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史资料

安徽文史系列丛书•黄山卷(之六)

发布日期:2012-07-02    发稿人:区政协文史委   阅读:次   字体:[] [] []

屯溪篇资料清样

 

 

 

·人物·

明代数学家--程大位

黄澍

 

 

    程大位,字汝思,号宾渠,安徽省休宁县率口(今安徽省屯溪市前园村)人。生于明嘉靖十二年四月十日(公元1533年5月3日)。殁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公元1606年9月18日)。据《程氏宗谱》记载,率口程氏系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之后。程元谭有德政,赐田宅,乃居于歙之城西,为新安程氏一世祖。历六世至南北朝的宋代,程宝云迁居歙县篁墩。篁墩程氏祠堂遗址至今犹存。后历三十六世至北宋时,程安尚迁居休宁,三十七世的程敦福定居率口。程大位为程元谭的五十一世孙。现在居住在前园村的程康候,程永萱兄弟是程元谭的六十一世孙。

    程大位出身商人,其故居在今屯溪市前园村四号,从建筑的规模来看,不是什么巨商大贾。徽州人外出经商的很多,徽商遍及全国,素有"无徽不成镇"之称。程氏二十岁左右,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经商;四十岁后,弃商返家,专心钻研数学,"归而覃思于率水之上余二十年"。认真钻研古籍,译其文义,审其成法,遍取各家之长,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于明万历壬辰(公元1592年)写成《直指算法统宗》(以下简称《统宗》)这部巨著,自己出资在屯溪刊行;后六年,程大位又在《统宗》的基础上"删其繁芜,揭其要领"写成《算法纂要》四卷,也在屯溪自费刊行。

 

 

    《算法统宗》十七卷,主要内容除加减乘除难题之外,从第三卷起,以《九章算术》的九章为篇名(其中《粟米》改为《粟布》,《盈不足》改为《盈月肉》)分章论述,书末附载《算经源流》一篇。书中列举算题五百九十五个,绝大部分是应用问题,结合实际,富有趣味,且都附有解法。从十三卷至十六卷,集录了许多"难题"。现在民间流传的一些珠算乘除简法,书中都有记载。

    全书从启蒙到应用提高,循序渐进,系统性强。许多算法、例题都以诗词歌谣形式出现,浅显易记,便于学习。如"归因总歌":

"归从头上起,因从足下生,逢如须加位,言十在本身"

"留头乘法则":

"下乘之法此为真,起手先将第二因,三四五来乘遍了,都将本位破其身"

    特别是根据元贾享编的歌诀概括而成的归除法则,讲得更为透彻:

    "唯有归除法最奇,将身归了次除之。有归若是无除数,起一还将原数施。或遇本归归不得,撞珠之法莫教迟,若人识得中间意,算学虽深可尽知。"

    《九章算术》是我国最古老的数学经典著作。程大位以《九章》篇目为纲,结合当时社会实际,系统介绍数学理论,启示后人,振兴数学。以《方田》章为例,首先说明学习本章之目的在于“以田畴界域之形状,求亩步之积实”。继而指出丈量田地的原则:“按田之形状最多,具难载尽,学者不必拘泥,在于临场机变,必须截盈补虚,俾尖减大,以合规式”。书中列出方、直、色股、圭棱等面积公式,再把其它各种形状的田转化为"规式"求之。公式也以歌诀形式出现,简单易懂,便于记忆和运用,如“环田内外周相并,折半须得径步乘梯斜两头须并折,长乘便见积分明”。实较《九章算术》方田详细实用。

    《统宗》很重视形转结合,利用图形变换来论证算法的依据,即所谓“演段根源图”。以程氏的话来说,即“夫算之说,入则诸用,出则直田,盖直田能致诸用而有此说,设立演段,盖欲演算之片断。也知片段则能穷根源,既知根源而心无蒙味矣”。特别是讲了珠算平方、开立方之后,许多二次、三次方程都经巧妙配方归结为开平方。开立方的问题而获得解决。

    十三至十六卷中的“难题”,作者则认为“难题不难”,都是“似难而实非难,唯其词语巧捏,使算师一时迷惑莫知措手”而已。对“难题”“惟在乎立法,法既明,则迎刃而破,又何难之哉!”从根本上给学者指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些题目也以诗词歌谣形式出现。如:

“当年苏武去北边,不知去了几周年。分明记得天边月,二百三十五番圆。”

“今携一壶酒,游春郊外走。逢朋添一倍,入店饮九斗。相逢三处店,饮尽壶中酒。试问能算士,如何知原有。”

    这一类题目,富有民族特色,能激发学习兴趣,开发智力,有的还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即在今天,也还值得推荐。

    程大位对各家的理论、算法所采取的态度是“前法之未发者明之,末备者补之,繁芜者删之,疏略者详之”。对于过去的一些错误解法,也订其论谬,清其句读,便于初学。从下面一则例题,可见一斑:

题:诸葛统领八员将,每将又分八个营。

    每营里面排八阵,每阵先锋有八人。

    每人旗头俱八个,每个旗头八队成。

    每队更该八个甲,每个甲头八个兵。

答:一千九百一十七万三千三百八十五人。

古人马杰对此题误解为88(兵)+1(总兵)=16777217(人)

程氏指出,除营、阵不作数外,应是:

1(总兵)+8(将)+84(先锋)+85(旗头)+86(队长)+87(甲)+88(兵)=19173385(人)。

    书末附载《算经源流》中,戴有宋元丰、绍兴、淳熙以来刊刻的算书,如《盘珠集》、《走盘集》等,从这一篇里可以看出略知明以前中国数学发展概况。

    《统宗》集前此珠算之成成,在我国数学史上是有其重要地位的,它标志着由筹算到珠算这一转变的完成,从此珠算成为主要的计算工具。《统宗》刊行以后,深受欢迎。第二年就有人翻刻谋划。据程大位自序:“万历壬辰,余编统宗算法四本,……,明年癸已,书坊射利,图秀文字俱讹,致误后学"其后,康熙五十五年(1716)程大位的曾孙孙兴绥又重印此书,序言中也说《统宗》"风行字内,迄今盖已百有数十余年,海内握算持筹之士,莫不家藏一篇,若业制举者之于四子书、五经义、翕然奉以为宗"①明代日本毛利重能两次来到中国,他第二次回国时,带去了《统宗》,经研究推广,开日本"和算"之先河。除日本外,《统宗》还传入朝鲜、东南亚等国。在《统宗》之前,明隆庆二年(1568)刊行的新安宛陵杨博的《算林拔萃》。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刊行的新安朱元浚的《庸章算法》,虽然都适应当时皖南商人和农民的需要,但与《统宗》相比,都远远逊色。无怪中算史专家李俨先生在《中国古代数学简史》中对此书有极高的评价,他指出"在中国古代数学整个发展过程中,《算法统宗》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从流传长久、广泛和深入来说,那是任何其他数学著作不能与它相比的”。

 

 

    据记载,程大位"幼年聪敏好学,常不惜重赀以购求遗书","遇方田、栗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诸书,辄厚资研得之"。他利用外出经商的机会,遇有"通数学者,辄造请告难,孜孜不倦"。在《统宗》中,就刻有"师生问难图",一个青年手持算盘,向老者请教,态诚甚恭,实际就是他自己的写照。程大位有这样的数学基础,又加上身居农村,外出经商多年,接触了大量的实际问题,如物资分配、田亩测量、容积计算、运输、赋税等等,均为他所熟稔。因此他的治学思想和方法自然与商业息息相关,受到商业技术熏陶,始终着眼于应用。《统宗》所收近六百题中,绝大部分是应用题,就是那些纯数学问题,也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作准备的。他还创造了测量田亩用的"丈量步车"。从《统宗》中他所画的视图和立体图看,步车系用竹篾条制成,外套以十字形木架,很象现在用的钢卷尺,程氏对自己的这一发明创造,甚感自豪,在图的两边以篆书题了副对联:"宾渠制就心机巧,隶首②传来数学精。"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程大位对数学的起源的认识是唯心的,认为数学起源于"河图"、"洛书";然而他对数学知识的来源认识却是基本正确的,认为来源于客观实际。因而程大位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数学的应用最广泛,"远而天地之高广,近而山川之浩衍;大而朝庭军国之需,小而民生日用之资,皆莫级外"。近代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指出:"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由于时代的不同,程氏不可能提出华先生那样的认识,但在数学应用的广泛性这一点上我认为基本上是一致的。基于这一正确的观点,程氏又身处我国封建社会孕育着资本主义萌牙时期的明末,因此能适应商业计算的需要,结合农业生产,潜心研究数学,其成果必然十分切合实用。

    从程大位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他的数学教育思想,这种思想与杨辉的先进数学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我们知道,传统的数学教育思想是以《九章》为宗;而杨氏则主张先学基本算法,以此为基础。再学九章。程氏在《统宗》中先讲算法,再以《九章》篇名为纲,列章讲述其应用。他还主张思想教育领先,首先应使学者了解学习数学的重要性。他在卷首《西江月》中指出:“世间六艺任纷纷,算乃人之根本;知书不知算法,如临暗室昏昏”。正因为如此,他十分重视概念的学习,弄清算学中的用词释义,强调熟记口诀,定位的规律和分清数的大小等等。

    程氏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数学走下坡路的时代,统治阶级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蔑视一切自然科学,宋、元时期的一些数学书籍至此大都散失,传统数学几乎失传。清人阮元称明代为“中算黑暗时代③”。英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说:“在明初一百五十年间,数学上几乎没有什么令人注目的东西”。程际明在《统宗》序言中也说:“六艺之教既寝,西算数之学,儒者绝不能举棋概”。明代汪道昆在《太函集》中就曾这样说:“《九章》贾者事,何学为?”一种对数学蔑视之意溢于言表!特别是珠算,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商人,能不惜重资购买算书,“殚思竭虑,克道其术”写出世人瞩目的巨著,并且自己出资锓梓以传,且不断增删,多次发行。这种精神,实为难能可贵!正因此,程大位被有识之士所推崇,赠以“隶首新传”的匾额,高悬于大厅之上数百年。笔者于1966年春再访程大位后人时,还见到此匾,上有四个金碧大字,后面还有跋语,从下面不易看清,原拟改日登梯抄录,不久十年动乱,旋即被毁。这一有价值的文物未能保存,迄今思之,犹感痛惜!

