本相同。

    解放前屯溪市区及郊区发生火灾,是用敲脸盆报警的。每个救火会接到失火警报后,司号员立即鸣号通知出征。凡是在家的救火会员听到号声后,应立即佩上臂章,戴上铜盔,携带所保管的救火器具,奔赴水龙库栈报到集中。待路线确定后,即各就各位:摇龙者拖着水龙、王桶(蓄水桶),掌叉者抬着皮带、尾喉,运水者担着水桶……,浩浩荡荡,其声势有如古代部队的出征。一路上,水龙上的铜钟声、车轮声,夹杂着队员们的吆喝声,显得威严雄壮。到达现场选定救火地形后,一般在十分钟内要做好架皮带、安龙头、接尾喉、催水、运水、摇龙等装配工序,随即展开紧张的灭火战斗。时间长短,视火势而定,一般火不落架,水龙是不撤出的。救火时间过长,会首和纠察就分发麻饼、肉包等进行慰劳鼓气。

    各个救火会在救火现场,并肩战斗,互相协作,互相支援,显示了当年民间救火组织团结互相的消防精神。

    每次救火以后,救火会的会首都要召集会议,进行赏罚。准时出勤把龙头、断火路者,每人奖给鲜猪肉三斤,摇龙者二斤,掌龙叉和掌龙灯者一斤;运水者是按水筹多少发现钱,每担水给多少,视水源远近而定。每次救火闻警不到又无人代替者,罚鲜猪肉五斤,迟到和早退者罚三斤。各救火会由于分工明确,奖罚分明,所以每逢救火讯号一响,救火会会员都能踊跃出来救火。虽然少数负责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的说来,屯溪所有的救火会,在解放前漫长的岁月里,在当时官府不闻不问的情况下,能自己组织起来,扑灭火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一历史业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篁墩保安会兴散记

苏绍周

     程姓为徽州望族,其一世祖程灵洗系从江西迁来篁墩,遂家焉。程后为武官,一生保境安民,厥功甚伟。因忠直被害,与夫人合葬于篁墩忠塘坞,程灵洗溢忠壮,世称程忠壮公。

    程姓今有108支派,子孙繁衍,英才辈出,于今尤盛。

    程氏后裔以及徽州老百姓为了纪念程忠壮公,在元代兴建程忠壮,在元代兴建程忠壮公庙,人称篁墩庙。

    篁墩庙宏伟庄严,有前后两殿,围以红墙。庙门朝东,门前为古驿道,再产为六合溪。由此眺望,群山环绕,尤以石耳山高出云际。

    篁墩庙一进大门就可看见四株苍劲翠柏,过此进前殿,侧殿祀闫罗王。由前殿出步上石级入后殿。后殿建筑,集徽派能工巧匠的精心杰作。飞檐斗拱,排门木雕,而殿内十六根木柱,红漆耀眼,粗可合抱,高逾十米,仰视庙顶,乃一巨幅平整的藻井图案,彩色斑澜,诚所罕见。后殿正中置大铁香炉一,后为香案,神龛高大,程忠壮公木刻像,大小如真人,蟒袍玉带,威严庄重。其左右为夫人、公子像。

    对程忠壮公,乡土尊称“老菩萨”,香火不绝。自明代以来,凡遇干旱、洪涝、瘟疫为灾,篁墩和各邻村的村民都要抬出老菩萨巡行,企求达到去灾避祸的目的。 人称做保安会。此事由程家管祠人经办,“巡行”前后各种费用,由程家和地方分摊,甚至还有富者为此捐款,每次做保安会,实为聚宝会。因收入多而开支小。故地方有权势者,往往为此垂涎欲滴。我们把账细算一下,就可知其端倪。

    做保安会,程家从祠产收入中每次拨款计400银元;地方则由老菩萨巡行经过的村庄,按每户人丁摊派,即使困难户也不能更不敢拖欠老菩萨的钱。故每次收入的保安费。为数甚巨。至于支出,仅香烛、火药等,用钱较多的则为供给数百人的一日伙食费。收支账目,从不张榜公布。所有参加老菩萨巡行的工作人员,全是尽义务的。因此,每次保安会做下来,主其事的豪绅恶痞肥水满腹,笑口常开;摊款的村民总是愁眉苦脸,满肚心事。