    象程大位这样卓有成就的人,现在我们徽州有许多人却不知道他。过去,笔者曾查阅过《休宁县志》也不见有记载。在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商居末位,程大位以一个经商到治学的"布衣"当然不可能被重视的。现在,是我们对这位"珠算一代宗师"进行评价和研究的时候了。相信今后将有不少的成果在我们屯溪涌现。

注:1、清康熙版本《算法统宗》,以下引文末注明出处者均同。

2、隶首,传说为黄帝时人,始定算数。

3、李俨《中算史论丛》(二)“明代算书”。

参考文献:

华印椿《论珠算宗师程大位的珠算成就》

李迪《程大位的数学思想》

陈兰临《试论程大位的珠算教育思想》

 

 

清代经学大师戴震

赵本一

 

    乾嘉时期是清代朴学(考据学)的黄金时代,如果说,明末黄宗羲、顾炎武所倡导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研究方法,开清代朴学之先河的话,那末清戴震首倡的“读书须先识字”这一有清朴学家治学的纲领,则导致了这个时期传统训诂学的高度发达。无疑,戴震是这一时期清代朴学的中坚人物。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屯溪市)人,著名思想家、学者。生于清雍正元(公元1723)。

    戴震自幼聪颖,好学深思。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先生则以《说文》授之。少时,他“精研注疏”,十七岁已通《十三经》。因家境贫寒,年十八,随父于江西南丰为布贩,设私垫于邵武,教生徒以自给。二十岁开始写出《赢旋车记》,二十一岁,返里,旋又赴南京族人时文大家戴瀚处学习。二十二岁他作《策算》一书,每二年,又著《六书论》。二十四岁撰成《考工记图》。戴震少有英才,极为时辈称许,同里程恂,淳安婺如,婺源江永莫不见赏。江永(字慎修),精三礼、步算、舆地、乐律、声韵。戴震慕其学问通博,从江永为师,于是学业大进。三十岁注《屈原赋》成。三十一岁又撰《诗补注》,三十二岁撰成《勾股割圜记》。戴震三十三岁,避诬离乡,辗转于北京,扬州等地。曾寄居京城徽州会馆,生活穷窘,衣食不周,然而他意气不沉,读书不已。因其学问高深,诸士子、名流皆慕名而访,“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①”,于是戴震“声重京师”,名遍四方。戴震虽博学多才,但科场不顺,年二十九方补县学生,四十岁(乾隆二十七年)中试举人,其后六次会试皆不第,故晚入仕途。

    戴震于三十岁、三十四岁,先后受聘于歙县汪梧凤、高邮王定国家,为其子授课;曾两次主讲浙东京华书院,还帮助达官贵人著书:曾助秦蕙田纂《五礼通考》;为扬州转运史卢见曾校刻《大戴礼》;四十六岁,应浙江巡抚、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修《直隶河渠书》,又应汾州太守孙和相之聘,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戴震以举人特召为四库全书馆纂修,时年五十一岁,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戴震在馆期间,主篡历算,地理,成就卓然。

 

 

    戴震一生专心向学,交游甚广,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他与程瑶田、金榜、汪肇龙、汪梧凤等同为江永弟子,师友间形成浓厚的讲习风气。歙县汪梧凤家有“不疏园”,其藏书丰富,戴震曾与师友育习其中,学而不倦。戴震与挚友金榜共同研究《三礼》,以郑玄为宗。而讨论《周官》、《司马法》,凡金榜见解独到之地,戴震无不称善。他能及时发现别人的长处,自称做文章的逻辑性比不上程瑶田周密,而对程氏倍加赞赏,其谦逊向学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他与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惠栋、纪昀、王昶、朱筠、段玉裁、王念孙、校勘学家卢文弨,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及喜于学术的达官贵人秦蕙田、方观承等,交往非常密切。他们相互研讨,切磋学术,以求精进。

     戴震潜心著述,精神更为感人,他著《础原赋注》时为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是年,休宁大旱,戴震“家中乏食”,而他却“处困而亨”,杜门成《屈原赋注》十二卷。时年三十岁。戴震五十五岁写完《孟子义疏证》的定本,据段玉裁说,“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曾听得戴震自说,‘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即《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②。”此稿至戴震完成定本,历时十余载,可见其书问世之不易,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戴震病中还撰《声类表》,又点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他高度评价段《表》“辨别五支六脂七之,如清、零点、蒸三韵之不相通,能发唐以来讲韵者所未发”,以奖掖后进。这种锲而不舍,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为京师学人感动。值得提及的是,戴震治学着眼学以致用。他研究地理,不仅从文献考证,而且亲绘地图,以详明其义;他据数学原理发明自转水车,以利农民汲水灌田,至今徽州乡间仍能见,他揣摩构思,自制浑天仪,以研究天算之用,是其证。

    戴震的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对于哲学、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有很深的造诣,又精通古音,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学说。龙精于名物、训诂对经学、语言学都有重要贡献。其著述主要有:《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考工记图》三卷、《迎日推策记》一卷、《续天文略》二卷、《历问》一卷、(有目无书)、《古历考》二卷(有目无书)、《策算》一卷、《勾股割圜记》三卷、《水地记》一卷,《文集》十卷等。山东曲阜孔继涵编刻《戴氏遗书》收入《微波榭丛书》。而戴震文集微波榭本刊行后,其学生段玉裁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又刻经韵楼《戴东原集》本,定为十二卷。戴震著作问世,除乾隆朝奉旨刊行,孔氏微波榭、段氏经韵楼丛刊外,尚有戴震遗文杂著。晚年未完稿本,戴震殁后,至道光中叶,由弟子及族人解囊资助,刻镂问世③。

    戴震能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有重大影响,是与他的学术成就分不开的。清史学家章学诚就戴震的哲学造诣曾指出:“(戴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从而使“后学向慕”④,在评价他的汉学地位时,清江藩说:“三惠(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之学兴于吴,江永、戴震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⑤。”清江中说:“(汉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⑥。”清代学者阮元称赞他的算学,“盖自有戴氏,天下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梅文鼎)下哉⑦。”训诂大家段玉裁在评他修《汾州府志》认为,“其书自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清卢文弨为《屈原赋注》作《序》说,“(《屈原赋注》)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清史地学家杨守敬评戴校《水经注》叹为“确凿不易”、“旷若发蒙⑧”,近代经学权威王国维曾评价他所发现的“音声相配”的对应规律,为明以来古韵三大发明之一⑨。这些大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把戴震成就之巨大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戴震是乾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以他为首的皖派学者,继承了汉古文经学的优良传统,“主实证,不空谈”,注重古籍的整理和语言文字的研究。这一考据风气所致,除去清廷“两手政策”影响之外,还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学术上的原因。戴震尝为布商,了解民生疾苦,而宋儒去欲存理之悖谬,清廷轻商思想之刺激,不能不引起他极大的愤懑。戴震曾说:“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认为专究性命之理的宋学,玄谈空疏,毫元用处,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经学的正统。他主张“以训诂之学,为读书明道之途径。”以“天文、舆地、训诂诸大端为治经之本⑩。”事实证明,这一“求实”的明道观点,在他的学术实践中得到强烈的反响。

    哲学方面,他继承了张载、王夫之的唯物主义传统,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肯定世界是“气”的变化过程,“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他作《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以揭示“天人之道、经之大训”的哲学本质。《孟子字义疏证》为戴震晚年之作,此书借训诂之形式,以“理”字为据,疏证孟子学说来阐明“理存于欲”的唯物主义观点,并就“植物”、“动物”等生长、生存之道理,以此佐证,提出“无欲无为,又焉有理”的新论。他认为,为政者要“循民之情、遂民之欲”,不能离开民生而空谈“理”。这就有力抨击了宋儒“理存于先”的唯心主义观点。表现出他的唯物思想。

    除哲学方面外,戴震"训诂明道的思想,在其它学术领域内,有卓越的表现。如天文上“璇玑玉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以运转者”。汉以后失传,于是他则精研细考,“常掩卷不能卒业。”终因文而“得其制度,写于《原象》第四章。”戴震为地理学家,详审山川、地理、颇有创见。主篡乾隆《汾州府志》,主张“以水辨山之脉络”,“以山川为主则求其郡县”。他校释《水经注》四十卷,简赅独到,为后世推奖。如此等等,都说明戴震以训诂途径来阐明古书大义,实事求是,博而返约。而就其一生治学来看,凡儒家经典,诸子作品,“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对古代传下来的一些经史古籍,做了大量的整理,注疏工作,写下许多考证著作。如《毛郑诗考证》四卷、《郑氏诗谱》一卷、《仪礼考证》一卷、《诗经补注》二卷、《大学补注》、《中庸补注》各一卷、《尔雅文字考》一卷等,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古代汉语的训诂资料。诚然。这种微观的语言研究是“殚精竭力、历尽艰辛”的。

 

 

    以声音训诂为武器是戴震考据学的特点。“达辞必先识字”这一质朴的观点融贯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戴震所明确的“识字”是主张要突破汉字形体的束缚,借助于字音去训释词义。正如他所说:“训诂声音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横从,宜辨所见。”即“字义寓于声”之观点。显然,这是他能够超越前人的地方。他还说:“故训声音,相为表里。”诗论笃实精当。他训释词义,力求文字与语音之间的关系,凡古今异言,方俗殊语,莫不为他关注。他尤其重视两汉时期训诂典籍《尔雅》、《方言》、《说文》、《释名》中有关音训成果,并将古人的经验、方法、糅合于注疏古籍的实践中去。如《离骚》“忍尤而攘诟”。戴注:“攘读为让,”“读为”,“就其音易其字释义”,又“反信谗而齑怒”,戴从《文选》本作“齐”注:“齐,读如天之方忄齐之忄齐。”“读如”。“比拟其间以释义”,诸如此类。戴震明察古音,且能证以古代文献,因声救义,以今语释古语,这无疑是他注疏古书的主要方法。无庸否认,这种“识字”观点,一扫乾嘉以前那种就字形辨字义,缘词生训的训诂积弊,说明了古籍中前人所未能解决的一些文字通假问题。这给后世的音韵文字学家以重大的启迪。如清段玉裁主张“声也有义”之观点,联系音韵和训诂著《说文注》;王念孙《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融类,不限形体。”在汉杨雄、晋郭璞训诂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戴震的语转学说;王引之著《经义述闻》强调“考之文义,参之古音。”不难看出,段氏、二王,他们都从不同程度继承、发展了戴震的“音义”学说,为训诂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戴震研究经史古籍主要是通过古书章句的训释、名物制度的考证来探求微旨大义的,从他为古书所作的一些注疏文字来看,无论是释义还是叙事,都比较简明、精核、允当。以训《屈赋》为例,《天问》:“冯翼惟象。”戴注:“冯,满也。翼之言盛也,谓气化充满盛作。”“冯翼”二字考,点明天地初生之前,朦胧之气,充满宇宙。字顺意达,要言不烦:《九章·怀沙》:“凤凰在  兮,鸡鹜翔舞。”戴注:“方言,笼,南楚江沔之间谓之  ,或谓之  。”以方言俗语考证“  ”字古义为“竹笼”,了然易懂;《九歌·湘夫人》:“建芳馨兮庑门”。戴注:“檐所覆谓之庑。”这是考证名物,即指檐宇谓之《九歌》的庑。(《释名》:“大屋曰庑。”即檐宇。)训词简明允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除上述外,戴震在注意,校勘,乃至串讲文意,发明条例等方面都显示“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的特点。这不能不得厚于戴震治学的严谨,知识的渊博。戴震通晓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问,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乎其词⒇。”品其学识,可谓“包罗旁博于汉魏唐宋诸家”。而如此深厚的文化修养,使得他在考据上能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为学上的谨严则又表现于考据上的精确。

    戴震“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辨,曲证旁通。”他考证经史古籍,重视前人和时人的的成就,但不苟同。每注音、训字、释词、疏义,则汇集诸家言,推其故,明其究,稽其同异,以申明己见。或“知其是然之,知其非辨之”;或补其不备,发明前训;或不强新解,存而不论,等等。而去取之间,谨慎公允。还以《屈赋》为例,略举一、二,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知其是然之,知其非辨之”。戴震于前人成说,凡合理者,则加以采用。如训《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中的“三后”就承王船山之“先王说”,而不取王逸“禹、汤、文王”说,以为“三后”为熊绎、若敖、蚡冒。另如《离骚》“夏康娱”,戴震亦基本就明汪瑷(歙县人)《楚辞集解》中的逸豫说,而加以申发,举例证以“康娱”为连文而不应释为“夏太康”。至于文义的阐发,章、段的寻绎,也都能注意吸收前人成果。如《离骚》,“求女”之意,戴震从王逸“贤臣”说“女媭”之言的起讫,从宋钱杲之《离骚集传》说。对于旧说中与己意相背之处,则又能多所驳正。如《离骚》:“恐皇舆之败绩”,“败绩”,洪兴祖《楚辞补注》训为"大崩",而戴震则以"车覆"谓之"败绩",不取洪氏说,并特引《礼记·檀弓篇》、《春秋传》有关记载证成己说"可见戴震考证缜密、扎实。

    补其不备,发明前训。戴震在融会贯通旧说的同时,有时对前人注释中不详之处,加以补充,阐明这一说法,使之完美。如《九歌·湘君》:"薜荔柏兮蕙绸缎",王逸释柏为搏辟,而此词欠明晰,不易为人接受。于是戴震引刘成国《释名》解"搏壁"谓"以席搏著壁也。"以增益王说之不足。戴震不仅对旧说进行梳理,而且在广徵博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如释《九歌·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中的"天狼"一词,戴震徵引了《史记·天官书》记载:"秦之疆也,上呈狼弧,"的文字,藉以说明天狼星在秦的疆域之内,然后指出,"此章有报秦之心,故举秦分野之星言之"。而更多的地方戴震是直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如《离骚》解题,注家多从王逸"别愁"说,而戴震则以"一声之转"训"离骚"为"牢骚"。可谓开耳目之明,确为灼见。他释《九歌·东皇太一》,认为"以太一为神名,殆起于周末;而"祠在楚东,故云东皇。"这都是一些新颖的见解,戴震自立新说,极为审慎,凡"未能考实者",则冠以"殆"、"盖"、"疑"、"未闻"等推测存疑的字眼,以此可以看出他认真探求学问的精神。

    不强新解,存而不论。戴震诠释词义,对某些争论较大,而各自有理的说法,则只列诸家之言,不作案语。或两说并存,如《九章·悲回凤》"草苴比而不芳"句,戴震训"苴"字,就存《毛诗》、《郑笺》所云,说明"苴"有"浮草"和"枯草"之义。或多说并存,如用史料阐明屈原作品写作时地,就徵引《说文》,杜元凯注《左氏春秋》、《水经注·江水篇》、《汉志》等书有关记载来考证《九章·哀郢》中"郢都"之由来,而不申以己见。可知戴震态度之谨慎公允。

    一言以蔽之,戴震稽古而不笃执古训,讲求科学的方法,“先立科条,以审思明辨为归。”“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这就是皖派在汉学上,既与吴派“同以宗汉反宋”,又别于吴派“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精核”特色。

 

 

    随着清代仆学的兴起,校勘已成为与训诂学密切相关的一门学问。而作为一代校勘名家,戴震于古籍的校勘、辑佚辨伪诸方面,成果斐然。

    校勘方面,戴震由于有着深厚的古文字、古音韵方面的素养,对于古籍中出现的伪、讹、衍、脱之规律,能掌握自如。他校勘古书,重视前人的成果,分析古注,考订是非,择善而从。而细致严谨的作风则表现于校勘的始末。校勘方法上,凡乾嘉学者所有的内证、外证、理校诸法,他都能使用,尤其时是内证法,常为戴震运用。如《离骚》有"不抚壮而弃秽兮"句,戴震认为"俗本作'不抚壮'",并引《文选》五臣注为据,指出"此汉唐相传旧本无'不'字之证。"继而申发,"此字为后人所加",以致于误解句意,"故改古书以就其谬。"戴震著书、行文用字,能严守体例。以《屈原赋注》而言,他能据各种版本,合以诸书所引,比勘文字异同,定其得失。如《天问》"焉有虬龙"句,初本作"龙虬"、刻本改为"虬龙"。"环理天下",初本从江永说环里,而刻本则仍从旧文。至于训语,刻本则简约允当,"但申己见"而一扫初本"直斥旧注"之弊,等等。体例之严,得力校勘。

    戴震校勘不仅从简入手,而且擅于就本书前后互证,以断其中谬误。致于以外证之法、补脱文,订讹误,也为戴震应手。他疏证西汉扬雄《方言》,能旁搜有关《方言》之群籍,参以诸家意见,"改正讹字281,补脱字27,删衍字17。"可见他研究方法细致、详密。而遇颠倒紊乱之书,他或据音韵、文字、语法等特点去分析行文规律;或仔细研究该书著述体例,以正本清源,他校郦道元的《水经注》,能推知、捉摸此书叙事、用字的文例,以简驭繁,从混浠的经、注条文中、寻觅其内在联系,以探明区别《经》、《注》三条公例(如云:凡水道所经,《经》例云过,《注》则云径·)校正了旧本。其实,此法是融内证、外证为一体的理校法。由此可见戴震的通识才能。

    另外,戴震还做了很多辑佚工作。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清政府始修倾动当世的《四库全书》。戴震入四库全书馆后,"晨夕披检,无间寒暑",与朱筠、王念孙、姚鼐,邵晋涵、周永年等,分工校阅、钩玄于经史古籍之中,"择其中若干部,分别缮写,以备著录。"由于他孳孳稽考,矜慎不苟,又掌握了一些科学方法,故他核阅文字篇章,至为精审,多能可靠。戴震在馆除校成《水经注》外,还辑录校勘了《十部算经》。如从类书《永乐大典》中辑出《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夏候阳》等算经,正伪补脱,勘定成卷。乾隆题诗卷首,命以武英殿聚珍版刊行。《算经》集我国汉唐算术之大成,北宋始刻,靖康兵燹,版毁书亡。而戴震为之勤加搜佚,校以参证,使《算经》复而流传,以至日本而闻名于世。这对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可以说,考据算术经典,戴震是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如《四元玉钅监                      》为中国算术最精之术(元朱世杰著)对于此书解题所用的天元法,戴震则留心典籍,深契其术。他在《测园海镜》提要中说:"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搜四草》及《四元玉钅监  》等书,皆屡见之。"足证他搜校功力精深。在考辨伪书方面,戴震也做了不少工作。如他曾考证《汉书·艺文志》里《小尔雅》一篇为后纂辑而成,非训诂书《小尔雅》的旧本。应该看到,戴震这种不惮辛苦,沉稳校勘、搜佚的求灾精神,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家境的影响分不开的。徽商吃苦耐劳的品质在他身上时而见到,尤其是受商人"分析毫末、较为锱铢"的技术熏陶,因此,表现在他的训诂学上能具有精核的实证性。

    总言之,戴震是一位知识广博,集音韵、文字、名物、训诂、校勘、考据于一身的经学大师。他研究学问主张以文字为基点,"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其学说贯穿群经,既"无汉儒拘泥师说之弊",又"无宋人空谈玄理之讥";既继承了汉唐仆学的的求实传统,又以"科学的方法,由经学向科学追求",把朴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奠定了乾嘉皖派汉学的权威地位。然而,也由于"时代性所限",戴震受"经学的牵制,科学的天才未能得发展",或"偏重故实而流于烦琐考证",如他为了考《尧典》中《光被四表》的光字,竞费时几乎十年,正如梁启超说,这种工作"最少有一半是白费";或因"不尚空谈"而"造成对作品思想内容涉及太少。"如他的《屈原赋注》是例证。不过,就戴震的成就来说,是瑕不掩瑜的。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戴震拟归田南旋,不料因足疾误医,是年5月2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五十四岁,后归葬屯溪。

 

附注:

    (1)纪昀《考工记图序》

(2)胡适《戴东原的哲学》

(3)戴震生平、事迹、著述,参见:《史清稿》卷四百八十作《儒林传》、《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儒林下》,段玉裁《戴东原先进年谱》、1980年9月版《戴震传》,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

(4)《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

(5)江藩《汉学师承记》

(6)凌廷堪《校礼堂集·汪容甫墓志铬》

(7)阮元《畴人传》

(8)杨守数《水经注疏要删·凡例》与《水经注疏》卷七之四十六页济水一疏

(9)《观堂集林·五声说》

(10)同(7)

(11)孔安国注《后汉书·天文志》

(12)《汾州志》发凡

(13)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14)清黄承吉《字诂义府合按后序》

(15)戴震《六书音韵表·序》

(16)本文所引《屈赋》资料,参见: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洪湛俟《楚辞要籍解楚》,杨胤宗(台湾)《屈赋新笺--九章篇》

(17)《诗·大雅·板》

(18)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

(19)《经义述闻》卷三十二,《经文假借》

(20)《戴东原集》卷十一,《郑学斋记》

(21)我国古代的一种迷信说法,将天空星宿分为十二次,配属各国,用以占卜吉凶

(22)刘光汉《戴震传》

(2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戴震传》

(24)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安徽丛书》第六期影歙县许氏所藏《屈原赋注》初稿本三卷

(25)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歙县汪氏《不疏园》刊本

(26)《方言疏证·序》

(27)乾隆三十八年《东华录》

(28)程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卷末,《刍言》

(29)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

 实业家俞植三事略

俞良茵

     俞植三,字邦槐,黄山市郊上草市村人。1887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祖上遗留家财并不甚多,他以而立之年起即从事商业,经数十年勤奋经营,终致成为屯溪盐商的代表人物,名闻屯溪商界。