    做保安会,有关各村豪绅恶痞,为了掌权都要争夺一番,都想插上一脚。篁墩得天独厚,有权势的都可进入执事班子。

    保安会的执事班子负责主持一切事宜。他们将老菩萨巡行有关事情安排好,选择吉日,排齐队伍。队伍头在程朱阙里祠前,尾在六合桥还过去。据老辈说:“要是真的能免灾降福,我们出力、出钱,那也不枉了”。

    这支护送老菩萨的出巡队伍约有三百余人。队伍头为两面金锣,四人抬着,边敲锣边喊:"保平安啊"!随后有三眼铳手四人,两铳轮放,一路炮声震天。后面为民乐队,有击钹手四人,有喇叭手十人,有吹笛子的十人,可谓乐声动地了。紧接着为彩旗手六十人,彩旗飘飘,人声鼎沸。再后为官牌二十块,上书“出巡”“保安”“肃静”等,由二十人扛着。其后为化了装的护卫队二十人,分列两行,各执刀、剑、矛等。接上为老菩萨座轿,二十个人抬着,夫人座轿十二人抬着,公子座轿八个人抬着。三座轿旁有十二个壮汉燃放“高升”。公子轿后有执事十六名,最后为自愿参加为护卫老菩萨的约百余人。出巡队伍长约一公里,一路浩浩荡荡,彩旗飞舞,香案处处,万民膜拜。

    老菩萨出巡路线是由篁墩到草市,过江到南溪南,由此到王村、烟村、虹梁、马岭、罗田然后返回篁墩庙堂。老菩萨经过的村庄,在大路上迎接的要戴礼帽,长袍马褂,捧香跪着,香案上放着三牲。但在篁墩,沿途各家都要摆香案、列三牲。

    据说,老菩萨也有难处,如果出巡过后,老天无雨,干旱依旧,田裂禾枯,那就要把老菩萨抬出来放在烈日下曝晒。而那些主持保安会的,油水捞足了的豪绅恶痞,则在家纳凉、享受。

    本来程家管祠人当初经办保安会,的的确确是保一方的平安,求子孙的繁衍,其结果不但事与愿违,而且适得其反。也就是说,管祠人无意识地为当地豪绅恶痞之流,拉开敛财之门。同时也使老菩萨受晒、受淋代人受过。特别是自清代迄至1922年保安会停办止,在这一段时间内,程氏族人已经是“摊款有份,主事无缘”,所有收支钱款全为豪绅恶痞所把持,大量白花花的银子任由豪绅恶痞瓜分了。

    嗣后,这些豪绅恶痞,不管有无“三害”都嚷着“保安佑民”,誓要隔一年做一次保安会,要老菩萨显灵保佑,要抬老菩萨出巡,甚至还提出替老菩萨、夫人、公子、更换新袍。总之,为了敛财,不断制造种种借口,要继续做保安会。从此,豪绅恶痞更富,老百姓更穷。

    其实做保安会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为敛财者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大肆宣扬了迷信。当时罗田方槐三就看清楚了“要做保安会”这个问题的实质。他说服方氏族人,群起抵制。他奔走呼号,要求联合起来,制止再做保安会,并得到了歙城各界的大力支持,终于使罗田、马岭、虹梁等广大村民承诺“不参加、不出钱、不迎接”。同时,其它有关各村村民都在观望。因此继续做保安会的梦,终于破灭了。多少村民异口同声地说:“方槐三是个大善人,做了件大大的善事”。

    一切想发横财的人,吮吸民脂民膏的人,是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和灭亡的。他们一伙密谋于暗室,然后当众宣称:方槐三率众抵制、破坏保安会,违天命、反民意、必遭天诛。老菩萨决不会饶他,一定要叫阎罗王拘捕他。如果今后老菩萨怕烦,不愿出巡。方槐三得以活命,我们保安会从此停办。

    他们一伙找来一块长一米宽半米的薄木板,画上方槐三的全身像,在胸腹部位写上方的生辰八字;在七窍部位各钉上一枚铁钉。又用狗血洒在“八字”上。他们恨到极点,又在咽喉钉上一枚大铁钉,他们跪着祷告期方速死。

    一年过去了,方槐三骑马来往于道上,两年过去了,方槐三坐着轿子过篁墩。他们看着方槐三潇潇洒洒,村民冷冷淡淡,只得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