    俞植三毕生勤俭,待人一贯谦虚诚恳,持家有方,教子较严。中年以后,家道渐兴旺,成为上草市村巨富之一;但其家庭日常生活仍十分节俭,子女也无一沾染不良恶习。虽富不吝,为远近知名的厚道人家。

    俞植三作为商界名人,乐善好施,致力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和振兴农业实业等方面的事迹却鲜为人知。

    早在1927年前,上、下草市村地处休歙毗邻边境(含窑沅)数百户人家,没有一所正规小学。虽有私塾,但时断时续极不正常,少数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子女,也只能去外地求学,上下草市村民文化教育落后,贫苦农民中成人文盲较多,绝大部份适龄儿童无处入学,眼看将成为新一代文盲,此时正值王甸青主持休宁县教育局长,面对休宁全县大部分农村没有小学,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他积极主张鼓励民间办学,以发展教育事业。俞植三毅然于1927年秋季创办了休宁草市小学(即现草市小学前身),并将草市沙坡地数十亩拨归学校作为学产,作为草市小学的教育基金,同时延请优秀教师金协五先生执教,并携同本村热心教育人士成立雷溪公社,负责该校学产,学生入学不收任何费用,教师膳宿也由其提供,学产收入不敷部分都由俞植三个人弥补,从而为上下草市村儿童解决了入学难的问题。到抗战后期,草市小学发展到拥有六个班级,100余名学生的完全小学。

    俞植三早年即信奉佛教,师从西芷诺那呼图尤图(即活佛),谨记佛旨普渡众生,一生乐善好施,除捐资办学、创办积谷义仓为村民备荒外,举凡善事无不慷慨解囊,对残疾之人尤为同情,曾先后收养二名神经病患者,供养多年,直至亡故。此举深得村人好评。至于布施僧人,接济穷人也从不吝惜,家中常年储备有各种常见中药如红白痢疾药、药茶、七里散、玉真散等,免费供贫困村民服用,被村人誉为慈善人家。

    俞植三终生勤恳、忠于事业,二十年代正是军阀割据,国家多难的年代,他纵观当时形势,严格教育后人要疏于官场仕途,致力于实业,以振兴国家和家园,除其从事盐业外,和其长子良卿,次子轶凡积极投资农业、工业与商贸事业,先后在屯溪兴办毛巾厂,在杭集资筹股开设公和永绸缎庄和凤来汽车行。以后的皖南木行也有其股份。他还是杭徽公路歙县段的股东和筹建成员之一。更主要的是在草市窑沅开拓荒山近千亩,于1931年兴办起休宁第一所私人林场,广植竹、木、茶叶、油桐和油茶林。解放后由屯溪市政府接管,1952年因建制改动,草市村划归歙县,于是该林场也划归歙县岩寺安徽省特种经济林管理,现称岩寺特种经济林场草市工区,同时在草市村中的鸡庄、环翠庙、小溪边和新安江中沙洲等处培植了大量果木(奉化水密桃、福桔、花红、枣子等),仅沙洲的枣树即多达4000余株,使荒滩变为果园,可惜在五十年代中被一次特大洪水全部冲毁,其它果木园也因年久无人接续而衰败,现已不复存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京、沪、杭相继沦陷。这年冬,沪杭两地人员纷纷避难来屯。致使屯溪人口猛增。当时物质供应相当紧缺,尤以食盐一项更为紧张。此人民生活必需品。俞植三以盐商身份,急人之所急,毅然不顾一切风险,首先联合各盐商在屯溪成立济生食盐抢购公司(以现屯溪梧岗巷口靠河沿处)以新安江为运输线,从浙江场口想方设法抢运食盐至屯溪平价限量供应,当时,整个徽州六县(祁门、黟县、休宁、婺沅、歙县、绩溪)近百万人民的生活食盐均由该公司负责抢购供应,从未间断。

    俞植三创办实业面广,工农商贸均有,其林场和果木产品采取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油坊、茶厂、蜜枣加工、粮食加工、蜂蜜加工等作坊,工场设备齐全、管理完善,自产自销。一个集工农商为一体的私人实业已初具规模,投入转向产出,经济效益也渐见成效。

    俞植三在草市的住宅较多,庭院甚大,但无假山佳木和小桥流水式的园林,其大部分新居均作为加工、储藏农林产品的用房,新建的大厅,长期作为草市小学的教育,其墙院中即为养蜂场所,养有意大利蜂群90余箱,而其家人始终居住在晚清年代祖建的旧房,足见其对支持教育事业和致力于振兴实业所具有的高度事业心。

    俞植三因病医治无效,于1949年8月病逝于草市家中。其为村人办学,为国家振兴实业和乐善好施的事迹流传至今。

  

漫忆父亲苏仰周

苏绍周

     父亲苏锡瑾字仰周,祖籍是太平县岭下苏村人。1883年出生于歙县篁墩(今黄山市屯溪区),1933年卒于斯。父亲系清光绪廿六年(公元1900年)秀才。安徽优级师范毕业。初任教歙县省立第三中学,继执教青阳少立第七师范,后随"七师"迁往贵池杏花村并兼任贵池省立第七中学教员。贵池五年因患肺结核呕血不止,乃辍教挈家来岭下苏村求医。在这段日子里,凡能起床仍坚持作画。

    1928年父亲又挈家自岭下苏村来徽州,辗转于歙县渔梁、王村等地,最后返篁墩旧居疗养,但仍心驰画笔,志在奋进。他嘱我取出恽南田山水册页和黄宾虹的多幅山水画,两两比较、细细揣摩,往往会心展眉微笑。旋应苏家盐商总代表杜遐斋姻伯之邀,出任浙东第一区商巡缉私第三队队长,只五年作画盈箧,竟以瘵殁。

    父亲儿时天性聪颖,智慧过人。十岁能背诵唐诗六十余首、宋诗三十余首。十二岁能赋诗,十四岁能作策论。乡亲交誉之为千里马。及长善于言,往往语惊四座。

    父亲一生钟情书画,喜爱音乐、戏剧。记得在贵池时,他曾粉墨登台客串演出《空城计》《群英会》饰诸葛亮,博得满堂彩声。他不仅能唱须生,而且能唱青衣。嗓子好、扮相佳,尤其擅水袖功夫。父亲也爱唱阳春白雪的昆腔,只因缺少笛箫琵琶的配合,有时哼哼,自娱而已。然而终其一生,令他魂萦梦绕的,还是书法和绘画。

    父亲酷爱新安山水,酷爱篁墩的一切。这里人文景观也多,诸如程朱阙里祠和牌坊、村头村尾两宗祠(程氏、毕氏宗祠)、程忠壮公庙、夫人坟等等。篁墩的山山水水以及历史陈迹陶冶着父亲那热爱故土的情怀。

父亲金色的童年和壮怀的岁月是在篁墩度过的。

    篁墩的景色恰似一幅新安山水画,村后黄萝山脉,绵延逶迤;村前江边,一长溜似的柳树,千万条柳丝垂指着泱泱的新安江。对江近处为胜迹花山石林、石窟、牌坊群和南溪南古民居;远处天际为苍苍的高出云表的石耳山群峰。站在篁墩古渡头,风帆片片,水鸟点点,渔歌声声,似疑置身仙境。父亲诞生于斯、成长于斯、疗养于斯,这是他的幸福。他朝夕沐浴着新安山水的霞光和灵气。篁墩使他沉溺在梦幻和遐想中。他渴望把新安山水烙印在心扉上,凝聚在自己的笔下。这种梦幻和遐想是幸福的、睿智的。不断的写生和临摹,一幅幅新安山水画的习作,终于在笔底涌现了,真是"雏凤声清"啊!

    从江边回到旧居"怡园",父亲一边谛听竹林里鸟声婉转,草丛里虫声唧唧,一边眉飞色舞地吟诵唐宋人的山水诗。他爱读孟浩然、王维、苏轼、范成大、杨万里的诗,这对他画作的构图、意境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也对他的题画诗内涵的丰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他的画与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岳父方槐三先生讲过:"欣赏仰周先生的画,应先读他的题画诗。"

    父亲的新安山水画是在观察、多写生、多临摹、多冥思苦索中进步的。祖父说父亲是个画迷。儿时跟随长辈去书香门第,他对厅堂四壁的山水画和行草屏条,总是目不转睛,浮想联翩,甚至给他的"红包"(麻酥糖)也不知道拿。

    父亲常吵着要学画,要画山画水,祖父嘉许他,让他先练字,临赵孟頫的《临兰亭序卷》《张黑女碑》《十七帖》随后如饥似渴地看《芥子园画谱》。这时父亲除了读书就是临摹,有时藉故去找游伴,竟留在人家看画或听大人论画。这样耳闻目濡,父亲对山水画的兴趣大增,感情更深了。

    后来祖父索兴带着父亲携画具三上黄山、三泛西湖、三探七里泷,继而父亲只身北上幽燕,南涉湘澧,山水萦怀,渐有所得。

    我们家的三代人应该铭谢大自然、铭谢新安山水给予自己的太多了。所幸祖父事业的有成,父亲画、诗、书法的进步,只作了菲薄的回报,只实现了作为一个黄山人的人生价值,尽管父亲的生命是这样的短促。

    父亲的新安山水画得到突飞猛进是在池阳(今贵池市)的时候,他一边教书一边对山水画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恰巧此时黄宾虹挚眷来此。宾老由于阮囊羞涩,生活拮据,父亲为之安顿并资送生活费,尤其是持弟子礼虚心向宾老学画。当时父亲37岁,宾老56岁。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暇时品酒唱和杏花村,联袂谈笑登齐山,纵笔论画乌渡湖。此景此情,记忆犹新。先是宾老的住处与父亲毗邻,得以朝夕晤对。宾老从此悉心指点、多方奖掖,特别是把自己写生的画稿,倾囊相赠,并且不断送了新安山水立轴多幅;山水屏条、行书屏条多帧,这些都是宾老的力作、精品,都是促进父亲画艺进步的动力,不仅如此厚待而且连黄夫人与母亲也成了闺中良友。后来宾老迁居乌渡湖畔,还是父亲服其劳,为之摒当一切的。宾老在湖畔作画,兴致特高。父亲一有空暇就去盘桓:看宾老潜心作画,听宾老议论纵横,深为宾老的高风亮节以及袖底山川、笔底烟云所激动,倍加心仪不已。

    父亲呕血小止时,不自觉地会浮起美好的回忆:在杏花村与宾老对着一片花光、几幅酒帘,把酒论画;在乌渡湖对着湖光山色,听着掠岸的长江惊涛,在宾老指导下挥笔作画。当宾老离开池阳,临别时,对父亲的新安山水画给予高度的评价:"浑厚华滋,气势磅礴,惜乎功力未臻尽美。"

    父亲始终怀念着篁墩,梦牵魂萦着新安山水,宾老去北京不久,父亲因酒伤双肺呕血不止,乃辍教辗转返篁墩旧居。名居所为"怡园"。养花百盆,多为梅、菊、月季,还有黄山松、黄杨木、还有金鱼一缸,山水盆景多座。这里,小至山水盆景,大到整个怡园,颇富诗情画意,也是父亲匠心独运也。有时,他不呕血了,总是策杖,让我拿着凳子,跟着去新安江边眺望。他坐看江山壮丽,坐听渔歌唱晚。他的双眉舒展了,他的心花怒放了。在归程中他说:"读书,或投军,或办实业,可用以报国;写字作画,莳花养竹可用以怡情养性,你应该记住。"

     父亲学画,先从学书法开始。他的字秀逸清刚兼而有之,可谓字如其人。

    父亲的的画、字、诗是并美的。三者都能体现出他的个性和风格。三者中,我认为题画诗是极美的。如不读画,从诗中可见画。

    父亲的淡墨新安山水画,有气势、有韵味、有深邃的意境。这与他讴歌大自然、师法大自然的做法分不开的;更与他的"勇于实践""善于学识淀"分不开的。父亲笔下的黄山雄浑古郁,奇峰缥缈,烟云万状;新安江迤逦千里,有一寸清波一寸情之感。还有山间亭、江上扁舟,人物三两……意境清新,令人心醉。我总觉得新安山水处处有情,而父亲笔下的却似列加多情。真的,父亲的淡墨新安山水画看来能体现出人生的多情,人格的魅力,让人不自觉地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父亲的淡墨山水深刻反映了新安山水的奇妙风光和他强烈的对生活的追求与热爱。他短暂的一生,广交和尊重有情操的画家,不管是一代大师还是芸芸众生。他一见罗田方槐三先生的墨梅,铁骨铮铮,枝繁花茂,画如其人,为之倾倒,因而终于结成儿女亲家,一时传为佳话。

    父亲的新安淡墨山水画,求者络绎于途,往往画成即为人索去。他只要不咳嗽、不呕血,尽管清癯的脸颊浮着虚弱的红晕,仍然嘱我磨好墨,自己坚定地拿起画笔,一个劲地为人作画。他的画只送不卖。父亲高尚的人格,我想,会永远存于天地之间。这种在旧社会也不多见的仁举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对破除世俗偏见也是十分有益的。

    父亲五十岁,正是中年,正是知天命的重要时刻,他却离开了深情的新安山水,深情的画室和画笔,离开了深情而又温暖的家。他默默地、艰难地走了。这是我家的不幸,也是篁墩的不幸。

  

记程管侯先生

王坚白

     程管侯名家炜,别号钝侬。诞生于1881年,卒于1958年,享年七十有七。原籍休宁县临溪乡,后居住隆阜。是我省文史馆馆员和政协委员,屯溪市人民代表,政协常委。他自幼好学,天资聪颖,七、八岁时在椅上加个小方凳坐着画画和给别人写对联。他能文善诗,尤擅丹青。在清末科举县试考试中,取得秀才附生的资历,二十余岁便驰名乡里。

 

一、妙笔生花梅传情

     抗战期间,程管侯的作品升华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登门求画或问艺者接踵而至,其中既有乡里的亲朋故旧、画梅的爱好者,也有不少是沪、杭、宁等远地慕名而来的行家能手。他画的梅花曾在休宁县、屯溪市、安徽省和广州市先后展出过。五十年代,在参加全国展览会后曾选出两张准备送莫斯科展出。安徽美术出版社曾印行过他的一帧作品。陈毅同志在上海见到管侯的梅画,颇加欣赏,连连称赞,并在画幅上亲笔题词,以示咏和。令人痛惜的是这幅珍贵的作品,经过十年浩动,查无存处。屯溪市政协每逢佳节和喜庆时日,政协委员欢聚一堂,管侯总是精神振奋,赋诗绘声绘色画,歌颂党的丰功伟绩,歌颂新中国的光辉成就。

    管侯画梅擅长写意,与"八大山人"一脉相承,他继承了明清以来徐青藤等名师的画法,受"扬州八怪"中金农,汪士慎等画梅大师的影响较大。他的作品,饱含着精湛的传统功力并勇于创新,富有自己的艺术魅力,布局疏密得当,构思极为缜密,正如龚自珍说的"梅以曲为美,以疏为美。"如此形神兼备的作品,给人以丰富的启迪和美的感受。

    管侯画梅花疏枝少的特点是在解放后日趋改变。《何人横笛在高楼》(1946年)整个画幅只有六朵梅花。而《风雨送春归》(1953年)则迥然不同,尤其是1957年的作品中,那种"曲美"与"疏美"特色已渐消失,代之而起的却是花繁枝茂了。

    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管侯画的梅常爱以诗衬画,诗中寻画境,画中觅诗意。切合题意的诗句,丰富了梅画的意境。"老树已成铁,逢春又着花。"这纯朴健劲的诗句,把梅花傲霜斗雪的铮铮铁骨,和报春人间的姣姣风姿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使人奋然向上。

    管侯对中国的书法和金石均有研究。他多次去黄山、白岳、九华等名山古刹,收集了不少书法大师的手迹。用以临摹,锲而不舍。他的书法兼收并蓄各家的特长,但主要受"两王"--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的影响较大。他那"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笔法,为梅花增色不少。加之他精心配衬各种自刻的金石印章,更是锦上添花,相得益彰,异彩纷呈。

 

二、呕心沥血育桃李

     程管侯是个有成就的国画家,但是,他毕生的主要活动是创办教有事业和从事教学工作。1909年在他家乡创办了临川小学堂,1923年在隆阜办了休宁县东区小学(后迁至黎阳为今黎阳小学的前身)。抗战末期又同他人在隆阜合办紫阳小学(合并入隆阜小学),还先后协助程宗泗创办了安徽省第四女子师范(今隆阜中学前身)及其附小(后发展为隆阜小学),协助方振民在屯溪创办了安徽省第十区茶林实验学校,(后改为工业职业学校,解放后与其他三所中学合并为今屯溪市第一中学);并先后在临川小学堂,县立海阳小学,休宁东区小学,黎阳小学和省立四女师(担任文牍及国文图画课)、安徽省第十区农林实验学校(担任文牍和文史、图画课)、南京钟英中学徽州分校(担任高中文史、图画课)等中小学担任教学和行政工作,为屯溪、休宁一带文化启蒙工作和教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1902年--1905年之间,徽州先后废除科举,停止府县试,改书院为学堂。在创办新式学堂的潮流中,管侯是一名先锋战士。1909年程管侯与姚松桥、吴仲盘等临溪开明士绅倡议废重阳会,偿办学堂,开化家乡。

    重阳会是临溪的古神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临溪村民到歙县黄坎寺将福佑丰收的周王菩萨迎进村来,共庆丰收,召外地戏班演三天戏。届时各地土特产、农具、杂货以及其他商品都来此交流,进行集市贸易。而当时一些赌徒、土棍、聚赌抽头,以及打架闹事,弊端丛生,把持社会的封建地头蛇也趁机侵吞神会钱款。因此临溪开明士绅和管侯等决议停废重阳神会,将当地程、吴、刘氏各族祠堂做神会巨款拨作办学堂经费,并推管侯为临川小学堂长。这确是一大移风易俗,兴办教育,福利人民,开化家乡的义举。当然也是向封建神权和族权的英勇挑战,剥夺了封建族长经办神会从中饱囊的权利,也截断了聚赌敛钱的土棍和赌徒的财源。于是在重阳会首程家祠堂的族长公程××的操纵下,掀起"仇学风潮",指控程管侯兴"洋学","不敬神道",破坏"祖宗老规矩",并将他这个废会兴学的领头人捆起来,并在程家祠堂,由荷刀持枪的打手们昼夜轮番看守。要在"示众之后,把他活埋掉","以正族风"。管侯的母亲,眼见独生爱子遭此大难,痛不欲生,服毒自杀。临川小学堂也就被迫停办了。

    程管侯的正义行动,得到兴学志士的大力支持。当时休宁已设立县议会。正议长刘景武,副议长王甸青,县劝学所长(后改称教育局)王景尧等,竭力设法营救管侯。坚决支持他办学的副议长王甸青连夜步行到徽州府(今歙县)上访知府。于是程管侯被府台公差带出临溪村,并由王甸青设法护送他到他父亲经商的所在地--浙江菱湖。

    对临川小学堂的停办,程管侯"私衷耿耿"。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他返回了家乡,迁居隆阜。在就教于休宁海阳小学堂的同时,他又为临川初等小学堂的复校呕心沥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20年休宁县为了表彰他母亲在"仇学风潮"、"重阳案"中尽节的义举,授予中华民国颂发的"彤管流芳"奖状。并经休宁县知事吴通世将此制成匾额,在临川小学举行复校典礼之日,到临溪程家祠堂为他慈母上匾,以示庆贺。临川小学,在抗日战争前改称临溪小学。

 

三、办实业服务桑梓

     1937年金慰农、许世英任黄山建设委员会驻黄山办事处主任,组织开发黄山。程管侯担任黄山生产建设经理。招集了竹、木、藤、棕、漆等工人几十个,用黄山的原料制造各种家具,运销外地出售,并在桃源栽种桃树,在百丈潭附近栽梅百株,还修筑了由汤口到温泉的公路。不久,由于黄山原材料不多和交通十分不便,本小利微甚至亏损而停顿。

    1943年金慰农与程管侯、沈度如、李莅之、章云轩等发起有容媒矿股份有限公司,推金慰农为董事长兼经理。解放后该公司经公私合营后于1963年改名为休宁煤灰肥料厂,今天改称休宁建筑材料厂。

    1940年他们又发起有成媒矿公司,由程管侯负责筹备组成。在休宁县临溪乡五显岭老鹰岩下,由詹玉鼎矿师指导开采。后因亏损而告终。

    徽州地处万山丛中,蹊径崎岖,交通阻塞,行旅不便。1926年金慰农任安徽省建设厅技正(工程师),倡建芜徽公路。程管侯、沈度如、孙逸鱼等地方人士竭力支持。同年金慰农返里成立休宁公路筹备处,程管侯任秘书,孙逸渔任总务,殷诚之、盛颂文为工程师,张樾衡为工程队长。1927年3月1日在休宁海阳镇北门(今老汽车站地点)举行了隆重的破土典礼。1928年3月5日,休宁至屯溪公路正式通车,并成立了休宁公路局(地址设在新潭朱家庄),程管侯任秘书科长。1929年该段公路移交给第十区(即徽州专区)专员刘秉粹接管。当时芜湖至宣城已有公路通车,1932年歙县至绩溪、宣城路基尚未完成,为了加速工程进度,早日通车,安徽省建设厅委派金慰农为芜徽公路督修专员。在歙县城内设立办事处,程管侯又应邀担任总务,沈度如为会计,并筹建了歙绩路段。1934年公路接至宣城,并通汽车。适其子出生,取各道宣,以资纪念。芜徽公路筑成后,由安徽省公路局接管。

 

四、保存古籍献人民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不久南京沦陷。徽州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城镇居民纷纷避居四乡。原珍藏于隆阜戴东原族裔戴伯瑚家中的东原图书馆的大批贵重古籍,遂委托程管侯负责保藏。他将这批珍贵古籍秘密地运至临溪乡的凹上亲戚家中(先拟放在毕震东家中,后又藏到毕凤仂家中),保管直到解放。

    五十年代初,程管侯在取得戴柏瑚同意后,遂将藏于乡下的古籍献给人民。市委统战部派人去凹上查证以后,于1956年7月29日由蔡福桂、沈阿之两同志携带程管侯亲笔信去运取。这批古籍系有三十个木箱藏的,计装有七千三百一十九册,其中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精装本二册,已于1956年10月调省图书馆珍藏,两个具体保管人受到了奖励。

 

 

忆辛白师

阿赐

     李辛白先生无为人,1935年2月至1937年7月,在休宁万安镇省立徽州中学担任校长(即现在的休宁中学)。抗战期间,1942年前后,又在休宁奕棋村,担任过私立建国中学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安徽学院徽州分院执教(休宁万安),直至1949年4月休宁解放离去。杖履遍及徽州,故而徽州也可以说是先生的第二故乡。1946年,我能拜先生为师,以瞻先生风采,完全得功于黄澍先生介绍。以辛白先生的资望和交游,不难取得高官厚禄,但他不屑与当时的达官贵人为伍,甘愿清贫自居,过着"朝朝饱芋魁"的生活。记得我们有天在先生家午餐,他就是以山芋飨客。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谈风极健。那天他谈起青年时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与李大钊、杨昌济(杨开慧烈士的父亲)等同志过从情况,至今记忆犹新。先生怀着对农家深厚的感情,咏唱出"满眼青苗民命在,出山第一莫横流。"(山桥观水绝句)的诗句,抒发了他鄙视当年贪官污吏的无限感慨。"争道摸秋俗已陈,老夫乘醉胆轮困,攀藤引蔓三更夜,也作峨冠博带人。"(中秋夜模秋戏作)。辛白师的牢骚,对当道者的愤懑,于此诗可以窥见。先生虽胸怀郁闷但不低深。报国壮志,在他的诗集中,处处可见。如《寄怀张味诚用半湖韵》一诗中,有"我亦望君共晨夕,何当高唱大刀头"句,《明妃词有寄》有"寄谢汉皇休怅望,不教胡语入琵琶"。又如《挽张自忠将军七律》"瞧阳城上血如糜,南八男儿语最奇。千里沧江秋浩渺,几行归雁影参差。桓桓大节仇雠感,耿耿孤忠简册知。清溪临风一沾氵丽                               , 更从何处仰灵旗。"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先生的报国壮怀,仅能形诸吟味而未能实现。

    辛白师的诗,近宗渔洋,远溯少陵,其风格神韵、沉郁兼而有之,尤其是他的七绝,如"水边红蓼冷如霞,山外轻云薄似纱,又见连塍乔麦好,紫茎翠叶碎银花。"又如"岁序迁流物先知,东风吹柳绿丝丝。笋芽怒茁春泥裂,正是鸧鹒得意时(闻鸧鹒)",又如"晴川刻意画秋山,冷翠轻红点笔难,只恐沧桑容易改,一帧留与后人看。"(题亡友汪采白画山水)以上虽只略举数首,然其诗的意境,已跃然纸上,回味无穷。

    辛白师精研小学,在他的《水破山人诗稿》中,尝见古体文字,如萝写为  ,鞋书为鞵,  同藕,谿同溪等等,随处能见。只是我未见过先生的书画,亦从未闻及有人说起。前见安徽文史资料选辑中,黄华康君整理的李辛白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论及辛师喜于书画,对于这一点,恐有讹误。

    辛白师的《水破山人诗稿》,一九四六年在屯溪聚文堂印刷所付梓,我曾参与其事。书成后蒙辛白师赠我一册,不幸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焚毁。而今于合肥重印。辛白师青壮年时期,从事革命工作,一心向学,著作丰富,我能搜集到先生撰著的全部诗文作品,加以付印,先生虽作古多年,墓草离离,但可含笑于九泉了。

 

 

卢宜庆事略

郑示言

     卢宜庆于1988年1月12日在芜湖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八岁。解放后,卢宜庆和我在屯溪女中共事,又都是五十年代初参加民主同盟盟员,我们是同事又是同志。但是,卢宜庆比我年长,道德学问为我所景仰,实际上还是我的老师。听到他不幸逝世的消息,感到格外沉重!1983年8月13日。我到芜湖专门看望过他,那是我们分别二十多年后的"劫后"重逢,也是我们叙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几乎谈了整整一天,想不到却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晤面。现在只要我一闭眼睛,他的音容笑貌就宛如眼前。对于这样一位长者与朋友的离去,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虽然我对卢宜庆的了解并不十分详细,还是要尽我所知,写出我的回忆,作为对他的纪念。

    卢宜庆,六安人。出身于一个大家庭,到他读书时,门庭已经衰落。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有时不得不实行半工半读,以每本五分钱的代价为人代改作业本子,换取收入来交学费。南高毕业之后,在江苏教了几年书,才回安徽。先后在第一、第二乡村师范学校、省立二女师、六女师等校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多年。解放前夕,任省教育厅督学。解放初,他在徽州师范学校工作,1950年春被调到屯溪,任皖南区休宁女子中学(1958年改为屯溪市隆阜中学)校长,长达十年。1960年调芜湖,任芜湖师专副校长、副教授,是民盟省委委员,省政协委员。卢校长勤勤恳恳,为教育工作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是省与徽州教育界中,人所共知的一位老校长。

    他在女中十年,正是建国初期。当时中学里党员很少,1952年以后,才有党员校长到校。因此这就出现一个非党员校长与党员校长合作共事的问题。卢宜庆是盟员,先后与他共事的党员副校长有张视清(女)、王俊杰、顾新立三位同志,关系都是十分融洽、亲密无间的,堪称盟员校长与党员副校长合作共事的楷模。

    当时女中学生学习成绩优秀,文娱体育等各项活动也十分出色,政治空气浓,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很强。而卢宜庆同志作为老校长的最大特色,是对学生总象慈父一般的关怀和爱护。1983年8月那次访问中,我们共同回忆起1958年大炼钢铁中的些往事,他说起了这样一段话;

    "1958年大炼钢铁,如何评价,是另外一回事。但那阵子,老师同学个人情绪高昂,日夜奋战,那热情与干劲,真是叫人感动,不过老实说,在那些日子里,同学们三两天都要去马金岭挑炭,我可老是提心吊胆的!都是一些小小年纪的女孩子,挑几十斤木炭走几十里山路,总怕他们在路上跌了碰了。每次天黑还不见她们到校,我心里就忐忑不安,一定要到半路上去接,直到把她们一个个都接回学校,一个个都平安无事,才放下了这颗心!倘若出点差错,我能对得起她们的父母和政府的付托吗!?"

我听完了这番出自肺腑的话,端详着这位老校长那慈祥的外貌,似乎看到了他那颗慈父的心,那颗富于高度责任感的教师的心!在他离开女中一二十年之后,无论跟谁人谈起往事,他总还带着深情回忆起一些熟悉的学生和一些细小的事。至于谈到他在女中的生活,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有二件:一是校园的花木,一是古文物和古籍。

女中校园,从创办初期起便很著名。建园有功的是三人,最早创立校园的是江植棠老师,解放后将校园加以扩展的是卢校长,作为二人最得力的助手是工人徐焰才。从前女中校舍很小,不过现在的三分之一,却小巧玲珑,十分幽美,素有"花园"之誉。当时进校门是旧式民居,并不显眼。经过几处曲折过道,到得里边,豁然开朗,大有曲径通幽之妙!教室、宿舍、操场,秩序井然,周围是葱翠树木,常鲜花卉,可谓别有洞天!解放最初十年,校舍向西扩展了近二倍。卢校长主校期间又栽了许多花木,操场周围尽是高高的白杨。整个校园依旧是树木长青,繁花似锦。卢校长对校园内一草一木,都极为珍惜。谁人砍伐一棵,这位很少发脾气的老校长,也必定大发雷霆,严加责备,可惜这些花木,"文革"中被大量破坏,至今未能恢复。1983年见面时,他还频频问起一些珍贵名花,我能告诉他的,只有那棵绿萼梅还在,他也唏嘘不已!

    当年他在女中,每次到屯溪街去,总要在旧书摊、旧货摊上翻翻看看。寓然发现一二件有价值的东西,就买了带回学校。一次买一点,日积月累,十年间竟添购了满满一橱。那时放在史地教研组的大办公室里,有瓷器、铜器、古钱币等等  琅满目,颇为可观,其中最为名贵的是一件唐三彩。然而,他花了十年功夫积聚起来的这些文物,也都在"文革"中被扫除了,扫得如此彻底,竟是一片不剩!1983年我们共同忆起时,又不免喟然一叹!

    那时,学校里的图书馆并不大,存书却颇为可观,其中有一些珍贵的古书,便是他经手收购来的。难能可贵的是所有图书都保存得十分完好,装在一张张有玻璃门的书橱里。卢校长经常要到图书馆来看书看报,对图书的购置、保管和使用,都一一加以注意。同时,对仪器室的管理也是如此。学校里校长的工作,总是很多的,似乎从来都是如此,而他却能经常抽出时间,关心并过问图书馆和仪器室的工作,这原因一大半跟他本人的兴趣爱好有关,他的知识面比较广博,且好学不倦,所以他平日总喜欢看看图书馆和仪器室,几十年如一日。一个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校长,能养成这样一些好的习惯,确实可贵。卢校长能教国文、历史与生物,爱好最深且有研究的还是历史。我到女中便是接他的手教历史,他把自己编印的讲义和复习提纲毫不保留的全部给了我。当时校长听课,习以为常。他听课之后,总是有什么说什么,马上跟我交换意见,有时一出教室便谈了起来,边谈边走,他的丰富历史知识,时常给我以启迪。1983年见到他时,他刚刚编印出版了厚厚两册《中国文史资料简编》,是他十年,也可说是一生辛勤的结晶。一见我去,他一边从柜里取出一叠一叠手稿给我看,一边谈起写作的经过:

    "那时,派我在图书馆工作"(他是指"文革"中的事)。"有许多学生经常向我提出一些文史方面的问题,为了回答他们的问题,往往还要翻阅资料,我就随手摘录下来。几年功夫,竟积了这一柜子。"实际上是靠了他长期的功底,又经过几年摘录、整理、校对,三易其稿,才编成这两大册。这次我一到芜湖,便在陈铭那里见到了这两本书,粗粗浏览过一遍。该书注意搜集一般鲜为人知的文史知识,比较详尽,叙述又极简明,而且不乏自己的见解,如对章学诚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便作了很好的评述。书系编年体,分人物与大事两项,采用表格形式,中外对照排列,一目了然,极便翻检。他的书与当时市上流行的那种为应付高考实为骗钱而粗制滥造的任何资料,都完全不同。确是内容丰富,取舍严谨,有功于史学者的力作。

    卢校长生活勤俭朴实,在女中时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3年去看望他,见了他与徐世惠老师的住房和房里的简单陈设,便见出了俩老的精神风貌,一如二十年前。俩老所住的是一间平房,面积不会超过十五个平方米,隔成两间。后间小,是存放杂物的;前间较大,是卧室、餐室、工作室兼会客室,跟他二十年前在女中的住房条件,两相仿佛。因为没有什么家具,虽是小房间,却显得又空又宽。房里紧靠西北墙是床,床前靠西墙是小方桌,两椅两凳。卢校长就用这桌椅接待客人,饮茶进餐。小方桌南端的窗下放一张办公桌,他就在这里看书写稿。东墙只一张不大的柜子,是放笔记和文稿的。站在柜前,可一直望到后面那间小厨房。房里陈设,便是如此简单,不会比我写的再多一件东西了。俩老精神却十分愉快,每天自己烧饭、做菜、洗衣,兴致勃勃,一刻不闲。

    "那时,我养猪种菜,劳动已成习惯了。"卢校长说的又是"文革"中的事,他说的非常平静自然。最后,不无深意的添了一句:"老了,自己能做的事,还是自己动动的好,对身体有好处。"

    又是几年过去了,言犹在耳,人已永别!想起他的一些事和一些话,就禁不住引起无尽的哀思,于是写下这篇短文,以作纪念。

 

 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程海峰

程克勤

     程海峰,原名瀛元,无党派人士,4904年生。黄山市屯溪区湖边村人。幼年在家乡读过蒙童馆,其家学渊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中学时代成绩优异、崭露才华。他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1930年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30年至1952年先后任国际劳工总局中国分局秘书、局长等职。程海峰先生掌握英、德、法、俄等国语言,英语尤为熟练。曾因国际劳工事务赴欧、美、东南亚和澳洲各国访问。1953年起任国际贸易促进总会研究员和律师。一生从事国际劳工事务和经贸业务研究。1986年10月25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2岁。

    他始终不渝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国际劳工局任职期间,他曾与中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满怀信心迎接曙光。并用自己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的合法身份,掩护、营救我地下党多名干部,保存上海地下党的机密文件。无私无畏积极帮助地下党的活动开展,满腔热情地大力支持党的工作。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大举入侵。爆发了抗日战争。国难当头,上海危急。在此情况下,海峰先生不得不先率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人员内迁重庆。时隔不久,其夫人吴淑仙、长子程毓美和大女儿程秀芬都化妆成乡下人、由亲戚程翔云作了周密安排,托咐程甫云伴送逃难。由于沿途迭遭敌机轰炸,机枪扫射,且时有日冠出没掠夺枪杀。随时都会遇到危险。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一路上有车乘车,有船坐船。有时还得爬山涉水步行。自杭州到金华,经河南转湖南几经周旋,历尽艰苦,终于安全抵达重庆。

    海峰先生在重庆期间接触并结识了一些中共上层干部,其中与冀朝鼎接触较多,关系尤为密切。思想上,他对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增强了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的信念。那时,国民党在重庆街头巷尾到处密布着特务、警察、监视中共活动,盯捎地下党员。海峰对地下党的主要负责冀朝鼎极为关心,竭尽全力予以保护。

    国际劳工局属联合国机构,当时中国分局挂的是联合国旗帜。国民党政府无法闯入,经济上更无权过问。冀朝鼎与海峰先生关系亲密。因此可以毫无拘束。在国际劳工局出入自如,同时还把地下党的机密档案带来局里交给海峰先生保存。他满口答应说:"放在我局档案库里,万无一失,请放心!"后因重庆局紧张,冀朝鼎离开时,才把这批档案转移到汉口中国银行。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后,国际劳工局又迁回上海。蒋介石妄想从中渔利,夺取胜利果实。当时在上海的汤恩伯奉蒋介石的指示,严厉打击我地下党,大肆逮捕地下党员。在那白色的恐布下,海峰先生无所畏俱,敢担风险。就在这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掩护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冀朝鼎,且受其委托自汉口带回上海的全部重要档案,仍交给他放到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档案库里保管,直到上海解放后,不久冀朝鼎向他索回地下党的全部档案文件时,海峰先生如数点交归还给党。

    当时,上海国民党便衣特务、宪兵和警察比比皆是。尤其对大中学生中的大部分地下党员特别注意,戒备森严,处处都会遇到特务、警察监视、尾随盯捎。原我省前教育副厅长王世杰解放前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系我党地下党员。一次途中遇到特务警察尾随盯捎,感到不妙,便加快步伐回避摆脱,一口气径往国际劳工局跑。海峰先生待家乡人一贯亲切热情,得知此事略加思索一下,安慰着说"别害怕,请稍等一会。下班后我用自己的车送你回校。"为了安全,下班后他让王世杰先躺在车后的沙发上,自己坐在车的前座靠窗边掩护。那时上海的特务、警察见到国际劳工局的车,个个目瞪口呆,束手无策,谁也不敢阻拦,况且又是局长本人坐在车上,更加奈何不得。就这样巧妙地把王世杰安全护送返回学校,幸免遭难。

     海峰先生在任职期间,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重庆,掩护过我地下党许多同志,为党保存了实力和机密,为祖国作出了奉献。并且一直采取公开,或半公开形式资助地下党的活动经费直至全国解放。

    解放后,国际劳工总局中国分局要随国民党政府迁移,局里的工作人员早已将他的行李和一切用品运往香港,只盼待他早日启程。国民党当局电函催促他随府去台。电文说:"海峰如不去台,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岂不等于名存实亡。"他十分愤慨,断言拒绝说:"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何不好?除非把国民党统统驱逐出国际劳工局,否则休想我去!"当时国际劳工局住瑞士总局曾以重金聘他去工作,同样也遭到他的拒绝。事后,他又致函国际劳工总局,反对中国分局随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迁移,这就表明了他本人乐意留在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鲜明立场和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定决心。

    海峰先生不仅自己坚持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且自重庆迁回上海后,还以打桥牌作掩护在自己的寓所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昇平街、光明村632弄18号二楼客厅内组织子女、亲朋和邻居学习《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学习期间冀朝鼎、朱学范等同志亲临寓所主持学习,进行辅导。

    1953年2月周恩来总理授意冀朝鼎同志,要他到北京国际贸易促进总会工作,他先后在来华展览部、研究室、宣传部、法律事务部任职。他忠于职守对工作兢兢业业、严肃认真,满怀信心地去完成任务。他为人谦虚,虽具有很好的英语水平,丰富的法律和国际贸易业务知识,但从不骄傲自满,而是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在筹建专利部的过程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招聘干部的英语考核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患病初期,仍抱病上班、工作不辍、奋斗不懈。为贸易会招收合格的外语和科技干部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向组织伸手,退休后仍关心贸促会及专利部的建设。

    1935年春,海峰先生而立之年,正是他"一登龙门身价增,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他偕夫人吴淑仙、长子程毓美专程回家探望双亲,那次是特意接他老母吴氏去上海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欢度晚年。在家逗留的日子虽短,却还挤出时间看望长辈,对晚辈和蔼可亲,既严肃又喜爱,送给大家的东西一视同仁,人各一份。凡是家乡人去看望他时都一一热情接待,记得那年回家,他正好赶上到徨墩程氏宗祠祭祖,旧时代祭祖一般都做台戏,热闹非凡,戏台两侧五花八门罢着各种各样的吃食摊,他顶嗜家乡的老豆腐和火焙豆腐,他也兴冲冲地挤到戏台下去凑热闹,并绕有兴趣地坐在吃食摊上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而且边吃边与摊主聊天,颇有风趣。

    1940年,抗日战争中期,国家多难之秋,重庆局势不利,海峰带着长子和第三个女儿郁芬再度回家探亲,随行的还有李大光、李欢光、兄弟俩都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他们的父亲是海峰的好友,因此,把他们带到屯溪避难,寄住湖边家中,直至抗战胜利兄弟俩才先后离屯去了上海。

    是年四月四日儿童节,海峰先生买了许多糖果、糕点和玩具,特意到湖边小学去看望老师,兴致勃勃地跟小朋友欢聚共庆节日,并且在庆祝会作了简短的讲话,着重教育师生"团结一致,抗日救亡"。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勉励学生"勤奋学习,报效国家。"

    当时他在该校看到校舍年久失修,课桌椅破旧不堪,教学设备残缺不全,深为不安,尽管自己并不富裕,却还拿出200银元资助学校供作办学经费。

    海峰先生对家乡有志好学,但因家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青年十分同情,极力帮助他们。他先后把家乡的几个青年如程光魁、程锡生、程嘉平、程其辉、程士文、程士礼和叶广生一一分批带了出去。有的设法给他们安排工作,有的提供条件培养,让他们继续学习深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正当国际劳工总局中国分局迁回上海之际,不料,他的父亲程宗泗(仲沂)病逝。海峰百忙中只身奔丧回家,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在家没呆上几天,办完了丧事又匆匆赶回上海,可心中一直思念家乡十分关心并渴望着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力主张推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办学的教育思想。为继承其父程宗泗办四女中的遗愿,宁可自己生活俭朴、也要慷慨解囊资助当时的休女中(后改为屯女中)办学。1946年曾捐田四五十亩给休女中设立奖学金,希望学校为国家、为社会培养更多有为的建设人才,并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以期将来更好地为建设祖国作贡献。

    "文革"期间,海峰先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信党、坚持真理。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

    海峰先生一生致力于国际劳工经贸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工作认真、勤勤恳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那正直坦率,谦虚谨慎生活检仆的高尚品德,永远受到我们的尊敬。他那诚恳热情、助人为乐、和蔼可亲的优良作风,为今人所爱戴。如今回忆往事,怀念不已。

 

 

国家级著名中医学家程道南事略

戴笃行

 

    程道南(1914-1994)黄山市屯溪人,于1926年赴沪,拜中医耆宿郭柏良学医,受师亲炙,尽得谛传,随师八载,熟稔岐黄,志立乡梓,三谢师挽,负笈返屯,登记悬壶。

    1933年,道南医师于屯溪中山正街(今老街)还淳巷8号开设中医诊所,服务乡里。是时道南风华正茂,身躯修长,雍容儒雅,步履翩翩,言谈幽默,待人谦和,遇到工农大从就诊,不嫌脏污,热诚招呼,细询病史,"每治一病,咸详立案、疏源究因,推勘决治……"故诊病拟方而一丝不苟,治寒热杂症必固本清源,对于贫穷病家皆不收诊金,且赠邓丹散膏丸,以解病者之急,深为民众所敬仰,赞声载道,名望日隆。加之道南虚怀大度,他推崇前辈唐石英(1976-1944)、汪松友医德医风;彼亦深得同道誉为"后起之秀",1936年被补选为休宁县(当年屯溪属休宁管辖)国医公会理事、后换届时道南被公推为休宁县国医公会理事长;受聘为屯溪中国银行既屯溪邮政局等单位的特约中医保健顾问。

    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道南医师偕屯浦中医程六如、毕成一等创办《新安医学半月刊》,向当年《徽州日报》社商借副刊版面,每月发表二期,藉以交流一府六县医药科技信息,选登新安先贤遗著、名医简况、中药研究、临证医案、民间验方及医药咨询问签,并着意新安医学史料发掘为主要内容。这对振兴当年淹淹一息的中医药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黄山市新安医学史上留下了珍贵史页。

    抗战初期,东南战场的京、沪、杭及沿江城市相继沦陷,数百机关单位和大批难民涌入山城屯溪,人口骤增至二十余万,山清水秀的卫生状况急剧恶化,传染病流行,道南医师日夜不得闲,每逢晴日要躲避日机轰炸,全镇商店及市民都要疏散到四乡避难,临近黄昏才返镇开市营业和恢复各项社会生活。在此期间道南医师携老带小疏散到阳湖乡下充村躲飞机,附近农村病家闻先生已到,都纷纷将病人抬来,扶来诊治;黄昏返回还淳巷医寓时,求医者皆躺着、蹲着在等候、门锁一启开,病人争相挤入大门就诊,总要忙到二更后才能吃饭歇息。

    是时,疟疾、疥疮流行猖獗,尤其是疥疮最折磨人,痒扰不宁,腥臭扑鼻,只要家中一人染上,全家都难幸免,失于治疗则成脓疱,破溃后脓血模糊,疼痛难熬。记得当年隆阜难童育养院里三百多孤儿都传染着脓疱疮,脓血粘糊,哭泣凄凄,而他们都是六、七岁至十余岁年龄,自己既不会清洗,保育员也忙不过来,当年皖南行署卫生科将抢治难童疥疮任务交给中医师公会负责医治。中医师们纷纷讨论,倘服用解毒清热水药内托,对儿童来讲很难接受,患者多至数百也难熬煎水药……于是道南医师采用硫黄为君药,佐以黄连苦参等研末过筛后,再用凡士林渗和拌习,配制成"硫黄软膏",亲临难童育养院示范,以浓凉茶洗净疱疮的脓汁血水,再涂搽上止痒杀疥虫的硫黄软膏……且再三嘱消毒后,还要在阳光下曝晒干;个别症重者,再辅以中药煎汁喂服,以收内外兼治之效。经如此施治三个星期后,难童们所患逐疱疮得以控制而逐渐痊愈。此后,城乡医师都仿照道南处方配制硫黄软膏,给病患者治疗脓胞疮及疥疮,疗效极佳,故当年人们称 "硫黄软膏"是生疮者的克星,并美其名曰"一扫光"。

    解放后,物转星移,党非常重视发扬祖国中医药学,制定了发展中医药政策,使濒临绝境的中医药事业如枯木逢春,道南医师的医术也得以重萌春华。

    1951年,道南医师积极团结屯溪市各冬中医师率先组织联合诊所,所扩展为屯溪市中西医综合诊所,在他和方泳涛、陆奕青、凌子云、邓全权等医师的倡议和积极力行,经上级批准,于1959年9月正式成立屯溪市中医医院。道南对中医院的筹建,多所擘画,热心奔波,任劳任怨,为全院同仁所赞许。建院伊始,该院落只设六人组成的院务委员会为医院领导机构,道南医师受任院务委员兼第二门诊部主任。尽管院务繁忙,为了培养后继人才,道南医师还认真负责地为中医大专院校学生的毕业实习和外院医生进修学习,进行带教指导;为让自己丰富的技术经验惠及更多病人,从六十年代初期起,先后授徒十余人,并责成自己子女继承家学。由于道南医师治学严谨,教授有方,他们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咸能刻苦有成,如今都是各科业务技术骨干,有的还担任了黄山市中医院行政和业务领导,使中医事业不断拓展,新安医学继承有人。

    "文革"期间,道南医师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在那样的境况下,他坚信党的领导,坚持为患者治病这两条始终格守不移,在被关"牛棚"时,有病人悄悄找他治病,他毫不推却,尽心为患者解除病痛,深受群众赞称,亦足以显出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道南医师一生尽瘁医事,唯以治病为己任,在花甲有五那年初冬,驻皖某军医院有位重病战士,患上疑难之症,曾经多家医院治疗未效,部队领导慕名屯溪中医院著名老中医程道南屡起沉疴之医术,遂派人邀请程老出诊。当时道南医师正患重感冒,却毫不犹豫,即上车赴部队诊治,谁料途中突然遭车祸,致使老人七处骨折重伤,急截拦车就近驶往部队医院抢救。当道南医师从昏迷中醒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急催将患重病战士抬至床前予以施诊。部队首长和医院领导请程老安心治伤要紧,他却表示救病如救火,先不诊治病人,自己绝难安心治伤!于是大家只得将那位战士用推车送到道南医师床前,经老人深思细察,详审四诊,辨征施治,经服二十余剂中药后转危为安,那战士病愈复员后还能结婚生育。而程老在部队攻院治伤的四十多天中,还为其他病人及职工、干部诊治120多人次病患,一时传为佳话。

    道南医师以其博古通今的岐黄功力和积六十年临床实践,终于成为一代名医,医术医德驰誉省内外,故此毗邻的苏、浙、赣、各省慕中求诊者不远千里而至,还有远至武汉、济南、北京、哈尔滨以及台胞的疑难重症都由亲人送来屯溪中医院(现为黄山市中医院)医治,有位南京肝病患者,经多家大城市医院迭治效微,特慕名来屯请程老诊治,病家为方便复诊,竟在华山宾馆长期包房住下,经两月精心治疗,病况转好,顽疾蠲除,病家不胜感激,此后经常来信致侯,成了医患知交。

擅治疑难杂症是道南医师所长,经他治愈的疑难病者不计其数,约略可记者,如徽州师专讲师宗某,自1987年5月患眼疾后,自觉眼底大片赤色流动,视觉模糊,反复发作,视力逐渐减退,最严重时几近失明。先后经屯溪、合肥、上海等地医院专家诊治及住院治疗,历时二年未见好转。1989年3月经友人推荐至道南医师诊治,他详询病史,细察脉象,四诊合参后,认为是肝肾阴志,阴虚火动,热迫血溢所致,于是选用滋养肝肾、清营宁络、降逆止血诸法施治,加减六次,服水药80余剂,诸症悉平,视力恢复正常,终获痊愈。苟非积学功深,虚灵玄妙,何能辨证说明,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道南医师七秩高龄,仍坚持每天早晨按时由沙洲新村住处,步行到医院上班。由于病人多,一坐就是整整一上午,没有歇息时间,对已经挂过号的病人,特别是远道而来的,他总是再迟也坚持看完,才起身洗手下班。工作量重,时间无规律,也影响了程老健康,七十五岁以后,年愈高休愈弱,多病缠身,经院领导的再三劝导,才退休在家调养休息。此时仍有不少病家找上门恳求赐诊。凡登门救治者,概应不拒,而且多是"义务"施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的台胞、桥胞慕名觅访,请予诊治,出手诊酬丰厚,程老总是坚辞不受。因此道南医师一生执著于事业,奉献于病者,不仅医术精湛,更兼医德高尚,堪称大医精诚。

    程老在杏林六十寒暑开拓中,不仅是继承和发扬新安医学的一代宗师,更是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爱乡梓的好医生,建国后曾为爱国卫生事业的创建做出积极奉献,五十年代被委任为安徽省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研究员、1986年,光荣赴合肥出席了"安徽省首批从事科技工作五十年专家表彰会"、1990年10月,经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管理局审查,确认道南医师为"全国五百名国家级著名中医学家"之一,此为程老终生殚精竭虑服务于人民医务工作所蕴结的硕果,亦为黄山市中医院医务工作者带来了激励和荣誉。斯人已去,医泽流长。

 

方泳涛医师的医德医术

汪行之 

    中医师方泳涛(1903--1979)安徽歙县人,幼随其叔父方乾九医师习医,学成后在屯溪柏树悬壶行医。屯溪中医院成立后,笔者和他是同事,对他的医德医术以及应事接物各方面比较了解。兹将他的事迹分述如下:

 

一、高尚医德

 

    作为一个人民医生,在党的卫生政策方针指导下,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为广大人民服务,是医务人员应尽的天职,医术固然重要,而医德尤应提倡。关于此点、方医师做得很好。他平日谦虚谨慎、待人和蔼,尤其关心病人,无微不至。除医院供应茶水外,每日上午开诊,他经常不受作息时间限制,特别是中午病员待诊,他看完工诊号才回家进午餐,这种"忘餐"精神,值得钦佩!晚上出诊,有请必到,真正做到待病人,急病先看,不分亲疏,不分等级,官民就医,一视同仁,数十年如一日,真是难能可贵!

    有一次榆村病人因高处跌仆导致小便点滴不通,慕名救治,他耐心说服病人,我是内科医生不谙伤科医术。这充分说明他实事求是,对病人高度负责,使人更加敬仰。

 

二、医术高超

 

    方医师行医五十余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远近病人来屯医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他擅长内、妇、儿科,对温病治疗,更有独到之处。他用中医四诊,八纲辨证,对症用药,随症治疗,药到病除,响如桴鼓。积数十年的临床经验,刊行《方泳涛医案》问世。

    综上所述,方医师医德、医术,达到"两高"境界,久为社会人干所景仰。他对病情,细心观察,明确诊断,谓之"明医"可也。行医年久,医名大振,谓之"名医"亦可也。他于1979年辞世,享年七十有六。我拘以联云:

望重医林,岂惟才德兼优,更有良方传后世。

年登寿域,讵料音容遽渺,频挥老泪器先生。